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吴其昌之名,在我主要是由于梁启超的缘故。二十年前读《饮冰室合集》,见梁氏晚年讲学清华,文稿常由吴氏记录整理,故对其人印象颇深。嗣后,编《追忆梁启超》一书,除收入吴撰写的《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与《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二文外,又仔细阅读了其绝笔之作《梁启超》。当时对吴氏扶病为其师做传、交稿一月即遽归道山的至行十分感佩,《后记》中特申敬意,称:“将生命的最后时日奉献给自己的导师,得学生如此,梁启超应该很满足了。”也因此,就我而言,吴其昌的名字总与梁启超相系连。这对于吴氏显然不公平,但经由此例,却可以让我们窥见教育转型期师弟关系的动人处。
作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吴其昌自有其独到的学术贡献。吴氏出生于1904年,为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提到这个地方,世人最先想起的很可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多情诗人徐志摩,而吴本为徐之从表弟。只是,论家境,吴远不逮徐,16岁以前即遭遇父母双亡。几乎所有的吴其昌传文中,都会有“家愈贫而学愈力”一类的表言,这对于“五岁知书,十岁能文,乡里称为神童”的吴氏而言,其结果有二:一是因“家贫不能多得书,就里中藏书家借读,寝馈不释卷,以是成就特早”;一是因读书“或夜以继日,或坐以待旦”,“而体质亦弱”(方壮猷《吴其昌教授事略》及胜利出版社编审组《梁启超·作者小传》)。
1921年,17岁的吴其昌进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研治经学及宋明理学,由此开始其学术生涯。三年后毕业,即赴广西,任容县中学国文教员,后转至天津周家做西席。于此间闻知清华学校开办研究院,“国学门”首次招生,吴即报名应考。招考情况亦颇值一提。按照台湾学者苏云峰的概述,其考试程序及内容如下:
第一届考试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考“普通国学”,用简单的问答
体,注重普通常识。第二阶段考作文一篇,限二小时。第三阶段为专门学科,
原定经学、史学、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外语(英德法文择一)、自然科学
(理化生物择一)、普通语言学八门,考生任择其中三门作答。后为减轻难度,
仅以经学、史学和小学三门为范围。(《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十章)指定的参考书分别为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学),刘知几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史学),以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小学)。此次招生共录取学生33名,吴其昌以第二名考中,成绩骄人(见戴家祥《怀念英华早谢的吴其昌同学》)。
1925年9月9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开学典礼,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先后到校任教。各位教授有不同的指导范围,如梁启超负责诸子、中国佛教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与中国文学诸学科。而吴其昌此前已撰成《明道程子年谱》、《伊川程子年谱》、《朱子著述考》、《朱子全集辑佚》等初稿,故择定“宋代学术史”为研究题目,由梁启超担任指导教授。二人因此缔结的师生缘,无论对于梁还是吴的学术生命,都极其珍贵且意义深远。
于专题研究之外,吴其昌也选修了王国维先后开设的“古史新证”、“《尚书》”、“古金文字”等课程,并分别整理、撰写成讲授记。梁启超主讲的科目则是“中国文化史”与“读书法及读书示例”,吴随班听课,收益良多。其担任梁启超的记录之役,即始自1925年11月梁之讲演“读书法”。从此以后,梁氏多篇演讲稿均经其手而成文。
读书期间,吴其昌也与几位研究院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了“实学社”,创办了《实学》月刊,以“发皇学术、整理国故”(《本刊启事》)为宗旨。该刊总共出版六期,每期均有吴文发表。第一年课业结束时,国学研究院议决给予成绩优秀的16名学生每人百元的奖学金,吴其昌也在其内。
1926年6月,清华国学研究院首届学生毕业,经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与李济四位导师会同评议,将毕业生成绩分列甲、乙、丙三等,吴其昌为甲等第四名。而在“研究院毕业学生成绩一览表”中,吴也以完成篇目最多而引人注目,计有宋代学术史(天文地理金石算学)、谢显道年谱、朱子著述考、三统历简谱、李延平年谱、程明道年谱、文原兵器篇七种。
按照《研究院章程》规定:“学员研究期限,以一年为率,但遇有研究题目较难,范围较广,而成绩较优者,经教授许可,得续行研究一年或二年。”吴其昌以此机缘,得申请留校一年,仍以“宋代学术史”的专研题目,列于梁启超门墙。
在1926年秋季开始的新学年中,梁启超讲授了“历史研究法”与“儒家哲学”两门课,另外又在燕京大学以“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为题做专门讲演,吴其昌参与了后一讲稿的记录工作。王国维则在清华研究院教授“《仪礼》”与“《说文》练习”,吴于前课也撰有讲授记。追随两年,浸淫既久,梁、王二位导师的学术路数自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同学方壮猷记述吴氏此段学历,称其“从海宁王观堂先生治甲骨金文及古史,复从新会梁饮冰先生治文化学术史,备受二先生之奖掖”(《吴其昌教授事略》),可谓言之亲切。
而对吴其昌来说,得益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不只是学问,也包括了人格的涵养。导师们的言传身教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却长久地存留在学生们的记忆中,以至形塑了其一生品格。十余年后,吴其昌曾在《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的演讲中,充满感情地追忆这一段师生情缘,至今读来仍令人神往:
时梁任公先生在野,从事学术工作,执教于南开,东南两大学。清华研究院院务本是请梁任公先生主持的。梁先生虽应约前来,同时却深自谦抑,向校方推荐先生(引者按:指王国维)为首席导师,自愿退居先生之后。……先生应聘的第二年春间,研究所正式开学。这时的盛况是使人回忆的:除了先生和梁先生外,同任导师及讲师的有陈寅恪先生和赵元任先生及李济、马衡、梁漱溟、林宰平四先生。陈先生那时曾经写过一副开玩笑的对联给我们,文日:“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这是暗指梁王二先生以嘲弄我们的,(引者按:梁启超乃康有为弟子,王国维曾做过清废帝溥仪的师傅。)平常每一个礼拜在水木清华厅上,总有一次师生同乐的晚会举行。谈论完毕,余兴节目举行时,梁先生喜唱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先生往往诵八股文 助兴,如今,声音好象仍在耳旁,而先生却已远了。如此融洽的氛围,确可达到研究院初始所设定的目标:“教授学员当随时切磋问难,砥砺观摩,俾养成敦厚善良之学风,而受浸润薰陶之效。”(《研究院章程》)
这一亲身感受,更加以1927年暑假前梁启超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必然深植于吴其昌心灵,令其永生难忘。由周传儒与吴其昌合作笔记的《梁先生北海谈话记》,是一篇失收于《饮冰室合集》的梁氏晚年重要文稿。据吴氏页首题记,梁“每于暑期将近时,约同学诸君作北海之游,俯仰咏啸于快雪浴兰之堂,亦往往邀名师讲学其间”。此次因所约友人未能前来,梁遂自己担纲,阐述了其对于现代教育体制的反省以及由此抽绎出的梁本人的教育理念。
梁启超不满于“现世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因此在谈话中反复表达了将“道德的修养,与智识的推求,两者打成一片”的企望。不过,因其时梁正执教清华,故批评的重心也落在偏重知识教育的一方。梁自言就任清华本是有相当抱负而来:“我颇想在这种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具体说来,即是“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作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这种以新式学校清华做教育理想“试验场所”的想法,受制于内外条件,成绩相当有限。但让梁启超多���感到安慰的是,他“终已得了几个很好的朋友”,这其中原是包括了吴其昌在内的几位关系密切的学生,梁启超对他们寄予了极大期望。他将自己的讲演归结为两点:
(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
(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这既是梁启超来清华寻求同道以改造现代教育弊端所持的准则,也代表了其对弟子们的最高期勉。
这篇谈话最终是以“朋友之间,最好是互相劝导切磨”的教诲结束的,只是,出自梁启超之口,其说也极富感情色彩:我情愿吾们同学大家以至诚相待,不忘了互相改造与策勉,亲密到同家人父子兄弟一样,那是何等痛快!因为朋友是很难得的,日后散了,回想当时聚在一起做学问的快活,是不能再得的了!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一段时光,日后也确实成为了一众学生享用终生的精神财富与学术资源。吴其昌1928年毕业后的经历即为明证。
其实,由于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当年秋后,梁启超养病天津家中,清华研究院已显得寂寥了许多。受到导师赏识的吴其昌也自此时起,追随梁氏左右,住居梁家,协助处理文案。次年,因梁启超的举荐,吴氏受聘南开大学,在预科教授文史,由此走上高等学府的讲坛。
1929年1月,梁启超病逝。9月9日,梁之灵柩安葬香山墓园时,吴其昌代表清华大学研究院全体同学在墓前致辞。出自其手的祭文满含对导师遽尔去世的悲痛,深情忆述了往日师弟间其乐融融的问学情景:
忆我初来,稚态末榷。如拾土芥,视天下事。泼渖疾书,一文万宇。古杰自侪,时贤如沫。读未盈卷,丢卷思嬉。清华芳树,故解人媚。况有晚风,往往动袂。华灯初上,新月流睇。呼其朋雠,三四为队。师家北苑,门植繁李。率尔叩门,必蒙召趋。垂诲殷拳,近何所为?有何心得,复有何疑?激治考证,得
证凡几?群嚣杂对,如侩呼市。画地指天,语无伦次。师未尝愠,一一温慰。亦颇有时,伸手拈髭。师居慈母,亲我骄儿。虽未成材,顾而乐之。此一时也,而如隔世。
文中的“我”虽应是复数,但充溢其间的分明是吴其昌本人的肺腑之言。其忧心国事与“誓不自暴,蟊竟师志”的墓前誓言,也无一不与梁启超最末一次同清华研究院学生北海相聚的谈话交相呼应。
梁启超辞世的第二年,吴其昌即离开南开,转任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随后爆发的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又令其忧愤中烧,寝食难安。当国难日深之际,抱着书生救国、义无返顾决心的吴其昌,毅然于1931年11月20日,与其弟、燕京大学学生吴世昌以及妻子诸湘一同绝食,要求抗日,从北京到南京,先后向张学良与蒋介石请愿,并哭谒中山陵。其在孙中山灵前宣读的《昭告总理文》慷慨声言:
此后如蒋主席张副司令果能实践前诺,毅然御侮,是不愧为先生肖徒,尚望先生在天,明神佑之。如蒋中正张学良背言卖国,或食言误国,是甘心为先生之罪人,尚望先生在天,明神殛之!(吴令华《吴其昌、吴世昌兄弟南京哭灵》)
吴氏兄弟、夫妇绝食四日之举震动全国,其后声援与继发的请愿活动纷至沓来,民众抗日救亡的激情进一步高涨。而因“合门绝食…‘名倾天下”(王蘧常《吴子馨教授传》)的吴其昌,却很快被清华大学解聘。1932年起,吴转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此前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期间已然开启的研治甲骨金文之学的路向,至此愈发凸显,诸如《殷墟书契解诂》十卷、《金文历朔疏证》五卷、《金文年表》三卷、《金文氏族疏证》六卷、《金文世族谱》四卷、《金文名象疏证》四卷相继完稿;此外,吴氏还撰写了有关音韵训诂、目录校勘、土地制度等方面的专题论文、论著多种。其在武大所开课程有“古代文字学”、“商周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以及“宋元明清学术史”,同样能够见出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导师的学术流脉。时人认为,“吴其昌研究学术,继承了王国维先生的衣钵;发为文章,则一秉梁启超先生的文心”(吴令华《沸血胸中自往来——追忆父亲吴其昌教授》),固然不错;但梁氏对吴的影响实远超出文章之外,除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治学兴趣的广博上,吴也颇有乃师之风。
梁启超生前撰著、讲学不辍,曾有名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梁思成等《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吴其昌也一如其师。1938年,武汉大学因抗战西迁至四川乐山,生活艰苦,原本体弱的吴其昌又染上咯血症。时为同事的方壮猷记其“常于吐血之后,发炎之际,工作不辍,偶或晕倒,而稍息即强起工作如常。家属友好有劝其节劳静养者,辄以‘国难严重,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为辞”,方因此许为“实一热血沸腾,而不及自计之爱国志士也”(《吴其昌教授事略》)。吴其昌尽力于抗战事业又不止于讲学与著作,据吴女令华回忆,她还曾读到其父的一通电报稿,要求带领妻女,一同上前线抗日。
当1943年,胜利出版社为发扬文化传统、凝聚民族精神,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时,特邀吴其昌承担《梁启超》一题的撰著。既感师恩,又以民族文化建设为己任,吴其昌因此不顾病势沉重,慨然应允。无锡国专同学王蘧常曾记其写作情景:“临命前一月,尚应当事约,作梁任公传,都五十(“十”疑为衍字)万言。力疾从事,气若不属,屡作屡辍,终至不起。”(《吴子馨教授传》)此语虽简要得体,终不若吴之自述详确感人:
其昌受命奋兴,时病正烈,学校正课,至请长假,而犹日日扶病,搜集史料,规画结构,创造体例,起打草稿,虽在发烧、吐血之日,亦几未间断,其事至苦,……近两月来,几于日夜赶撰此稿,朋友劝阻而不果。(《致潘公展、印维廉书》)
潘公展、印维廉二先生嘱撰《梁启超传》,十二月中旬开始动笔,一口气写五万字足,直至一月十九日,始告一段落,身体太弱,写四五天必须睡息一天,辛苦!辛苦!(《致侯塄书》)《梁启超》上册于1944年1月19日封笔,一个月后的2月23日,年仅40的吴其昌即在乐山病逝,自言“冀少酬先师任公知遇之厚”的这半部传记,出版时已成为吴氏的遗著。因此,书稿印行时,也与同一系列的诸作不同,为表哀悼,卷首特别冠以由“胜利出版社编审组”署名的《作者小传》。
吴其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的《梁启超》虽仅成上篇,仍足以显现其学术精神。他自认“本书为其昌呕血镂心之著述,虽片言只字,未敢稍苟”,其写作也“正因负责、确实、认真三义坚守不渝之故,乃至误期”(《致潘公展、印维廉书》)。
而展读该书,又可以发现,吴作明显沿用了1901年梁启超著《李鸿章》所开创的现代评传做法。由于梁氏认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李鸿章,序例》);以此,《李鸿章》一书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对于李氏生平的记述也处处关合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梁启超运用娴熟的传记章法,经由其在清华研究院讲授“历史研究法”的耳提面命,其中精义“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周传儒、姚名达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第一章),也为吴其昌所心领神会。尤其在为导师做传时,吴氏更自然而然秉持梁氏遗意。其书现存三章,分别题为“一世纪来中国之命运”、“亡国景象与维新初潮”以及“维新的失败与革命的成功”,一一对应着“从鸦片战争至梁氏诞生的前夕”、“从梁氏诞生至戊戌政变”以及“自戊戌变法至梁氏亡命”的副题,明显体现出将1898年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与传主梁启超的个人史相绾合的立意。
蒿目时艰,吴其昌炽热的救国情怀也在《梁启超》一书中层露无遗。在为梁启超登场所作的时事铺垫中,吴氏也特于结尾处设置了“暴日蓄志亡华的深心”一段论说,揭出早在明治之前,日本的维新志士即以吞并中国为日本强大的国策。而吴氏1942年发表的《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与《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无论是写作心境还是叙述思路,均与《梁启超》一传相通。二文所勾勒的梁氏日本观之转变,如何从“戊戌亡命日本时��“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到“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以及作者不断提示的梁对日本的警惕,放在抗日战争的特定背景下解读,才可以得到准确的理解。
与吴其昌结交甚早的王蘧常描状其形象为“长身瘠,一目视不能寸,削颚,有文如龟裂,常自虞不寿,无所成名,以此学益奋”;又称其“长好辩论,卓诡出人意,然必以正;矜气不肯下人,然能服善;遇事激昂僵仆无所辟”(《吴子馨教授传》),可谓传神写照。关于最末一点,其女吴令华有一段记述可与之互相发明。吴其昌曾在家庭谈笑间评点陈源为“英国脾气”、徐志摩为“美国脾气”,而自许为“中国脾气”,后者由吴本人释义为:“替别人着想,牺牲自己,负责任。” |
发表于 2007-5-23 15:5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