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体之礼：超越形式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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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余年来习礼，手头可翻之书，计有廖平《今古学考》、蒙文通《经学抉原》、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钱穆《论语新解》、郭沫若《十批判书》，以及浙江古籍版的《十三经注疏》等。时在冬春之交，将其一一排列在案，信手取读，饥不择食，乃至茶不思饭不想，早不知身在何处。南蛮曾有言在先，云其不日将发一有关上古之书的帖子，却迟迟不见下文。此也“盟可负邪”？此也美言不可信欤？此也仁者不必有信乎？无奈，山人只好先自言礼。子曰：“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惟山人言礼,胡言呓语而已，在"姑妄言之,姑且听之"之列,不当真最好。
　　　　
　　　　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孔子思想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礼。孔门六艺当中，礼应该是最高范畴。所以孔子说，“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 这都是围绕“礼”而言的。其中，诗、乐与礼的关系表达得最直接，而“德”大概是指六艺当中的书。书传三代王道，所贯穿的思想无外乎一个“德”字（注：《史记•孔子世家》云，“追夡（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推究起来，孔子在返回鲁国之前，一直是以诗书礼乐传教。易与春秋，应该是晚年才开始传授的。夫子晚年才开始习易，虽韦编三绝，但尚未臻于精熟，故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又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作《春秋》，最早也在哀公十二年，已近古稀之年。《春秋》大概是孔子知道自己的礼教思想注定无法实行之后，倍感哀叹，便为后世留下来一部“资治通鉴”。其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所谓“知丘者”，行先王之道者也；所谓“罪丘者”，行后王霸政之术者也。天下道术裂，也由此可知矣！
　　　　孔子当年曾经感慨“礼无足征”，以至无法全面恢复三代之礼。其实孔子之后的人同样会感慨“事无足征”，不能完全恢复夫子关于礼的真实思想。孔子之后，儒家一分为八派。礼在传承中就有今、古文派之分。今文传《仪礼》，古文传《周礼》、《逸礼》。而大、小戴礼记则为今古文混传。其中小戴礼记，即《礼记》。东汉末年的“通学派”学者郑玄，注《周礼》、《仪礼》、《礼记》，这就有了“三礼”之学的名目。孔子的礼教思想因为儒家八派的传承不一，加上郑玄、王肃之流今古不分，自乱家法，不仅孔子的礼教思想的本相不明，便是儒家八派的思想也是互相羼杂其间，让后来学者徒自嗟叹。
　　　　
　　　　无体之礼：超越形式之礼
　　　　
　　　　所谓无体之礼，出自《礼记•孔子闲居》。这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关于礼的阐释文字。孔子重礼，这没有什么疑问。但孔子拘礼，好象是个成见。据《史记•孔子世家》，在齐大夫晏婴眼中，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叫人好生厌烦。又，定公十年春，齐鲁国君在夹谷见面，以示和好。孔子就在礼的问题上横竖挑剔，把鲁定公和齐景公弄得左右不是。这样的孔子，专在繁文缛节上做文章，当然不讨人喜欢。但在《礼记•孔子闲居》里，礼的核心思想则已完全超越了形式。尤其关于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阐释，直达无上之境。难怪子夏听完，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鉴于“美言不信”的古训，尽管对这篇文字喜爱有加，但在真实性方面也是将信将疑。
　　　　《礼记》的学派是今文学，传承自西汉初期的后苍，但其中文章是今古文混合的。从《礼记》所收文章的内容与编排体例来看，文集的性质比较明显，基本属于孔门后学对礼的阐释。虽然文章中多记“子曰”，但很难排除假托的成分。其中到底有多少内容是可信的，很是问题。既然是后学提供的“礼学阐释学”或“礼学发展史”，写作时限大概总在战国至秦焚书之间。所以，周予同以为它们是研究儒家八派的主要文献。在这层意义上读《礼记》，便如老吏断狱，值得玩味的地方不少。请言《仲尼燕居》与《孔子闲居》。
　　　　先说燕居与闲居。
　　　　“燕居”与“闲居”同义。据《十三经注疏》，“退燕避人曰闲居。” 燕，通“宴”，指了却公事（君臣退朝）之后的闲暇。比如“燕见”，便是指皇帝老儿闲暇时间召见臣子。孔子闲居应该发生在返回鲁国之后。原本选读这两篇文章，是想看看老夫子闲来无事的时候会干点啥。尽管“昼寝”的可能性不大，不然他不会骂宰予“朽木不可雕也”，但“子见南子”、“投壶”之类就很难说了。事实上，闲暇时的夫子让我很失望，他们和侍坐在旁的弟子们大谈特谈的是礼。
　　　　再说侍坐。
　　　　孔门侍坐，落落大方。所谓“訚訚如也”、“行行如也”、“侃侃如也”，气象自是生动。而又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最见早年孔门之宏阔高致。若《仲尼燕居》与《孔子闲居》所记可信，当为晚景。《仲尼燕居》里，侍坐者子张、子贡、子游。《礼记•孔子闲居》里，只有子夏一人侍坐。其中独子贡为及门“先进”，余者则为“后进”，即夫子晚年返回鲁国后收授的弟子。总的来讲，晚年孔门的布道气息开始浓了起来。这或许是因为夫子知道自己来日不多，急于传授，言谈间则峻急有余，宽简不足。还有一种可能则是“礼学阐释派”的假托傅会，以至画虎不成，反类其犬，全没有了孔门的真气象。
　　　　后者的可能性很大。《仲尼燕居》里，孔子指出来子张、子贡“过犹不及”的毛病，而于子游未置一词。看得出来，这篇文字大概属于“礼学阐释派” 里子游之儒的假托。而在《礼记•孔子闲居》里，侍坐者更是只有子夏一人。像这种靠“片面之辞”支持的孤证，《礼运》里的子游也是一例。从《先进篇》来看，子游、子夏同为及门“后进”小子，又同在孔门四科的“文学科”，由此大致可以断定，《仲尼燕居》与《孔子闲居》（甚至包括《礼运》）是他们的后学假托的文字。而借燕居、闲居这两个名目，以示表彰夫子“诲人不倦”的精神，也值得存疑。当年山人轻言“闲居”，就遭到过南蛮的批评，以为“士不怀居”。现在看来，南蛮自有南蛮的道理。关于“燕居”与“闲居”的考证工作，不在山人的能力与兴趣范围，只好委托文字专家如青铜器、金轮法王、鱼望水等他们去完成了。
　　　　又，在《檀弓》里，出场比较多的主要有曾子、子游、子夏。从言谈来看，曾子与子游、子夏之间的分歧比较明显。尤其曾子指责子夏有“三罪”一节，俨然是新掌门的做派，颇横肆。郭沫若《十批判书》认为，子夏氏传法家，所以韩非子《显学》里“儒分八家”没有“子夏之儒”。就《礼记》的一些内容来看，子夏这一派的思想遗存或改弦更张的轨迹，大致是能看出一点来的。其实，“儒八家”里也没有子游。不妨做个大胆的推测：是否可以说《礼记》的大多内容就是排除在“儒八家”之外的子夏、子游派的学说呢？或者说，子夏离群索居在西河，其中所传即包括《礼记》里的主要内容呢？这种猜想当然是需要证据的。可惜眼下我还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