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花：历史选择与现实借鉴

行远必自迩

中国国花：历史选择与现实借鉴

程  杰

摘要：我国迄今没有法定意义上的国花，历史上却有一些传统说法和既定事实。唐宋以来，牡丹、梅花雄视群芳，深受人们推崇。明清时北京地区有些牡丹景点以“国花”命名，民国初年人们多视牡丹为国花。“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人们对牡丹的国花之称出于帝制时代、意在富贵荣华等多感不满，而主张选用富含精神品格象征意义的菊、梅等。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内政、教育等部门拟议梅花为国花，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1929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通令全国以梅花为各种徽饰，客观上承认了梅花的国花地位，社会各界更是热情响应，造成梅花为国花的既定事实。深入审视上述国花有关历史，有这样几点经验和启迪值得注意：一、国花是重要的国家象征资源和民族文化符号，广大民众对此有着普遍的文化期待和知识需求，必须引起重视。二、国花是“国家大事”，以国家层面的政治决议、法律法令最为权威，是解决国花问题最理想的方式。三、牡丹、梅花双峰并峙的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民国间对牡丹、梅花前后不同的选择充分体现了两花象征意义的两极互补，两花并尊是我国国花的最佳选择。四、牡丹、梅花作为我国国花的历史值得全面尊重，牡丹、梅花是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国花，两花并尊是中华文化兼融并蓄、国家和平统一的美好象征。
关键词：国花；牡丹；梅花；历史；评选

The National Flowers of China：Historical Options and Contempory Considerations
Cheng Jie

Abstract：There has been no officially-recognized national flower so far in China but some traditional versions and established facts. The outstanding images of the peony and the plum blossom have been held in high esteem since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eony was regarded as national flower as a result of the title’s being used to name some scenic areas featuring peonies in Beiji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But it was abandoned after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due to its feudal origin and the implication for prosperity and wealth. People chose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plum blossom as substitutes because of their symbolic sense of noble spirits. Af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he plum blossom’s being proposed to be the national flower by some Ministries of the Nanj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such as the Interior and the Education exerted certain impact on the society of the time.  In February, 1929, the Government’s announcement of the nation-wide application of the plum blossom on badges and ornaments objectively acknowledged its status as the national flower, and the enthusiastic response from all circles of society turned it into an established fact.The above versions and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flower render us the following experience and suggestion. Firstly, great signific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selection of the national flower since it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image as well as a culture symbol which bears Chinese people’s common 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meets their requirements for certain knowledge. Being a state affair, it is ideal to identify the national flower on the national level in form of political decision, laws and decrees to guarantee its authoritativeness. The historic coexistence of the peony and the plum blossom and people’s successive veneration of them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proved that they are mutual complementary on the symbolic level, making it the best choice to  accord them positions of equal importance as our national flowers and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equally valued and respected. We should pay enough respect to the above history of both the peony and the plum blossom and place a high value on the fact that they serve as mutual national flowers of all the Chines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he equal respect of these two kinds of flowers can symbolize the inclusivenes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peaceful reunion of the nation.
Keywords: the national flower; the peony; the plum blossom; history; selection

        我国迄今没有法定意义上的国花，国人念及，每多遗憾。三十多年来不少热心人士奔走呼吁，也引起了社会舆论和有关方面的一定关注。此事看似简单，但“国”字当头，小事也是大事，加之牵涉历史、现实的许多方面，有些难解的传统纠葛，情况较为复杂，终是无果而终 。如今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政治局面愈益安好，世情民意通达和谐，社会、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为国花问题的解决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值得我们珍惜。
国花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一种象征符号，大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广泛的民俗民意基础，在我们这样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人口大国，尤其如此。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我们这里主要就我国国花选择的有关史实和现象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考证，感受其中蕴含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情结，汲取对我们今天国花问题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国花的历史选择

        国花是现代民族国家一个重要的象征资源或符号标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国花大都属于民间约定俗成，出于正式法定的少之又少，世界大国中只有美国的国花由议会决议通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也非没有国花，至迟从晚清以来，我国民间和官方都有一些通行说法。我们从长远的视角，追溯和梳理一下我国国花有关说法的发展历史。
        （一）我国传统名花堪当“国花”之选者
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有“世界园林之母”之称。我国又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有着灿烂辉煌的文明，因而历史上广受民众喜爱的花卉就特别丰富。今人有“十大传统名花”之说，分别为：梅花、牡丹、菊花、兰花、月季、杜鹃花、山茶花、荷花、桂花、中国水仙 。我们也曾就宋人《全芳备祖》、清康熙《广群芳谱》《古今图书集成》三书所辑内容统计过，排在前10位的观花植物依次是梅、菊、牡丹、荷、桃、兰、桂、海棠、芍药、杏 。古今合观，两种都入选的为梅花、牡丹、菊花、兰花、荷花、桂花6种，是我国传统名花中最重要的几种，我国国花应在其中。
        这其中最突出的无疑又是牡丹和梅花。唐代牡丹声名骤起，称“国色天香”，北宋时推为“花王”。同时，梅花的地位也在急剧飙升，称作“花魁”“百花头上”。也有称梅“国色”的，如北宋王安石《与微之同赋梅花得香字》“不御铅华知国色”、秦观《次韵朱李二君见寄》“梅已偷春成国色”，另清人陈美训《梅花》也说“独有梅花傲雪妍，天然国色占春先”。到了南宋，朱翌《题山谷姚黄梅花》诗称：“姚黄富贵江梅妙，俱是花中第一流。”同时，陆游与他的老师、诗人曾几讨论“梅与牡丹孰胜” ，说明当时人们心目中，牡丹与梅花的地位已高高在上，而又旗鼓相当，两者的尊卑优劣开始引起关注，成了话题。元代戏曲家马致远杂剧《踏雪寻梅》虚构诗人孟浩然与李白、贾岛、罗隐风雪赏梅，核心情节是李白、孟浩然品第牡丹、梅花优劣，李白赞赏牡丹，孟浩然则推崇梅花，各陈己见，相持不下。最后由两位后生贾岛、罗隐调和作结，达成共识：“惟牡丹与梅蕚，乃百卉之魁先，品一花之优劣，亦无高而无卑。”清朝诗人张问陶说得更为精辟些：“牡丹富贵梅清远，总是人间极品花。” 这些说法显然都不只是诗人个人的一时兴会，而是包含着社会文化积淀的历史共识。透过这种现象不难感受到，从唐宋以来，在众多传统名花中，牡丹、梅花各具特色，各极其致，备受世人推重，并踞芳国至尊地位。也正因此，成了我国国花历史选择中最受关注的两种，这是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
        （二）明清时牡丹始称国花
关于古时牡丹称作国花的情况，扈耕田《中国国花溯源》一文有较详细的考述 ，我们这里就其中要点和扈文注意不周处略作勾勒和补充。
牡丹从盛唐开始走红，史称由武则天发起，首先在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权德舆《牡丹赋》称“京国牡丹，日月寖盛”，是“上国繁华”之盛事。又誉为“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唐人所载此两句前后颠倒），后世浓缩为“国色天香”，是一种顶级赞誉，与“国”字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宋初陶穀《清异录》记载，五代周世宗派使者南下接触南汉国王刘鋹，对方很是傲慢，大夸其国势，接待人员赠送茉莉花，称作“小南强”。宋灭南汉，刘鋹被押到汴京开封，见到牡丹，大为惊骇。北宋官员故意说，这叫“大北胜”，是借牡丹的丰盈华贵弹压南汉人引以自豪的茉莉，这是牡丹被明确用作一统王朝或大国气势的象征。到北宋中叶，牡丹盛于洛阳，被称作“花王”，为人们普遍认可。唐宋这些牡丹佳话，说明从牡丹进入大众视野之初，就获得人们极力推重，得到“国”字级的赞誉，奠定了崇高的地位。这可以说是牡丹作为国花历史的第一步。
牡丹被明确称作“国花”始于明中叶。李梦阳（1473-1530)《牡丹盛开，群友来看》：“碧草春风筵席罢，何人道有国花存。” 此诗大约作于正德九年（1514），感慨开封故园牡丹的荒凉冷落，所谓“国花”即指牡丹。稍后嘉靖十九年（1540），杭州人邵经济《柳亭赏牡丹和弘兄韵》“红芳独抱春心老，绿醑旋添夜色妍。自信国花来绝代，漫凭池草得新联” ，也以“国花”称杭州春游所见牡丹。这都是牡丹被称作“国花”最早的诗例。必须说明的是，这时的“国花”概念，包括整个古代所谓“国花”，与我们今天所说不同，所谓“国”与人们常言的“国士”“国手”“国色”“国香”一样，都是远超群类，冠盖全国的意思，其语源即唐人“国色天香”之类，远不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象征的意义。
明万历间，北京西郊极乐寺的“国花堂”引人瞩目。寺故址在西直门外高梁桥西，本为太监私宅，有家墓在，后舍为寺 。据袁中道（1575—1630）《游居柿录》《西山游后记•极乐寺》记载，万历三十一年（1603），有太监在此建国花堂，种牡丹 。万历末年，寺院渐衰，清乾隆后期、嘉庆初年，寺院园林复兴，“于寺左葺国花堂三楹，绕以曲阑，前有牡丹、芍药千本”，“游人甚众” 。乾隆十一子、成亲王允瑆为题“国花堂”匾额。“后牡丹渐尽，又以海棠名” 。1900年“庚子事变”，京城浩劫，极乐寺风光不再 。20世纪30年代中叶，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的郭则澐（1882-1947）、极乐寺主持灵云等人积极兴复，种植牡丹、芍药等，游人渐多 。
这一起于明代，绵延300多年的寺院牡丹名胜，虽然盛衰迭变，却给京师吏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强化了牡丹的“国花”专属之称，对民国以来“国花牡丹”的观念和说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国四年（1915），商务印书馆初版《辞源》解释“国花”一词：“一国特著之花，可以代表其国性者。如英之玫瑰、法之百合、日本之樱，皆是。我国向以牡丹为国花。北京极乐寺明代牡丹最盛，寺东有国花堂额，清成亲王所书（《天咫偶闻》）。”所说“国花”概念完全是现代的，而所举书证正是说的明清这一景观。另民国时颐和园、中央公园（后改名中山公园）等地种植、装饰牡丹，多称国花台 ，命名应都受其影响。
同样是在北京，另一经常为人们提及的是，慈禧曾经敕定牡丹为国花，在颐和园建“国花台”。这一说法，信疑参半，扈氏文几无涉及，有必要略作考述。就笔者搜检，该说最早见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版，陈文良、魏开肇、李学文所著《北京名园趣谈》：“国花台又名牡丹台，在排云殿以东，依山垒土为层台，始建于1903年。台上遍植牡丹，慈禧自尊为老佛爷，常以富贵花王牡丹自比，因而敕定牡丹花为国花。并命管理国花的苑副白玉麟将国花台三字刻于石上。” 书名既称“趣谈”，自非严肃的史学著作，所说又未提供文献依据，或出于故老传言。首先，所说“敕定”一语措辞不当，以清政府当时情况，就此专门下达诏书，可能性不大。作者反复搜检晚清、民国年间信息，也未见任何相关报道。如今报载《清宫颐和园档案》（营造制作卷、园囿管理卷）出版，不知可有内容涉及，有待检索。其次，白玉麟应作白永麟，该书1994年第二版也未改过，1992年陈文良主编《北京传统文化便览》同样沿其误 。白永麟号竹君，满族人，为颐和园八品苑副，因感当时捐税繁重，民不聊生，官吏贪觌，贿赂公行，宣统元年（1909）上书摄政王条陈时事，绝食而死，名动一时 。
但这一说法也非全然无根之谈。首先，慈禧喜欢牡丹确有其事。此间曾在宫廷服事过的德龄和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的回忆录都曾提到，颐和园“到处是富贵的牡丹、馥郁的郁金香和高洁的玉兰” ，仁寿殿慈禧宝座“雕刻和装饰的主题是凤凰和牡丹……实际上整间大殿所有装饰的主题都是凤凰和牡丹。老佛爷的宝座的两侧各有一朵向上开着的牡丹” 。其次，清宫颐和园有一处称作“国华台”的地方 。清末民初多篇颐和园游记都写到，宣统二年（1910），柴栗楶游记称，颐和园长廊“北有山，山巅有台，曰国华台，高数十仞。台下有殿，殿曰排云殿” 。民国六年（1917），加拿大华侨崔通约（1864－1937）曾“在山巅国华台眺望，近之则黄瓦参差，远之则平原无际” 。美国画家卡尔称“万寿山麓有一处大花台，宫里称作‘花山’。牡丹被看作花中之王，每逢鲜花盛开的时节，便姹紫嫣红，散发着醉人的花香，这里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花山” ，所谓“花山”所指应即国华台。国华台的规模较大，有可能涵盖今颐和园国花台以上大片山坡。1917年北京铁路部门编印的《京奉铁路旅行指南》称，颐和园“最著者为山巅之国华台”。清宫太监回忆录也称“国华台下排云殿” ，而不是反过来讲排云殿旁国华台。民初人们游览颐和园，大多会提到国华台，可见在当时颐和园景观中的地位。再次是时间，称建于光绪二十九（1903）也比较合理。从容龄、德龄姐妹和卡尔的回忆录可知，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间慈禧已在此款待各国大使夫人游园，并赠送牡丹 。而该年底，慈禧七十大寿，一应准备早就开始，国华台之建造应以上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更为合理，最迟也应在光绪三十年（1904）春天。
        另一问题是国花台的题匾。今国花台石刻匾额无署款，颐和园管理处所编《颐和园志》称国花台匾由“白永麟奉太后旨所书” ，不知所据，疑也出陈文良等人所说。清末民初人所说均为“国华台”，若出白氏所书也当以“国华台”为是。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所谓颐和园国花台本作“国华台”，规模较大，约建于1903年秋冬至1904年早春，以种植和陈设牡丹为主。所谓“华”即花，至迟1935年已见人们写作“国花台” ，也称牡丹台 。国花台的命名应是沿袭明人极乐寺“国花堂”旧例。清末民初言之者，均未提到有御旨制名颁定国花之事。不仅清末民初，即整个民国时期，尚未见有这方面的任何记载和信息，而只有反指此事“当年固未有明确规定之明文” 。可见有关说法掺杂了一些传闻，并不完全可信，但与极乐寺国花堂一样，都属明清旧京遗事，对牡丹国花之称的流行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民国早期对国花的讨论
中华民国的建立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们对国花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是传统“国色”“花王”之类赞誉，而是具有明确的现代民族国家象征、徽识的概念。民国年间的国花观念和说法可以1927年国民党统治政权的确立为界分为两个时期，此前为北洋政府时期，此后为南京政府时期。我们这里说的民国早期即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具体又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最早以现代眼光谈论国花的是民国元年（1912）《少年》刊物上的无名氏时事杂谈《民国花》一文，就当时北洋政府以“嘉禾”（好的禾谷）作勋章（通称嘉禾章）、货币图案一事发表感想，认为嘉禾包含平等和重农的进步思想，“从此，秋来的稻花，可称为民国花了”。这是将“国花”视作民族国家象征的第一例，可见当时也有嘉禾为我国国花一说。
民国最初十年，人们多承明清京师国花堂、国华台之说，主张或直认牡丹为国花。1914年，著名教育家侯鸿鉴应钱承驹之约编写“国花”一课教材，首明国花的意义和地位：“各国均有国花，而与国旗同为全国人民所敬仰尊崇者也。”“国花者，一国之标识，而国民精神之所发现也。”他认为民国国花应为牡丹，我国五千年虽“无国花之称”，但花王牡丹备受尊崇，“牡丹富贵庄严之态度，最适于吾东亚泱泱大国之气象，尊之为国花，谁曰不宜”。他希望通过国花课程的教授，“以见国花之可贵，使由爱物而知爱国” 。1920年“双十节”，《申报》发表黛柳《我中华民国之国花（宜以牡丹）》一文，举世界国花的八种情形，认为牡丹为“我华之特产”，“吾华所特艺”，“花之至美者”，“吾国性所寄，吾国民所同好”，“以言国花，则无宁牡丹”。同时报载有谈论牡丹牌牛奶广告者，称“牡丹尤为中国之国花，用之以称牛奶，当得中国人之欢迎” 。这其间也有称赞菊、水仙为“国花”的 ，但都非明确主张，终不似牡丹之说流行。
牡丹为国花之说一直贯穿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即便“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社会、文化风气大变，此说仍多认同赞成者。比如1924年《半月》杂志之《各国花王》、《东方杂志》之《各国之国花》两短文，都称我国国花为牡丹 。1925年鲁迅《论“他妈的”》也提到牡丹为“国花”的说法。1926年《小朋友》杂志第215期伯攸《国花》一文认为我国国花只有菊、稻（即前言嘉禾）、牡丹三种最有资格，但菊花是日本皇室标志，稻花观赏性不够，所以仍以牡丹最宜为国花。1926年吴宓、柳诒征等人游北京崇效寺赏牡丹，吴宓诗称：“东亚文明首大唐，风流富贵牡丹王。繁樱百合争妍媚，愿取名花表旧邦。”所说樱花、百合分别为日本和法国国花，诗人自注称：“欲以牡丹为中国国花。” 是说牡丹出于我国大唐盛世，作为文明古国的代表，足与日本、法国等列强媲美抗衡。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有关讨论明显进入一个新阶段。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们努力摆脱封建帝制皇权传统的影响，因而多抛弃封建时代已蒙国花之称的牡丹，转而主张菊、梅等富有民族性格和斗争精神象征之花，其中尤以赞成菊花者居多。1923年《小说新报》载颍川秋水《尊菊为国花议》一文即认为牡丹是“帝制时代”“君主尊严”下的国花，“而民国时代则否”，应选择菊花，理由是：一、菊之寿可当五千年文明之悠久；二、菊之花期与“双十节”相应；三、菊之色彩多样与国旗五色相配；四、菊分布繁盛与我四亿民众相似。至于香远而益清、花荣而不落、风雨而不摧等更可见国风之清远、国民性之坚劲。“菊花之为德也如是，比之牡丹，实胜万万”，故宜尊为国花 。1924年曹冰岩的《国花话》也倾向菊花：菊“不华于盛春时节，而独吐秀于霜风摇落之候，其品格有足高者”，较牡丹更宜为国花 。最值得注意的是1925年著名诗人胡怀琛的《中国宜以菊为国花议》：“各国皆有国花，中国独无有。神州地大物博，卉木甚蕃，岂独无一花足当此选？窃谓菊花庶乎可也。菊开于晚秋，自甘淡泊，不慕荣华，足征中国文明之特色，其宜为国花者一也；有劲节，傲霜耐冷，不屈不挠，足征中国人民之品性，其宜为国花者二也；以黄为正色，足征黄种及黄帝子孙，其宜为国花者三也；盛于重阳，约当新历双十节，适逢其时，其宜为国花者四也。夫牡丹富贵，始于李唐，莲花超脱，源于天竺，举世所重，然于国花无与。国花之选，舍菊其谁？爰为斯议，以俟国人公决。” 全文不足200字，概括菊花宜为国花的四点理由，言简意赅。当时许多报刊转载 ，影响甚大。
同时也有举梅花为国花的，如《申报•自由谈•梅花特刊》杨一笑《梅花与中华民族》，罗列梅花的种种美好、高尚之处，均足以表示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中国民族开化最早，梅花占着春先；中国民族有坚忍性，给异族暂时屈服，不久会恢复，梅花能冒了风雪开花，正复相同；中国民族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生存，梅花不必择地，都可种的；中国民族的思想像梅花的香味，是静远的；中国民族的文学像梅花的姿势，是高古的；中国民族的道德像梅花的坚贞；中国民族的品格像梅花的清洁。以上看来，梅花有中国国花的资格，所以大家要爱他了。” 也有举兰、莲荷，如《申报•自由谈》所载阿难《国华》，一气举牡丹、嘉禾（稻）等前人所言和古人所重兰、莲、菊等多种，“皆可为国花矣” ，所举多为传统所重的道德品格寓意之花，而其取喻也多与菊花之议相近，强调高雅的品格、坚定的意志等思想精神象征。
        （四）民国南京政府确定梅花为国花
在我国国花评选史上，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拟定梅花为国花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对于具体过程，笔者《南京国民政府确定梅花为国花之史实考》一文有详细考述 ，此处也仅就其关键细节和有关现象简要勾勒。
        1926-1927年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1928年底“东北易帜”，全国基本统一，从此进入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代。随着国民党政权和国民政府机构建设的全面展开，作为国家标志的国旗、国歌、国徽和国花的讨论都逐步摆到议事日程。国花虽不如国旗、国歌之类重要，但也引起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注，从1928年10月以来，官方有关机构开始行动，拟议梅花为国花。
        关于此事的起因，一般认为是国民政府财政部筹铸新币，需要确定国花图案作为装饰，于是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其实不然，早在该年10月26日，国民政府内政部礼制服章审定委员会第18次会议即决议以梅花为国花 ，具文呈请行政院报国民政府核准 。行政院随即交教育部核议，11月28日教育部完成审议，对内政部的提议深表赞同，并具明三种理由：“（甲）梅之苍老，足以代表中华民族古老性；（乙）梅之鲜明，足以代表中华随时代而进化的文明，及其进程中政治的清明；（丙）梅之耐寒，足以代表中华民族之坚苦卓绝性。” 同时认为梅之五瓣可以表示“五族共和，五权并重”，采用三朵连枝可以“代表三民主义” 。媒体对两部意见随即加以报道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财政部的申请则在该年末 ，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宣部相应的审议和决定更晚至1929年1月。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到财政部的申请后，即批交中央宣传部核办。宣传部函询教育部有关拟议情况，并综合各方意见，最终“审查结果，以为梅花、菊花及牡丹三种中，似可择一为国花之选” ，以此具文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1929年1月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93次会议讨论了宣传部的报告，形成决议，并据此专函国民政府：“经本会第一九三次常会决议：采用梅花为各种徽饰，至是否定为国花，应提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要求“通饬所属，一体知照” 。接到中执会通知，按其要求，国民政府于2月8日发布第109号训令 ，将中执会的决议通告全国，要求国民政府各部门、全国各省市知照执行。至此完成了法律上的重要一步，即由国民政府通令全国，指定梅花为各种徽饰纹样。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9年3月18日在南京开幕，21日上午的第6次、下午的第7次会议，连续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国花提案。上午讨论中有主张菊花者，有赞成梅花者 ，也“有主张不用者，往返辩论，无结果，十二时宣告散会” 。下午的发言者“多谓系不急之务，结果原案打消” 。会后大会秘书机构具文函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称：“经提出本会十八年三月廿一日七次会议，并经决议：不必规定。” 整个案程以不了了之。
        在整个国花拟议过程中，进入视野的主要有三种花，即国民党中宣部筛选的“梅花、菊花及牡丹”，这也正是民国以来国花选议中最受推重的三种。而国民党三全会的最终讨论只是纠结在梅、菊两花上，则是“五四”运动尤其是国民革命兴起以来，人们更重民族品格、革命精神象征的基本风向。两花中梅花又属于后来居上，最终推为国花首选，应与国民党统治体系中江浙一带人士的数量优势和核心地位有关。内政部的拟议可能出于蔡元培的推荐，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任教育部的前身大学院院长。据画家郑曼青回忆，1928年初他去拜访蔡元培，蔡氏盛赞梅花不已：“访蔡公孑民（引者按：蔡元培字孑民）……孑公亦赞道此花（引者按：指梅花）不已，夏间欣闻孑公举以为国花。” 可见早在1928年夏天，蔡元培即已向有关方面提议以梅花为国花。内政部发起的礼制服章审定委员会主要职能是审定各类制服式样、军政徽章图案乃至公私各类礼仪程式，成立于这年6月，蔡元培的建议或即向该会提出。以蔡元培的社会地位，其实际影响不难想见。而决定梅花为徽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93次会议与会人员，也以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人士为主，他们一般都熟悉和喜爱梅花，对确定梅花为国花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在作用。
尽管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并未就国花作出明确决定，但会前国民政府已正式通令全国以梅花为各种徽饰，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梅花的国花地位。而且早在年前，内政、教育两部拟议意见出台之初即被媒体及时披露，并被人们解读为国民政府已正式确定梅花为国花，受到热情传颂 ，可见梅花作为国花在当时是一个深得民心的选择。此后无论人们言谈，还是各类大型场合的仪式，多尊梅花为国花，梅花的国花地位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公认，“虽无国花之名，而已有国花之实” 。
        国民党政府之正式承认梅花为“国花”要等到35年后的1964年，时去1949年败退台湾也过去15年了。同样由“内政部”发起，建议“行政院”明定梅花为“国花”，“行政院”于1964年7月21日以台（五三）内字第五○七二号指令答复“内政部”：“准照该部所呈，定梅花为‘中华民国国花’。惟梅花之为‘国花’，事实上早为全国所公认，且已为政府所采用，自不必公布及发布新闻。” 与1928－1929年间的情景有些相似，并未就此形成任何正式决定和政令，主要仍属于承认既定事实。

        二、对当今国花评选的借鉴意义

        综观明清以来，尤其是民国年间我国国花问题的众多意见和实际选择，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和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思考和处理国花问题时认真汲取，引为借鉴。
（一）国花是重要的国家象征资源和民族文化符号，广大民众对此有着普遍的文化期待和知识需求，必须引起重视。
        当代学者研究表明，“在国家相关象征中，尤其是国旗、国歌、国玺、国徽、国花等，乃是近代国家必须遵循一定形式以拥有的” 。国旗、国歌等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主要标志或徽识，国花虽不如国旗、国歌重要，但也同属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的文明产物，备受人们关注。近代以前，我国可以说是一个统一皇权体制下的巨大文明社会或文明体系，人们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信念，没有民族主权国家的明确意识。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人们的民族国家和国民意识迅速兴起，“国旗”“国歌”等作为国家符号徽识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尊敬，而“国花”也就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期待。对这一观念意识的转变，1924年国庆节时曹冰岩《国花话》有一段总结：“代表国徽者有国旗、国花……吾国数千年来闭关自守，鄙视邦交，虽数经匈奴、契丹、女真之骚扰，而国民之国家观念至薄，即至尊之国旗，亦漠然视之。故骚人墨客之品花制谱，屡见不鲜，而国花之名，初未之前闻也。自开海禁，国人始稍稍知国旗之当尊也，而连及国花。” 对于国花的重视，可以1926年《小朋友》杂志的常识讲解为代表：“世界各国，都有一种唯一的国花，用来代表一国的国性。它的使命虽不如国旗那么伟大，但是做国民的，自然都应该尽力地爱护它，像爱护我们的国家一般才是。” 正是出于这样的现代立场，虽然牡丹已有国花之称，因其传之帝制时代，未经新生的共和政府或现代国民会议确认，却很难名正言顺，视为当然。
        因此我们看到，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谈及国花问题都明显的底气不足，心存遗憾。比如1914年第1期《亚东小说新刊》之《各国花王一览表》，所举英吉利蔷薇、日本樱花等均为国花，我国自然是牡丹，称“花王”而不称“国花”，显然是照顾我国国花未明的现实。1924年第6期《东方杂志》几乎同样的《各国之国花》名录，称我国牡丹为“花王”，而其他各国为“国花”。前引1925年“双十”国庆节胡怀琛《中国宜以菊为国花议》开端即言：“各国皆有国花，中国独无有。神州地大物博，卉木甚蕃，岂独无一花足当此选？”而北伐战争胜利，新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基本确定之后，人们对国徽、国花等就更为期待。1927年10月2日《申报》发表之张菊屏《规定国徽国花议》：“凡籍一物以表扬国家之庄严神圣者，厥有国旗、国徽、国花之三事……惟国徽、国花，虽勿逮国旗需要之繁，其代表国家之趣旨，要亦相若，每逢庆祝宴会之际，与国旗并供中央，自陈璀灿辉皇之朝气，亦盛大典礼必具之要件也，似不宜任其长付缺。”1928年10月“双十”国庆后，该作者又著文称：“国花之为用，虽无济于治道，有时亦有裨于国光。彼世界列邦，凡跻于国际之林者，几罔不有国花。独吾华以四千余年文明之古国，而至今犹付缺如，不可谓非文物上之一缺憾也。” 遗憾之情、急切之意溢于言表。
而一旦1928年底所谓国民政府确定国花的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言之莫不欢欣鼓舞，此后再言国花，则无不理直气壮，扬眉吐气。1936年易君左《中华民国国花颂》：“国花代表国家姿，神圣尊严画与诗。德意志为夭车菊，美利坚国为山栀……或取其香或取色，或嘉其义足昭垂。唯我中华民国国花好，世无梅花将焉归？铁骨冰心称劲节，经霜耐冷岁寒时。品端态正资望老，情长味永风韵宜……论香论色（引者按：原误作香）论品格，此花第一谁能移？仙胎不是非凡种，天赐此花界华夷。我辈爱花即爱国，国与梅花同芳菲。” 将梅花与其他各国论列比较，透过国花的赞颂，寄托民族豪情、爱国热情，这应是当时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总之，人们普遍认为，国花可以表“国性”，见“民性”，可以展“国姿”，扬“国光”，其作用不可小觑。国人“由爱物知爱国”，“爱花即爱国”，国花的确定对社会舆情和国民心理带来的变化是极为鲜明和积极的。
        历史何其相似，改革开放前的30年，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国花之事远非当务之急，因而长期无人问津。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国家逐步富强，民众富而好礼，社会日益文明，国际交往更是大大拓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从一般文化知识和公共信息，还是国家象征和社会仪式层面，我国国花是什么的问题就是一个社会各界普遍关心，随时都可能面临的问题。而一旦遇到疑问，“世界列邦诸国，皆有国花，以表一国之光华”，“我国以四千余年之文明古国，开化最早，花卉繁殖甲于全球，岂可无国花一表国之光华乎” ，这一民国年间早已出现的诘问就不免油然而生，令人抱憾不已，成了一个长期困绕的文化问题。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界有识之士、热心之人积极建言献策，奔走呼吁，广泛协商，竭力推动，甚而在年度“两会”正式提交提案议案，期求有所改变。应该说，这些行动都代表了广泛的民意需求，值得国家领导机关和社会政治、文化相关层面的关注和重视。
        进而从国际交往的角度看，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国家间的文化竞争、“仪式竞争” 、软实力竞争日益加剧，作为现代国家象征之一的国花，有必要引起重视。不管国花信息的实际来源有怎样的差别，在世界各国“国花”基本明确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说法一直模糊不清，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象征元素、民族文化知识长期悬而未决甚至付之阙如，总是一种不应有的信息缺失，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世界大国来说，是极不应该的，社会舆论和普通民意都不免难堪，有必要尽早采取行动，以适当的方式尽快加以弥补。而在另一方面，与国旗、国歌、国徽等国家标志不同，国花有着更多自然美好物色的观赏价值、大众民俗资源的生动形象、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按民国年间人的说法，“亦多轶闻韵事” 。不同国家的民众之间，会表现出更多关心和了解的热情，表现出更多互相欣赏、彼此尊重的情感。如今国家倡导“文化强国”建设，对于国花这样一种更为大众化、形象化的国家形象符号，更多美好、温情和人性化色彩的国际文化交流信息，我们更有必要高度重视，主动落实到位，积极加以利用。
        （二）国花是“国家大事”，以国家层面的法律法令最为权威，是解决国花问题最理想的方式。
        世界各国的国花中，其来源并不统一，有正式立法确认的如美国，但大多只是民间约定俗成或历史传统而已，具体的情景多种多样。1920年黛柳《我中华民国之国花（宜以牡丹）》举世界各国国花有八种类型：“一、其国树艺术所特长者，英国之蔷薇；二、其国所特茂者，印度之罂粟；三、其国民性所最相协者，日本之樱花；四、其国民所公爱者，伊国之雏菊；五、其国诸花中之香艳绝伦者，法国之百合；六、其国历史传说所关系者，苏格兰之蓟；七、其国国王所特爱者，德国之蓝菊；八、其国迷信俗尚所关系者，埃及之芙蕖。” 所说各国国花不尽确切，但所举类型大致全面。而我国是一个世界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植物资源极为丰富，相关情况就远不单纯，其复杂性远非世界其他民族可以比拟。
我国有极为丰富的名花资源，即就历史上以“国”字称颂的就有兰、牡丹、梅花等多种，另如菊、荷等也都历史悠久，种植普遍，备受钟爱和推重。选择多，分歧就大，割舍也更难。民国以来的国花讨论中，上述花卉都有不少主张者，言之者也都头头是道，理由十足，各是其是，喋喋不休，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即便如国民党将各方意见归结为梅花、菊花、牡丹三种候选，而国民党全代会上依然在梅、菊间相持不下，争论不休，上下午两次会议最终仍是议而未决。
        这一现象告诉我们，在我们这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国家，名花资源十分丰富、历史积淀极其浩瀚、文化传统无比深厚、民意诉求极其多样，如果完全听任社会清议，要想取得一致意见是极为困难的。近30年国花评选的历程，几乎显示了同样的情形，是一花、两花还是多花，是牡丹还是梅花，还有菊花、兰花、荷花等其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终只是给问题的解决平添纠结，增加难度。
        而反过来，由于民国当年内政、教育两部明确提议梅花为国花，最终国民政府实际也明确规定用作各种徽饰图案，这显然是远不充分和彻底的程序，但就是这一系列政府行为及传言，给民众带 来了国家决定的信息。而向来“呶呶于国花问题者” ，转而一片赞美之声，迅速形成主流意见。作为新定国花的梅花，也是“一经品题，身价十倍” 。由于国民党三次全代会实际并未通过梅花的提案，1929年初社会上仍有零星反对梅花，主张其他花卉的声音 。但从1929年3月国民政府正式通令全国以来，所有反对之声几乎音消云散，梅花就成了全社会普遍尊奉的国花了。
这种社情民意的前后变化，充分显示了国家政权的力量。这不仅是因为国花这样的国家礼文之事有着国家层面解决的政治责任、体制要求，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这样“官本位”传统比较深厚的社会，由国家权力机构形成决议，颁布法令，具有更权威的色彩，容易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形成统一的全民共识。而近30多年，我国的国花讨论和评选活动不可谓不积极、不热烈，有关意见也不可谓不合理、不科学，尤其是1994年全国花卉协会这样的民间组织发起的国花评选活动，操作也不可谓不民主、不规范，但最终都无法修成正果，关键就在于民间组织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易遭轻薄，难孚众望。因此历史和现实都告诫我们，象国花这样与经济民生相去较远的礼文符徽之事，众说纷纭，极难统一，只有通过最高权力机关、政治机构决定和法令的权威方式才易于达成一致。
        至于具体的方法或途径，笔者曾提出一个系统的建议：一、由全国人大代表或专门委员会提出议案，付诸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投票表决，这是最具权威性的方式；二、由全国政协成员即委员个人或界别、党团组织等提案，进行联署或表决，交付中央政府即国务院酌定颁布；三、中央政府直接或委派其相关部门进行论证并颁布；四、由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向中央政府提议和请求，由中央政府酌定颁布。在广泛的社会讨论和民众推选基础上，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法令或决议的方式正式确定国花，这样一种民主与法制相结合的方式，应是我们评选和确定国花最理想的方式 ，也应是最有效的方式。
        （三）牡丹、梅花双峰并峙的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民国间对两花前后不同的选择充分体现了两花象征意义的两极互补，两花并尊是我国国花的最佳选择。
在前引黛柳《我中华民国之国花（宜以牡丹）》一文所说八种情形中，我国的情况十分特殊。与国土狭小、自然生态环境相对单一的国家不同，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植物资源丰富、农耕文明极度发达，无论着眼于生物资源、经济种植和观赏园艺，还是其历史作用，任何单一的植物都不可能有绝对优势。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央集权大一统体制也不可能有欧洲中小国家那些花卉植物成为民族图腾、王室徽识之类情形。因此，我们的国花形象主要应孕育于悠久的历史陶冶和文化积淀，体现“国民性所最相协”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和“国民所公爱”即广大人民的情趣爱好。这应是我国国花的必然特性，也是我国国花产生的基本条件和客观规律。
        上述历史梳理充分显示，我国名花资源丰富，而牡丹、梅花尤为翘楚，唐宋以来两花一直高踞群芳之首，倍受人们推重。民国间虽然有北洋政府嘉禾（稻花）和伪满政府的高粱、兰花等国花名目 ，也有对菊花的强烈呼声，但综观民国年间的各类议论和实际行动，人们最终心愿还是高度聚焦在牡丹、梅花两花上，并先后以一民一官的方式实际视作或用作国花。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国花讨论，虽然众说纷纭，主张较多，但呼声最大的仍属牡丹、梅花两花。如1986年11月20日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园林学会、《园林》杂志编辑部、上海电视台“生活之友”栏目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十大名花评选”，依次是梅花、牡丹、菊花、兰花等。而北方地区的评选，牡丹多拔头筹，如天津《大众花卉》杂志1985年第6期公布的当地十大名花评选，结果是牡丹第一，梅花第三，排在最前面的不出牡、梅两花。在各类国花评选和讨论中，最终纠结的仍不出梅花、牡丹两花的取舍，有所谓“牡丹与梅花之争”一说，明显地分为主牡丹、主梅花两派 。唐宋以来我国传统名花逐步形成，尤其是民国以来一个多世纪不同背景下国花论争的历史，无不充分显示牡丹、梅花在我国传统名花中双峰并峙、难分高下的地位。从南宋陆游等人“梅与牡丹孰胜”的讨论和元曲李白、孟浩然品第牡丹、梅花优劣的戏剧性想象，到民国间牡、梅两花短暂轮桩和近三十年国花评选中的两花激烈“争宠”，不难感受到我国国花选择上的一种历史宿命，牡丹、梅花无疑同是我国国花的必然之选，有着等量齐观的历史诉求和民意基础。
        两花形象风格和象征意义各极其致、各具典型，不仅历史地位和民意基础相当，而且相互间有着有机互补、相反相成的结构关系。清人张问陶说的“牡丹富贵梅清远”，元人唱词所说“这牡丹天香国色娇，这梅花冰姿玉骨美。他两个得乾坤清秀中和气，牡丹占风光秾艳宜欢赏，梅花有雪月精神好品题” ，都简要地揭示了两者各极其致、截然不同的审美风范和观赏价值。民国年间对牡丹、梅花的各类主张更是从现代国花的角度标举两者物色风彩、精神象征上的不同典范意义。推重牡丹者多强调其壮丽姿容和繁盛气势。如侯鸿鉴《国花教材》称牡丹“体格雄伟，色彩壮烈，足以发扬民气、增饰国华”。黛柳文章称牡丹“姿态堂皇，气味馥郁，既壮丽，亦极妩媚”，并从当时赏花风气的变化着眼，认为国人“素贵幽馥清姿”，但近来受欧洋花卉园艺影响，也开始追求玫瑰一类“硕艳”之花，表明在近代以来“世味浓厚，竞存剧烈”情势下，一味崇尚梅、菊那样的清淡隐逸，已“无益实际”，而趋于欣赏牡丹丰硕壮丽之花，用以寄托“国势日益隆盛，民气日益振作”的时运和强国富民的气势 。这些见解充分反映了近代以来国人饱经列强侵凌后对民族振兴、国家强盛的迫切期待，牡丹成了这种强国之梦的绝好写照。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盛举菊、梅等，则同属另一种价值取向，注重精神品格方面的象征意义 。具体到梅花，则特别强调“梅之苍老”可以象征我国悠久历史，“梅之耐寒足以代表中华民族之坚苦卓绝” 。这是思想解放、国民革命、社会变革之际对人的品格意志、斗争精神的高度推崇和积极追求。主牡丹者多强调其风容和气势，举梅花者多赞颂其品格和意志，充分说明牡丹和梅花，由各自形象特色所决定，其文化象征意义都各有其侧重或优势，也有其薄弱或不足。纵向上看，民国短短近40年中，最初民间多以牡丹为国花，后来官方转以梅花为国花，历史正是以这样前后变革、两极迥异的选择，充分展示了牡丹、梅花审美风范和象征意义上各极其致、两极对立的格局。
        近三十年，我国国花久拖未决，很大程度上即与两花之间这种相互对立、两难选择的传统困境有关。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努力破解这种历史困局的主张，比如主张两花乃至多花并为国花。从世界各国国花的实际情况看，其中不乏有两花乃至多花的，如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保加利亚、墨西哥、古巴等国即是 。纵然世界各国尽为一国一花，以我们这样有着“世界园林之母”美誉的世界大国、文明古国，选择两花乃至多花作为国花，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在这类意见中，牡丹、梅花并为国花即“双国花”的主张无疑最受欢迎。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陈俊愉先生，1988年其《祖国遍开姊妹花——关于评选国花的探讨》一文称赞两花“互补短长”：“梅花是乔木，牡丹是灌木。梅花以韵胜，以格高，古朴雅丽，别具一格；牡丹则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梅适宜大规模林植，牡丹最适宜花坛、药栏一类营景；“梅花适宜长江流域一带栽培，牡丹最宜黄河流域附近种植” 。认为两花并为国花，特色互补，相辅相成，定会广受人民群众欢迎。这一意见一出，社会各界赞成颇多。2003年笔者《牡丹、梅花与唐、宋两个时代——关于国花问题的历史借鉴与现实思考》一文通过唐重牡丹、宋尊梅花的历史现象，阐发牡丹、梅花文化意义的两极张力。牡丹、梅花分别代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不同风土人情，反映贵族豪门、普通民众两大阶层的不同情趣好尚，包含外在事功与内在品格、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国家气象（“外王”）与民族精神（“内圣”）两种不同文化内涵 。而“天地之道一阴一阳，万物之体一表一里，这种二元对立的意义与功能，如能相辅为用，构成一个表里呼应、相辅相成的意义体系，更能全面、充分、完整地体现我们的文化传统，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展示我们的社会理想” 。牡丹、梅花并为国花能充分利用象征意义的两极张力和互补格局，获得博大和深厚的文化寓意和象征效果。
        因此，无论从深远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国花选择的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的民意需求、学术认识看，两花并尊都是我国国花的最佳选择 。正如我们在已有文章中所说，“只有牡丹与梅花相辅为用，方能满足社会不同之爱好，顺应文化多元之诉求，充分体现历史传统，全面弘扬民族精神”，展示国花“作为国家象征的传统悠久、涵盖广大、理想崇高和意义深厚” 。无疑，这也是破解近30年我国国花评选现实僵局最明智的选择。
        （四）牡丹、梅花作为我国国花的历史值得全面尊重，牡丹、梅花是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国花，两花并尊是中华文化兼融并包、伟大祖国和平统一的美好象征。
众多信息表明，世界各国国花多因本国资源、历史或文化等方面地位重要之花约定俗成，真正立法确认的少之又少。按此惯例，反观我国的情况，既然明清以来牡丹长期被称作国花，民国间又曾经一番决策以梅花为国花，如果再一味说我国没有国花，就不符事实，有悖常理，不免给人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之感。在相关国家权威决定或正式法律法令尚不到位的情况下，根据明清以来尤其是民国以来我国国花选议、实行的历史实际，称“牡丹、梅花”为我国国花，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至少仿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辞源》对“国花”的解释，称“我国旧时以牡丹、梅花为国花”或“我国旧时先后以牡丹、梅花为国花”，则是绝对正确，也是完全应该的。
        遗憾的是，这一有理有据的说法一直未能正常出现和通行，应是我国近代以来社会剧烈变革、海峡两岸长期分裂对峙以及社会“官本位”传统等多种因素影响所致。我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包含“反帝”和“反封建”，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的双重任务，由老大帝国、中华民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变革极为剧烈。仅就作为国家象征的“国旗”而言，由晚清大龙旗而北洋政府五色旗、南京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最终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短短半个多世纪不断更张，打着时代风云和政治理念的鲜明烙印。而其中文化传统的印迹和民众生活的作用却明显减少，相互之间有着更多变革和超越的明确追求，继承性、兼容性因素也就微不足道。“国花”意识多少受到影响，民国早期所说国花牡丹和南京国民政府所定国花梅花之间即有鲜明的变革性和对立性，相关说法也就难以从容通达 。
        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严重对峙，导致国花话语上多有避忌，这其中最麻烦的是梅花。与国花牡丹主要出于民间约定俗成不同，梅花作为国花出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不太充分的官方决定，政治色彩相对明确些。在国、共两党代表的两种民族、国家命运之争中，其遭遇就不免有些尴尬。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海峡两岸长期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台湾当局继承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遗产，一直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宪制及其国旗、国花等“国家”标志。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尤其是80年代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台湾当局所谓“国旗”“国徽”一类标识的使用场合明确受到限制，而“弹性使用” 原来所谓“国花”梅花图案作为替代就逐步形成惯例。在这样的一系列政治情势下，我们对于国花的概念就不能全然客观地继承以往的历史内容，必然有所避忌。尽管新中国最初30年，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传统道德品格精神的双重影响，人们对富含斗争精神喻义之梅花的实际推重都要远过于牡丹，但在日常的国花表述中一般采用国民党建政前的民间说法，只称牡丹为我国国花，对梅花作为国花的历史地位避而不谈，这是不难理解的。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国花的性质与国旗、国歌、国徽终是有所不同，国花是客观的生物载体，有更多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性质，也有更多大众审美情趣的因素。无论是牡丹还是梅花，都是“文化中国” 最经典的花卉，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值得所有炎黄子孙备加珍惜。牡丹、梅花的国花地位都是历史地形成的，有着深远的文化渊源和广泛的民意基础。无论出于民间还是官方，都是我国国花选择上不可分割的历史，值得海峡两岸人民和全球华人共同尊重。
        具体到梅花，虽然有一些政治纠葛，但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些事实和信念。台湾自古是，将来也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梅花作为“中华民国国花”自始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法律明文的支撑，其被尊为国花更多依恃民意的力量。文化永远大于政治，文化传统必定重于意识形态。梅花“是中国人的花” ，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为全体炎黄子孙同尊共享，其文化意义及其影响远非任何单偏政治实体可以垄断和限制。而反过来，梅花的“中华民国国花”之称最初又出于中国大陆深厚的社会沃土，其根源于中国文化的属性对于“台独”势力的“去中国化”倾向无疑是一个有力的牵制，对于认同“一个中国”原则的广大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来说，则又是一个生动的文化感召、美好的精神纽带 。这样的现实作用也值得我们重视。
1978年以来，两岸紧张关系逐步缓解，和平发展大势所趋。尤其是2005年国共两党首脑会谈、2015年海峡两岸领导人务实会面以来，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必将和平统一、两岸增进交流共同发展已日益成了海峡两岸人民共同而坚定的信念。在这样的积极形势下，人们对国花这样一种超政治、超“主义”，主要体现大众民意、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象征载体，胸襟会更为开阔远大，态度会更为切实通达。更易于捐弃前嫌，面向未来；更愿意包容共享，合作创新。我们相信，牡丹、梅花是“文化中国”最经典的花卉，两花的历史地位和符号价值必将得到两岸人民和全球华人共同尊重和喜爱，而两花并尊国花也更能展现我中华神州地大物博、万类溥洽的气慨，体现我华夏文化兼融并蓄、运化浑瀚的特色，象征我伟大祖国和平统一、两岸人民团结一体的美好前景。
        当然，针对两岸分治的现实，目前我们对国花的表述尚要适当顾念一下具体现实场合或政治语境。一般指称我国国花时，严格以“牡丹、梅花”即所谓“双国花”作为一个整体，不单独指称和使用梅花为国花。在与台湾当局的相应标志不免并列、易于混淆的场合，则可改用牡丹一种。我们相信这只是目前两岸分治尚未结束时的一种权宜之计，而等到国家完全统一时，牡丹、梅花同为国花，人民自由、快乐地尊事礼用的情景必将来临。
（载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夏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