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文化与大运河

黄河入海

水浒文化与大运河

王修智先生说过，水浒文化与运河文化，有着重要的关系。
水浒文化和运河文化，两大文化交汇、叠合于古郓州所涉区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了齐鲁文化中一个独特的部分。
自隋初至北宋末，郓州所涉及到的区域包括现郓城、梁山、巨野、济宁、金乡、嘉祥、汶上，肥城、东平、平阴、阳谷、台前等县。这一区域，自元初京杭大运河调整经由山东至今，古老的大运河一直自这一区域的中问纵向穿过。时至今日，郓城的金堤河水仍然是济梁运河的水源。
其实，梁山泊自古处于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交通要道。济水自西南来，汶水自东方来，二水交汇于梁山泊，梁山泊水一向东北流去，仍为济水（后称大清河、1855年后为黄河河道），直入渤海，一向南方流去，接南清河，汇入淮河，最后入黄海。元以后的山东运河，实际上是借用的南清河水道。时至今日，运河仍在古梁山泊一带穿行。如此说来，这水浒文化和运河文化在鲁西区域的交叉迭加多了。
为了便于说清问题，首先要对京杭运河的修建及变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今日的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经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大运河自开凿至今，经历了2400余年的历史。运河路线随着历代京都的改变和黄河的改道，曾几经变迁。隋朝以后，大运河是中国东部沟通内河、联系海港的南北水运交通干线，而且还兼有灌溉、防洪、排涝之利，对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曾起了重要作用。
大运河的修建，是隋代完成的。但，涉及的部分河道，却在此前早就开挖了。最早的河段凿于春秋末期。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利用长江三角洲的天然河湖港汊，疏通了由今苏州经无锡至常州北入长江到扬州的“古故水道”，并开凿邗沟（自扬州到江水，东北通过射阳湖，再向西北至淮安入淮河）。后来秦、汉、魏、晋和南北朝继续施工延伸河道。公元587年，隋为兴兵伐陈，从今淮安到扬州，开山阳渎，后又整治取直，中间不再绕道射阳湖。炀帝即位后，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经济要依靠江淮。605年，他下令开通济渠。工程西段自今洛阳西郊引谷、洛二水入黄河；工程东段自荣阳县汜水镇东北引黄河水，循汴水（原淮河支流），经商丘、宿县、泗县入淮通济渠又名汴渠，是漕运的干道。公元608年又开永济渠，引黄河支流沁水入今卫河至天津，继溯永定河通今北京。610年继开江南运河，由今镇江引江水经无锡、苏州、嘉兴至杭州通钱塘江。至此，建成以洛阳为中心，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连接而成，南通杭州，北通北京，全长2700余公里的大运河。
到了唐、宋两代，主要是对大运河进一步一步疏浚整修。唐时浚河培堤筑岸，以利漕运纤挽。将自晋以来在运河上兴建的通航堰埭，相继改建为既能调节运河通航水深，又能使漕船往返通过的单插板门船闸。宋时将运河土岸改建为石驳岸纤道，并改单插板门船闸为有上下闸门的复式插板门船闸（现代船闸的雏形），使船舶能安全过闸。运河的通过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为解决汴河（通济渠）引黄河水所引起的淤积问题，进行了清汴工程，开渠50里，直接引伊洛水入汴河，不再与黄河相连。这一工程兼有引水、蓄水、排泄、治理等多方面的作用。在运输组织方面，唐、宋都专设有转运使和发运使，统管全国运河和漕运。随着运河通航条件的改善和运输管理的加强，运河每年的漕运量由唐初的20万石，逐渐增大到400万石，最高达700万石（约合今11.62亿公斤）。由于航运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运河沿岸逐渐形成名称苏州和杭州，造船工业基地镇江和无锡，对外贸易港口扬州等重要城市。
1194年，黄河在今河南武阳决口，灌封丘南下，夺泗水，从今淮阴夺淮入海。不久，元朝建立，定都北京（当时称大都）。元初期漕运路线，是由江淮溯黄河向西北至封丘（开封北）县中砾镇，转陆运180里至新乡入卫河，水运经天津至今通县，再陆运至大都。这条运输路线不仅绕道过远，且要水陆转运。1282年动工挖济州河，自今济宁引洸、汶、泗水为源，向北开河150里接济水（相当于后来的大清河位置，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入海）。济州河开通后，漕船可由江淮溯黄河、泗水和济州河直达安山下济水。从济水向北至天津的路线有二，一是由济水入海，经渤海湾至天津；一是由东阿旱站（东平北）向北陆运200里至临清入今卫河。沿前一路线，漕船常遭海涛风浪之险，沿后一路线每遇夏秋霖潦，粮车跋涉艰难。于是在1289年，自济州河向北经寿张、聊城至临清开会通河，长250里，接通卫河。因为会通河位于海河和淮河之间的分水脊上，所以在会通河上修建了插板门船闸26座，并在济宁设水柜，南北分流，以调节航运用水，控制运河水位。会通河建成后，漕船可由济州河、会通河、卫河，在溯白河至通县。1291年――1293年，元朝从仅通县到大都开通惠河，建闸20座。从此，漕船可由通县入通惠河，直达今北京城内的积水潭。至此，今天的大运河的路线走向才告初步形成。大运河建成后，元朝专设都漕司正、副二使，总管运河和漕运事宜。但因会通河航道窄浅，水源不足，年漕运量不到10万石。
到了明、清两均建都北京，对元朝大运河进行了扩建。明代整通惠河闸坝，恢复通航；1411年扩建改造会通河，引汶水人南旺湖，利用南旺湖地势主的有利地形，修建南旺水柜，十分之七的水北流，十分之三的水南流，解决了会通河水源问题，并增建船闸至51座。为使运河免受黄河泛滥的影响和避开360里的黄河航程，明朝先后在1528～1567年和1595～1605年，自今山东济宁南阳镇以南的南四湖东相继开河440里，使原经沛，除州入黄河的原泗水运河路线（今南四湖西线），改道为经夏镇、韩庄、台儿庄到县入黄河的今南四湖东线，即韩庄运河线。此外，为保障运河通航安全，还修建了洪泽湖大堤和高邮湖一带的运河西堤，并在运河东堤建平水闸，以调节运河水位。清朝于1681～1688年，在黄河东测，约由今骆马湖以北至淮阴开中河、皂河近200里，北接韩庄运河，南接今里运河，从而使运河路线完全与黄河河道分开。明清两代规定运河漕的载重量为400石。明朝漕船载重吃水不得超过3尺，年漕运量约400万石。清代规定漕船载重吃水不得超过3尺5寸，年漕运量约400万石。
1855年，黄河在河南省铜瓦厢决口北徙，在山东省夺大清河入海，大运河全线南北断航，
新中国成立后，分期分批，对部分河段进行治理修复。于1953年和1957年兴建江阴船闸和杨柳青、宿迁千吨级船闸，开始了对古老的大运河的部分恢复和扩建工作。结合南水北调工程，重点扩建了除州至长江段400余公里的运河河段，使运河单向年通过能力达到近8000万吨，并扩大了沿岸灌溉面积和排涝面积，确保里下河地区1500万亩农田和800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取得了多方面的效益。
运河文化受水浒文化影响很深，尤其是《水浒传》成书并广泛流传后，水浒文化对山东、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都非常大，对鲁西一带的运河文化影响更深。无论是现代省城县城放映的电影、电视剧，还是古代乡间里巷传闻的关于水浒好汉的故事以及由那些故事产生的认同感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限于篇幅，本文不想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这里重点讲大运河的穿行对鲁西地区尤其是古郓州所及地区的影响。进而说明这些变化又怎样影响了水浒文化。
大运河穿行鲁西，不仅涉及古郓州地域，而且包括它的附近区域。比如现在地聊城、临清，滕州，徵山等地，南北近千里。

运河疏通和漕运的兴盛，给这一地区以强大的外力，在这种外力的推动下，自身原有的经济与文化积淀被充分激活。在内外力的共同作用下，促进了商业、手工业的发达，形成了接南连北的市场网络。同时，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运河流经的鲁西地区一直是典型的农业型经济，手工业不太发达，明清时期市场网络的形成与巩固促进了这一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仅以竹木加工业为例，山东历来不产竹子，但明清时期北上的漕船带来的大量竹子大多被卖到山东运河沿岸的城镇，丰富的竹源促成了临清等地竹器加工业的繁荣。除此之外，诸如烧造业、酿造业、皮革加工业、丝织业等等也在发达的市场网络中兴盛发展。这些，都带动了整个运河沿岸的兴盛，出现了不少名贯南北的运河城镇，

象聊城、临清这样的运河大埠自不用说。就连东平，由于在运河沿岸，已经发展为一个有相当规模的都市。所以，元初，自北京沿运河南下到过东平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才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这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城市，商品与制造品十分丰盛……大河上千帆竞发，舟楫如织，数目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只要观察河上的船舶穿梭似的往返不断，运载着最有价值的商品的船只的数量和吨位，确实就会使人惊讶不已。”
再如南阳镇，在元代以前是个很小的村，12人。到明中期已经发展成为镇，清代继续发展，商船往来，贸易兴旺，成为四方客商的中转站，时有“小济宁”之称。还有张秋镇，扼南北运河之要冲，水路四通八达，占尽天时地利，逐渐发展成为以运河管理为主的开放型水陆码头和颇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清康熙年间撰修的《张秋志》谈及：张秋“镇当南北孔道，水路要津，船舻云集，轮蹄纷沓，五方商贾辐辏”。可谓船只接踵云集，航桅林拥，车水马龙；商铺星罗棋布，门类齐全，业种繁多，仅山西商人就有上百家之多，好一派繁荣景象。民谚“南有苏杭，北有临（清）张（秋）”，把会通河上的张秋、临清与江南名胜苏、杭二州相提并论，形象地说明了张秋当时的繁荣。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思想文化的变化。于是，在运河沿岸，商业文化兴盛，产生了市民阶层，他们挣钱，挣了大钱，有钱买地置房产，也有钱吃喝玩乐，这也就促进了当地戏曲、说唱及其他文化的发展。

《水浒传》的作者，笔下虽然出现的是北宋，但他作品的投射源，一定是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至少是比照着自己亲眼看到的生活去写以前时代的事。有人说，《水浒传》描写的不是农民起义，他笔下的人物更多是市民，象王婆，象西门庆，象郓哥，象闫婆惜，象唐牛儿，象武大郎，都应当算市民。说到此，结论就出来了。这市民生活，如果没有元明时期对运河两岸水浒区域市民生活的熟悉，是很难写出来的。那些多姿多彩的故事，谁又能说肯定不是先从市民中流传，后被文化人加工成书的呢。关于这一点，读过《金瓶梅》的人，或许会有更深的体会。

运河托起了城市的兴起，城市又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这是必然的。大众文化的形成与传播，达到一定程度，就催生了精英文化。元代东平，之所以能够成为杂杂剧的中心，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想来，那些饱读诗书、深谙社会的才子们，尽管生活无忧，却没有了前朝那种考取功名的机会，只能浸淫于勾栏瓦肆之中，听人唱曲，自己写曲，博搜之，勤记之，常写之。所以，才就出现了高文秀，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文秀那样的剧作家。

运河通，便利了经济交流，也便利了文化交流。江浙官员士子，去京城赶考赴会，要经过鲁西；北京的达官名流，身下江南，也要经过鲁西。鲁西成了各种信息的交汇传播途径，这其中，就包括对戏曲、小说素材的传播。在这里听了记了，然后在船上品味、消化、加工，又到别处传播，这故事也就越传越多，越传越完善，越传影响越大了。水浒故事，虽然传播渠道未必只有一个，想来，经运河传播应当是一个重要途径。

    运河虽为人工所开，但也存在治理问题。元代以来鲁西运河的治理，凝结着当地人民的辛勤和汗水，也凝结着能工巧匠的智慧，无论哪个方面，都体现了水浒故地人民不怕困难、善于创造的精神气质。

在运河治理中，有一个出现了一位名传青史的农民水利专家—白英。

白英，山东汶上县人，生卒不祥，后人只知他是明初运河上的一位"老人"。

明朝在运河沿线建有水闸的地方，或河道比较浅、船只航行不畅的地方，每隔一定距离，设置庐舍，派驻一定数量的民夫，负责养护水利设施，引导过往船只。大约每十名民夫设一负责人，称作"老人"。白英是汶上县的"老人"之一，长年劳动、生活在运河岸边，对山东境内大运河附近的地势和水情十分熟悉，对于治水和行船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科学地解决了运河中段水源不足的问题，为大运河全线航行畅通做出了卓越贡献。
　 明初建都南京，南北大运河没有受到重视。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怎样改造大运河，保证漕运畅通，就成为明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 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等人奉命征调民夫十六万五千多人，疏通运河，重点放在山东丘陵地带的会通河段（从临清到须城安山）。但是会通河缺乏水源，宋礼等治河官员对提高会通河航运能力这一关键问题毫无解决办法。后来，采纳了白英的建议，才使会通河得到了充足的水源，大大提高了运河的航运能力。

　　白英认真总结了会通河水源不足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以前选择的分水点不合理。白英经过仔细勘察分析，建议把位于会通河道最高点的南旺镇作为分水点，称为"水脊"。白英又全面分析了会通河附近的河流、水源分布情况，看到在河的东侧，南旺镇南面有沂水、泗水、洸水，水源比较丰富；南旺镇北面只有大汶河，它分成两个支流，一支向北流经东平县境入海，一支向南流入洸水。为了解决南旺镇北面水源不足问题，白英建议改建元朝的堽城坝，阻止汶水南支流入洸水；同时在东平县的戴村修筑拦水坝，阻止汶水北支入海，把大汶河的全部水量和它沿线的泉水溪流引到南旺注入会通河。他还建议在南旺修建分水闸门，使六分水向北流到临清，接通卫河、四分水向南流到济宁，会同沂、泗、洸三水入黄河（当时黄河是经徐州再折向东南，到淮阴和淮河汇合入海的）。为了便利航运，白英针对地形高差大、河道坡度陡的特点，建议在南旺南北共建水闸三十八座，通过启闭各闸，节节控制，分段延缓水势，以利船只顺利地越过南旺分水脊，经临清直达京师。 为了保证充足的水源，白英还建议利用天然地形，扩大会通河沿岸的南旺、安山、昭阳、马场等处的几个天然湖泊，修建成"水柜"，并且设置"斗门"，以便蓄滞和调节水量。同时，开挖河渠，把附近州县的几百处泉水引入沿河的各"水柜"。
　　
　　白英关于改造会通河的计划，设计巧妙合理，切实可行。宋礼采纳了白英的建议，经过广大民工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这项极其艰巨的工程，使会通河得到了充足的水源。从此，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畅行无阻，漕运能力大大提高，每年从东南运粮米几百万石（最高达到五百万石），接济京师。大运河真正成为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对我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内河航运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