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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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一文，让我想起山越早在秦末汉初就曾助番君反秦，事见《史记》。而其《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言南北分界（大河之南北与大江之南北）及学风流变，则取材宏富，考辨精细。王弼、何晏所开创的京洛新学风，即玄学清谈、任诞之风，随晋室南渡而披及江南，但南北学风的分界还是非常明显。唐先生以南方陆绩、虞翻之《易》学，贺循之《礼》学，以及葛洪之内学为例，说明南方学者虽然不乏“礼玄双修”之士，但主要还是循守西京博士传注之传统。他甚至认为，南方学者重西京经学的风气，在隋唐之际也还保留着。
　　《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首节引《讥惑篇》所论四事（书法、语言、哀哭与居丧），均涉及南北风气之交会。其中关于南北语言之融合，陈寅恪曾撰文《东晋南朝之吴语》阐发在前，朱自清也有文《论酸气》追述在后。“洛生咏”即一著例。《抱朴子》分内外篇，内言神仙，外议政俗。近人论学最早注意到外篇之史料价值，或为章太炎《五朝学》。另，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东方出版社1996年再版）也收有其作《读〈抱朴子〉》。谈论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史事，除正史之外，尤以刘义庆《世说新语》和刘劭《人物志》最受重视。其实《抱朴子》外篇“陈古刺今”，看似针砭汉末风俗，实指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