[转帖]唐詩雜論-類書與詩(作者:聞一多,发布:巴斯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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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的範圍是唐代開國後約略五十年，從高祖受禪（618）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權（660）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儀伏誅，算是強制的把“江左餘風”收束了，同時新時代的先驅，四傑及杜審言，剛剛走進創作的年華，沈宋與陳子昂也先後誕生了，唐代文學這才扯開六朝的罩紗，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們要談的這五十年，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　　

　　尋常我們提起六朝，只記得它的文學，不知道那時期對於學術的興趣更加濃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這一點。這時期如果在文學史上佔有任何位置，不是因為它在文學本身上有多少價值，而是因為它對於文學的研究特別熱心，一方面把文學當作學術來研究，同時又用一種偏向于文學的觀點來研究其餘的學術。給前一方面舉個例，便是曹憲、李善等的“選學”（這回文學的研究真是在學術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後一方面的例，最好舉史學。許是因為他們有種特殊的文學觀念（即《文選》所代表文學觀念），唐初的人們對於《漢書》的愛好，遠在愛好《史記》之上，在研究《漢書》時，他們的對象不僅是歷史，而且是記載歷史的文字。便拿李善來講，他是注過《文選》的，也撰過一部《漢書辨惑》，《文選》與《漢書》，在李善眼裏，恐怕真是同樣性質，具有同樣功用的物件，都是給文學家供驅使的材料。他這態度可以代表那整個時代。這種現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只把姚思廉除開，當時修史的人們誰不是借作史書的機會來叫賣他們的文藻——尤其是《晉書》的著者！至於音韻學與文學的姻緣，更是顯著，不用多講了。　　

　　當時的著述物中，還有一個可以稱為第三種性質的東西，那便是類書，它既不全是文學，又不全是學術，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東西，或是說兼有二者的混合體。這種畸形的產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種太像文學的學術，和太像學術的文學了。所以我們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學，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學和類書排在一起打量。　　

　　現存的類書，如《北堂書鈔》和《藝文類聚》，在當時所製造的這類出品中，只佔極小部分。此外，太宗時編的，還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後來從龍朔到開元，中間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瑤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廣皇覽》及《文思博要》）、《芳樹要覽》三百卷、《事類》一百三十卷、《初學記》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瓊林》一百卷、《筆海》十卷。這裏除《初學記》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內中是否有分類的總集，像《文館詞林》似的，我們不知道。但是《文館詞林》的性質，離《北堂書鈔》雖較遠，離《藝文類聚》卻接近些了。歐陽詢在《藝文類聚·序》裏說是嫌“《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的辦法不妥，他們（《藝文類聚》的編者不只他一人）���採取了“事居其前，文列於後”的體例。這可見《藝文類聚》是兼有總集（《流別》、《文選》）與類書（《皇覽》、《遍略》）的性質，也可見他們看待總集與看待類書的態度差不多。《文館詞林》是和《流別》、《文選》一類的書，在他們眼裏，當然也和《皇覽》、《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講，《文館詞林》的性質與《藝文類聚》一半相同，後者既是類書，前者起碼也有一半類書的資格。　　

　　上面所舉的書名，不過是就新舊《唐書》和《唐會要》等書中隨便摘下來的，也許還有遺漏。但只看這裏所列的，已足令人驚詫了。特別是官修的佔大多數，真令人不解。如果它們是《通典》一類的，或《大英百科全書》一類的性質，也許我們還會嫌它們的數量太小。但它們不過是《兔園冊子》的後身，充其量也不過是規模較大品質較高的《兔園冊子》。一個國家的政府從百忙中抽調出許多第一流人才來編了那許多的“兔園冊子”（太宗時，房玄齡，魏徵，岑文本，許敬宗等都參與過這種工作），這用現代人的眼光看來，豈不滑稽？不，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學的方法，而他所謂的文學，用這樣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對的。沈思翰藻謂之文的主張，由來已久，加之六朝以來有文學嗜好的帝王特別多，文學要求其與帝王們的身分相稱，自然覺得沈思翰藻的主義最適合他們的條件了。文學由太宗來提倡，更不能不出於這一途。本來這種專在詞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風，需用學力比需用性靈的機會多，這實在已經是文學的實際化了。南朝的文學既已經在實際化的過程中，隋統一後，又和北方的極端實際的學術正面接觸了，於是依照“水流濕，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則，已經實際化了的文學便不能不愈加實際化，以至到了唐初，再經太宗的慫恿，便終於被學術同化了。　　

　　文學被學術同化的結果，可分三方面來說。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為代表，另一方面是類書的編纂，可以號稱博學的《兔園冊子》與《北堂書鈔》的編者虞世南為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學本身的堆砌性，這方面很難推出一個代表來，因為當時一般文學者的體幹似乎是一樣高矮，挑不出一個特別魁梧的例子來。沒有辦法，我們只好舉唐太宗。並不是說太宗堆砌的成績比別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別人更甚，不過以一個帝王的地位，他的影響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經很明白的為這種文體張目過（這證據我們不久就要提出）。我們現在且把章句的研究，類書的纂輯，與夫文學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關係談一談。　　

　　李善綽號“書簏”，因為，據史書說，他是一個“淹貫古今，不能屬辭”的人。史書又說他始初注《文選》，“釋事而忘意”，經他兒子李邕補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見義”的地步。李善這種只顧“事”，不顧“意”的態度，其實是與類書家一樣的。章句家是書簏，類書家也是書麓，章句家是“釋事而忘意”，類書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這種說法並不苛刻。只消舉出《群書治要》來和《北堂書鈔》或《藝文類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鈔書，同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但拿來和《治要》的“主意”的質素一比，《書鈔》、《類聚》“主事”的質素便顯著格外分明了。章句家與類書家的態度，根本相同，創作家又何嘗兩樣？假如選出五種書，把它們排成下面這樣的次第：　　

　　《文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初唐某家的詩集。　　

　　我們便看出一首初唐詩在構成程式中的幾個階段。劈頭是“書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間的詩，中間是從較散漫、較零星的“事”，逐漸的整齊化與分化。五種書同是“事”（文家稱為詞藻）的徵集與排比，同是一種機械的工作，其間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別，沒有性質的懸殊。這裏《初學記》雖是開元間的產物，但實足以代表較早的一個時期的態度。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內，這部書的體裁，看來最有趣。每一項題目下，最初是“敍事”，其次“事對”，最後便是成篇的詩賦或文。其實這三項中減去“事對”，就等於《藝文類聚》，再減去詩賦文便等於《北堂書鈔》。所以我們由《書鈔》看到《初學記》，便看出了一部類書的進化史，而在這類書的進化中，一首初唐詩的構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來了。你想，一首詩做到有了“事對”的程度，豈不是已經成功了一半嗎？餘剩的工作，無非是將“事對”裝潢成五個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對聯，拼上韻腳，再安上一頭一尾罷了。（五言律是當時最風行的體裁，但這裏，我沒有把詞平仄算進去，因為當時的詩，平仄多半是不調的）這樣看來，若說唐初五十年間的類書是較粗糙的詩，他們的詩是較精密的類書，許不算強詞奪理吧？　　

　　《舊唐書·文苑傳》裏所收的作家，雖有著不少的詩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楓落吳江冷”是類書的範圍所容納不下的，其餘作家的產品不乾脆就是變相的書類嗎？唐太宗之不如隋煬帝，不僅在沒有作過一篇〈飲馬長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了的隋煬帝，和“南化”了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　　

　　甚至　　

　　鳥擊初移樹，魚寒不隱苔。　　

　　又何嘗是後者有過的？不但如此，據說煬帝為妒嫉“空梁落燕泥”和“庭草無人隨意綠”兩句詩，曾經謀害過兩條性命。“楓落吳江冷”比起前面那兩隻名句如何？不知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為太宗的度量比煬帝大呢，還是他的眼力比煬帝低。這不是說笑話。假如我們能回答這問題，那麼太宗統治下的詩作的品質之高低，便可以判定了。歸真的講，崔信明這人，恐怕太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並沒有留給我們那樣測驗他的度量或眼力的機會。但這更足以證明太宗對於好詩的認識力很差。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話，恐怕當日撐持詩壇的台面的，是崔信明、王績，甚至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藥一流人了。　　

　　講到這裏，我們許要想到前面所引時人批評李善“釋事而忘意”，和我批評類書家“采事而忘意”兩句話。現在我若給那些作家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的案語，我想讀者們必不以為過分。拿虞世南、李百藥來和崔信明、王績、王梵志比，不簡直是“事”與“意”的比照嗎？我們因此想到魏徵的〈述懷〉，頗被人認作這時期中的一首了不得的詩，〈述懷〉在唐代開國時的詩中所佔的地位，據說有如魏徵本人在那時期政治上的地位一般的優越。這意見未免有點可笑，而替唐詩設想，居然留下生這意見的餘地，也就太可憐了。平心說，〈述懷〉是一首平庸的詩，只因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還不曾忘記那“詩言志”的古訓，所以結果雖平庸而仍不失為“詩”。選家們搜出魏徵來代表初唐詩，足見那一個時代的貧乏。太宗和虞世南、李百藥，以及當時成群的詞臣，做了幾十年的詩，到頭還要靠這詩壇的局外人魏徽，來維持一點較清醒的詩的意識，這簡直是他們的恥辱！　　

　　不怕太宗和他率領下的人們為詩幹的多熱鬧，究竟他們所熱鬧的，與其說是詩，無寧說是學術。關於修辭立誠四個字，即算他們做到了修辭（但這仍然是疑問），那立誠的觀念，在他們的詩裏可說整個不存在。唐初人的詩，離詩的真諦是這樣遠，所以，我若說唐初是個大規模徵集詞藻的時期。我所謂徵集詞藻者，實在不但指類書的纂輯，連詩的製造也是應屬於那個範圍裏的。　　

　　上述的情形，太宗當然要負大部分的責任。我們曾經說到太宗為堆砌式的文體張目過，不錯，看他親撰的《晉書·陸機傳論》便知道：　　

　　觀夫陸機、陸雲，實荊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回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則深而雅，其義則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己。　　

　　因為他崇拜的陸機，是“文藻宏麗”，與夫“疊意回舒，若重巖之積秀”，“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的陸機，所以太宗於他的群臣中就最欽佩虞世南。褚亮在〈十八學士贊〉中，是這樣贊虞世南的：　　

　　篤行揚聲，雕文絕世；網羅百家，并包六藝。　　

　　兩《唐書·虞世南傳》都說，他與兄世基同人長安，時人比作晉之二陸，《新傳》又品評這兩弟兄說：　　

　　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　　

　　這樣的虞世南，難怪太宗要認為是“與我猶一體”，並且在世南死後，還有“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之歎。這虞世南，我們要記住，便是《兔園冊子》和《北堂書鈔》的著者。這一點極其重要。這不啻明白的告訴我們，太宗所鼓勵的詩��是“類書家”的詩，也便是“類書式”的詩。總之，太宗畢竟是一個重實際的事業中人；詩的真諦，他並沒有，恐怕也不能參透。他對於詩的瞭解，畢竟是個實際的人的瞭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華，不，是一種文辭上的浮腫，也就是文學的一種皮膚病。這種病症，到了上官儀的“六對”、“八對”，便嚴重到極點，幾乎有危害到詩的生命的可能，於是因察覺了險象而憤激的少年“四傑”，便不得不大聲急呼，搶上來施以針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