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南风存在境况考略

aliushiyi

目前晚明同性恋研究方兴未艾，究其所指大体不外三种，京师之小唱、江浙之小官、闽南之契弟契儿。然京师之小唱、江浙之小官与闽地之契儿实属男妓，而非同性恋。国内研究者皆把以上数者混同于同性恋，那么其研究结果势必会南辕北辙，不得所获。同性恋指的是恋爱双方感情、地位对等，由互相爱慕而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情感结合体。恋爱双方在感情上没有主动与被动的胁迫关系，亦无某种实质的物质与情色交易。而男妓则是类比女妓来说的，他们与主顾之间维持的是一种物质与情色的交易关系。男妓靠出卖性服务来获得主顾所偿付的报酬，男妓与主顾之间没有一种稳定的情感基础，他们之间是一种商业契约关系，当契约失效时，双方则处于自由状态。
由以上定义推断的话，除闽南之契弟外，京师之小唱、江浙之小官与闽地之契儿实属男妓，而非同性恋角色。闽南之契兄弟与契父子关系有着实质的区别。契兄弟是在闽南特殊风俗下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情感关系，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情感基础，不是根据物质与情色利益而建立的契约关系。沈德符《万历野获篇》之“契兄弟”条记载，

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妍媸，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抚爱之如婿，弟后日生计及娶妻诸费，俱取办于契兄。其相爱者，年过而立，尚寝处如伉俪，至有他淫而告讦者，名曰㚻奸。㚻字不见韵书，盖闽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相抱系溺波中，亦时时有之，此不过年貌相若者耳。近乃有称“契儿”者，则壮夫好淫，辄以多赀聚姿首韶秀者，与讲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诸少年于子舍，最为逆乱之尤。[1]
由上观之，闽南之契兄弟重视情感关系的完美协调，感情双方地位是对等的。而契父子关系不同，契父与契儿之间的关系更倾向于家妓关系，强调一种淫赂维系。因此应该把二者分别对待才能更好地理解晚明之两性关系。
宋代已经出现“小唱”，其最早指的是吟唱小曲的艺人，不分男女，其职业是在饮宴时吟唱小曲增添欢娱气氛。明宣德年间，自顾佐上疏后，朝廷严禁官妓，遂有小唱伴酒之说，此时小唱乃始由歌童充任。谢肇浙《五杂俎》记载，“今京师有‘小唱’专供缙绅酒席，盖官妓既禁，不得不用之耳。”[2]《万历野获篇》之“小唱”条，“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严禁官妓，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几如西晋太康矣。”[3]后来小唱渐渐不再吟唱小曲，而专以侍酒佑觞、洞察耳目为任。史玄《旧京遗事》“唐宋有官妓侑觞，本朝惟许歌童答应，名为小唱，而京师又有‘小唱不唱曲’之谚，每一行酒，止传唱上盏及诸菜，小唱伎俩尽此焉”。[4]“此辈狡猾解人意，每遇会客，酒枪十百计尽以付之，席散纳完无一遗漏，僮奴辈藉手以免诃责。”[5]不久，小唱则沦落至与男宠无异，进而遭到人们的谴责。“然诇察时情，传布秘语至缉事衙门，亦藉以为耳目，则起于近年，人始畏恶之。其艳而慧者，类为要津所据，断袖分桃之际，赍以酒赀仕牒。即充功曹，加纳候选，突而弁佤，旋拜丞薄而辞所欢矣”。[6]小唱又有聚众行淫者，“小唱在莲子胡同与娼无异，其姝好或乃过于娼，有耽之者往往与托合欢梦矣。”[7]

明初实行官妓制度，宣德年间朝廷始禁官妓。“大明律犯奸内有官吏宿娼之条，则是太祖时已有禁矣，及顾佐掌院时奏娼女止容供应公燕，禁其奸宿，盖恐末流人情易犯耳。”[8]笔者认为，朝廷禁止娼女佑觞佐酒后，必有一部分乐户因生计所困而另有谋生，其仍保留乐籍身份而沦落为蓬门娼妓。而官妓佑酒侍觞之职必有他人佐代，其亦可能是同出自乐籍的男性优伶。其初大部分为浙之宁绍人，盖被朱元璋籍入乐籍的宁波、绍兴人之后裔，其后小唱渐有临清人充入。“其初皆浙之宁绍人，近日则半属临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9]《广志绎》卷四记载了国初征绍兴贱民为乐工之事。“绍兴惰民谓是胜国勋戚。国初降下之使不与齐民列，其人止为乐工、舆夫，给事民间婚丧，妇女卖私窝侍席行酒，官妓等”。
  由此可见小唱最初由出身乐籍的江浙人充任，在朝廷禁止娼女进行私宴供侍、伐淫嫖宿之后，便逐渐替代娼女而发展为供侍私宴、陪宿解欲的女妓替代品了。后因男风滋漫，乐户男妓有限，京师之郊便有许多男童冒装浙之宁绍籍乐户而进行交易买卖。“近日，又有临清、汴城以至真定、保定儿童，无聊赖亦承乏充歌儿，然必伪称浙人”。[10]小唱后多有出京奔走经营，至边关求存者。《万历野获编》卷十七之“武臣好文”条载，

今年至都，在黄贞甫礼部座中，见二三小唱，窄袖急装若远游者，来叩首，云谢别。问之，则乞得内召候考选名公书，往塞上也。余笑谓贞甫曰：“他日必有坊曲女伴，祈公等书牍，作陇头儿者，将奈何？”贞甫曰：“不然。诸边营妓如云，大胜京师，我却愁诸弁以此相荐，报我辈龙阳、子都耳。[11]
小唱，亦可随官上任携走，所谓“朝士有提挈之者，或至州县佐貳，次则为伶”[12]，此或为门子之雏形。然小唱与门子地位仍高于戏子伶人，盖男妓亦有等级之分之明证。门子，散见于说部，其最早指的是看门的奴役，后渐延指官府中亲侍之仆从。宣德后有娼妓之禁，官僚外出不能嫖宿娼妓，门子遂有男妓之性质，逐渐成为官僚男妓之代称。“外之仕者，设有门子以侍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亦多惑之，往往形诸白简。”[13]天启年间小说《童婉争奇》中，妓女骂娈童亦说“你狗苟蝇营，何不去官府当一名打扇的门子？”
  与小唱、门子服务于上层权势男性不同，小官服务于下层社会，是江浙一带男妓的统称。明中叶以后，南风滋炽遍及南北，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发达，便出现早期男性卖淫者。其最初只是零散个体之经营，亦有牵头为之撮合，后逐渐有人组织一帮人等进行集体卖淫活动。《龙阳逸史》第二回所叙，男妓小翠经由牵头罗海鳅介绍给大老官邵囊，后因波折，离而复合，遂有约书之契。
  立议单人罗海鳅，有友邵囊，原与李小翠交好。讵料未经一载，李生歹见，顿背深情。不意粗心无遂，束手空还。可谓走尽天边路，难觅皮宽树也。今者李既悦归，邵其笑纳。往事不必重提，新议何妨再酌。三面看定，每岁邵奉李家用三十金，身衣春夏套，外有零星用广，不入原议之中。此系两家情愿，各无异说。如有翻覆等情，原议人自持公论。恐后无凭，立此议单。各执一纸存证。
这张具有商业性质的契约，证实了晚明男妓个体经营的早期状况。此是一种自发性质的商业买卖，卖方主要是穷苦人家的男童，相貌较为清新可爱，以身体为资本向买主提供性服务。买家比较分散，主要是指家庭条件较为优越的富商与地主，也有少量的秀才文士。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家奴型男妓，这种男妓一般指的是富户中的契约家奴，或是被穷苦人家或人贩子卖与富户的男童。《龙阳逸史》第八回的马天姿，即是因无父无母辗转被卖到陈员外之家的，其实质是半家奴、半男妓性质的富户奴隶。这种男妓与门子性质相似，只是服务的买家阶层不同。这些男童一般没有人身自由，其实质与奴隶相似。马天姿因与陈员外交往过密，便被陈夫人投入河中欲将溺死。其被人救起后也不敢投诉官府。另外也有自举招牌进行兜售的自行营业者，形式与女妓之“私巢子”较为相似。《龙阳逸史》第十八回，葛妙儿便是自主经营的男性卖淫者，其请人为自己画了一张像挂在了门前当做招牌。
  如果说小唱、门子属于个体存在的男妓的话，那么《龙阳逸史》中所叙述的小官榻房则是男妓集中运行的先例。男妓举体鬻色之业，在宋代已初具规模。陶穀《清异录》所载，“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及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货，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14]周密《武林旧事》，“吴俗此风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15]晚明时期，商品经济发达，物欲横流，南风行业亦趁势更具规模。南北两京、苏杭等繁华之市肆，皆有行淫鬻色之固定场所。说部之“榻坊”、“南院”、“帘子胡同”等，皆其风称。《弁而钗·情奇记》“此南院乃众小官养汉之所……故曰南院”。《龙阳逸史》卷八，“南林刘松巷，于某月某日，换主新开小官榻房，知会”。清吕种玉《言鲭》又载，“明代‘律’有‘鸡奸’之条，然而有‘莲子胡同’之承应”。 史玄《旧京遗事》亦说，“在莲子胡同，门与倡无异”。“莲子胡同”在《梼杌闲评》中又作“帘子胡同”，“（从西江米巷）一直往西去，到大街上北转，西边有两条小胡同，唤作新帘子胡同、旧帘子胡同，都是子弟们寓所。”
榻坊建构仿于妓院制度，却无妓院之完整体系，亦无高等妓院之精奢豪华，规模略与下等妓院或“私窠子”相似。榻坊一般由一个主谋经营，于市肆建盖或租赁许些房屋，再雇佣或收购一些无籍男童，即可草草营业。《龙阳逸史》第八回还原了榻坊形成的部分情境。金州甫林县刘松巷原是一条经营娼妓的花柳场所，房屋共有三百间。后因经营者刘松葬死狱中，娼妓生意无人料理，遂被官府封押赁票儿。后来鲁春兑合银子买了五十多间，又购进许多小官，遂成了初步的小官榻坊。这种榻坊结构简单，设施粗糙，仅为性交易提供一种场所而已，并不像高级妓院那样兼有高级交际的功能。
榻坊中的男妓亦设有花色品阶，与妓女之级别体制相类。《龙阳逸史》中，多处提到小官的优劣级别。《龙阳逸史》第五回，“后来那些小官，见是一日一日，越多□将出来，便分做三等。把那十四五岁初蓄发的，做了上等；十六七岁发披肩的，做了中等；十八九岁掳起发的，做了下等。” 第十四回，亦有提及，“（卞若源）专一收了些各处小官，开了个发兑男货的铺子．好的歹的，共有三四十个，把来派了四个字号：天字上上号、地字上中号、人字中下号、和字下下号。这四个字号倒也派得有些意思。他把初蓄发的派了天字，发披肩的派了地字，初掳头的派了人字，老扒头派了和字。”
第十五回，写到人贩子华思桥递予童勇巴一小官名单，上亦有四等级：
　　天字号　何小美　夏娟娟
　　地字　杨伯五　周小圣　范巧姿
　　人宇　段秀儿
　　和字　陈天仙
从上述两则材料中，我们可以推断榻坊中男妓品评简单、标准单一，不像女妓品评花样繁多、标准复合。
评判男妓大致有两大标准：其一是年龄，年龄是制约男妓品级的最重要标准。男妓从实质上来说是女妓的变相代体，十四岁左右的男妓，男性生理特征尚不明显，而皮肤色泽亦细腻滑润如处子，与女妓相当，所以作为一等；而年龄稍大点的，男性理特征逐渐明显起来，居次等，如此类推，至二十四五岁则达到男妓的生理极限，列为末等。在《龙阳逸史》中，年龄是以发型的样式来体现的，从最十四五岁的“初蓄发”、逐次分为“披肩”、“初掳头”与“老扒头”四个等级，直至戴“网巾”则表示脱离男妓行列了。
    其二，是男妓的色艺，这种标准是以高级女妓的要求来衡定的。从古代至晚明，对男妓的品鉴皆是比拟女性的。宋代亦有对男妓的品评，“傅脂粉，盛装饰，善针指，称谓亦如妇人。”[16]至晚明说部皆如此。《龙阳逸史》第一回，“这裴幼娘虽是个男儿，倒晓得了一身女人的技艺。除了他日常间所长的琴棋书画外，那些刺凤挑鸾，拈红纳绣，一应女工针指，般般精谙”。《弁而钗》所叙男风亦如此，如对赵王孙的描绘：眉秀而长，眼光而溜。发甫垂肩，黑如膝润。面如傅粉，唇若涂朱，齿白肌莹……丰神色泽，虽藐姑仙子不过是也”，又李又仙：“星星含情笑兮，芊芊把臂柔荑。檀口欲语又还迟，新月眉儿更异。面似芙蓉映月，神如秋水湛珠。威仪出洛自稀奇，藐姑仙子降世”。不仅如此，男妓之服色亦如女妓，“内穿女服，外罩男衣，酒后留宿，便去了罩服，内衣红紫，一如妓女也”。
    榻坊之外亦有依靠其生活的一干人色。如为老官、小官网络关系，帮嫖牵合的“牵头”，其角色大致与宋笔记之“厮波”、明说部之“架儿”相似。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闲人”条载，“更有一等不本色业艺，专为探听妓家宾客，赶趁唱喏，买物供过，及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乞觅赡家财之‘厮波’”。《金瓶梅词话》第十五回，亦有对“架儿”的描绘，“这家子打和，那家子撮合。他的本分少虚头大。一些儿不巧人腾挪，绕院里都踅过。席面上帮闲，把牙儿闲磕。攘一回才散火，转钱又不多。歪厮缠怎么？他在虎口里求津唾。”《龙阳逸史》里“乔打合”、“老白相刘瑞园”等人即属此类。其第三回“乔打合巧诱旧相知　小黄花初识真滋味”中，即有此人物的描述：
平日间并不作些经营，只是东奔西撞。见了个标致小官，毕竟要访了他的姓名住处，就牢牢放在肚里。不料他在这小官行中，混了两三年，倒行起一步好时运来，就结交了几个大老官。后来一日兴了一日，要买货的也来寻他，要卖的也来寻他。地方上人遂把他以桥为姓，去了木旁取个混名叫做乔打合。　
另有拐卖小官的人贩之流，《龙阳逸史》第十五回之小官贩子“华思桥”，做的即是“别路贩了些小官回到汴京出脱”的勾当。人贩子拐携小官到州郡指定地点后，亦有接应之人前来购合。如与华思桥接头之童勇巴，便是购买小官之商人。其只兑了五十两银子便轻易从华思桥处购得七个小官，约合七两一个。晚明人口拐卖之恶劣、小官生命之卑贱亦略见一斑。然后被卖之小官再由童勇巴之流转手卖于大老官或小官塌坊。此回中崔英便被华思桥骗卖于童勇巴，而后再由童勇巴转手卖于大买家。不仅如此，连穷酸腐鲁之人亦可决定小官之命运。《龙阳逸史》第十七回，穷困腐鲁的平民唐穷，偶然救起小官马天姿后，因受金钱诱惑，便把马天姿转卖于汤监生家，而获银百二十余两。按《大明律》对人口拐卖之惩处相当严厉。明万历年间汇编有“略人略卖人条例”，其中规定拐骗他人或他人子女者，因犯罪程度而定，会受到发边充军甚至殃及子孙的严惩。而明后期娈童现象却比明中叶更为猖獗，晚明之朝纲败坏，政治失序可窥一斑。
中国古代的行业皆有溯源祖师，娼女有“白眉神”一说。《枣林杂俎》引《花镇志》云：“教场白眉神，朔望用手帕针线刺神面，祷之甚谨。谓之撒帕。看人面则惑溺不复他去，白眉神即古洪崖先生也，一呼祆神。”[17]男妓亦有其神衹供奉，袁枚《子不语》卷十九之“兔儿神”则记录了这种神祇，‘今阴官封我为兔儿神，专司人间男悦男之事，可为我立庙招香火。’闽俗原为聘男子为契弟之说，闻里人述梦中语，争醵钱立庙。果灵验如响。凡偷期密约，有所求而不得者，咸往祷焉。”[18]袁枚所记载其事发生在清初，然而其书所载故事多民间传说坊语，颇有不实之处，故不足为证。然而从此亦可知，男妓有神祇供奉一说。关于男妓香火供奉之事，《龙阳逸史》第三回亦有叙述，“唐半琼笑了一声道：‘难道你不晓得，这是我们做小官的年年旧例。一到新正来，是本境住的小官，每一个要出五分银子，都在这土地庙里会齐，祈许五夜灯宵天晴的愿心。’”《龙阳逸史》第十回亦有小官精的描绘，“头如巴斗，身似木墩。卷罗发披在两边，大鼻头长来三寸。髭须根黑黑丛丛，却像的未冠祖宗。眼珠子活活突突，谁识是小官头目。”中国古代向来有巫神淫祠的习俗，无论是“兔儿神”，还是“小官精”都是脱胎于民间故事传说，经过人为递相传衍并逐渐神化，然后修像设祠以供香火。
    在《龙阳逸史》、《童婉争奇》等小说的描述中，男妓对女妓的经营总是占据决对的优势，其中不乏作者的主观构想。然而现实生活中，小官阶层则没有什么庇护，相反还会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龙阳逸史》第八回，以范六郎为首的小官在受到妓女肆意污蔑后，把妓女告上县衙，但是官府明显偏袒妓女一方，不仅注销了原状，还一纸禁令取消了小官在当地的生存权力。究其原因亦在于官府与妓女的传统附属关系。承有明一朝，妓女俱归教坊司管辖，亦有入乐籍出科应官身一说，盖不过经济、政治两方原因。妓女不仅应承宫廷宴饮游乐，其“花捐”亦是一种财政补贴。余怀《板桥杂记》“乐户统于教坊司，司有一官主之。”[19]《万历野获编》亦有记载，“礼部到任升转，公费出教坊司。南礼堂司俱轮教坊直茶。无论私寓游宴，日日皆然。”[20]宫廷官妓如此，省郡州县亦有行效，“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21]祝允明《猥谈·丐户》载，“奉化有所谓丐户，……皆官给衣粮。……官谷之而征其淫贿，以迄今也。金陵教坊十八家亦然。”《龙阳逸史》第八回即展现了官府与妓女相勾结的一幕：
曲史道：“胡说，可见都是你这一起，连那个好娼妓名头都坏了。所以那些小官，有这场聒噪起来也罢。你若要我禁止了那男风，依旧让你们在本地方赚钱的话，今后个个便要当官方可。”众娼妓道：“娼妓们一向是当官的。凡是同各乡宦老爷有酒，时常来捉官身。”典史道：“我这个当官，不是那样当。每月初三十八，俱要齐来听候娼名。”众娼妓满口应承道：“只要老爷肯放这条门路，一个月莫说是几日，便再多几日，娼妓们也是情愿的。”典史道：“你等既各情愿，快出去取了认状来。”众娼妓欢天喜地，都一骨碌爬起身，向大门外就走。
历史上女妓文化源远流长，其强烈的文化特质也导致人们对男妓有着不同的理解。晚明小说《宜春香质》以赞美同性恋的为主题，但其序则表达了对男妓的另一种体悟：
博观情书，广罗情海，独无解于龙阳一道。男专女淫，阳柄阴政，红颜少妇，起谁施为容之悲；白面郎君，甘我见尤怜之丑。倒男儿之纲，并紊女真之纪，颓阳明之气，并乱阴顺之节。归之人类，恐乱人纪，列之畜群。人而狐，狐而人。非人非畜之间，此辈之姻缘在耶？否耶？敢以质之高明。[22]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亦可见晚明小官的悲惨生存境遇。在《龙阳逸史》这部小说中，小官的结局尤为悲惨，大部分没有善终，逃脱不了被抛弃、自甘沦落的地步，此亦是一种明证吧。
总体上来说，晚明男妓现象是由“南风”好尚引起，经由朝廷政策的推波助澜，而在晚明发达的商品经济刺激下，逐渐形成的一种性交易服务。以小唱、小官与契儿为主体的男妓以出卖色相而获得相应的报酬；而以官员大夫、富贾仕商、士民百姓为主体的服务对象，则以提供相应的价值补偿而获得男妓所给予的性服务。由于历史文化、社会习俗、民间认同等原因，男妓的生存境况远比女娼更为艰难，这也是一种畸形商品形态在晚明社会的独特镜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