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严耕望:史学家二陈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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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治史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回国几年中，即四十岁前后，治学中心是佛经与边疆民族史，讲佛经特别致意佛教与文学、社会的关系。中期即四十四五至五十五岁前后，治学中心转移到中国中古史，特别是两晋南北朝至随唐时代，所涉范围，自政治、社会到宗教、学术各方面，对于文学兴趣尤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除《随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就是《无白诗笺证稿》，惟其论诗着眼于以诗证史，仍是史的范围。晚年失明以后，虽然仍写了不关乎两晋至随唐史的论文，但其代表作当推《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大抵早期中期诸作只是为学术而学术而论著，晚年诸作多寄寓深远，不是仅为学术而学术了。



陈垣先生早年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全靠自学成名。重要著作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基督教入华史略》《中西回史日历》《释例》《释氏疑年录》《敦煌劫余录》等等。涉及多方面。故先生一经做出成绩，即为学林所推重。后期学术成绩有《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这五部书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敌人铁骑下的北平城中所写成，大都寄寓民族之思。据《励耘书屋问学记》载，“诸弟子记先生自述治学历程是‘钱、顾、全、毛’，意谓由钱大昕的考据之学，进而浸润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与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最后服膺毛泽东思想。这几部书可说是先生走钱、顾、全路线的总结晶，老年转而尊毛，学术生命自不得不中途顿折，乃至突然终止。



就治学言，两位先生都是当代历史考证学巨臂。考证之术有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与纷繁中见其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考证方法虽有此两类别、两层次，但名家论著通常皆兼备此两方面，惟亦各有所侧重。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陈垣先生长于前者，故最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陈垣先生著作以平实自许，也以平实著称，虽不若寅恪先生之深刻多新解，但扎实稳健。而能见其大，虽卑之无甚高论，技术上作委蛇曲折反复辩论之处也不多，但其创获着实丰硕。其论著不但都能给读者增加若干崭新的历史知识，而且亦易于追摩仿学。



就立身处世言，我深爱寅恪先生纯净学术人的风格，而强毅独立，不为名位诱，不为威武屈，所以衰暮之年仍能奋笔写成平生所未有且可视为奇迹的大著作。陈垣先生则为另一类型，自青年时代即热心世务，其后叠任文化教育机关首长，老年乃以毛为师，并且常说自己‘闻道太晚’。亦唯其与世浮沉的性格，所以晚年不免为政治洪流所覆没，在学术上不能再有所作为！或者先生一向热心世务，有济世救人的使命感；后来也看出势头不对，所以自一九六二年以后，似已不再热衷为政治作宣传文字，但为时已晚了！



这两位陈先生，治学方法，蹊径大同，差异也很大，但成就都很高。立身处世，各走极端，绝不相侔，盖棺论定，在乎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