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寄居者的爱和信仰

祝莹莹

《寄居者》是移民作家严歌苓众多小说中取材比较独特的一部作品。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上海，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严峻的生活让人们筋疲力尽，女主人公may以毁掉对爱情的原始理解和信念的方式，实现了所谓的爱情。真的实现了么？这样的爱情，还是她想要的爱情吗？文本通过一个表层的爱情故事，塑造出几个世界流散者形象，对移民群体的生活状态给与了关注。
严歌苓是写爱情的高手，更是写人的高手。她翻开上海往事，展示出1940年代风俗的社会性的上海:犹太难民、十里洋场、汉奸、在乱世里强求自保的小市民、道貌岸然的美国卫道士……每一个小人物都在故事中演绎自己的个性与人生。每一个细节和选择背后是对人性的刻画与讴歌。读完这本书仿佛看见May带着落寞忧伤的神情，无力的站在黄埔江边对着滚滚的江水发呆，想要却又无能为力安慰那正在低泣的爱情。
1930年代回到上海的may，乱世之光照着她孤独的无依的凄惶，一种寄居者的漂泊感紧紧拽住了她。二战在即，对于一位年轻、略带小资气息的女人，最安全而温暖的藏身地自然就是爱情的小屋，像救命的稻草。为了在约瑟夫•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出台、大屠杀来临之前，让男友彼得偷渡到美国，May不惜将一个长相与彼得相似的美籍犹太人艾德勒哄骗到上海，只为玩一个张冠李戴的把戏，偷用艾德勒的护照将彼得带去美国。
人性在这场相依为命的爱情生意中得到舒展、放开。May对德国人、日本人的痛恨，更多的是来源于他们对她的爱情和朋友的伤害。May和彼得、艾德勒，三个人的身份具有游移性和不稳固性，在这个由各种身份人群组成的背景当中，其戏剧性是显然的。仅仅从他们的身份上看，我们就可以做出焦虑、紧张、禁锢等解读。全文以一个离奇的爱情故事为核心，再现了抗战时期小人物的命运，描绘了不同的人物的命运轨迹。
小说用倒叙的手法，在主人公的回忆中叙事。当故事随着女主的回忆来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之后，故事展开，这样的叙述方式使故事曲折有致，造成悬念，让本就复杂曲致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还有这样增加了叙事波澜；使故事结构富于变化，和平铺直叙不同；倒叙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严歌苓笔下形象鲜明的主人公们，向我们叙述着那些年的故事。作者由语言，心理，外貌，动作等多个方面对故事人物进行描写。书中May想到“其实我希望他赎不回来，这样我对他的预谋会心安理得一些。”May是善良的，但是为了救爱的那个人，徘徊于两个男人之间的她，不惜伤害另一个，善良与伤害交织在一起，矛盾将一个活灵活现的女生形象凸显出来。May真真的像她的名字一样，有着初夏的热情，敢爱敢恨，为了爱情敢于冒险。她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为了自己爱的那个男人，不惜伤害另一个男人。
这种爱是神圣的，也是算计的，交织着苦涩、芬芳的多重滋味。May只能在两位男人之间周旋，给彼得的，是理想化的爱，是无畏的牺牲；给艾德勒的，是厌恶中的虚与委蛇，是因爱而予以伤害。在实施计划的当口，May从未停止过挣扎和忏悔。但是乱世中爱情是无可奈何的，现实的火力下，你用爱意与坚强筑起的城墙不堪一击，彼得在残酷的条件下，内心终于服从于现实，向现实投降，May仍一如既往地为彼得奔波，仿佛爱情变成了必须实现的程序，成为目标，她只是已坐进爱情的过山车，拼命要抵达目的地而已。倒是艾德勒，粗粝生活的磨难使他开始了心灵转向，他最后用生命冒险帮助犹太人。所以故事结束的时候，知道了彼得所干的一切，May唯能默然。所有的计划有条不紊，她获得了圆满，不过已不像爱情，而是一单爱情的生意，童话就只是童话，不是么?
小说中还屡屡说出种族等级:在上海是外国人——有钱的中国人——上海人——外地人这样的地位顺序，在美国是英裔——爱尔兰裔(小说中称之为“白色的黑人”)——犹太人——有色人种的地位顺序。主人公的身份，恰恰在这个顺序等级中不断地跳跃。例如May，在美国无疑是受到歧视的种族，但在上海，由于拥有美国护照，反而可以挤入上流社会。身份跳跃在小说中处处存在。医科毕业的犹太人彼得的父亲是银行家，所以在奥地利无疑是非常有钱的家庭，但是到了上海，他们落入了难民的境地，不得不顶着被歧视的眼光自谋生路。与英美白人在太平洋战争前颇受优待不同，太平洋战争后，他们被集体关进监狱，身份落差极大。来自柏林的美籍犹太人艾德勒，在太平洋战争前，他的美国护照可以算护身符，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需要操德语才能保证安全。
时局变迁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巨大无比，你原有的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的生活统统被碾碎，你的生活变的没了样子。你所有的焦虑、无奈、沮丧、流离失所，都被时代忽略不计，简直不值一提。时局总是宏大叙事，严歌苓总是饱满地书写一个又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在描写彼得居住地时，写尽肮脏，拥挤，潮湿。细腻的环境描写，将彼得一落千丈的难民形象刻画出来。
不去理会作者和她的创作意图，在理解作品时总是会有欠缺的，严歌苓旅居美国多年，现居住在德国。她经历过短暂的婚姻，旅居的生活和身份让她始终不能成为生活的社会中主流的一部分，回到祖国也是处于边缘人的状态，这就不难理解，作者怎么可以这么生动的刻画寄居者们的形象。
在接受采访时严歌苓说，小说故事原型来自柏林墙一个展览馆的真实故事。1993年，严歌苓和先生去柏林旅游，发现柏林墙一个展览馆里“陈列”着很多故事。“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小伙子跟一个女孩子在东柏林订了婚，小伙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爱着他的未婚妻。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在欧洲见到一个女孩子，非常像他的未婚妻，他就勾引了她，把她带到东柏林，偷了她的护照，让他的未婚妻假冒那个欧洲女孩，用欧洲女孩的护照过了关。”
严歌苓说，她借用了这个故事来作《寄居者》串联的大背景，只是把主人公变成了一个中国女孩。《寄居者》的故事可谓复杂曲折，严歌苓说：“这部小说的戏剧架构取自真实的故事，极致的环境使人发生极端的行为。我的小说故事都是听来的，生活中精彩的故事往往超过我们的想像。也许我们当代人没有机会体验这一点，也比较缺乏想象力。但在我看来凡人琐事都可以是小说题材，大幅度跌宕也有权利作为小说的题材。生活中精彩的故事往往超过我们的想像，刻意去找戏剧性与刻意避开戏剧性一样，都没有必要。”是啊，生活中精彩的故事往往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不用刻意寻找，留一颗细心，认真聆听人们的声音，感受人们的感受，故事就在其中。
读者们喜欢严歌苓有故事的故事，取材于生活中的故事会让读者感到读别人的人生的同时，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人物May身上有我的影子对于《寄居者》中May这一角色，严歌苓说，May是一个知识女性，新女性。独立自主，敢爱敢恨，有时顽皮，属于行动派。“在我近些年的小说里，她是最年轻、阅历却非常丰富的知识女性，虽然只有20岁出头，但已经有一点玩世不恭。我的女主人公里面，每一个女主人公都有一丁点儿我的影子，至少有一些我的闪念，比如说她们都比较勤劳，因为我就闲不住，精力旺盛，不写进去一点儿自己，似乎缺乏参照，不好写。”
从《小姨多鹤》开始，严歌苓似乎有意将小说中人物的国籍范围放大到全球，《寄居者》中不但有日本人还有犹太人。对此，严歌苓解释说，这样创作只是出于作品需要的考虑。“假如你写犹太人在二战时被迫害，流亡上海，肯定不可能不写日本人吧？这个故事写的就是特定时间的特定故事，写的是上海作为世界冒险家乐园、作为世界难民避难所的时代。以寄居者处境自况据严歌苓介绍，创作这篇小说是缘于她之前应邀写一个电影剧本。“投资人来找我，也是听说我从上世纪末就在读有关犹太难民在上海的资料。后来我决定写一部小说，因为我对寄居者的生存状态太能感同身受了。写剧本会撇下我的很多思考。”
严歌苓说，她和《寄居者》中的女主人公May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都有寄居者的身份认同危机感，尽管在寄居国生活多年也不能改变寄居者心态——那种边缘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主流的感觉。“我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寄居者的心态依然，因为无论怎样，对于西方文化，我都是半路出家学习的。我认识到自身和美国社会存在不可融入性，想拼命融入别人的文化主流是徒劳的，也是痛苦的。”严歌苓说，“另一方面，我回到祖国也感到是一个边缘人。在这20年里，国人发展了语言，改变了生活方式，我也有找不着位置的感觉。好在我是一个乐观的寄居者，因为这个立足点使我更沉静，而沉静利于观察，并且对什么都不认为理所当然，都会玩味，品评。”因此，她写这部小说颇有些以May自况的意思。
人的一生总是在寻找归属，家，爱人，祖国的重要性就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了。作者是一个乐观的寄居者，她沉静得观察生活中的细节，不管是不是寄居 者，这都是个好习惯，立足于观察的思考可以给人理性，对自身的定位不应该是别人口中的称谓，不该是社会给你的头衔。是你对自己想要的生活的理解，你对人生的定位。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时代的洪流有着可以冲走一切的力量，但是在被冲走的平地上建设新的生活才是当紧的，请不要像彼得那样，可以为了生活委屈求全，但不要投降。
如果你屈服于做了这个世界的奴隶，放弃了心目中的信仰，那么你也就不是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