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说清朝的“文字狱”

东施

据民间传说，有一次，雍正皇帝微服出游，到一家书肆里看书。那时，正当微风习习，吹得书页地翻动不已。一个书生见景生情，出口成章地吟出了“消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的诗句。雍正一听，认为这是意含讽刺，这“清风”不就是指清朝吗？建立清王朝的满洲皇族，以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地位，夺得了全国的统治权，所以最怕汉人起来反抗，最忌人说他们浅薄少文。于是，皇帝下了一道圣旨，便把那个可怜的书生砍头了。



    象这样由于吟诗、作文触犯了当局而招致灾祸，被遗入狱，甚至被判死刑、戮尸枭首的案件，历史称为文字狱。



    文字狱古已有之。而在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案件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那时、封建统治者动轨指斥人们“语含怨望”，“狂悼讥刺”，罗织种种罪名，大���文字之狱。揭发检举此类案件者有功，隐瞒不报或办理不力者有罪。一时告密诬陷之风大盛。有些人牵强附会，断章取义，告密邀功；有些人挟嫌诬陷，凭空捏造，以报私怨。文网密布，冤狱迭起，文人士子人人自危，惟恐一不小心，陷入罗网，或是受到株连，祸从天降。所以，那时提及文字狱，就会今人谈点色变。正如诗人龚自珍《咏史》一诗中所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清代的文字狱是导致“万马齐暗”的政治局面的一个���要原因。



    此外，清政府利用编书的机会，大量查禁图书，销毁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凡是不利于清朝的，或是触犯了他们的忌讳的，都要加以删除和窜改，或是大量地进行销毁，甚至连宋代的书写到抗金的，明代的书写到抗元的，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单是在浙江省，从乾隆二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就进行了二十四次大规模的检查和销毁。全国范围内列入全毁的书目有二干四百多种，抽毁的书目有四百多种，销毁的总数在十万部左右。



    禁止大量图书，禁止文人士子会盟结社，不准聚众讲学，这些办法还不足以窒息反清思想。清政府初期为了镇压汉族知识分子，控制言论，压制排满思想、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必然要采取更加残酷的暴力手段。文字狱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下，作为加强专制统治而兴起的。



    清代的文字狱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愈演愈烈，前后一百多年，有案例可查的大小案件不下一百起。在这些案件中，被判处死刑的有二百多人，受到株连而被判处各种刑罚的更是不可胜数。文字狱的“罪犯”，既有政府的官员，也有各阶层知识分子和平民，上至朝廷大员(包括个别的满洲贵族)，下至一般生员、乡愚迂儒，以及江湖术士、轿夫、船工等等。在清朝前期，大体上说来，随着政治形势的演变，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下降，文字狱打击的对象也随着发生变化。在康熙、雍正年间，主要打击汉族上层分子和政府官员。目的是镇压反清力量，排除政府内部的异己势力。而到了乾隆年间，则主要打击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同时也株连到各级官员。乾隆帝为了进一步压制反活力量，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变本加厉地大兴文字狱。正是在编纂《四库全书》，大肆宣扬文治之际，文字狱也达到了高潮。乾隆十九年至四十八年的十年间，就发生文字狱近五十起。



    早期最大的文字狱案件，是庄氏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都是由于编写当代的历史而招祸的。可看作是一次有意识的小题大作，其目的是给有反情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一个暴力的威胁。而雍正年的吕留良、曾静之狱，算是清代文字狱中唯一的谋反案件，它既有理论，又有行动。当然，这个反抗的力量是十分微弱的。



    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文字狱高潮已经过去，还发生了所谓《笃国策》案。湖南省未阳县六十九岁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及第。他平时经常替别人代写词状，又把道听述说的传闻和成语故事之类，拉杂地拼凑出一部“著述”，题名为《笃国策》，准备写成以后上京城去投献，以求贷得一官半职。因为这本书上写了批评捐官制度的意见，这就成了“妄议胡政”，照例应当凌迟处死，子孙都要处斩。不过当时已经逐渐放宽对文字狱案件的处理，乾隆皇帝认为贺由于科举不中不满，写那些文章只是发发牢骚而已，还不是肆意悖逆，于是“从宽”改为斩决，子孙免罪。



    如果翻阅清朝的书籍，就会发现有些书大多写著“钦定”、“御制”的宇样，那是经过皇帝审定或其本人写的，它所代表的是官方的思想。譬如，清初竭力宣扬程朱理学，以致形成了一种风气，“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这就是说，要以朱嘉的思想来指导一切言行。谁若是反对这个官方的统治思想，谁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文字狱又成为思想统制的一种手段。



    清朝的法律有这样一条规定：不许秀才们对国家大事提出任何建议，否则就算“违制”，不但要革除生员资格，还要受到惩罚。可是，凡是献计献策的生员，难免要议论到朝廷的政策，批评官吏的行为，提出某些建议，这就必然违背这—规定。于是，轻者革职，重者处斩，或是“立毙杖下”。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印行的《康熙字典》，不仅是奉旨编纂的，而且以康熙年号命名，足见政府对它十分重视。可是有个书生王锡侯竞敢批评《康熙字典》，说它收字太多。难以贯穿。他自己编刻了一部《宇贯》、意是说，这本书可以用字义把零散的字贯穿起来，正好弥补了《康熙字典》不足。此案一发，甚至连累两江总督受到降级的处分。江西省的布政使、按察使也受到株连，被革职治罪。其实，王锡侯写《字贯》是想贡献自己一得之见，想不到竞落得这样的下场。



    可见“钦定”、“御制”的官方思想是不准批评的。即使是单纯学术见解不同，也会被加上种种罪名。特别是当学术见解与政治观点有关的时候，更容易被当作“妄议朝政”而陷入文网。



    由于乾隆时代社会趋向稳定，文字狱引起挟嫌诬陷，株连亲故，造成人人自危、上下猜疑，这对于巩固满清统治秩序并不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调整了以往的政策，延续一百多年的文字狱，在乾隆后期终于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