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戊戌政變真相（作者:高陽）

东施

清朝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公元一八九八，日本明治三十一）八月初六（西曆九月廿一日），當德宗雷厲風行推動新政之際。西太后突然出而訓政，第三度掌握政權、德宗被幽禁於西苑瀛台：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御史楊深秀，以及德宗左右，專門辦理新政的軍機章京，被稱為「四京卿」的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被斬（史稱戊戌「六君子」）。政變的原因，據說是譚嗣同策動袁世凱帶兵入京包圍頤和園，劫制西太后，而袁世凱回天津後，向西太后最寵信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榮祿告密;於是榮祿柲密進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擁護西太后出而訓政。此即是中外史家所稱的「戊戌政變」。



數十年來研究「戊戌政變」這一段歷史的。不知多少人;但似乎從沒有一個人能指出真相。同時亦沒有一個人能提出邏輯謹嚴、毫無矛盾牴觸的完整的說法。其原因可能是：

第一、這是一個極大的陰謀;而參預此陰謀的人如康有為等，在當時及以後二、三十年，人民國後步仍具有極重要的地位及影響力，他們或者保持高度的沉默;或者著書立說，刻意顛倒黑白。所以即使有人瞭解內幕，亦不敢揭發。



第二、當時記載此一事件的人，對於宮廷衝突、政治鬥爭的因果。要人之間的恩怨是非，以及國際知識缺乏深刻的瞭解，道聽塗說。以訛傳訛。研究戊戌政變的史家，各自引用能支持其論點的例證。以致形成了所謂「治絲愈棼」的混亂情況。



第三、國際上有許多錯誤的報告，為專家認為客觀可靠，以致研究工作誤人歧途。如當時日本情報人員報告，榮祿在八月初曾秘密進京，事實上至八月十二日為止，榮祿始終末離天津。因為當時入京唯一的孔道為蘆漢鐵路，而新聞事業則已相當發達，各報記者，均派有專人在車站記錄時人行蹤;以榮祿的地位，一言一行，均在記者注意之下;自伊藤博文於七月二十六日抵達天津。以至八月初五日袁世凱由京回津以後，有關天津的新聞極多，隨處皆可找出榮祿留津的證據。



第四、有許多極重要的史料，至近年始發現，如德國占領膠州灣期間，當國的翁同龢。與其主要助手張蔭桓之間往來的書札，可以充分證明李鴻章出賣國家利益，與戊戌政變的爆發有極大的關係，而以前不為人知。



第五、戊戌政變時，翁同龢已被逐回籍。研究工作者以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忽略了他的地位。以致翁同龢所遺留的重要史料，亦不被重視。



第六、最大的關鍵，在於袁世凱被迫做了有苦難言的偽證，而又以後來惡名昭彰，以至於他的《戊戌日記》，真實部分，不為人所採信;而誣指譚嗣同囑袁殺榮祿，帶兵入京，謀圍頤和園一節，則為史家視作鐵證。以此作為敘述戊戌政變之依據，或如建大廈於流沙之上，未有不傾圯者。



按：榮祿當時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下轄武衛五軍，袁世凱僅為五軍之一，在小站所練之「新建陸軍」，僅七千人。榮祿駐節天津，警衛森嚴；世凱如何能殺榮祿?即今能殺榮碌，其他武衛四軍。豈能任今袁世凱帶兵入京，而不加攔阻?即今不加攔阻，蘆漢鐵路行車指揮權，握在英國人手中。豈能聽命於袁世凱?即今聽命於袁世凱。得以運兵進京，但至京城南面，馬家埠而止，而頤和園在京城西北，警衛部隊則有步軍統領衙門之巡捕五營;由德宗死對頭端王載漪所掌握，由神機營改編的「虎神營」，以及頤和園護軍營等，豈能不節節抵抗?即今抵抗失敗，袁世凱能圍頤和園，兩太后尚未被劫制，手無縛雞之力的德宗必已先遭不測之禍。



於此可知，譚嗣同應不會作此建議，否則便是白癡。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無非申明德宗召見袁世凱時的面諭：「你跟榮祿各辦各事。」即是進一步討論如何練成一支可以不受榮祿節制。而效忠於德宗的新軍。至於袁世凱何以捏造此一段「事實」，當時實有危及其身家性命的不得已的苦衷。曾任我國駐日公使的汪榮寶先生，當時在京任職，習賦七律十三首詠其事，其中有一聯云：「杜周刀筆須深刻，陶侃戎衣竟寂寥。」陶侃，晉明帝時都督荊襄的大將軍，指榮碌;榮祿在政變前後，毫無動作，故云「寂寥」。杜周為西漢高級司法官，善於逢迎上官意旨。以法殺人。指當時刑部尚書出，身的大學士剛毅。此人只在殺譚嗣同等「六君子」的第二天，宣布罪狀的布告中，用了四個字。便能迫使袁世凱非作偽證不可。實在是「刀筆深刻」。



我之能揭發戊戌政變的真相，即是從掌握此一關鍵性的問題入手。戊戌政變是中日甲午戰爭的衍生物，而促使西太后幽禁德宗，殺「六君子」，重掌政權的戊戌政變之爆發，則為伊藤博文無意中觸發了握在西太后手中的引信之故。



壹、甲午戰爭以後中國政治權力的推移

一、 一個目的、兩種手段

甲午戰爭，中國大敗，朝野上下咸懷報仇雪恥之心。這一個目的是相同的;但手段與路線，則有兩種。



第一種是反求諸己，發奮圖強。為「帝黨」（德宗）的主張，以翁同龢、張蔭桓為領袖，高級知識分子多支持此一主張。



第二種是「以夷制夷」，為「后黨」（西太后）的主張，以李鴻章為領袖。實現此種主張的具體行動，便是李鴻章在聖彼得堡簽訂了「中俄密約」。但非常不幸地，李鴻章中了俄國財政大臣微德的圈套，由他的長子李經方經手，接受了，俄國的賄賂;此事千真萬確，〈羅曼諾夫報告〉記述甚詳，此外還有其他證據。



從此，李鴻章受了俄國的挾制。在戊戌政變以前，李鴻章被北京的外交界公認為「俄國在華利益的代理人」。但李鴻章在中央的影響力。自甲午戰爭以後。大為衰落;相對地，翁同龢與張蔭桓則逐漸形成政治上的中心勢力，尤以財政、洋務為然。



欲問此種政治權力推移的由來，必先瞭解西太后的心態。西太后天生是個「政治的動物」。她的政治見解，由於先後天的限制，不是最高明的；但她的政治手腕，在她以後的政治領袖。無一堪與比擬。因為她的性格中，有兩項與漢高袓相似的特性：第一：永遠不會以私人情感來影響她在政治上所認為正確的決定；第二。永遠知道她自己權力的臨界限度在何處。除比以外，她是一個平凡的婦人，跟民間一般富貴人家的老太太無異。她好虛榮，也好享受；重感情、重義氣，痛恨忘恩負義和不守本分。



西太后二十七歲守寡，與恭親王奕訢合作，在「辛酉政變」中掌握了政權;三十歲那年平定了洪楊，自以為功在社稷，享受園林之樂是她應得的報酬。所以在穆宗（同治）親政以前，便有修圓明園的計畫。及至穆宗崩逝，她迎立她的胞妹所出。醇親王奕◆的四歲之子為帝時。年已四十。光緒十年，五十大壽，本擬大肆慶祝，不幸而有中法戰爭，不便鋪張，引為憾事。而益寄望於六十大壽。



在德宗大婚、親政以前，西太后移用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決心交出政權。頤養天年，確實具有誠意。德宗（光緒）親政，為李鴻章與翁同龢所代表的官僚、文治兩派勢力推移的開姶，但因珍妃的關係，導致西太后與德宗母子失和;而珍妃的老師文廷式，被認為「離經叛道」，行止乖張、偏激，是守舊派官僚、宦官集團的公敵;亦為西太后所深惡，而翁同龢曲予優容，以致西太后對他的觀感亦逐漸起了變化。



德宗的老師翁同龢，是個孝悌君子。他平日教導德宗，強調「子孝母慈」，西太后對他一直有很好的印象;但從德宗親政，信任翁同龢以後，西太后對他開始不滿。原因在於：第一、過於將順德宗，不能守住輔之以上的立場;第二。不切實際，好唱高調;第三、缺乏知人之明，會引進危險人物。李鴻章一系的官僚及翁同龢的政敵，尤其強調第三點;以後便誣以引進康有為，成為翁同龢為西太后所逐的主要原因。



二、歸政以後的西太后

由於母子失和，西太后一改初衷。在德宗親政以後，仍舊干預政務：當然這也是「后黨」挑撥慫恿使然。這種干預逐漸強化，至她六十萬壽，也就是甲午戰爭時期，達到變相垂簾聽政的地步。德宗終於攤牌了;他透過為西太后所信任的慶親王奕劻，向西太后表示，如果不能讓他放手辦事，他寧願請西太后主持國政，不願擔負親政的虛名。結果西太后讓步；當然，相對地。德宗也提出了保證：第一、絕對尊重西太后;第二、特別重大的事故會報告西太后，請求同意。



因比，自光緒二十年十月，翁同龢入樞，十一月恭親王復起，仍領軍機處；二十一年正月，李鴻章罷直督，以與翁同龢司為「南派」政要的王文韶繼任;五月，與恭親王、翁同龢一直不和的孫毓汶退出軍機，政府完成改組以後，是翁同龢當政的時代。



貳、李鴻章與翁同龢

一 、李鴻章引狼入室

翁同龢當政後，倚張蔭桓為左右手。他的職銜是戶部侍郎兼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大臣；這個機關簡稱「總署」，為恭親王奕訴在咸豐末年所設立，其性質相當於美國的國務院;在政府中的地位，與軍機處同等重要。



總署大臣並無定員，但一直以親貴主持;辦事亦無定制，人人可管亦人人可以不管，權力的掌握，以各大臣的資歷及能力為斷。翁同龢當政後，總署的實權握在翁同龢及張蔭桓手中，不過有時在禮貌上要徵得恭親王及慶親王的同意而已。



李鴻章自歷訪各國及與俄國簽訂密約回國後，亦奉派為總理大臣。他在漢大臣中的資格居第一位，國際上的聲望很高，因此如有對俄交涉，他要插進來有所主張，是連恭親王都不能不容忍的。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農曆），德皇威廉二世，在俄皇尼古拉二世諒解之下，派遠東艦隊進占膠州灣;隨即借德國教士二人在山東曹州被土匪所殺為名，與總署展開交涉。



俄國同意德占膠州，包含著一項陰謀，是要借〈中俄密約〉中彼此互助為藉口，出兵旅順、大連;如果中國將鏐州灣租借給德國，俄國便可要求同樣待遇，租借旅大。翁同龢與張蔭桓洞悉陰謀。因而一方面奏請德宗命慶親王傳諭李鴻章。轉告俄使，說中國不願俄國因此而與德國失和，請俄不必出兵;一面與德國公使海靖積極交涉，達成六條協議。德國自膠州灣撤退;但俟教案結束後，中國另以南方一港囗租借給德國。



可是，作為「俄國在華利益代理人」的李鴻章，蓄意破壞中德協議，一再洩密於俄國駐華公使巴布羅褔;甚至在總署公然要求我國出兵「助華」;及至俄艦開到旅大後，並逕自電知旅大駐軍，為俄艦辦理補給。



結果是中國喪失了膠州灣與旅順、大連以外，還喪失了威海衛於英國。李鴻章在光緒二十三年十月至二十四年四月這半年中，扮演的角色是義務消防隊。但他在火場中所灌注的是汽油而非自來水。



當李鴻章與俄國公使接觸頻繁（甚至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五，他七十六歲生日那天，還夜訪巴布羅褔）時，翁同龢、張蔭桓決定奏請德宗降旨，不准李鴻章干預其事。奏稿已具，但以恭王不願予李鴻章過分難堪，而翁同龢又不能堅持。以致不果。從此李鴻章與翁同龢、張蔭桓進一步結下了不解之仇。李之防備翁張，有如防虎。



二、恭親王之死與俞同穌被逐

德宗自甲午戰敗以後，即有變法之心。至二十三年底終於下定決心。決心之形成，由於兩種影響，一是列強侵略的刺激;二是看了康有為所進之書，尤其是「日本變政考」，非常醉心於明治維新。



二十四年四月十日，恭親王奕訢薨。恤典極厚。相傳恭親王臨終時密諫西太后，翁同龢不可用。翁與恭王的關係一向密切，而有此遺言。西太后認為是真正效忠。她與恭王一度勢如水火，而在恭王歿後，極囗稱道，似乎傳言不虛。



其時廷臣紛紛上書，請求變法維新，於是翁同龢擬了一道〈定國是詔〉，其實乎淡無奇、勉士庶「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具體的措施，只是設立京師大學堂。所謂定國是者，無非從加強教育人手。



這道詔書頒布於四月二十三日。越二日，又有一道上諭，定於四月二十八日召見康有為。於是由刑部尚書協辨大學士剛毅、大學士榮祿策動，說服西太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四月二十七日，亦就是翁同龢生日的那一天，以硃諭將翁同龢開缺回籍。



剛毅與榮祿在西太后面前所強調的是：康有為是非常危險的人物，與翁同龢的關係密切;康有為所進之書，皆由翁同龢代為進呈。現在召見以後，必加拔擢，而軍機處自恭王去世，領班雖為慶王，但有名無實，翁同龢是軍機處實際上的領袖;如援引康有為為軍機章京大行新政。盡廢舊章，後患不堪設想。因此必須作釜底抽薪之計。



那麼，翁同龢與康有為關係是否密切呢?答案是否定的。翁同龢早期看重康有為，確是事實，但只是愛才的本性使然。及至看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以及聽到廣東的名士如李文田等人談起康有為的人品，便無往來。翁同龢的謹守禮法，與康有為的狂妄自大虛偽招搖。不擇手段的躁進，根本氣味不投。至於盛傳康有為受翁同龢的知遇。一方面是康有招搖攀附，思藉帝師以自重;一方面是翁同龢的政敵故意散布的謠言。後來事實證明：康有為已為守舊派所收買，頗有故意陷害翁同龢的嫌疑。



問題是：德宗與翁同龢誼同父子，同忍出此決絕的手段，而不為之一爭?此中又另有說法。



參、新政與新政府

一 、 西大后並不反對新政

一個合理的推測是：西太后曾向德宗提出一個條件：如欲施行新政，必當罷黜翁同龢。德宗接受了，但只是暫時接受。



因此自四月二十八日起，實施新政的上諭，源源不絕，西太后均未干預，不但翁同龢所主張的設立京師大學堂，改命協辦大學士孫家鼐主持，積極進行，甚至像禮部尚書許應騤等「阻撓新政」，滿漢兩尚書、四侍郎全部革職;以及京師裁撤詹事府等七個衙門;各省裁撤巡撫、河道總督、糧道等缺的激烈措施，西太后亦未加反對。當然，不滿的表示是會有的，但那是另一回事。



在此期間，既得利益者由於除舊布新，特權不保，很迅速地結成一條反對新政的聯合陣線。其中的首腦，不是在天津的榮祿。而是由翁同龢援引入軍機的剛毅。



二、胎死腹中的新政府

到得七月初。德宗的腳步似乎站穩了；一個新政府在醞釀之中。種種跡象顯示，這個新政府的搓動者，是德宗日見寵信的張蔭桓。由於這個新政府胎死腹中，所以在官文書中毫無記載，但在翁同龢的日記中，卻有強烈的暗示，新政府的領導者。將是翁同龢與張蔭桓，一主內，一主外。為此，被逐回籍的翁同龢與京寓函電交馳;六九高齡的翁同龢並於七月十七日冒溽暑，涉波濤，渡鄱陽湖至其姪江西藩司署理巡撫翁曾桂署中暫住;原因是利用電信的方便，一但復召，立即可由翁曾桂派人護送進京。如果在常熟原籍，照定制，須由江蘇巡撫轉知，諸多不便。但至七月三十日，翁同龢的日記只刪存「發京電」三字。然後黯然還鄉。因為京中將有劇變。好事不諧了。



肆、政變考實

一、西太后與榮祿的基本態度

以剛毅為首的反新政陣線，全力所追求是促成西太后復出，重掌政權。但西太后倦勤，不允；因為她不覺得德宗實施新政會威脅到她的作為太后的地位。她之有恃無恐，是由於：第一、罷黜翁同龢後，召王文韶入樞，而以榮祿督直、軍權在握，足資保障;第二、在翁同龢被逐那一天，發布一道上諭：「嗣後在逆臣，如蒙賞加品級及補授文武一品滿漢侍郎，均須兵摺謁太后前謝恩。各省將軍、都統、督撫、提督等官亦同。」她又控制了部分高級人事的考核權，如有危險人物被引進時，得以預作防備。同時，德宗每隔三五天，必至頤和園問安，面奏推行新政事項，足以表示德宗對她仍舊是尊重的。



西太后此時所充分信任的，只有一個榮祿;因此，策動榮祿來說服西太后。是必然有效的手段。不過剛毅並不熱中於此，因為如果榮祿出面來勸西太后。她必定以榮碌入樞為條件，那一來，剛毅就會被壓下去。熱中的是誰呢?一個監察御史叫楊崇伊。他跟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是兒女親家。他的兒子楊圻，字雲史。娶了李經方的女兒李國燕：有一女是李經方的兒媳。他們二人是雙重姻親。楊崇伊曾多次往來於京津道上，但榮祿不為所動。因為他以西太后的意旨為意旨；西太后無意於此，他自然要仰體她的老年頤養的心意。何苦勸她來受累？至於他自己。官拜宰相，手握重兵，身名俱泰；並不稀罕去當軍機大臣。



二、李鴻章大禍將臨

七月二十二日出現了一個變數，李鴻章奉旨退出總署，最後的一點實權也被剝奪了。 迫在眉睫的危機是：一方面翁同龢已在江西待命：另一方面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啟程訪華，盛傳德宗將重用客卿，而且事實上已有人作此建議。如果用伊藤，對李鴻章的聲望已是無情的打擊;而翁同龢、張蔭桓執政，李鴻章可能更有身敗名裂的大禍。因為必有言官追論膠州灣、旅大、威海衛之失的責任問題，極可能牽連到他受俄國賄賂的問題。果真到了那樣的地步，李鴻章除了自殺以外，幾乎無路可走。



因此，楊崇伊的活動，更為積極。在游說榮祿無效以後，楊崇伊擬了一個「為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局，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籲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萌」的奏摺，到頤和園請求軍機大臣王文韶、廖壽恆代遞。王廖二人看德宗朝綱大振，深恐因此被禍，婉言謝絕。但消息已經傳出，翁同龢知道狂瀾將起了。



三 、意外的轉機

就在楊崇伊到處碰壁之際。忽然出現了一個意外的機緣，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凱奉召人京。袁世凱的本職是直隸按察使，正三品，想升一階變從二品，可以戴紅頂子。便由袁世凱的至交徐世昌代為活動，花了四千兩銀子，買通署理禮部右侍郎徐致靖保舉他才堪大用。



其時參預新政「四京卿」之一的譚嗣同，正在籌畫培養能效忠德宗的武力;一看此摺，正中下懷，建議德宗召見袁世凱，加以籠絡。另一「京卿」林旭則主張重用董褔祥，但最後還是譚嗣同的主張勝利。德宗召見袁世凱以後，有一道上諭：「以侍郎候補。」侍郎是正二品，袁世凱自然喜出望外。消息一傳，徐致靖的姪子徐仁錄跟徐世昌說：「四千兩銀子是保升一階，現在升了兩階，你要補送謝禮。」結果搞得不歡而散，京中傳為笑柄。



由於袁世凱的進京，以及有譚嗣同夜訪之事，剛毅、楊崇伊便想到了一條妙計：這條妙計是散佈謠言，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康有為在策動袁世凱派兵，包圍頤和園，劫制太后。但是，這個說法，只能唬唬外行;騙不了平生閱軍事報告無數的西太后。因此。在西太后面前另有一種說法。



另一個說法是：康有為與張蔭桓已經跟日本講通了，由巡弋在大沽囗外的日本軍艦，派兵進京，包圍頤和園，劫制太后送上日艦。這個計畫要獲得伊籐博文的首肯；而伊藤博文的條件是，須德宗在他覲見時，親囗向他提出要求，才能照辦。



西太后有榮祿在，決不會怕袁世凱造反。但外國軍隊她不能不怕。而且朝鮮的大院君李罡應，便是這樣子被劫到中國，軟禁在保定蓮池書院，正是她垂簾聽政時候的事，印象深刻，確信這是日本軍辦到的。 八月初三，楊崇伊透過慶王，將請求訓政的摺子遞給西太后時，地也知道了此一「密謀」。當然，她不會輕信流言；必須證實。證實的時間、地點，便是八月初五在西苑勤政殿，德宗接見伊藤博文時。於是西太后出其不意，屆時到勤政殿去觀察動靜。



這就是說，西太后是否出而訓政，決定於那一刻。知道這個關鍵時刻的。只有極少的幾個人，其中之一是康有為。



四 、縱放康有為

康有為於八月初五一早出京，據其同年年底在日本所草的《自編年譜》云：「至暮百抵塘沽。即登招商局之『海晏』矣。以無稟不許搭餐房，乃入官艙，以其初六日四下鐘乃開，惡久滯船中。忽思另撘，客棧人嘖有煩言，挑夫亦重索償，逐運行李還人店。浴於浴室。至初六搭太古之重慶輪船，十一下鐘乃動輪。」



這是康有為撒謊。事實上，他最初搭的是新濟輪而非海晏輪;易船亦另有原因。據是年八月初十上海中外日報記載：「據本館另派妥友確棎云：前日順和進口。上海道派多人在怡和馬頭弔橋囗守候，另派人至船上搜拿康有為未得。至新濟到埠，又遣多人上船搜尋，亦未見。據買辦云：康在天津已搬行李上船，忽與同伴耳語，即仍搬行李去，云擬次日搭重慶輪至申。」同日該報又記載來自江海關道蔡鈞方面的消息云：「前日關道蔡觀察詢據新濟輪船買辦謂：康有為本擬乘該輪來申，已將行李發下，人亦上船，忽來粵人四人：與康耳語良久，復將行李運岸，大約改乘重慶船云。又接北洋密電，謂康已乘太古公司重慶輪船赴滬，當即照會英領事，請為簽字，以便屆時往該公司船上拘拿，領事不允簽字，將照會付還。」



顯然的，此「粵人四人」是來通風報信的。告知康有為：第一，西太后已決定出而訓政，首先會搜捕康有為;第二，巳與英國公使館洽妥，予以保護，囑其改搭英商太古公司的重慶輪。於是，八月初九下午，重慶輪至吳淞囗外，為英艦愛斯克號攔截，找到康有為，送到另一艘英商輪船，轉赴香港。



此為康有為乃反新政陣線的奸細的確據。至於明明先搭招商局新漕輪，而故意說是海晏輪，則以時未半載。如據實而言，新聞記者不難向新濟輪查得真相。這又是康有為心虛的另一確證。



伍、政變爆發以後

西太后是否出而訓政，決定於八月初五上午伊藤博文覲見德宗之時。覲見情形，日本《梅爾報》曾有記述;上海《昌言報》曾於九月十六日翻譯轉載。伊藤博文為侯爵，故賜坐座位在慶親王之次，以下為日本公使及伊藤隨員，問答分為兩段，前段為寒暄之語。後段才談到新政，德宗希望伊藤博文與總署大臣會晤時，將何者當興，何者當革，提出意見。而在前段談話結束之後，如此報導：「是時上與特立之某大臣耳語移時。」此「某大臣」，自然是張蔭桓。



再看張蔭桓在《驛舍探幽錄》中，和押解他的官員問答。官員問：「聞伊藤久已罷相，此次來華，係伊籐自來游歷乎?抑中朝召來議事乎?」他是如此回答：「噫！我之禍亦由於此。此次伊藤係自來遊歷。我因與彼有舊，至京時來見我，我遂款以酒筵。伊藤覲見，又係我帶領。時太后在簾內，到班時，我向伊藤拉（握）手，乃外國禮，兩太后不知。上殿時挽伊之袖;對答詞畢，又挽伊袖令出，就賜座，太后請見之，遂疑我與彼有私。及後有康結日本謀劫太后之說，太后愈疑我矣。」



這段話說得非常清楚，西太后之決定出而訓政，是因為「益疑」張蔭桓與伊藤博文把臂而行（挽袖），為敲定康有「結日本謀劫太后」的細節。殿廷深遠，語音難悉;德宗身弱。語聲低微，只數尺之外可聞，而伊藤發言，張蔭桓口譯。皆用英語，即今有所聞，西太后亦不知作何語。但目視所及，則一切跡象皆符合先人之言。這是剛毅、楊崇伊等人，根據可預見的情況，而精心的設計。西太后再精明。也夢想不到有這樣一個騙局。



陸、八月初六到十四日

八月初六政變正式爆發。至十三日殺「六君子」，十四日公布罪狀，逐日記事如下;相互參閱，疑竇百出，在在證明為剛毅一手安排的冤獄。



一、八月初六

1.西太后御西苑勤政殿，召德宗及親貴王大臣，痛責德宗，有「康有為叛逆、圖謀於我」之語。以德宗名義頒詔，請太后訓政，即日起在便殿辦事;初八率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禮。

2.步軍統領崇禮派兵赴南海會館及張蔭桓住宅搜捕康有為，康弟廣仁被捕。

3.康有為搭英商太古公司重慶輪脫逃。

4.下午，京中派人至天津搜捕康有為。

5.楊崇伊至天津，卸裝於佛照樓旅社，至督署拜訪榮祿，報告政變詳情。榮祿款以晚餐，邀袁世凱作陪。袁知訓政「自內先發矣。」

6.梁啟超避入日本公使館，由日本駐天津領事陪同。化妝為日本人，至天津搭日本軍艦赴日。



二、八月初七

1.北京至天津火車停開，但楊崇伊於下午二時專車回京。

2.西太后命軍機大臣擬拿辦康有為電旨，分電榮祿及上海道蔡鈞等。西太后閱後交德宗。躊躇久之，方始發下。

3.下午三點半。榮祿派道員王修植帶同英文譯員到塘沽知康有為所搭者為重慶輪，因派飛鷹輪往追。中途以燃料不足，折返。王修植於次日中午回津。



三 、八月初八

1.上午，崇禮派兵邀張蔭桓赴步軍統領衙門接旨，但候至晚上，並無消息，是夜宿於該處。

2.慶王宴伊藤博文。



四、八月初九

1.上諭：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到部治罪。諸人被捕後於次日解送刑部（楊深秀以抗疏為德宗不平而被捕）。

2.李鴻章宴伊藤博文。

3.康有為於下午二時在吳淞口外，為英艦接走。



五、八月初十

1.德宗稱病，徵醫。

2電召榮祿進京，直督由袁世凱署理。

3伊藤答宴中國官員，李鴻章在座。開宴時英國公使派祕書持函見日本公使林權助，言張蔭桓將處決，囑營救。林權助於宴後，深夜訪李鴻章，李言張蔭桓背叛（張蔭桓曾拜李為師），且為時急促，無計可施;林建議請榮祿於翌晨早朝時向西太后求恩。李明知榮祿尚未進京，佯為應諾，不以實告。



六 、 八月十 一 日

1袁世凱接印視事。

2康有為由滬搭英國商船赴港。

3上諭：已裁各衙門，恢復舊制。

4崇禮奏請欽派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被捕各員。奉旨派御前大臣。會同軍機大臣、刑部、都察院審訊，限三日具奏。

5又諭：張蔭桓聲名甚劣，惟尚非康黨，署暫行看管候旨。此外，官紳中難保無被康有為誘惑之人，朝廷政存寬大，概不深究。

6楊崇伊密奏，請派李鴻章署理北洋大臣。不報。



七、八月十二日

1上午八時榮祿專車進京，袁世凱等送行。抵京後，西太后兩次召見。

2.御前大臣等公推慶王主持審訊。

3俄國公使召集公使團討論中國政局，英、日兩使未被邀。



八 、 八月十三日

1清晨，慶王召兵部職方司郎中、總署章京陳夔龍及工部司官鐵良至邸。囑會同刑部審訊被捕各員，並囑開脫劉光第、楊銳。

2剛毅至刑部，提四京卿、楊深秀、康廣仁，世稱六君子者，口宣上諭：「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處斬，派剛毅監視，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壓。」隨即綁赴菜市口斬決。

3榮祿晉謁西太后。

4榮祿入軍機。

5軍機大臣裕祿出任直督。



九 、八月十四日

1宣布康有為罪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康廣仁、暢深秀等六人，「實係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悄節較重，難逃法網，倘語多牽涉，恐致株連，是以未俟覆奏，於昨日諭今將該犯等即行正法。」

2張蔭桓充軍新彊。

3袁世凱作日記，謂譚嗣同威脅其殺榮祿，帶兵圍頤和園。



柒、資料研判

第一、康有為之預知八月初五上午十時（巳時）為一西太后是否出而訓政的關鍵時刻，預先出京至天津等候消息，乃一不爭的事實。於此，我必須澄清為近代史家所誤解的一點：康有為自謂奉有密詔，雖早經證明不實，即便是自言奏摺可百達御前；以及德宗直接降旨於康，亦與事實全不相符。清朝上下溝通，有一定的管道。康有為本職為工部主事，差使為總署章京，並無專摺言事的資格;康有為籌報官報事宜，係交大學士孫家鼐負責，如六月廿二日上諭：「據廖壽恆面奏。嗣後辦理官報事宜，應今康有為向孫家鼐商辦。當經諭令由總理衙門傳知康有為遵照。」此為康有為不能直接上奏，以及德宗亦非直接降旨康有為的確實證據。八月初一百上諭：「諭內閣：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隸局，此時聞尚末出京，實堪詫異。」云云，是另一確證。上諭如為重大政務，必諭軍機處;辦官輟之事甚小，且已交大學士孫家鼐負責，故逕諭內閣;「命其」則為間接的語氣，情況極為明白。尤可注意的是「實堪詫異」一語，可知德宗對康有為的印象不深。如據康自言，如何經由譚嗣同、林旭的聯絡，君臣之間經常交換意見，則德宗何得有如此「實堪詫異」之語?



因此，可以下一斷語：康有為自編年譜中所謁「奏報於初四日起程出京，並開用官報關防」是假話。照規定手續來說，康有為出京籌辦官報，應該通知孫家鼐，但並無此記載。則康有為自記八月初五日「獨攜（僕）李唐於天未明出京，今幼博（康廣仁）帶行李，遲日乃出。」乃是悄然潛行。



第二、剛毅所設計的陰謀，完全是刀筆吏羅織人罪的手法，一經對質，必然原形畢露。按：事先既有袁世凱告密，謂譚嗣同說袁圍頤和園的傳言，則政變一爆發，譚嗣同應首先被捕，而譚此時川安全無恙。所以不即採取行動者，是因為剛毅在此時尚不能確定康有為究已脫險與否?否則康有為被捕到案，一經與譚嗣同對質，陰謀即將暴露。故非經飛鷹艦追及重慶輪，證實康有為確在此船上，並隔八月初八一天，估計康有為將抵上海。英艦接應，必可脫險時，方始於八月初九下今逮捕四京卿，以避免康有為到案對質。



第三、八月初十，德宗稱病徵醫，乃為端王覬覦大位，勾結剛毅、徐桐等，準備廢立的張本。西太后一看事態嚴重，因召榮祿進京：而以袁世凱署理直督，且正式接印，顯示榮祿將入軍機，位列首輔。此一變化，為剛毅所意料不到;深知局勢非他一個人所能完全控制了。



是年九月初九日，天津國聞報有一條消息，標顎為「一人剛斷」，內云：「北京訪事人來函云：清國八月初六日以後，一切反改守舊政策，在皇太后尚無成見，皆因各言官陳之於下，而軍機大臣剛毅一人主持於上，雖以榮中堂之見信於太后：亦不能與剛毅爭執。」一由此可見剛毅的擅專。在他的本意，榮祿既不主張訓政，而政變由他一手策畫成功，西太后亦必因此而嘉許，賦以軍機領班的地位。孰知西太后所信任者，仍為榮祿。剛毅作風，一向深謀遠慮，面面俱到；對於被捕諸人，只怕要遭遇「擒虎容易縱虎難」的窘境了。



四、到此時為止，西太后始終不知道剛毅有此包藏禍心的陰謀，否則不會在八月十一日頒發派御前大臣筆，會同刑部審訊，並限三日具奏的上諭。



此一上諭係根據崇禮的奏請而頒。在此以前，崇禮唯剛毅之命是從，但榮祿一到京，情況不同。當時除了極少數頑固的守舊分子以外，政府中人大多對剛毅的擅作威褔，敢怒而不敢言。有了榮祿作奧援，便有可為了。楊深秀、楊銳、劉光第等部是極受士林尊重的正人君子;為了營救這些人，乃策動崇禮上奏，派重臣公開審訊，即為對付剛毅擅專枉斷的有效手法。那知愛之適足以害之，因為此票是經不起考驗的，整個過程，漏洞百出，一經審訊，必將引起軒然大波，剛毅將會自召其禍。



為了自救，剛毅不得不下辣手，先滅口再說。雖有上諭，但可肯定是先斬後奏的矯詔。且不說先令嚴訊，復又不訊而立決。出爾反爾，為清朝從來未有之事：還有一項證據，是派剛毅監斬。欽命要犯行刑，定制由刑部右侍郎監斬;俟京畿道御史齎到「駕帖」，下令開刀。從無派本職大學士的軍機大出監斬之例;剛毅所以自己派自己，是怕刑右監斬時，犯人臨刑呼冤，監斬官必須出奏請旨，那一來就殺不成了。



口雖減了，但此案之為冤獄，天下皆知;剛毅矯祒之罪，吏為嚴重。倘或言路不服，翻起案來，剛毅欲辯無辭。因此他必須設法坐實了。確有「謀圍頤和園，劫制太后，陷害朕躬」這種謀反大逆的罪行，方能塞天下悠悠之口。



如何坐實呢?只有迫使袁世凱作偽證。因為此案中逃的逃、死的死，皆無可對證，但還有袁世凱在，他如果否認譚嗣同曾說過要他帶兵圍頤和園那樣的話，則全案盡翻。相對的，他如果承認有此事實，則唯一的活口，便成唯一的證人，無人可以指責他作了偽證。



於是，剛毅便輕輕加上了「糾約亂黨」四字；這個唯一的「亂黨」便是袁世凱。惝或袁世凱不作偽證，剛毅立刻便可從「糾約亂黨」四字上去追究，將袁世凱革職交刑部治罪。所謂「杜周刀筆須深刻」，便是指此而言。至於剛毅之不畏西太后責以擅殺之罪，則剛毅亦有話可以辯解，非此不足以顯示其「謀圍頤和園，劫制太后，陷害朕躬」之罪;如此罪不成立，太后即無出而訓政之必要。是則不殺此輩，太后訓政為無名。西太后有此苦中，也只好隱忍了。



捌、袁世凱〈戌戌日記〉的分析

袁世凱於八月十四日在大津督署，作〈戊戌紀略〉一篇，即後來公開發表的〈戊戌日記〉，全文約三千餘字。共分三大段。第一段記奉旨進京陛見的情形。第二段最長，亦為主要內容。即記八月初三譚嗣同夜訪。如何威脅其圍頤和園，殺榮祿；袁世凱如何虛與委蛇的情形。第三段記述八月初五請訓出京，至天津與榮祿相晤，及初六夜，榮祿相邀，見楊崇伊在座，「出示訓政之電，業已同先發矣」。以及榮祿奉召人都，「臨行相約，誓以死保全皇上」。



首先要指出的是：此記作於八月十四日。亦即宣布被殺諸人罪狀之日;很可能袁世凱是接到暗示，「糾約亂黨」四字機括甚深，須作偽證，方可免禍。但作偽證亦須有技巧，世間之事，有的要言之在先;有的只有問到才能說，不問便不能說。但真的問到才說，又嫌晚了：需要有「你如果問到，我早就說過了」的打算，才留有充分辯解的餘地。袁世凱作〈日記〉的動機，即是如此。因為剛毅居心叵測，倘或真的追究「糾約亂黨」之事，極可能被逮入京，那時這篇日記，便是極有力的辯護狀。



因此，袁世凱除了記死無對證的譚嗣同所作之語以外。其他皆力求真實。有些不經意的細節，事實上是在舉證。如初五請訓後，即赴車站，「候達佑文觀察同行」。達佑文即達以文，名達斌，是榮祿主管陸軍的幕僚。此表示袁世凱進京，有達佑文同行，行動是公開的。



初五日到津，訪榮祿時，「語末竟，葉袓珪入座，未幾佑文亦來，久候至將二鼓，不得間。只好先進晚餐。約以明早再造詳談。」葉袓珪原為海軍革職將領，此時充任榮祿主管海軍的幕僚，與陸軍無關，亦與袁世凱無關，所以不便再談內幕。



第二天上午，榮祿訪袁世凱，袁「以詳細情形備述，榮相失色，大呼冤曰：『榮某若有絲毫犯上之心，天必誅我。近來屢有人來津通告內情，但不及今詳之談。』予謂（袁自稱）：『此事與皇上毫無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藥而死耳。』」此段自表忠忱以外，兼為榮祿開脫，因前面有譚嗣同所說「榮某近日獻策，將廢立弒君」之語，故不能不照應到，否則將會累及榮祿。至於榮祿是否說過這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果真袁世凱被逮，訊以「糾約亂黨」之事，如由榮祿作證，他一定不能不承認對袁世凱說過這兩句話，否則，豈非榮祿真的有廢立弒君之心?



袁世凱署理直督，是否企圖真除，不得而知。但以裕祿為直督，袁世凱仍回小站練兵，這表示西太后並不以為袁世凱的處置得宜，應加獎賞，是則追究「糾約亂黨」的危機仍在，因而又作「自書戊戌紀略後」五百餘字，以明心跡。他說：「當譚嗣同等煽惑搆亂，離間兩宮，竟欲陷君於不義」時，「國之危機有三」，第二是：「設予稍露圭角。該黨必將害我，以其黨代之，內有悍徒，外有勁旅，何堪設想？」此必當時有人批評：既然譚嗣同有此逆謀，竟欲劫制太后陷君於不義，袁世凱即應正言申斥;何得虛言委蛇，約定在九月初德宗奉太后至天津閱兵時殺榮祿?莫非有觀望投機之心?以剛毅刀筆之深刻，即此一端，使可置袁世凱於死地，所以不得不辯解不能「稍露圭角」的苦心。至「外有勁旅」四字，含義相當深刻，就表面而言，他將「新建陸軍」練成一支勁旅，是自表其功;在反面看，無異警告剛毅，他有勁旅在手，如欺人太甚，應該考慮後果。



最後還有一段話，許多近代史學家，因為對於清朝的法制瞭解不深，輒多忽略。這段話是：「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計也。自書記後，並交諸子密藏之，以徵事而質諸詞。時在八月廿五日，書於小站營次。」明明道出，這篇記事準備留待對簿公庭之用。此案如果爆發，以前面所引的「一人剛斷」這段消息來看，連榮祿都救不了他;榮祿能救，則案子根本就不會爆發。但袁世凱之子卻可為父訟冤，程序是檢同這篇記事，其呈都察院請求昭雪。類此案例甚多，如前此的楊乃武案，後此的楊銳之子楊慶昶之繳呈德宗手詔（即康有為所謂「衣帶密詔」）請求昭雪案，皆循此程序辦理。



至於〈戊戌日記〉之行世經過，尤可玩味。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兩宮病劇，德宗實為慢性中毒而崩，如大臣臨視遺體，將顯示中毒跡象。相傳隆裕皇后（德宗之后）母家及德宗之弟醇王載灃，曾召開家族會議，決定出隆裕掩護德宗遺體，勿今大臣臨視，而以殺袁世凱為德宗報仇。及至載灃攝政，將執行此項決定，以張之洞力諫而止。至十二月，袁世凱以足疾開缺回籍。



不久，南通翰墨林書店有〈戊戌日記〉出版，來源是袁世凱最親信的私人張一◆，託人交翰墨林印行;自然是袁世凱所授意。



這個舉動很奇怪，如以為〈戊戌日記〉為機密文件。則不應出版;惝以為應該廣為流傳，則應在上海印行。但如瞭解袁世凱此舉亦是「以徵事實而質諸詞」，就不以為怪了。須知袁世凱雖以張之洞力救，暫得免禍，但難保將來沒有翻覆。欲加之罪雖何患無辭，而能致其於死的罪名。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太后。陷害朕躬」這一款。但戊戌日記中袁世凱力言與榮祿同心保全呈上;榮祿為攝政王載灃岳父，如追究此案，勢必要牽連榮祿，則載灃投鼠忌器，自然作罷。但如被逮時提出此記原稿，榮祿已歿，死無對證，可認為出於捏造。故必先出書，預留地步。另一方面，此案在袁世凱為極不名譽之事，自以不作宣揚為宜。南通雖為僻壤。卻以張季直的關係。時有冠蓋往來，見及此記者必然購讀，則一旦被逮，士大夫家多有此書，不難索取作證。



民國十五年，此記又由張一臂交有名詞人況蕙風，在他為《申報》所寫的專欄〈餐櫻廡漫筆〉中發表，日期是二月二日、四日、六日、八日。同年九月二日，張一◆致蔡元培函，說明以此記交況蕙風發表，「弟且曰：個中人物，只有南海（康有為），當為證明是非。而南海始終未有隻字相益。」張一◆的意思是希望康有為能說明真相根本無譚嗣同說袁世凱謀圍頤和園之事，但康有為能說甚麼?



記述至此，我要提出一個連康有為於地下，亦無詞以解的作偽鐵證。康有為《自訂年譜》，戊戌八月初六日條下：「乃囑譚復生入袁世凱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此為康有為信口胡說。



反至載灃攝政，康有為「上攝政王書」攻擊袁世凱說：「自逆臣世凱無端造出謀圍頤和園一語，陰行離間，遂使兩宮常有介介」云云，其意在辯白他並未說過「謀圍頤和園、劫制太后」的話，遂可諉之於袁世凱「無端造出」。但囑譚嗣同說袁勤王，已為康有為所承認；而譚嗣同對袁世凱如何說法，他並不知道，即不能謂袁世凱「無端造出」。



如假定確有康有為囑譚嗣同說袁勤王一事：則按諸情理，實非「圍頤和園、劫制太后」，不能成事。因為德宗其時如不住西苑，即住頤和園，如住園，則非劫制太后不能獲德宗;如住西苑，則非劫制太后不能使禁軍放棄抵抗。所以康有為並不能因為未明言「圍頤和園，劫制太后」，即可諉責。



退一步言，即今是袁世凱無端造作，亦是政變爆發以後的事，但〈清廷戊戌朝變記〉載：「八月初六下詔訓政，懿旨拿康有為。是日太后御便毆，召慶王、端王、軍機御前大臣跪於案右，皇上跪於案左，設竹杖於座前，疾聲厲色，訊問皇上。」全為指責康有為之詞，德宗「慄對日：『是因自己糊塗，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融試用西法，並不敢聽信康有為之法也。』太后厲聲怒曰：『難道袓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袓宗乎?康有為叛逆，圖謀於我，汝不知乎?尚敢回護也！』皇上本已魂飛齒震，竟不知所對。太后復厲聲問：『汝知之乎?抑同謀乎?』皇上戰慄對曰：『知道。』太后：『既知道還不正法，反要放走?』皇上即云：『拿殺。』」



德宗此時魂飛齒震。昏眩中語無倫次，對以「知道」實不足怪。於此，可以分析出兩點情況：

第一、西太后所聽到的「陰謀」，是康有為勾結日本，欲劫制太后，而非康有為勾結袁世凱。所以只說：「康有為叛逆、圖謀於我」，不及他人。



第二、康有為明明是剛毅放走，而在西太后面前，剛毅必謂是德宗預先示意康有為出走。而康有為一再強調「上欲保全我，故促我出京」，以為桴鼓之應。由此可知，康有為曾參預整個陰謀的設計。



總結

戊戌政變的整個背景，非常複雜，舊與新，滿與漢，官僚與知識分子，乃至還有國際背景的俄與英日，而一歸之於「后黨」與「帝黨」。



「后黨」的成員，各有圖謀，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都希望西太后出面訓政;深知對西太后有決定性影響者為榮祿，因而說服榮綠的工作，已進行了一兩個月之久。但榮祿不為所動，其原因有二：第一、仰體西太后倦勤，只求安然睡養天年的本心;第二、榮祿為八旗武官世家，袓父並皆陣亡，他本人受醇王的識拔，久典禁軍，鑒於甲申至甲午，李鴻章在北洋的貪瀆腐敗，翁同龢的鹵莽掣肘，人已想掌握兵權。



自翁同龢被逐，他出鎮北洋，成立武衛五軍，得遂所願，一意練兵，以期發抒抱負，並不願人掌中樞。而且，自同光以來，朝有大政，必先諮詢重要疆臣，所以榮祿雖在北洋，仍能參預大政。相反地，入掌中樞，並不能完全顧問軍務，則一動自然不如一靜。



及至德宗時實施新政的步伐越來越急，亦越來越大。內則有以翁同龢主內、張蔭桓主外，組織新政府的計畫;外則伊藤博文訪崋，新派主用客卿，而醉心明治維新的德宗極可能接納此議。



在此種情勢之下。最感威脅者有兩個人，一個是李鴻章，自七月廿三曰退出總署後，變成赤手空拳。一方面深懼翁張當國後，會清算失膠州、失旅大、失威海衛的責任問題;另一方面，伊藤博文此來，有試探組織日、英、美、中同盟，以對付俄國的可能性，俄國對此，必不肯坐視，將加重大壓力於李，破壞其事。但李已退出總署，無能為力，致陷於內外交迫的極大困境。



另一個是剛毅，他為翁同龢一手所識拔。亦叫翁的大力推荐，援引入樞。但以剛毅不學，常唸白字，為翁所呵斥。以此結怨，竟爾反噬。翁之被逐;出於剛毅媒檗，朝中益人皆知。如翁復起，剛毅豈能不懼報復?



因此，李鴻章與剛毅便有了一個相同的日標：阻止翁同龢復出。要達到這個目的，唯一的辦法是請西太后出而訓政。但既已歸政，又同能無故垂簾？是故即今西太后願意復出。技術上亦大成問題;如無必要的理由，英國、日本將起而干涉。引起嚴重的國際糾紛。此亦正是頗明國際情勢的榮祿所深不願見的情況。



何謂必要的理由?只有一個：德宗的作為，將有顛覆宗社之虞。但推行新政，方得列強贊許之際，不可能有任何重大危機發生。那就唯有一個理由了，太后的安全受到威脅必須出而訓政，保護自己。非此不足以服天下人心，非此不足以杜列強之抗議，亦非此不足以使西太后放棄優遊於頤和園的生活。於是造作「謀圍頤和園，劫制太后」的傳說，而適有袁世凱超擢，及伊藤博文訪華兩事，天助肖小，得以造作內外不同的兩種都以康有為為主謀的說法。對外，則言康有為勾結袁世凱;對內，亦即對西太后所說，是康有為勾結伊藤博文;而伊藤博文表示，需德宗親口一言，於是德宗召見伊藤之時，西太后親臨觀察。德宗與伊藤所語不可聞，但表面跡象，與西太后先被告知的「陰謀」大致相合。西太后因而作了訓政的決定。



這定一個異想天開、空中樓閣的設計、幻象欲使其不存在，唯一的辦法，是真實事物的映照，因此，剛毅預囑康有為離京，在塘沽等候消息。



政變既已成功，善後事宜須分別辦理。康有為勾結伊藤博文之說，只是騙西太后一個人，決不可洩之於外;因為伊藤尚在北京，一經詰問，真相畢露，且會引起國際糾紛。故先開脫張蔭桓，不作一案處理，而將誣陷的重點放在譚嗣同身上。



捉拿康有為的上諭，只說他「結黨營私，莠言亂政」，並不說他謀反大逆。逮捕張蔭桓、徐致靜及「六君子」的上諭，則連理由都不說。只是：「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治罪。」這是步步為營的手法，如一開頭便言「謀圍頤和園，劫制太后」，則舉國震驚，必不能照剛毅的計畫。逐步羅織，以至於殺人滅口。定故非俟同案中人，如康有為、梁啟超等分別脫險後，始能下逮捕張蔭桓等人的上諭，以避免對質。



榮祿入京，崇禮奏請派大員會審，漸有紙裡包不住火之勢，於是剛毅先斬後奏以滅口。但被殺者有言官二人，其事異常嚴重;乃誣以「謀圍頤和園，劫制太后、陷害朕躬」的大罪；而既已交審，復先處決，理由是「倘語多牽涉，恐致株連」，又出於硃諭（皇帝親筆）的形式，暗示德宗恐累及自己，故殺以滅口。刀筆之深刻，實所所罕見。



但如此大罪，試問證據何在？則以「糾約亂黨」四字，脅迫袁世凱作偽證。袁為自保計，作〈戊戌日記〉以為如果被逮，留脫罪之餘地。



整個政變的關鍵時刻，在八月初五上午十時;而關鍵人物則為西太后與伊藤博文，都在無形中作了剛毅的傀儡。伊藤地下有知，必深悔有此訪華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