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士精神：附陈受颐论文《早期耶稣会士对崇祯皇帝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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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章炳麟大张佛法，力倡“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唯我独尊治猥贱性，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非此世风人心不可救。今读《中庸》，至“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一语，精神不由为之一振。所谓弗措，不罢手也。朱子注曰：“君子之学，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成。”何等气慨！
近来复有感慨者，当为耶稣会士之西来东土。面对陌生的人群、文化，他们硬是白手起家，从识字始，到逐字逐句翻译中国典籍，个个都称得上是“标致”的人物。李贽《续焚书》卷一《与友人书》曰：“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释，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仪礼，是一极标致人也。”及满人入关，复又研习满文，甚至蒙文、藏文、梵文。若不是耶稣会被教皇解散（1773年），这帮教士恐怕是要让中国典籍、乃至东方典籍统统登陆欧洲的。
我常常会想，若不是有一帮教士，而是仅凭武夫、商人间的交往，中欧之间文化的对话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韦伯倡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在我看来，天主教教士在文化推动方面的贡献当更胜一筹。耶稣会在中国的最后一任会长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1718～1793），不仅编有《满法字典》（Dictionaire mandchou-francais）、《满语语法》（Grammaire tartare-mandchou），还编过一部《梵藏满蒙汉多语种字典》（Dictionnaire polyglotte sanskrit-tibetain-mandchou-mongol-chinois）。与以前耶稣会士不同的是，钱德明在基督神学方面没有什么作为，留下来的著述如《中国兵法》、《孔子传》、《中国古今音乐考》、《中国药物》、《唐代简史》、《中国历代帝王纪年》等著述，足以让他赢得“中国通”的名号。
教皇在欧洲读到这些著作的时候，一定会愤怒地质问：我的上帝呢？我的中国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