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商周青铜器,饕餮纹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西方国家有一位专门研究东方文化的学者,叫吉德纬(David Keig htley)曾这样说:“你如果不懂‘饕餮’,就无法了解商代文化。” 饕餮纹这种多见于商周青铜器的纹饰,其基本特征为:“有一个正面的兽头,有对称的双角、双眉、双耳以及鼻、口、颌等,有的还在两侧有长条状的躯干、肢、爪和尾等。其兽头上,有的有立羽状的额饰,在下方,一般在其底部空白处刻有匀密纤细的云雷纹作为衬托。”
饕餮纹与商周青铜器相联系,首见于《吕氏春秋》。其书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但《吕氏春秋》中所记载的周鼎所著的“饕餮”究竟是指哪种纹饰,并无有明确说明,及至宋代吕大临《考古图》癸鼎下称“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方才将这种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对应为饕餮纹。 现代研究者,对于这种常见于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是否即为《吕氏春秋》所述之“饕餮纹”,大多持否定观点,但对于商周青铜器上所刻纹饰究竟为何种图案,专家则纷置异词,当今对于商周青铜器兽面纹研究中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李济先生将原来的饕餮纹中有首无身的称之为动物面,而有首有身的则称之为肥遗。此说最著名的拥护者是张光直先生,虽然他没有采用动物面的提法,而保留了饕餮纹,但却完全接受了肥遗之说。饕餮于古史神话中多有恶称,“《神异经·西南荒经》:“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彊者夺老弱者,畏羣而击单,名曰饕餮。”而肥遗的名声也并不好:“《山海經·北山經》載:「又北百八十里,曰渾夕之山,無草木,多銅玉。囂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在《山海經·西山經》中的記載為:「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遗,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众所周知,饕餮纹习见于商周青铜祭器、礼器之上,应当与祭祀有直接的联系,而作为信仰祖先神灵的殷商先民,为何要讲此具有恶名的神话中的凶兽雕刻于祭祀祖先神灵的国宝重器上呢?
二、马承源先生为重要代表的“兽面纹”说。他早在《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中便废弃了“饕餮纹”的提法,改用“兽面纹”。虽然他不是最早提出“兽面纹”的人,但却无疑是“兽面纹”一词最重要的推广者。马承源先生认为:“实际上这类纹饰是各种动物或幻想中的物象头部正视的图案,后来不少著作中称它为兽面纹。”(见《中国青铜器》第324页,上海机构略1988年7月版),兽面纹的说法,规避了祭祀礼器上出现凶兽的问题,但对于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究竟有何含意,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是否即为多种动物的组合,而这些组合又有何具体意义还有待商榷。
三、邱瑞中所论立体龙纹说:“侧身龙纹、立体龙纹(即饕餮纹)都是彼时祥瑞的象征!商周饕餮纹应更名为立体龙首纹。”邱瑞中 《商周饕餮纹更名立体龙首说》,笔者认为,龙纹说已切近于“饕餮纹”的本质,但在龙纹上叠加的羽状冠饰有何含意,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杭春晓先生的“祖神说”,“针对种种前贤之述,笔者想提出一个新的假设,饕餮纹是先民祖先神的形象,是一种祖神像,它在具体祭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大致同于张光直先生所说的“通天”之用,是用来沟通祭祀者与被祭祀者的”。但杭春晓先生认为,饕餮纹中心的四目图象为祖神的形象,“古史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击四隅,以索室欧疫,大丧,先枢,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其中黄金四目者即为饕餮四目之旁证”。两侧图案为鸟纹:“饕餮纹两侧的鸟纹与祖神的关联,则是可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者,鸟作为灵鸟协助祖神沟通天地,二者,鸟即商人祖先图腾的动物形象,将它配置于饕餮祖神像左右两侧,是用以强化祖神的文化含义”杭春晓《商周青铜器之饕餮纹研究》,杭先生所论“饕餮纹”为殷商人祭祀的祖神像,应当是最切近于实际的一种观点,但其祭祀祖神像的具体含意尚需进一步开发。
饕餮纹究竟是何种文化含意,在殷商青铜青铜器中,又扮演着何种角色,随着现代考古发现的日渐增多,为饕餮纹饰的研究与演变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对古玉上类似青铜器饕餮纹的研究也日渐引起学者的关注,浙江反山、瑶山发掘中,发现了良渚玉器中最完整、最复杂的“饕餮纹”形式,在反山M12:98琮和M12:100玉钺上,具有这一完整的饕餮纹原始图案,
从这个图案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整个饕餮纹是由两个图案组成,其下方,卵圆形目和突出的獠牙的口,并有盘屈的前爪,其形式与红山文化中的龙形玦的平面展开图相近,应当可以确定为龙,图象的上半部分,有载羽冠的头与双手的人形的上半部分,其羽冠形制,与良渚文化中流行的一种玉冠状饰形状相同,因此,整个图象可以看成为一个头戴羽状冠的人乘在一个龙身上的正面图。结合邱瑞中先生与杭春晓先生的研究,可以将这个图案定义为“祖神乘龙图”,接下来的问题是,“祖神乘龙图”中的祖神是传说中殷商的哪位祖先呢?
饕餮纹习见于商周青铜器,如果商周青铜器上,都将“饕餮纹”作为共同的祖神的象征,则证明饕餮纹为商周共同的祖先神,按《大戴礼记·帝系》“黄帝产元嚣,元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原,氏产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次妃陬訾氏,产帝挚。”按此说,则商为帝喾次妃有娀氏后裔,周为帝喾上妃有邰氏后裔,其共同的祖先为黄帝。
轩辕黄帝为中华子孙公认的始祖,为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出生、创业和建都于有熊,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按《史记·封禅书》:“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羣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龙须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须号。”由此可见,上古传说中,黄帝乘龙而升天,关于这一记载,在中国传统数术《黄帝龙首经》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黄帝将上天,次召其三子而告之曰:吾昔受此《龙首经》于玄女,经章传义十有二绪(言六壬十二经也),盖吾所口授不传者(谓龙首记三十六用也),吾今日告汝,汝固能行之乎,内以自辅,外修黔首(黔首者,民也)。术与贤者,若不能行则埋之名山三泉之下。慎无妄泄使不神,吾将为汝参会其中(谓起用也),遂其终结(谓三传也)。要正之本(谓止日辰),同之一首(谓阴阳有四时,其用一也),万物俱主各自理(言事物唯非一,各各自其部分),义不相干,事不相扰(言虽有,事事锋至,各以其物次第期之,事虽众多,各有次第,事不相扰乱也)。敬修其神以为天宝,········。三子拜受而起,龙忽腾翥,三子仰首瞻,尚见龙头矣,遂以名其经曰龙首云。”中国古代的数术传承中,继承了很多历代古史记录,并将这些记录渗透到数术的典籍之中,从反山M12:98琮上面的饕餮图案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一个头戴羽冠的人骑在龙身上,而龙只露龙首,正是《黄帝龙首经》中“尚见龙头”的形象写实,而下饰的云雷纹,正是龙行于天的真实写实,黄帝的后人,将黄帝乘龙的传说具象化,并将之刻于用于祭祀的礼器之上,正是祭祀远祖,侍奉祖先的真实写照,因此,商周礼器上的“饕餮纹”,实际上是商周祭祀祖先的“黄帝乘龙纹”,而“黄帝乘龙纹”在后续的演化中,逐渐简化,商代青铜器中,尚可见羽冠人的形式,如(小屯M333尊R 2060)
或以羽冠代替羽冠人形,如(父乙尊,屯溪M1:90)
及至于龙头与羽冠人身进一步合一,如(小屯M388罍R2061)
到了商代晚期,“黄帝乘龙纹”进一步演化为具象化的夔龙首或鸟首侧视形象
至西周中期,随着“饕餮纹”的进一步简化与蜕变,凤形鸟纹愈来愈占据青铜器的主要部位,而传统的“饕餮纹”则在青铜器上消失,伴随着“饕餮纹”的消失,其原始的“黄帝乘龙图”的祭祀含意也渐渐在传统中被遗忘,以至于到了秦代编撰《吕氏春秋》的学者,已经不知道“饕餮纹”的真实含意,而凭借着主观的臆想,将“饕餮”加诸于“黄帝乘龙纹”的身上,从而将商周的祖先之神变成了贪食无厌的凶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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