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著作考

东莱野老

                      左丘明著作
                 
                  ----左丘明四考之三

                       方渭泉

前文曾提到左丘明一生贡献有三大著作，这就是《左氏春秋》、《国语》与《世本》，这三部著作的意义，用章太炎的话说：“使孔子不修《春秋》，丘明不述《左传》，则今日之视春秋犹是洪荒之世已。”（引自《章太炎演讲录》）。笔者再向前推进一步：如无左丘明这三部著作，岂止春秋如洪荒之世，春秋之前的历史亦必“长如夜”。
左丘明及其《左氏春秋》、《国语》与《世本》三部著作在我的前文已有初步述征与考辨，本文则拟另个角度，即将近二百年来“今文学运动”祭风树纛，务競新奇的一些观点、主张加以罗列，本着对古来成说求真求实的态度，着力于史料与史实的和谐统一，考辨今文学运动各个时期的妄评误判，藉此还左丘明及其作以清明。因为左丘明及其著作与孔子及其《春秋》扭成一团，互为表里，所以在讨论左丘明《左氏春秋》时，将孔子《春秋》一并纳入讨论范围。
一  孔子《春秋》與左丘明《左氏春秋》
自唐代以降，孔子《春秋》與左丘明《左氏春秋》的争论时起时伏，此消彼长。清代康乾间争论看来业已平静，孰料道光之后直至清末，“今文学”家刘逢禄、龚自珍，特别是清末的皮锡瑞、康有为们更是变本加利，置历史于虚无，视早期典籍为诞妄。他们在固守公羊一派孔子修《春秋》这块阵地的同时，而对左丘明《左氏春秋》却大加笔伐与全盘否定。更有甚者，五四之后的整个民国时代，一些激进学人，如钱玄同、顾颉刚等，以“思想解放”（钱玄同语）为旗帜，从“古文学”营垒中横冲出来，结成极具杀伤力的“古史辨派”，成为“今文学”的编外啦啦队，在一片“打倒”声中，对旧有典籍辄作新解，随心所欲地议论一通，进而对左丘明《左氏春秋》乃至孔子《春秋》硬是狂轰滥炸，横砍豎杀，以全盘否定为快。到了建国之后，“打倒”之声仍时有所闻，余焰不熄，于是就出现了折衷其说的另一派，抗大旗的是杨伯峻。杨氏认为孔子不曾“修”过《春秋》，更不曾“作”过《春秋》；至于《左氏春秋》作者也决不是《论语》中提到的左丘明，而是“儒家别派”战国时期的什么人。以上就是二百年来孔子《春秋》與左丘明《左氏春秋》游走在“今文学派”笔下艰难曲折之路。应该说，这二百年之路既荆棘满道，又崇峻崎岖，而且每一步又无不成为政治的、门户的管钥。试想，征求历史过于与门户、现时政治纠缠在一起，就孔子《春秋》與左丘明《左氏春秋》而言，要求得一个清净明洁的面孔，能不差毫距千！然而百年来的“今文学运动”恰恰将孔子《春秋》与左丘明《左氏春秋》置于政治的、门户的激流漩窝之中！
这里提到的“今文学运动”是笔者从钱玄同那里抄来的（笔者按：梁启超、胡适等亦均有是称）。原话是：
我认为，一百年来的‘今文学运动’是咱们近代学术史上一件极光荣的事。它的成绩有两方面，一是思想的解放；一是伪经和伪史料的推翻。（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
“今文学”是相对于“古文学”而言。今古文的汉界楚河，梁启超曾有过说明。他说：
何谓今古文？初，秦始皇焚书，六经绝焉。汉兴，诸儒始渐以其学教授。……武帝、宣帝时立于学宫，置博士教授，其写本皆用秦汉时通行篆书，谓之今文。……逮西汉之末，则有所谓古文经传出焉……皆以科斗文写，故谓之古文。”（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今文经为历代口授，至西汉初期方著于竹帛，用的是秦汉时篆书；古文经用的却是科斗文书，亦即史籀之前的文字，形诸简册。古文经有的来自孔壁（鲁共王坏孔壁，由孔子裔孙孔安国家人所献）；有的由河间献王从民间求得；有的则是由个人私藏。就传《春秋》而言，今文经指的是至西汉初方形诸于竹帛的《公羊传》（别有《谷梁传》及邹、夹二氏《春秋传》），《公羊》一派始于景帝时的《春秋》博士胡毋生，弟子眭孟。眭孟弟子高徒一是今邳州地人严彭祖，一是今薛城地人颜安乐（眭孟姊子）。古文经专指《左氏传》，也就是用科斗文书写的《左氏春秋》，其原为秦、汉之时张苍所藏，并授学于贾谊，再传至张敞。
班固《汉书·儒林传》对西汉诸经设科开弟历数如下：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应该指出的是，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春秋》也只有《公羊》一家。其间《左氏春秋》虽有师承传流，但那只是朝廷之外的旁流支节，与官禄进身并无密切关联，自然也无“今古文”之争。逮至一百四十年之后的汉平帝时，《左氏春秋》才在刘歆的争斗之下成为朝廷的一门设科。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儒家经典的“今文”与“古文”对立出现了，表现在孔子《春秋》经解的“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如《公羊传》与《左氏传》冬裘夏葛、门户水火，其怨愈积愈深，火越烧越旺，两千年来，从未止息。《礼记·大学》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对《公羊》、《左氏》二千年“今古”之争，康有为曾有一段地道的说白：
至于汉末乱起，相斫之书以实事而益盛，武夫若关羽、吕蒙之属莫不熟习。孔子改制之学既为非常异义，《公》、《谷》事辞不丰，于是式微，下至六朝，《左传》一统，《隋志》、《释文》叹《公》、《谷》之垂绝矣。唐世经学更变，并束三传，而世尚辞章，《左氏传》实大行也。陆淳《春秋集纂例》，谓《左传》其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打。《史通•申左篇》云：“孔子修春秋时年已老矣，故其传付之丘明传之，与经一体，相须而成。”所以尊左者，皆遵其事。遂至于今。学者咸读《左氏》，而通《公》、《谷》几无人焉。此固刘歆所逆料而收拾者也。（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卷三上）
康有为的这段话虽旨在开罪刘歆“伪”《左氏》，但却基本揭示了 “今古文”争斗实情。乾嘉学术本以《左氏春秋》为其渊源，而到道光之后旋即遭到以刘逢禄为代表的“公羊”派猛烈攻击，进而演成一场“今文学运动”，其火焰之高、气势之大，持续之长，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以至于成为百年来治《春秋》的主导潮流，即使建国以来学术界不实信左丘明的存在，出版界不署左丘明这位伟人的大名。这不止是百年学术的悲哀，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本文这一部分写作依据“今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余波为线索，并藉此拟定标题，目的在于述征方便。
（一）“今文学运动”初期的孔子《春秋》与左丘明《左氏春秋》
1、刘逢禄升级版《春秋》“大义”与非《左氏春秋》
被梁启超称为“治今文学者不祧之祖”的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江苏武进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二十二年授礼部主事，道光四年(1824年)补仪制司主事。如果说乾嘉学者以专经为尚，亦即“治经与治世”多不搭界，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梁启超语）；那末刘逢禄治经走的却是“经世致用”，即将“治经与治世”合二为一的实用主义之路。“逢禄在礼部十二年，恒以经义决疑事，为众所钦服。”（《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九》）刘逢禄也对自己治《公羊》成果颇为得意。他说：
《公羊传》在先汉有董仲舒氏，后汉有何邵公氏（按：即何休），子夏传有郑康成氏。而先汉之学务乎大体，故董生所传非章句训诂之学也，后汉条理精密，要以何邵公、郑康成二氏为宗。……《春秋》始元终麟，天道浃，人事备，以之网罗众经，若数一二辨白黑也。故董生下围讲诵三年，何君闭户十有七年，自来治经孰有如二君之专且久哉！余自童子时癖嗜二君之书，若出天性，以为一语一言非精微眇通，伦类未易窥其蕴奥，何君生古文盛行之日，廓开众说，整齐传义，传经之功，时罕其匹。余宝持笃信。谓晋唐以来之非何氏者不得其门，不升其堂者也。……初为何氏释例，专明《墨守》之
学，因析其条例，以申何氏之未著及他说之可兼者，非敢云弥缝匡救，营卫益谨，自信于何氏绳墨少所出入云尔。（刘逢禄《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叙》）
刘逢禄“宝持笃信”董仲舒、何休公羊一派发明的“《春秋》大义”， “《春秋》大义”的核心是什么呢？宋人刘敞总结说：“《公羊》所以异于二传（按：指《左传》与《公羊传》）者，大指有三：曰，据百二十国宝书而作；曰，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曰，张三世。”（《春秋权衡》）因为事关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故对此稍作解释如下：
其一，“据百二十国宝书而作”。是说孔子《春秋》是孔子受周天子之命，（注1）于是孔子就派子夏等十四门徒到周天子那里请求周王室史记，并得一百二十国宝书（公羊派的解释是：“宝，保也。可世世传保以为戒。”），据此，孔子花去九个月时间方才写成《春秋》。（见《春秋公羊传原目》）有此一说，公羊一派身价可谓倍增。第一，《春秋》是受周天子之命而作，且含一百二十国国史，因此孔子《春秋》岂止一部鲁国史，那简直就是一部周史。书名《春秋》，也不是沿用旧有史记名称，而是取“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之义，故曰《春秋》（同上）。一句话：经《春秋》决不是笔削鲁史春秋的二手货，而是孔子领周天子之命，高踞一百二十国史记基础之上、深含大义的原创货。第二、《公羊传》的始祖为子夏，子夏非但参与孔子《春秋》资料的搜集、整理，而且为孔子亲授。因此《公羊传》才是《春秋》的正宗嫡传，是最得孔子“《春秋》大义”的传承者。可惜，以上说辞连大有公羊倾向的宋人刘敞都不置信，他说：“吾以为皆非也。孔子本据鲁史而作，鲁史书有详有略，孔子止考核是非，加褒贬而已，非必有百二十国宝书也。”（《春秋权衡》）下面不妨引一些有关孔子作《春秋》的原始资料：“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於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引同上）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史记·太史公自述）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史料多来自太史公“闻董生曰”。（《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一、董仲舒是后世公羊一派最受推崇的西汉大儒，可惜的是董仲舒的脑子里并没有“孔子受端门之命”而为《春秋》的概念。第二、既然无“端门之命”，那末这深藏太庙秘府、王朝顶级机密的“一百二十国宝书”又怎么能轻易示人？且《春秋》并不含百二十国之事。第三，哀公十四年春获麟，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就算孔子笔削鲁史而成《春秋》起始于哀公十四年春，相去孔子卒也只有不足两年时间，其中派子夏十四门徒往返成周获取“一百二十国宝书”的最短时间也要四个多月，这样一来孔子作《春秋》的时间也只有一年半左右（公羊派说只用九个月时间）。想像吧，这中间孔子既要阅读以吨为计数的竹简木牍，又要构思公羊一派规定的义例，最后还要形诸简册，凡此，对一位从未做过史官、而且行将就木的老人说来，岂不也太难为他了？第四，纵使孔子《春秋》确属“端门之命”而为，其中的花费（譬如竹简刀笔之类）自然是周王朝的公款，既然拿周天子的钱，就应该为周天子办事，写出一部“周春秋”才是，却不料孔子竟写出一部以鲁十二公为纪的“鲁春秋”，最不能令人理解的是在这部“鲁春秋”中公然“李代桃僵”，宣称自己要创新统、“当新王”（下详）。其时的天子是周敬王，周敬王再昏，又怎么能做出出钱养奸的混帐事来！第五，“赞”者，佐也、明也。由上述可以看出，孔子作《春秋》是匆匆而为，即没来得及向弟子传授就匆匆离弟子而去。而子夏又一向不被孔子看好（已见前文），即使孔子再多活一年，面对“《春秋》大义” “子夏之徒”能否“赞一辞”也还是个未知项。因此，如要子夏传授《春秋》大义，能有多少“正经”话?其二、“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这句话不出《公羊传》，最早见于董仲舒，他说：“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注2）
何休：“《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公羊解诂·隐公二年》）于是进一步发挥成“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文谥例》）这就是《公羊》一派所得“《春秋》大义”。其中“以《春秋》当新王”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因为无此核心，其“新周、故宋”也就不存在了。“以《春秋》当新王”，说白了就是以孔子《春秋》所设置的体制建立新的王朝，说得再通透一些，这个新王朝的主人就是无冕之王孔子，即后人──特别是《公羊》一派所尊崇的“素王”。（注3）原來在公羊一派看来，天命有“三统”，每个王朝只占天命“三统”中之一统。因为自己的一统是由前两统（即前两个王朝）“损益”改制而来，所以自己的一统还要顾及到其它两统，具体到“孔子新王朝”就必须是“新周、故宋”。“新周、故宋”，说的是“孔子新王朝”对旧王朝的亲疏顾及关系。“新周”就是近周、從周，以周为刚逝去的王朝。（注4）以孔子为王的“新王朝”的建立不是用革命手段，而是对周王朝“改制”而来，也就是说“新王朝”是针对周王朝制度“损益”而来，没有周王朝也就无所谓“孔子新王朝”，所以要同周贴近。“故宋”的“故”，是“舊”的意思。“故宋”就是“故商”。周时，殷商已经不存在了，但他的奉祀国还在，他的历法、制度，一句话，商的那一统还在被周王所封商的奉祀国宋国那里。“故宋”也就是“故商”。殷商虽然仍在“孔子新王朝”“三统”之内，但毕竟较周王朝又远了一统，从商那里承绪的东西就应该相对少一些，只能以旧王朝来对待。董仲舒另有一個“絀夏”。“絀”通“黜”。意思是夏已在“孔子新王朝”三统之外，故而夏的制度可以不去管他，而且并不違背“天统”。（注5）
其三、“张三世”。“张”，有增强与延伸两义。这里的“世”指的是朝代，也就是“统”。“三世”或称“三統”，即黑统、白统与赤统，说的是三次王朝“奉天”更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王朝也决不是秦始皇所期盼的一世、二世……乃至万世的一个王朝，正如刘向所说：“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资治通鉴》209）；王朝是在不断变更的，且每个王朝无不占据“三统”中的一统。而“三统”又在循环往复，王朝也在生生不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张”字两义，延伸义说的是周承商，现在已经成了旧王；孔子承周，奉天承运当为新王。董仲舒说，夏时正黑统（以夏历正月为岁首），殷商时正白统（以夏历十二月为岁首），周时正赤统（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三统”循环，接下来的“孔子新王朝”不仅是时正黑统，是“天运”的必然，而且孔子本来就是黑帝之子。（注6）这就是早期公羊一派所构想的“孔子王朝”改制国策。以“张”字增强义，说的是虽然“三统”并存，但“一统”，亦即孔子的“新王朝”却应该是“三统”中的主角、是领导者，其他两统只能是配角、是拥护者与服从者。所以强化“一统”，也就成为孔子“新王朝”改制维新的行动指南。（注7）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特色，即：忠、敬、文。（注8）
其实“当新王”也好，建“黑统”也罢，孔子生前对此并不知情，此说也没有征得孔子的认可。董仲舒、何休们却生硬地将王的冠冕硬安在孔子头上，将他们发明的“大义”渗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间。（注9）以上发明还可以列出一些，且均可以冠上“《春秋》大义”。因为《左氏春秋》与《谷梁传》并无董、何发明的大义，进而就成为《公羊》一派对其鞭鞑讨伐的口实。于是就有了何休的《左氏膏肓》，说《左氏春秋》问题多多，如人体病入膏肓，不可药除；于是就有了何休的《谷梁废疾》，说《谷梁传》如同人得了废疾而瘫软难起，不堪一击；于是就有了何休的《公羊墨守》，说《公羊》解经，至臻至美，如墨翟守城，不可觐觎。如此读书，如此解经，实在令人瞠目！董仲舒、何休所发明的《春秋》大义在《公羊传》里到底有几分存在？在《春秋》里哪一段文字是说一向尊周、护周的孔子要篡位当新王的？《春秋》本来是尊王之书，“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滕文公下》）而董、何却偏解成是“孔子当王”之书；本来是“乱臣贼子惧”（注10）之书，现在却成了乱臣弹冠、贼子相庆之书。颠倒如此，还要指责《左氏》与《谷梁》为“修正主义”，真是此地无银三百！
刘逢禄完全承继董仲舒，尤其是何休的满盆满钵，并且用十几年的时间将“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收拾得干干净净，装扮得堂堂皇皇，进而全面改版升级（《闰六月，三十重度，时<春秋释例>成，题四章示诸生》）。(注11)当其改版升级，也就是《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洗笔之后，他有诗写道：“一月重寻翰墨缘，温城绝业得珠联”；“经神绝业如相待，一瓣心香奉董何”。（引同上）（注12）刘逢禄继绝学、兴《公羊》的自得跃然纸上！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以下简称《释例》）是针对东汉《公羊》学家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而来，“弥缝匡救，营卫益谨”。何休《解诂》本来也有义例，只是散在《春秋》原文的解诂之中，不集中且不说，更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即使一些公羊弟子燕说郢书，“支窒错迕，千喙一沸”，这无疑是何休公羊学说流布的瓶颈獈道。刘逢禄的《释例》“寻其条贯，正其统纪”，就是要扩开喉颈、拓展獈道。《释例》将何休的《春秋解诂》归纳成二十六例：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内外例、时日月例、名例、褒例、讥例、贬例、诛绝例、律意轻重例、王鲁例、建始例、不书例、讳例、朝聘会盟例、崩薨卒葬例、公终始例、娶归终始例、致公例、大夫卒例、侵伐战围人灭取邑例、地例、郊禘例、阙疑例、主书例、灾异例；四表：大国卒葬表、小国进黜表、秦楚吴进黜表、公大夫世系表。须要说明的是，这二十六例与四表并不就是何休微言《春秋》奥旨的刻录版，而是塞进大量刘逢禄的私货。如刘逢禄说：“无三科九旨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尚奚微言之与有?”然而由何休发明的被视为《公羊》精髓的“三科九旨说”在他的《释例》中却有意忽略，而是将“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内外例”列在《释例》之首。再如“张三世例”，将《董氏春秋》三等说(注13)与《春秋公羊解诂》“三世说”(注14)揉合在一起，又竭力搜寻旁证，以“古之造文，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易》之六爻；夏时之三等；《春秋》之三科 ……《诗》的一正一变”等来附会孔子《春秋》大义，以“愀然以身任万世之权，灼然以二百四十二年著万世之治。且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来状写孔子作《春秋》的真实心境。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圣人以此见天地之心。”揭示孔子作《春秋》的真实意图。（以上所引均出于《释例·张三世例》）在《释例·通三世例》刘逢禄更指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则复始，穷则反其本。非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独一姓也。”“明《春秋》之法以制驭其政，三代之治未尝不可复，其乱未尝不可弭，则经制定而统纪一，虽有淫骄之主，而无鱼烂之祸。”“《春秋》之义固上贯二帝三王，而下治万世者也。”他在告诉人们：董仲舒的“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也好，何休及自己认同的“拨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也罢，皆是孔子《春秋》依年代远近的一种书法义例，在这种书法义例之下，藏着“终则复始，穷则反其本”循环史观。
后世学者多在论及刘逢禄清末公羊学复兴的奠基地位、穷则思变的思想、对后来“维新变法”的影响，乃至开启“今文学运动”功绩等等。但绝少涉孔子《春秋》究竟是怎么一部书，公羊一派的“义例”是否就是孔子《春秋》要发凡的义例。王阳明说：“《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传习录》卷上）钱大昕则认为史家记事本有通例，《春秋》依鲁国史记，非圣人发凡之“义例”。笔者认为，对刘逢禄的《释例》作为清代以至于二千年来《公羊》学的改制历史、作为“今文学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来研究未尝不可，如果以其发明“一发千钧”的“义例”来铨释经《春秋》，那势必南辕而北辙。
“门户之争”这个词据说起于清末，然而解经《春秋》的门户之争却始于两千年之前。所争何来？争的是解经“正统”。西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倡言的“公羊学”成为《春秋》经解正统，独门独户。之后“谷梁学”立户，成为设科取士的另一个“分羹”者。于是《春秋》经解的“门户之争”也就随之而来，如果说两厢争斗还不算激烈，那是因为谷梁一派对公羊一派的正统地位并未构成实际威脅。到西汉平帝时又冒出了令公羊一派按耐不住的又一分羹一门，这就是被何休指斥为“俗儒”的“治古学贵文章者”的“左氏学”。（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到东汉，左氏学经郑众（郑玄）、贾逵等人的进一步发扬光大，遂成为《春秋》经解的主流。其间，何休虽有收复失地大志，但对公羊一派的“正统”地位已经无力回天了。就这样，公羊学说被压抑了两千年。
平心而论，刘逢禄复兴公羊学说，起始未必志在门户争斗。他说：“禄束发受经，善董生、何氏之书若合符节。则尝以为学者，莫不求知圣人。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释例叙》）于是他选择了公羊学说作为“通圣人之道”，他的选择不存在门户家法，全在嚐好“董生、何氏之书”，(注15)尤其是“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学术氛围之内的科场两次失利（因公羊学非应试之学，所以他两次落第），激发了他自觉地踏进公羊门户，进而挑起一场门户争斗的真正原因。在这场争斗中，刘逢禄自任主帅，语言也极具攻击性，不泛嘲讽、漫骂乃至诅咒。且看：
孟子所谓行天子之事，继王者之迹也。传《春秋》者言人人殊，惟公羊氏五传当汉景时，乃与弟子胡毋子都等记于竹帛，是时大儒董生下帷三年，讲明而达其用，而学大兴，故其对武帝曰，非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皆绝之，弗使复进。汉之吏治经术彬彬乎近古者。……东汉之季，郑众、贾逵之徒，曲学阿世，扇中垒之毒焰，鼓图谶之妖氛，几使羲辔重昏，昆仑绝纽，赖有任城何邵公氏修学卓识，審决白黑而定……天不祐汉，晋戎乱德，儒风不振，异学争鸣，杜预、范宁吹死灰期复然，溉朽壤使树艺……唐统中外，并立学官，自时厥后，际会淳、啖助之流，或以弃置师法，燕说郢书，开无知之妄或以和合传义，断根取节，生歧出之之途，支窒错迕，千喙一沸，而圣人之微言大义盖尽晦矣。（《释例叙》）
“毒焰”、“妖氛”、“吹死灰”、“溉朽壤”这样一些词语，就笔者所见，在先前门户之争中是不大用到的。以郑玄为例，他《公羊》、《左氏》两学具精，但骨子里却倾向于《公羊》，只因为他反驳了何休的不足取处，（注16）而遭刘逢禄的仇视。《释例叙》可见其党同伐异、复仇报恨的不平心态。今天看来，刘逢禄挑起的这一轮门户争斗已经超出学术之争的范围，超出“今、古文学”是非争论，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门户厮杀。他要达到的目的地是“经神绝业”“心香董、何”，（引见前）进而抒发其政治上的改制大愿。
刘逢禄深知《春秋》在诸经中地位重要，他说：“《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因为“谷梁”一门早已衰败，所以如要复辟公羊一派的正统地位，《左氏春秋》自然而然地成为刘逢禄炮打目标。刘逢禄“非左”言论多集中在他的《左氏春秋考证》一书中，现撮其要检讨如下：
第一、左丘明为战国时人
这是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它既涉及《论语》中左丘明的生时，又涉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真实性。如果上述两书出了问题，则《左氏春秋》与经《春秋》联系基础也就彻底动摇了。他说：
论语之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其亲见夫子，或在夫子前，俱不可知。若为《左氏春秋》，则当时夫子弟子传说已异，且鲁悼已称谥，必非《论语》之左丘。
《左氏》记事在获麟后五十年，丘明果如夫子同时共观鲁史，史公何不列于弟子论本事而作传？何史公不名为“传”而曰“春秋”？
左氏为战国时人，故其书终三家分晋。（所引均出于《左氏春秋考证》，下面所引不再标出）
还可以列出一些，但其大旨如此。
（1）关于左丘明与孔子是否同时，我在前面几篇文章中已经作了回答，说的是，孔子与左丘明非但同时，而且是“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史通·鉴识》语）的交厚诤友。如果孔子弟子对左丘明心怀敌意，又怎么会将孔子的依左丘明之喜为己喜，依左丘明之恶为己恶（注17）的语录收在《论语》之中？刘逢禄所说“若为《左氏春秋》，则当时夫子弟子传说已异”的证据何在？今查，《论语》中没有一句提到《春秋》一书。孔子以降，除左丘明外，最早论及孔子《春秋》的是《孟子》，（注18）即使《孟子》书中也无是非左丘明及其《左氏春秋》的。须知，孟子去孔子足有一百年以上，可见刘氏说“当时夫子弟子传说已异”纯属虚诞谎言。
（2）刘逢禄还有一个非左证据，说的是孔子死后五十年左丘明还在人世。这五十年是如何算出来的？原来鲁哀公在位是二十七年，鲁悼公在位是三十七年，两公在位合计是六十四年，孔子死于哀公十六年，六十四年减十六年，得五十年。因为悼公的“悼”字是其死后的谥号，也就是说鲁悼公在位三十七年死亡之后方可有此称谓。此时已经去“获麟”五十二年，进入战国也五十二年了，而此时的左丘明还在人世。如果左丘明与孔子为同时人，这可能吗？结论是：“左氏为战国时人，故其书终三家分晋。”于是，左丘明的生平活动与《春秋》就绝不搭界，更不要说与孔子同时，更不要说其作有什么解经之分了。需要说明的是，此论并非刘逢禄的发明，而是历代公羊一派“非左”的证据支柱，直至建国之后还被杨伯峻们津津乐道，引以为据。如果此据成立，那么笔者也有理由否定孔子《春秋》。一是，孔子《春秋》同样有鲁哀公的纪年，“哀”也是谥号，于是可以得出孔子死于鲁哀公二十七之后；二是《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孔子连自己的死日都能写进鲁哀公死后，也就是孔子死了十三年之后的著作中！岂不比《左氏春秋》出现“悼公”更为荒唐？如果以此为据说孔子与《春秋》毫无关系，公羊一派定要说那是孔子弟子所加（公羊一派也的确有此一说），那末，为什么“悼公”就不可能是左丘明的弟子所加？若论古籍不可持双重标准，非要歪曲成说而拉大左丘明与孔子的年龄差距，这是老实的求是态度吗？北齐颜子推回答得很干脆：“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注19）
（3）至于太史公为什么不将左丘明纳入孔子弟子之列，为什么“不名为‘传’而曰‘春秋’”，其言外之音就是：左丘明既然不是孔子弟子，怎么可能有解经的《左氏春秋》？既然称“春秋”而不称“传”，如《公羊传》、《谷梁传》之类，那就说明《左氏春秋》并无铨释《春秋》的瓜葛。真不知这是那门子逻辑！左丘明为鲁国太史时（有人非说左丘明任鲁国左史，不知其依据何在！），孔子还是一介布衣；之后孔子作过短暂的大司冠、鲁宰，左丘明还是鲁太史，两人同事定公；孔子十二年游走列国求官，左丘明仍然是鲁太史：两人来往也只限于同气诤友与同事。孔子与左丘明本来就不存在师与弟子关系，《左氏春秋》与《春秋》本来就是左丘明与孔子同趣、同志、同考、同作的关系。这一点太史公看得十分真，他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如论书名，抑或称《孔氏春秋》与《左氏春秋》更为恰切得多，因为两书各有领属，又互为关联。除此之外，决不会还有什么更深的意义在！
第二、《春秋》之义只有公羊得之，《左氏春秋》决非解经之书
这是个核心问题。通观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一书，所有论述皆在这个核心。因为这是关乎公羊学的身家性命，或者说其“正统”地位能否得以复兴的关键。对此，刘逢禄是这样说的：
夫子之经书于竹帛，微言大义，不可以书见，则游夏之徒传之。丘明盖生鲁悼公之后，徒见夫子经及史记晋乘之类，而未闻口受微指，当时口说多异，因具论其书不具者阙之。曰鲁君子，则非弟子也。曰左氏春秋与铎氏、虞氏、吕氏并列，非传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旧名也，曰《春秋左氏传》，则刘歆所改也。
太史公时名《左氏春秋》，盖与《晏子春秋》、《铎氏》、《吕氏》之书同名，非传之体也。《左氏传》之名盖始于刘歆《七略》。
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坿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
春秋之义惟胡毋生、董生于公羊师得之，不务综其终始，以经自有始元终麟，非记事之史也。
《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
左氏仅见夫子之书及列国之史，公羊闻夫子之义。见夫子之书者盈天下矣，闻而知之者孟子，而其下惟董生乎！
还可以列出一些，但其大旨如此。
（1）左丘明是否“生鲁悼公之后”，上文已有检讨。因为刘逢禄通书抓住太史公的《左氏春秋》书名不放，在“传”与“不传”上大做文章，所以很有检讨的必要。那末“传”是何义呢？以下是汉、唐、清三代“传”的解释：
《公羊传定公元年》：“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何休注：“读为经，传谓训诂。”
《汉书古今人表》：“传曰：譬如尧、舜、禹、稷、卨与之为善则行。”颜师古注：“传，谓解说经义者也。”
清马端辰：《毛诗诂训传名义考》：“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而铨释之，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
就《春秋》三传而言，无论哪个时代的解释，《公羊传》与《谷梁传》都是的道的训诂，而《左氏春秋》却是的道的传。书名“传”与“不传”真的是衡量书籍性质的唯一标准吗？孔子作“十翼”（ 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本就没有冠以“传”字，然而却是公认的《易》传。对此，章太炎说：“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焉得谓是《晏子》、《吕览》之比？盖左氏之旨，在采集事实，以考同异、明义法，不以训故为事，本与其余释经之传不同。”（《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
（2）左丘明“未能尽见列国宝书”，“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坿夫子之经。”此话分明是从“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翻拍而来，只有如此，方可将左丘明排斥在孔子《春秋》千里之外。只是刘逢禄的说辞没有先秦两汉典籍支持，太史公没有，董仲舒没有，先秦诸子同样没有。所说《左氏春秋》“本不必比坿夫子之经”，事实是，《左氏春秋》本来就没有比附过孔子《春秋》。我在前文说过，《左氏春秋》与孔子《春秋》同源于鲁史春秋；孔子在于笔削，而左丘明在于扩张；孔子在于笔削成讲课提纲，而左丘明在于扩张成一部春秋史；孔子是刚涉足春秋史的教书先生，左丘明则是近四十年的鲁国太史；孔子起笔在后，左丘明则起笔在前，之后又尽力贴近孔子：仅此而已。孔子《春秋》一万六千多字；《左氏春秋》十八万字，所涉天文地理、古往今来、鬼神卜筮、人情世故等春秋社会方方面面，史料宏富，笔法细密：又怎么能有“孔厚左薄”瞒天过海的颠倒？桓谭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说的是凡读孔子《春秋》，如不借助《左氏春秋》那是绝对读不懂的，包括刘逢禄在内。由此可见，《左氏春秋》又哪里是对《春秋》的 “比附”？两者简直就是一体。两书的最初名称就一定是《春秋》与《左氏春秋》？谁能说得清？依笔者之见，如初名《左氏春秋》与《孔子春秋》则更贴近当时实际。在后人莫能其详的书名上喋喋不休，实在无此必要。
（3）《春秋》“非记事之史也”。这里牵涉到千百年来聚讼纷争的《春秋》性质问题，总体说来，凡今文学派则认同为政书。有人说：“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
一代代的经学家与政治家们不断在以虚构的历史来影响时下的政治，他们对经籍的探微求玄往往求之越深则失之越远。”（熊逸《春秋三传详释》）因此，不探求公羊学说发生发展，就难以知道公羊学说离孔子《春秋》走了有多远。以《春秋》开篇第一句为例。《春秋》：“元年春王正月。”按照后人总结出来的记叙文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这显然在交待时间这个要素。用现代话说就是“隐公第一年春，周历的正月”，虽然别扭，（注20）但就这么简单。为了说明它是一部政书，于是公羊一派煞费苦心地给出一大堆“微言大义”。第一个给出的是《公羊传》。其中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到董仲舒那里那可就了不得，释文扬扬洒洒，几乎占据着《春秋繁露》的每个章节，从“大一统”到“一统于天下”，到“三统天下”，再到“通三统”再到“天地人三等”；从“《春秋》大元”，到“四时之变”，再到“正名奉天”：如是等等。最后落脚在“终而复始，穷则反本”。二百年之后东汉末的何休则又玄乎了许多，仿佛将人们带进了虚幻神话世界。他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王者“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不言谥者，法其生，不法其死，与后王共之”。在重申与扩展董仲舒的发明之后，何休似乎发现了“董仲舒说”的一个漏洞：改元立号本来是天子的行为，而鲁国只是周天子卵翼下的侯爵，当然无此资格。于是他补充说道：“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讬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意思是《春秋》之所以劈头一句“元年春王正月”，那是孔子看到周道衰微，而想建立一个新统，这个新统就是讬鲁国为新王（简称“王鲁”）。具体说，隐公就是新王。这样一来，孔子《春秋》就有了一条惊天的“微言大义”。待到清道光间的刘逢录，已经走出“黜周王鲁”的“大义”束缚。他说：“孔子有言，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在春秋乎。盖孟子所谓行天子之事，继王者之迹也。”（《公羊经何氏释例叙》）于是干脆让孔子奉天建正，做起无冕之王（素王）。再之后的不到百年，康有为又与时俱进地令孔子做起真天子来了（见上文）。这些“微言大义”，别的人（当然包括左丘明）为什么不得而知？那是因为“未闻（孔子）口授微言大义”！原来孔子对其弟子（主要是子夏）另有悄悄话，别有不可告人的写作《春秋》用心！孔子明里“尊周”，暗里“黜周”，一个十足的阴谋家、叛逆者。如孔子有灵，岂不被吓出一身冷汗？事实上，《春秋》的性质问题在公羊一派那里并不重要，《春秋》只是个招牌、只是个幌子。现在回到本小题：《春秋》是政书吗？现在可以结论了：否。公羊学，尤其由董仲舒改造后的公羊学是政书吗？答：是。它不仅左右了汉武帝以后长时间的西汉社会制度，更左右了人们长时间的思想理念。何休、刘逢禄、康有为们要的就是这种左右效果。
第三、《左氏春秋》本不存在，是由刘歆改窜《春秋国语》而成
这是一个瞒天过海的命题。如果这个命题成立，那么公羊与左氏门户对立也就不存在了。然而刘逢禄面对着的有太史公《左氏春秋》之名，所以说起来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他是这样说的：
但以春秋论，则博士所见《左氏春秋》即太史公所见古文《春秋国语》，东莱张霸亦见之，是真本也。歆欲立，其附益之本，乃托之秘府旧文，反以为学。残文阙稍，离其真耳。经自公羊胡毋生董生相传，纪无脱简者。盖如尚书梓材，经刘向校补。歆乃欲增续春秋也，或间编者，亦比附春秋年月，改窜左氏之故。
还可以举出一些，但大致如此。
（1）“《左氏春秋》即太史公所见古文《春秋国语》”。先疏通一下。这里的博士指董仲舒，因汉景帝时任博士。东莱张霸，西汉成帝时人。刘逢禄的这段文字还真有点“大一统”的味道。现代一些药品广告也是这么做的：一张狗皮膏药，请了两个托儿，托儿甲说：“我用过，有效。”托儿乙说：“有奇效，我用过。”于是，这张狗皮就成了真具療效的奇药。至于托儿甲与托儿乙是否真用过，广告人则无可奉告，因为这是商业秘密。刘逢禄这里用的是同样手法。笔者查阅了董博士的全部著作、史书，并无此说辞；而东莱张霸的《百两篇》，当时已被戳为伪书。况且其中就有抄袭《左氏春秋》的成分。（注21）难道太史公真的老眼昏花，而将“真本《春秋国语》”误读成《左氏春秋》？须知太史公也算是董博士的门生，这样改动岂不引火烧了自家门庭？(笔者按：“春秋国语”的句读颇有歧义：《春秋国语》是一书，还是《春秋》与《国语》为两书？这里视为一书，是根据康有为说。他说《左氏春秋》是刘歆从《国语》中分出来的。下详。)刘逢禄接着又出示了一条更加“无可辩驳”的证据，这就是“《经》自公羊胡毋生董生相传，纪无脱简者。”而《春秋国语》呢？则“残文阙稍，离其真耳”。于是笔者又遍检古籍，却始终没有找到太史公所见是《春秋国语》出处。既然查无出处，刘逢禄又不肯说明证据从何来，就不能不视之为独撰妄说。学问做到如此胡编的地步，让人信服难啊！
（2）“歆欲立，其附益之本，乃托之秘府旧文，反以为学。”“乃欲增续春秋也，或间编者，亦比附《春秋》年月，改窜左氏之故。”说明白些：《左氏春秋》本不存在，是刘歆对《春秋国语》进行加工改造，依照《春秋》体例，增添年月而成，进而假托秘府原来就存有的《左氏春秋》。这里先说几句题外话。秦始皇三十三年，置酒咸阳宫，论及国是。博士齐人淳于越主张分封制，他说：“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则反驳说：“越（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吁请始皇下诏：“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对《诗》、《书》、百家等典籍，确乎是一场劫难。秦的焚书诏令虽然极为严厉，但还没达到寸草根绝。宋代郑樵是这样说的：“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千余人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通志》卷七十一）这是事实。所不同者，只是官学与私学之分。《左氏春秋》就有清晰的传承系统。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杜预《春秋左传序》孔疏引）唐代陆德明又补充说：“……（张）苍传洛阳贾谊，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贯公传其少子长卿，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及侍御史张禹。”（《经典释文·序录》）再接下来的就是“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汉书儒林传》）这些当不是空穴之风吧？因为这三部著作均不见时人戳破其伪，且指的是《左氏春秋》，而不是什么《春秋国语》。孔子修《春秋》并不见于《论语》，却被《孟子》、《荀子》所举证。《论语》中虽有左丘明的大名，却没有作《左氏春秋》的痕迹，但其内容却被《孟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诸书屡屡征用，汉初贾谊又为之“训故”。由此可见《左氏春秋》在战国、秦与汉初就已经广为人称，其传承不同于《公羊》的口授，而是有真实的《左氏春秋》在。
（3）这就生出个问题来：既然《左氏春秋》有本本，有传承源流，怎么会有刘歆“改窜左氏”是非来？这里牵涉到一件两千年公案，所以有必要说说清楚。太史公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史记·六国年表》）待到汉初，虽有武帝时以董仲舒的公羊学说一统儒学与禄利之路禁锢，但其重视古籍却如“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如“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引同上。另：王充《论衡·正说篇》说在景帝时。当是。）如“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汉书·景十三王传》）如“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王充《论衡·正说篇》）等等。这就是后来公羊一派所称的“山岩屋壁”。“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汉书·艺文志》）经刘向、刘歆父子考辨的伪书也不下四十种，本来是汉代校订散亡古籍的大功臣，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却成了公羊一派追杀的造伪罪人，这又从何说起！无非是刘歆大不该将古文《左氏春秋》整理成今文，更大不该倡议《左氏春秋》立于学宫，特别大不该《左氏春秋》广为传世，竟彻底动摇了公羊说的正统解经地位。其实刘歆校勘古文《左氏春秋》并非一人所为，同校者另有丞相史尹咸、房凤、王龚等。他们的另项工作是由古文变今文，经传互证，而不是贾谊的单纯训诂。（见下文）就是今天见到的《左氏春秋》。书成，请立于官学，结果遭到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等非议打压，以至于因此而丢官外放。（注21）这就是刘歆等校古文成今文《左氏春秋》、上奏、放外官的过程。如刘逢禄所讼“改窜左氏”《春秋国语》而成《左氏春秋》成立，刘歆们岂不是团伙犯罪？如说刘歆在捣鬼，他怎么能一手遮天？况且当时的“诸儒”、太常、孔光，包括公羊博士们，没有一个诉讼刘歆造伪的。事实本来就十分清楚，而刘逢禄却偏偏要在死无对证的二千年之后诉讼刘歆“改窜左氏”，是不是也太“那个”了？
第四、刘逢禄非左与刘歆伪《左氏春秋》举证
大凡要攻城伐邑，总得有利器。刘逢禄的利器，一是取之于过往公羊一派旧说，加以淬火打磨；一是自取，所谓新发明之亮器。所攻，有时连环，有时单取一的。举数例，展示如下：
为使首例有个完整印象，特将经《春秋》、《左氏春秋》、《公羊传》及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一并罗列，其中《公羊传》中括号内为何休的《公羊传解诂》，已将字音部分省略。
例一、隐公元年。
《春秋》：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左氏春秋》：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公羊传》：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及者何？与也（若曰公与邾娄盟也。），会及暨皆与也（都解经上会、及、暨也。）。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也（最，聚也。直自若平时聚会，无他深浅意也。最之为言聚，若今聚民为投最。） ；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我者，谓鲁也。内鲁，故言我。举及、暨者，明当随意善恶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恶深；不得巳者，善轻恶浅，所以原心定罪。）。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以言“公及”不讳，知为君也。）。何以名（据齐侯以禄父为名。）？字也（以当褒，知为字。）。曷为称字（据诸侯当称爵。）？褒之也（以宿与微者盟书卒，知与公盟当褒之。有土嘉之曰褒，无土建国曰封。称字所以为褒之者，仪父本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尔。）。曷为褒之（据功不见。不见，）？为其与公盟也（为其始与公盟。盟者，杀生歃血，诅命相誓，以盟约束也。传不足言托始者，仪父比宿、滕、薛最在前，嫌独为仪父发始，下三国意不见，故顾之。）。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褒乎此（据戎、齐侯、莒人皆与公盟，传不足托始，故复据众也。）？因其可褒而褒之（《春秋》王鲁，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因仪父先与隐公盟，可假以见褒赏之法，故云尔。）。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渐者，物事之端，先见之辞。去恶就善曰进。譬若隐公受命而王，诸侯有倡始先归之者，当进而封之，以率其后。不言先者，亦为所褒者法，明当积渐，深知圣德灼然之后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义。）。眛者何？地期也（会、盟、战，皆录地其所期处，重期也。凡书盟者，恶之也。为其约誓大甚，朋党深背之，生患祸重，胥命於蒲，善近正是也。君大夫盟例日，恶不信也。此月者，隐推让以立，邾娄慕义而来相亲信，故为小信辞也。大信者时，柯之盟是也。鲁称公者，臣子心所欲尊号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称公，故《春秋》以臣子书葬者皆称公。）。
《左氏春秋考证》：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证曰：此类释经皆增之游词，不可枚举。未王命云者，欲乱以《春秋》当新王之义也。
游，“戏耍”之义；游词，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说词。《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以德，依于仁，游于艺。”《左氏春秋·襄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皆此义。在刘逢禄看来，《公羊》与何休的解释最能体现孔子的“微言大义”，从而也最为得体，为什么呢？因为隐公是孔子“王鲁”的第一君，受命而王。邾娄慕义臣服于隐公，举民来投，以约亲信。所以孔子不书其名，而称其字“仪父”，给予嘉奖，以示新王对臣子的的厚爱。而《左氏春秋》的这段文字却丝毫没有体现新王的尊严，目的在于“欲乱以《春秋》当新王之义也”，所以是纯属儿戏之词。这是刘逢禄拿不是当理说。笔者在前文已经有所交待：陸终第五子安虞舜时封于曹，后因周武王封其弟叔振于曹，所以周武王改封安的苗裔邾侠于邾，作为鲁国附庸。其时的邾，只是邾侠的采地，又叫采卫，不妨称其为“口粮地”；因为邾并未得到周王室的授爵，当然也不能称其为鲁国的附庸国，直到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这种尊卑关系也丝毫没有改变，如果说有改变，那就是隐公自觉地投身到地主的行列（《左氏春秋》：“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开启春秋位移第一例。想想吧，一个享受周王室全部仪仗、拥有近百个附庸国、得封泰山的大侯爵国主为求好于邾，而与一个只享采地的地主平起平坐（及，只有“与”一义，无论主动与被动，其性质本无改变），起誓订盟，这哪里有什么“当新王”的天尊？“于蔑”一盟，只昭示一点：春秋之始，也是“礼崩乐坏”之始、“君不君、臣不臣”的尊卑关系改变之始。《左氏春秋》不就是透露这样一些消息的吗？孔子与左丘明所处时代的鲁国，正是三桓的势力甚嚣尘上之时，之后三桓连自己的权势也旁落家臣之手，从而出现三桓与家臣盟约的事来。以至连孔子自己都狂叫：“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左氏春秋》所记哪里是什么“游词”？严肃、真实、深刻、重大得很咧！
例二、隐公三年
《春秋》：癸未，葬宋穆公。
《左氏春秋》：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
《公羊传》：葬者曷为或日，或不日？不及时而日，渴葬也。（不及时，不及五月也。礼，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孔子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渴，喻急也，乙未葬齐孝公是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慢葬不能以礼葬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 过时而日，隐之也。(隐，痛也。痛贤君不得以时葬，丁亥葬齐桓公是也。) 当时而不日，正也。(六月葬陈惠公是也。) 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此当时，何危尔？宣公谓缪公曰：“以吾爱与夷，则不若爱女。以为社稷宗庙主，则与夷不若女，盍终为君矣。”（与夷者，宣公之子，缪公者，宣公之弟。与夷，）宣公死，缪公立。缪公逐其二子庄公冯与左师勃。（左师，官。勃，名也。）曰：“尔为吾子，生毋相见，死毋相哭。”（所以远绝之。）与夷复曰：（复，报。）“先君之所为不与臣国，而纳国乎君者，以君可以为社稷宗庙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将致国乎与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则先君其逐臣矣。”缪公曰：“先臣之不尔逐，可知矣。（尔，女也。可知者，欲使我反国。）吾立乎此，摄也。”（暂摄行君事，不得传与子也。谦辞。）终致国乎与夷。庄公冯弑与夷。（冯与督共弑殇公在桓二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国，非至贤之君不能不争也。）故君子大居正。（明修法守正，最计之要者。）宋之祸，宣公为之也。（言死而让，开争原也。缪公亦死而让得为功者，反正也。外小恶不书，录渴隐者，明诸侯卒，王者当加恩意，忧劳其国，所以哀死闵患也。）
《左氏春秋考证》：证曰：孔父，夫子六世祖，欲迷正色立朝之节而为此谬说，左氏旧文如此，必非亲见圣人者矣！
这里的故事是，宋宣公以为他的弟弟和比儿子与夷贤良，于是死时将其位传给弟弟和，是为穆公。穆公死前将其子冯驱使到郑国，将其位传给了姪子与夷，是为殇公。后来太宰华督杀孔父夺其妻，又弑殇公，迎冯于郑，立为庄公。对此，公羊派与左氏有着绝缘相反的两种态度。一是对宣公、穆公让位行为，左氏给以肯定，并引孔子的话大加赞扬；而公羊一派则给以斥责，以为宋国后来的祸根全在宣公立弟而不立嫡。二是，左氏提到孔子六世祖孔父对此事件的态度；公羊一派则彻底回避了孔父的存在。立嫡与立贤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春秋各国真正立长的并不多，在礼法不尊的社会情势下，孔子关注更多的是贤与不肖，孔子并未违背自己守礼法度。如《论语·述而》：“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说的是孤竹国君死前有意立第三子叔齐，而叔齐决意让长兄伯夷，结果兄弟俩互谦互让，双双逃走。孔子肯定了两人的贤良，认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仁”与
“义”的完美融合。说这话时，孔子正在卫国，其时卫国面临着一场类似传位危机：“卫君者，谓辄也。卫灵公逐太子蒯瞆，公薨而立孙辄。”（郑玄注）弟子问孔子支持辄还是支持蒯瞆，于是就有了上述孔子立君的标准。孔子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春秋》的生命。心明《春秋》“大义”的刘逢禄怎么会发出“欲迷正色立朝之节”（意思是：惑乱立嫡的法度）“欲加之罪”的指责？至于《左氏春秋》中提到孔子六世祖孔父一事，刘氏的意思是，如孔子与左丘明同观鲁国史记，则不该不避孔子六世祖的“名讳”。殊知，这是左丘明在写《左氏春秋》，而非孔子在笔削鲁国史记，左丘明避哪门子“名讳”！况且其中并无“为亲者讳”的内容，为什么就不可以光明正大地如实写入史书之中呢？真正“谬说”不是左丘明，而是刘逢禄自己！这就反而证明了《左氏春秋》非但先秦、汉初不变的旧文，而且更加昭示《春秋》与《左氏春秋》互为表里、孔子与左丘明共榷同磨的亲密关系，除此之外，更无其他。这里还要说句题外话：纵观《公羊》一传，叙事辄少，不是不想叙，而是无史实可叙。《公羊》的这一段很可能就是改窜《左氏春秋》而来。所以半个公羊学的太史公宁愿采信《左氏春秋》，而不信改窜《左氏春秋》而来的《公羊》叙事。《史记·宋世家》是这样写的：
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谓曰：“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愿立公子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於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夷立，是为殇公。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
太史公的这段文字，几乎就是《左氏春秋》的翻刻！太史公大概不会是从百年后刘歆改窜《春秋国语》而成的《左氏春秋》中抄来的吧？
例三、隐公三年
《春秋》：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左氏春秋》：冬，齐、郑盟于石门，寻卢之盟也。庚戌，郑伯之车偾于济。
《左氏春秋考证》：冬，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证曰：杜氏长历以庚戌为日，误。盖歆之徒急于附益而失考耳。
这段文字《公羊传》无解，何休也无解诂。刘逢禄举证的是《左氏春秋》时间搞错了，以此断定是刘歆在不加考证的情况下急匆匆地将《春秋国语》比附于《春秋》，从而另成《左氏春秋》。此论貌似有理，但又经不起推敲。杜预《长历》对与错不去管它，因为与本题无关。单说《左氏春秋》的记时何错之有？现在先来复原刘逢禄的判断。第一，经《春秋》与《左氏春秋》在隐公三年起始都标有“春王”二字，说明这一年是以周历为准。第二、《春秋》明白标出齐、郑石门之盟在十二月，《左氏春秋》虽只出现一个笼统的“冬”字，但也应该认准是十二月。第三、“癸未，葬宋穆公。”（见例二），这个癸未日就在隐公三年十二月里。第四，《左氏春秋》却出现“庚戌，郑伯之车偾（《释言》云：“偾，僵也。”今言冻结之意）于济。”第五、“庚戌”早于“癸未”33天，换言之，“庚戌”与“癸未”不可能在一个月之内。第六、足见刘歆改窜《春秋国语》时的因匆急而失考。以上六点就是刘逢禄读《左氏春秋》的思维轨迹。然而书是这样读的吗？《左氏春秋》：“冬，齐、郑盟于石门，寻（继也、续也）卢之盟也。庚戌，郑伯之车偾于济。”分明是两句话。第一句，说的是：隐公三年冬（也就是《春秋》标的十二月），齐与郑在石门盟会，此次盟会是为续修先前齐、郑在卢地的盟约而举行的；第二句，说的是：庚戌这一天，因天寒，郑伯的车还被冻在济水动弹不得的故事。第二句分明是第一句的追叙，追记郑伯赴齐地石门盟会路上遭遇的险情。这哪里有什么“庚戌”日就在周历十二月之内的意思！周历十二月是夏历（即今农历）二月，庚戌日是周历十一月十七日，即今农历（夏历）正月十七日（该年正月只二十九天）。也许这一年春节之后奇冷，郑伯之车被冰冻济水之中，延误了盟会时间，故而引起史家关注，在鲁史春秋里记下一笔，左丘明也依实写进《左氏春秋》。就这样一段事实清楚，交待明白的文字，正常人无论如何都读不出刘歆急于将《春秋国语》“附益”于《春秋》而成《左氏春秋》的信息来，刘逢禄岂不在捕风捉影？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来，比如刘逢禄说《春秋国语》本无纪年，是刘歆比照《春秋》加进纪年内容，而另立《左氏春秋》，等等，不一而足。笔者之所以喋喋不休于此，在于说明清代公羊学就是如此奠基的，刘逢禄就是这样垂范后来者皮锡瑞与康有为的。
2、康有为绝版《春秋》“大义”与“伪”《左氏春秋》
笔者小标题用“绝版”一词，一是说，康有为在秉承刘逢禄之说的基础之上，更加大胆、更加虚诞，且将其编造、億断说得更加斩钉截铁，其语言更具污辱性；一是说，公羊一派攻击《左氏春秋》（当然包括刘歆）百年来再无一人能出康氏之右。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戊戌变法”的首倡人与领袖。说到清末公羊一派，则不能不提到皮锡瑞。皮锡瑞(1850-1908)，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梁启超的老师，坚定的公羊“改制说”。因康、皮二氏之说多有重叠，因此，本文只采康氏《新学伪经考》作为检讨对象。凡引文不标出出处，则皆出自《新学伪经考》。
第一、“国师公”与“新歆”“新学”
“国师公”是谁？是刘逢禄对刘歆的称谓，因为刘歆曾做过“簒国大盗”王莽的国师。如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公矢鱼于棠”条下：“见左氏有射意，改经作矢鱼，又改左氏训矢为陈而增入书法，故国师公颠倒五经之罪，公羊与左氏均受其病。”就这样直称刘歆为“国师公”的。“新学”是什么学？是康有为对刘歆所倡导古文经学的称谓，因为王莽篡汉为新，而刘歆又为新朝国师，于是康有为就生出刘歆为“新歆”、古文经学就生出移花接木的“新学”称谓来。对此，康有为意尤未足，在其书名《新学伪经考》之后再加“伪经”二字。为什么呢？他说：
夫古学所以得名者，以诸经之出于孔壁，写以古文也。夫孔壁既虚，古文亦赝伪而已矣，何古之云？后汉之时，学分今古，既托于孔壁，自以古为尊，此新歆所以售其欺伪者也。今罪人斯得旧案，必也。正名无使乱实。歆既饰经佐篡，身为新臣，则经为新学，名义之正，复何辞焉？（《新学伪经考·叙后》）
“国师公”也好，“新歆”、“新学”也罢，无不与王莽、王莽的新朝联系在一起。王莽在历史上名声很臭，所以刘、康二氏在“庄重”的学术著作中竭力将刘歆与王莽拉扯在一起，这叫文不足以臭补，给刘歆一个“臭”字了得！写到此，笔者不由生出一个怪念头：“孔子当新王”与王莽篡汉，何其相似乃耳！所不同者，王莽得逞，而“孔子的阴谋”却胎死腹中。如说“饰经佐篡”，从现有资料看，刘歆“佐莽”的力度远不及刘逢禄、康有为佐孔子当“新王”来得强烈。王莽建“新朝”，“孔子当新王”，都有一个“新”字，以康氏之意，刘逢禄大可称其为“新逢禄”、康有为也大可称其为“新有为”，两人著作均可称之为《新考》。然而，二百年来人们并没有如此称谓刘、康二氏及其著作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毕竟是学术之争。即便是学术之争，刘、康二氏也还生出如此法门来，真真令人咋舌！
现在来说刘歆。刘歆（约前46--23），字子骏，汉家宗室，刘向少子。“而上（成帝）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汉书·楚元王传》）。“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这就是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生涯的原始资料。至于刘歆与《左氏春秋》有染，那只是个偶然机会。原始资料是这么说的：“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引同上）刘歆见到的《左氏传》为清一色的古文，而非世面的那种零碎的、传训夹杂的那种。刘歆们的任务是将古文改为今文，为达此目的，不与《春秋》乃至其它古籍“转相发明”是难以做到的。这无疑是一项巨大工程，用去四五年的时间。待大工告成，请立《左氏春秋》于学宫，“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语在《歆传》。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上于是出龚等补吏：龚为弘农；歆河内；凤九江太守，至青州牧。”（《汉书·儒林传》）刘歆们的代价不可谓低。在此过程中，原始资料里没有一点涉及王莽的痕迹，直到平帝时立《左氏春秋》于学宫，也仍然找不到王莽的任何助力。康氏奉《左氏春秋》为“新学”，哪里有一点实事求是的学术味道！刘歆与王莽同学于史尹咸与翟方进门下，及王莽篡位，刘歆为国师，为王莽做了些典文章、宣教化的事情，一度成为王莽心腹。然而刘歆并不甘心与劣行王莽为伍，而在争扎着企图冲出围墙。尤其刘歆两个儿子被王莽杀害之后，刘歆谋诛王莽之心更为强烈。只是事泄，刘歆以自杀结束自己一生。（参见《汉书·王莽传》）这就是刘逢禄戏呼的“国师公”，这就是被康有为嘲弄的“新歆”。考征史实，评判是非，在心平气静中尤恐不及，一味门户斗火，求其结论公允，岂不难哉！
第二、孔子《春秋》之义法唯七十子能传之
具有传孔子《春秋》资格的只能是七十子，左丘明非孔子弟子，当然不可能传《春秋》。他说：
今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儒林传》述《春秋》有《公羊》、《谷梁》而无《左氏》，史迁征引《左氏》至多，如其传经，安有不叙此为辨？此为今古学真伪之铁案。孔子《春秋》之义法唯七十子能传之，即《公羊》、《谷梁》之说也。自非七十子其不传明矣！”
《左氏》记事在获麟后五十年，丘明果与夫子同时共观鲁史记，何不列于弟子，论本事而传？
考文翁孔子庙图、《史记·仲尼弟子传》无左丘明名。且《左传》称悼四年，据《史记·六国表》，悼公薨在获麟后五十年，则丘明在孔子后远矣！岂七十子学成德尊所存者不足据，而非弟子之丘明反足据乎？
此论是康有为接过刘逢禄话把的进一步发挥。文字上来就犯了一个历史性致命错误，这就是他以东汉才出现的学派门户制之履去削春秋乃至战国秦汉学术之足，并武断地声称这是“铁案”。显然是不明就里之言。殊不知春秋时学术尚在蒙昧期，虽然已经有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易、乘、春秋、礼制等名号，却也还没有形成后世的门类体系，更不待说有什么学术派别及严格门户家法之制了。孔子无常师，入太庙每事问，访乐于苌弘，学世（世，即谱牒）于郯子、问礼于老聃。教授虽有六艺之分，但皆从实用出发，其时也不见有什么“学”的称谓。战国时期虽称百家，但都是出于自身环境、时势主张，乃至人生感悟等等，师从也极为自由，当然也无门户家法一说。以太史公而言，“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学《书》于孔安国，又学《公羊》于董生（仲舒）；刘歆也是如此，他先学《周易》、《谷梁》，之后又痴迷上《左氏春秋》。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末。康有为说：“汉人之学，皆有家法。”（《新学伪经考》卷二）岂不是臆说妄言？汉初太史公将古来学说分成六家，就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到西汉末，刘歆再次细化为：儒、墨、道、法、名、农、杂、阴阳、纵横、小说十家。
孔子《春秋》未必只有其弟子能传，其弟子所传也未必精当（前文已有例证）。事实是号称《春秋》真学的《公羊》《谷梁》也只是在文字的诠释，而对春秋事实却知之了了。如笔者前文所述，如果不是左丘明与孔子巧借名目，孔子断不可能接触到太庙史记的。《春秋》只是讲史提纲，是笔削鲁国史记的结果，弟子无资格接触到鲁史春秋，更不可能阅读周史及百二十国史记。因此，面对历史讲授提纲，仅依《公羊》铨释字面是不能解读孔子《春秋》的；真正能传《春秋》的是史家，是孔子同时、同气好友左丘明，是《左氏春秋》。那一个治《春秋》者没读过《左氏春秋》，包括《公羊》学者在内。治《春秋》而不借助《左氏春秋》，则形同瞎子摸象，这就是“非弟子之丘明反足据”的最坚实根据！
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此人不愧为文明使者。（见《汉书·循吏传》）其《孔子庙图》笔者未见。说到左丘明，他本来就不是孔子弟子，而是孔子赞佩有加的鲁君子，《史记》里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要太史公如何“辩”才满意？难道文翁《孔子庙图》里有的才算数，只有《史记·孔子弟子传》里有的才具有资格说《春秋》，是不是也太绝了？至于“悼公薨在获麟后五十年，则丘明在孔子后远矣！”之说，我在上面已经辩证过，这里再重复一遍：如果康氏逻辑可靠，那么，《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哀公卒于孔子死后十一年，“何得遽称其谥”？由此看来，孔子《春秋》则非起笔于“获麟”，而是孔子死后十三年又活过来作的。可以吗？康氏指斥刘歆“鼓舌摇唇，播弄白黑，随手抑扬，无所不至。”如果将此言反用于康氏自己身上，大概没有什么不合适吧！
第三，作《国语》的左丘与作《左氏春秋》的左丘明绝非一人
康有为此论同样是接过刘逢禄话把的进一步发挥。不过其说较刘逢禄更为直截了当。他说：
《十二诸侯年表》云，表见《春秋》《国语》合，此三条观之，如丘明兼作二书，太史公乃舍其《春秋》而称其《外传》，岂理也哉！或疑作《国语》者为左丘，作《春秋传者》为左丘明，分为二人。则《报任安书》明云及如左丘明无目，则明明左丘明矣，二人之说盖不足疑，《左传》从《国语》分出，又何疑焉！
《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云：“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退论书策以抒其愤。”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
《外传》，指的是《国语》。后世学者常称《春秋左氏传》为《春秋内传》，《国语》则称之为《春秋外传》。康有为征引太史公单说《国语》而舍《左氏春秋》为据，证明两书非一人所作，而且要人们对此“盖不足疑”。又说“《左传》从《国语》分出，又何疑焉！”真是你不说倒还明白，越说越让人糊涂了。刘逢禄称《春秋国语》，而康氏单称《国语》，并且《左传》就含在《国语》之中，那么《左传》与《国语》的合订本不是一人，即左丘明所作，还能是两个人？
康氏本是读书之人，大学者，又是洋洋上书之人，怎么能提出如此荒唐的问题来？其实康氏心知肚明：其一，句子对得十分工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脩列；……”，“膑”脚的孙子即 “孙膑”，“失明”的左丘即“左丘明”，相对成文，意思十分明显。他不可能不知道这是在写文章，不可能不知道将“左丘”改成“左丘明”就改变了句子的长短气势与美言美语。康氏行文，定不会写“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明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脩列；……”的。己所不为，为什么强要太史公作如此不三不四文章呢？其二、“放逐”、“失明”、“膑脚” ……　都是人生遭厄之时，《左氏春秋》成书在《国语》之前，那时的左丘明本无眼疾，眼疾只是在写作《国语》时害的。如依康氏之意，太史公只有写成“左丘明失明，厥有《左氏春秋》与《国语》”这样不伦不类的东西，方可令康氏信服《左氏春秋》与《国语》的确是左丘明一人所作。这样一来，且不说太史公文不成文，就是与事实也大相径庭了。这样的事实混淆，黑白纷纭的事，康氏可作，而太史公绝对不为。所幸太史公并未按康氏意志做。司马迁毕竟是太史公，他的行文必定有自己的事实依据与史德尺寸。退一万步说，即使太史公的原文是“左丘明失明，厥有《左氏春秋》与《国语》”，康氏就没话说了？答：否！康氏还有话说：“‘左丘明失明，厥有《左氏春秋》与《国语》’决不是《史记》原文，而是‘新歆’改窜了《史记》。”于是就有了下面小标题的内容。
第四，“新歆”是“售伪的罪人”
此论也还是接过刘逢禄话又进一步发挥，然而这一步却是空前的、前无古人的。相信刘逢禄对康氏的“打假”也会长相惊叹：“‘青，出之于蓝，而青于蓝’远矣！”康氏不但对刘歆“造伪”的目的、指向、过程、手法、“弥缝周密”度瞭如指掌，而且连刘歆造假时的心态也揣摩得通透，如临其境、如是己为。对此康氏无不得意地说道：“然二千年之学者遂为所惑，虽魁儒辈出，无一人细心读书，袪其伪妄者，岂不异哉！”又说“古文经之出于伪撰，铁案如山，摇不动，万牛回首，丘山重矣。”嗷嗷然，自许为二千年来中国“打假”第一人。且看其所云：
（史记）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歆以其博士之学，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谷》，《公》《谷》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谷》者，以《公》《谷》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作《左氏传微》，以为书法，依《公》《谷》日月例而作日月例，托之古文，以黜今学，托之河间、张苍、贾谊、张敞名臣通学以张其名，乱之《史记》以实其书，改为十二篇，以新其目，变改纪子帛、君氏卒诸文以易其说，续为经文，尊孔子。卒以重其事，遍伪群经以证其说，事理繁博，文辞丰美，凡《公》《谷》释经之义彼则有之，至其叙事繁博，则《公》《谷》所无。适逢莽篡，更润色其文以媚莽；因籍莽力，贵显天下，通其学者，以尊其书。
康氏这段文字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觉得康氏的亲临其境，如果康氏无造假的真工夫，要达到如此指掌之瞭，简直不可想象！依康氏之说，《左氏春秋》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巨大造假工程，事先没有周密的可行性研究与计划安排，要“蔽掩天下二千年”（不包括刘逢禄与康有为）是不可能的。根据康氏考证，复原刘歆造假工程设计如下：
（1）
项目：《左氏春秋》
康氏说：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
说明：康氏所说《春秋传》即今之《左氏春秋》，亦可称之为《春秋左氏传》、《左氏传》、《左传》、《春秋内传》等等。左丘明只有《国语》，康氏要刘歆造出一部《左氏春秋》来。
（2）法人：原名刘歆，康氏称为“新歆”。
“歆既饰经佐篡，身为新臣，则经为新学，名义之正，复何辞焉？”
说明：康氏所以不将与刘歆校勘并成《左氏春秋》的丞相史尹咸、丞相翟方进、唯凤、龚许歆等等名字一一列出，其意在不想将“做假”人的范围扩大，否则会有“团伙犯罪”之嫌。试想，那么多人合伙，其中又有两位丞相，怎么会令人信服！故打蛇要打七寸，只列刘歆以蒙人。
（3）可行性研究：归罪秦焚，乘虚窜入
康氏说：“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秦始皇遂婴弥天之罪，不知此刘歆之伪说也。歆欲伪作诸经不谓诸经残缺，则无以作伪窜入之地，窥有秦焚之间，一举而归之。”“故其伪经得乘虚而入，蔽掩天下，皆假校书之权为之也。”“若中秘之藏，自非马迁之为太史，则班嗣之有，赐书杨雄之能借读，庶或见之，自余学者，无由窃见，故歆总其事，得以恣其私，处处窜入。当时诸儒虽不答，师丹、公孙禄虽奏劾，然天下后世则为丰蔽而无由见日矣。”
说明：康氏是针对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而来的，其文曰：“至于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而经康氏“考证”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说：“焚书之令，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夫（嬴）政、（李）斯焚书之意但欲愚民而自智，非欲自愚。”所以，秦王朝秘府图书并未遭到破坏，尤其秦汉博士所职守业之书更是毫发无损地掌握在他们手中。“谓秦焚诗书，六艺遂缺，非妄言而何！”既然如此，刘歆怎么敢一手遮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伪窜”经书？上面说到东莱张霸的《百两篇》不就是鲜活的例子吗？其时的刘歆还不是王莽的国师，是与张霸一样的校书郎，还没有势力到权倾朝野的地步，“窥有秦焚之间，一举而归之”，能行得通？至于“中秘之藏”，康氏的意思是汉初只有太史公能见，后汉只有班固能见，在西汉平帝、哀帝时只有刘歆及拉关系、走后门的杨雄能借出，其余人一概不得亲见。这就怪了，同校古文《左氏春秋》的丞相史尹咸、丞相翟方进、唯凤、龚许歆等人不得见，又怎么校勘《左氏春秋》呢？师丹的奏劾理由不是因“歆非毁先帝所立”的，而是看出刘歆造伪破绽的吗？“当时诸儒虽不答”，不答是有惧于刘歆的权术的吗？结论只有一个：借秦焚之机不可乘，瞒天过海不能为。
（4）原材料：左丘明的《国语》
康氏说：“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
说明：读者只要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刘逢禄与康有为在玩文字游戏。刘氏说：“则博士所见《左氏春秋》即太史公所见古文《春秋国语》。”博士董仲舒时已经有《左氏春秋》了，而太史公见到的则是内容一样，而书名不同的《春秋国语》，即一书两名，且都是古文。董仲舒比司马迁年长得多，说明《左氏春秋》在董氏之前已经为人们认读，太史公还引用其中不少故实写进《史记》之中。可是刘逢禄之后不到五十年，康氏则硬要两千年前的刘歆对《国语》进行分割，再伪造出一部《左氏春秋》来。殊不知《左氏春秋》与《国语》是本质不同，角度不一，风格各异的两部书(下文将有述征)，刘歆纵有天大本事也不可能从《国语》中分割出《左氏春秋》来的。康氏怎么臆想出这样的馊主意？天下之大稽让康氏给滑透了。结论是：《左氏春秋》是《左氏春秋》，《国语》是《国语》，且早在汉初、先秦就已经并存、传世。要再从《国语》分出别样《左氏春秋》来，实在无望。
（5）手段：将《国语》改头换面
康氏说：刘歆“以《公》《谷》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
说明：康有为终于说了句《公》《谷》不足的公道话。前面说过，孔子《春秋》只是春秋史的讲授提纲，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是想通过《春秋》让人们知道他“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论语·阳货》）。所以“盖《春秋》之作，为周也，非为鲁也。”（宋·赵鹏飞《春秋经筌》卷一）绝不是如《公羊》一派说的当什么“新王”。“罪”的是孔子将太庙秘籍以讲授提纲形式公之于世。笔者前文说过，这可是古代之大忌。别的暂且不说，单就孔子的“知我、罪我”，只凭《公》《谷》虚言能“知”之吗？依康氏之言：于是刘歆瞅准了这个造假机会，将《国语》中有关平王以前的事删除了，又根据《春秋》加以编年，比附在《春秋》相关条目之下，作为《春秋》的释文，一部崭新的《左氏传》就诞生了。多么玄妙的想象啊！那么刘欣的这部伪《左氏传》在哪里呢？有谁见过、读过？如说就是《史记》里提到的那部《左氏春秋》，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刘歆作的伪书怎么可能让一百五六十年前的太史公读到、引用？而况刘逢禄也说得明白：“博士所见《左氏春秋》即太史公所见古文《春秋国语》。”结论:既然刘歆按照康氏指示“改易窜附”的《左氏传》不存在，康氏的指控不就成了诬辞妄语？
（6）效益指向：创古学，篡孔统，媚莽佐篡
康氏说：“歆邪说，攻今学真经，而创古学伪经也。且微言大义，即孔子改制之学也。”“适逢莽篡，更润色其文以媚莽；因籍莽力，贵显天下，通其学者，以尊其书。”“歆既饰经佐篡，身为新臣，则经为新学，名义之正，复何辞焉？”
《汉书·王莽传》：“莽奏曰：‘《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此二经周公孔子所定，盖为后法。”观此，知歆之伪撰《左传》书法，所以翼成王莽居摄而篡位者也。
说明：康氏《新学伪经考》全书旨在揭露刘歆“创古学伪经”的两个价值取向，一是
刘歆“创古学伪经”，旨在攻“今学真经”，篡改“孔子改制之学”统。一是“媚莽佐篡”。先说指向一。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中是这样说的：
“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孝宣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於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引自《文选》）
《移书让太常博士》是哀帝下诏“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议，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移书让太常博士序》）这是很原始的一份资料，刘歆的初衷表达得很清楚，在这份资料里绝没有要篡孔统之意。相反，人们看到的却是“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包括公羊一派的打压。当然，具体到刘歆们校勘并译成今文的《左氏春秋》而言，的确看不出公羊一派发明的什么“孔子改制之学”，更看不出“孔子当新王”的微言大义来。《左氏春秋》之所以能取代《公羊》、《谷梁》解经地位，而风靡天下二千年，也决非“因籍莽力”，全在左丘明的人格魅力与《左氏春秋》的信度涨力。任何一部史书无不是一部当代史；任何一部史书，又无不是一部写作者的观念感受史。孔子一生，时时尊周，处处从周，贤贤恶恶，仁义礼智信的标准也皆取于尊周从周与否；而在左丘明那里，他的鬼神巫筮理念，他的尊霸崇霸倾向更强一些：怎么能要两人标准等齐呢？况且左丘明的《左氏春秋》起始并不是为解孔子《春秋》而作，之后又的确为贴近孔子《春秋》而成。康氏不分青红皂白，一味门前斗火，诬陷刘歆，无所不用其极，真让人不堪入目。再说“媚莽佐篡”。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康氏不认一家人了。康氏不是再三鼓吹孔子《春秋》大义在于“立新统”、“当新王”吗？本身在肆力“佐篡”，如果刘歆真的也在“佐篡”，就不该五十步笑五十步的。然而从《左氏春秋》里却找不出一点“佐篡”的意思来，找出来的只有“乱臣贼子惧”。至于王莽引《左传》隐公“不书即位，摄也。”与《公羊传》“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的意思有多少不同？只不过《左传》出现“摄”字，《公羊》没有“摄”字。就因为《左传》用了另一种表达方式，而认定是刘歆有意所加，目的在于为王莽找篡位根据。这又是康氏的一个欲加之罪！王莽也算糊涂人，不然，为什么不引公羊一派鼓吹的“创新统”、“当新王”呢？那样岂不更加理直气壮、名正言顺？结论是：《左氏春秋》不是“佐篡”之书，而是与孔子同志相守之书。
（7）工艺：遍伪诸经，以泯其迹
康氏说：“歆造古文以遍伪诸经，无使一经有缺。”“以为左传之证，又多窜数书，故为繁重，以泯其迹，安意失真之说。”
说明：在康氏笔下，刘歆是个乖巧绝伦，造伪天衣无缝之人。当然，如无康氏的惠眼，一般人还真难窥探其蛛丝马迹。《新学伪经考》里，刘歆造伪痕迹累累，现撮与《左氏春秋》相关部分罗列如下：
为造伪书造舆论有：①秦火虽焚，而六经无恙，博士之职不改，孔氏世世不绝，诸儒师师相受，徽言大义至今具存，以为乖绝。及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皆歆邪说。②
窜改史记：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以相难，则亦歆所窜入者。②托之河间、张苍、贾谊、张敞名臣通学以张其名，乱之《史记》以实其书。③又曰秦焚诗书，书散亡益多（《史记·儒林传》窜入）。④先为伪《左氏春秋》，大放厥辞于《河间王传》，谓《左氏春秋》已立博士。⑤《儒林传》、《河间献王世家》无之，此忽出之，其为谰言易见。⑥“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盖战国多杂说，史迁所谓言不雅驯者。歆入之于《左传》并窜入《史记》耳。⑦凡所引史记窜入诸条，皆确凿无可疑者
窜改《论语》：①今本《论语》必有伪文，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一章必歆伪窜。②歆以左丘明亲见圣人，好恶与同，以仲尼弟子无左丘明，故窜入《论语》以实之，歆遍窜群经，证成伪说。
窜改孔子《春秋》：①经本不待事著。夫子曰其义，则某窃取之矣，何左氏所述君子之论多乖异也？②《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③改为十二篇，以新其目，变改纪子帛、君氏卒诸文以易其说，续为经文，尊孔子。卒以重其事，遍伪群经以证其说，
事理繁博，文辞丰美。
窜改汉武帝诏：《移太常书》并以“书缺简脱”四字诬为诏书。考《史记》、《汉书·儒林传》皆载武帝制祗有“礼废乐崩，朕甚愍焉”八字。
康氏自圆其说：《春秋正义》引《严氏春秋》亦有与左丘明观书事，盖严、颜高才受学之后所窜乱者矣。
刘歆伪造改窜的本事真大得惊人，刘歆生活在西汉，他连东汉人班固《汉书》也能改篡：
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秦始皇遂婴弥天之罪，不知此刘歆之伪说也。歆欲伪作诸经，不谓诸经残缺，则无以为作伪窜入之地，窥有秦焚之间，故一举而归之。一则书缺简脱（《汉书·艺文志》、《楚元王传》），一则曰学残文缺（《汉书·楚元王传》），又曰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汉书·儒林传》、《史记·儒林传》亦窜入），又曰秦焚诗书，书散亡益多，（《史记·儒林传》窜入），学者习而熟之，以为固然，未能精心考校其说之是非，故其伪经得乘虚而入，蔽掩天下，皆假校书之权为之也。
不必多引，这已经足够了。刘歆纵然机关算尽，蒙蔽得了二千年来读书人的眼睛，却难逃康氏的火眼金睛，康有为告诉读者：
歆伪《书》、《礼》、《礼记》、《周官》、《左氏春秋》、《论语》、《孝经》皆古文，《毛诗》、《费氏易》亦古文，凡后世称为经者，皆歆伪经，变乱先圣之典文，惑易后儒之耳目，其罪因不胜诛矣。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经书没有一部是原浆货，全是假的。换言之，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全是伪文明。而可悲的是：“二千年之学者遂为所惑，虽魁儒辈出，无一人细心读书，袪其伪妄者。”可悲的是：“徒以二千年经学乖伪，有若聚讼，童年而搜研章句，何白首不能辨其要。”所以人们应该感谢打假英雄康有为，不然我们还真以为生活在清明的“经”界里。为了让读书人相信他的“铁案”，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中又设难作答：
难者曰：《儒林传》全篇粹完，若歆能窜入，则歆为《毛诗》、《逸礼》、《周官》、《费易》、《左传》何不并窜入？释之曰：若歆能将诸伪经全行窜入，则证据坚确，吾诚无如之何，今日更无以发明其伪矣。但《史记·儒林传》人人共读，若骤窜群经之名，诸儒骤起，按旧本而力争，则其伪更易露，唯略为点缀一二语，使无大迹。非唯不攻，且足为其徵助矣。
原来如此！
写到这里，康有为在打假，还是在制假，大概无须明说了吧。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也是《新学伪经考》的校订者。所以引梁启超的话作结是最合适的。他说：
康有为乃综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派所尊之许、郑，皆在所排击。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以复于西汉。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自由研究之门。其弟子最著者，陈千秋、梁启超。千秋早卒。启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学。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二）“今文学运动”中期的孔子《春秋》与左丘明《左氏春秋》
“五四”前后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可称为“今文学运动”中期。领军人物是钱玄同与顾颉刚。钱玄同（1887--1939），字德潜，浙江吴兴人。顾颉刚（1893—1980），江苏吴县人，原名诵坤，字铭坚。钱玄同与鲁迅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顾颉刚起始也曾跟随章太炎的学生毛子水服膺其说（见《古史辨自序》）,然而两人又纷纷从古文学派那里横冲了出来，开创了当时很有影响的现代古史辨学派。钱氏言论散见于文章、书信之中，而顾氏却编辑出版了1926至1941年间古史辨学派著作洋洋七大本《古史辨》（笔者见到的是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七册本）。这一派既是刘逢禄、康有为“今文学运动”横生枝杈的发展，又是古文学派营垒中叛逆者的策马倒戈。所以笔者认为，如称这一派为“东一鎯头，西一棒槌派”或许更形象些。这一派主观而任意，在考证与结论之前，先栽下一颗思维定势的苗苗，然后百般呵护，不择手段地加以维持。且看钱玄同对顾颉刚说的话：
“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为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具一齐撕破。”
顾颉刚则回应道：
“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一座门，让我们进去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史上一件大公案作最后的解决。”“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但反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打了个“对折”！想到这里，不由得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斗志。”
在古史辨派们的起始头脑里，现存的经籍几乎全是伪的，是不足信的。信与不信真要开个比例，那也只能 “只算打了个‘对折’！”。（顾颉刚语）古史辨派对孔子《春秋》与左丘明《左氏春秋》打多少折？没有明说；他们准备如何“作最后的解决”呢？这就要看下面的了。（引文未标出者皆取自《古史辨》。）
第一、《春秋》与孔子无关，而且最不成东西
１、《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为什么呢？顾颉刚说：
《春秋》一书，本和孔子没有关系，所以《论语》一字不提。大约到了战国的中期，一班儒家受了时势的鼓荡，要想替将来的天子定下制度，他们在鲁国的史官处找到一堆断烂的记事竹简，就来“笔则笔，削则削”寄托他们的政治理想，骗人道：“这是孔子作的，孔子行的天子之事。”（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是说如此重要的一部书在《论语》中竟无记录，可见《春秋》与孔子无关。这不由让人想起胡适理论来。胡适提倡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证据不说话。他把推理可知，以及若干想当然的可能，都摒弃于他的实证之外。胡适的理论影响好多人。譬如王力先生就说先秦之人“不穿裤子”，因为先秦文献没有“袴（裤）”字。“无论袴或裤都不见于先秦史料，当时人们只穿裳，不穿裤子。”（《汉语史稿》第四章）对此，台湾学者张以仁就大为不认。他说：《墨子·非乐》上篇就有“因其蹄蚤为绔履”。“绔”，一本作“袴”，应该是《说文》所谓的“胫衣”。由此可见，先秦人岂非穿裤子了？王力的这种推衍，何其大胆！要知，先秦史料保留下来的有多少？这些史料一定要写裤字吗？（参见张以仁《春秋史论集》）同理，孔子修作《春秋》与否，不能仅凭《论语》是否提及来定。《论语》没提到的东西多着呐，没提到就一定不存在？一是史料历久的毁灭，二是人们的眼力所及有限，凡未涉及到的一概否定，岂不武断了？至于断定《春秋》是战国时期好事者从断烂的鲁国记事竹简中得来，则更是想落天外的大胆臆想玄构，而始终不肯拿出一份象样的证据来。这里还有一个历史背景问题，即战国时虽然时势鼓荡，但周的大旗还在，这“一班儒家”拿一部护周、乱臣贼子惧的书到诸侯国去遥赏，岂不有意刺痛诸侯，岂不是自投虎口？
２、《春秋》不是孔子用心之作。王安石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像“流水账薄”；钱玄同说：“以他老人家（孔子）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钱玄同《论春秋性质书》）钱玄同是这样说的：
王安石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像“流水账薄”，都是极确当的批语。孟柯因为要借重孔丘，于是造出“《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话，就这部断烂朝报，硬说它有“义”，硬说它“天子之事”，一变而为《公羊传》，再变而为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三变而为何休之《公羊解诂》，于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愈加愈多了。但公羊氏与董仲舒所说的《春秋》之义，虽非原始的《春秋》所有，却是有条理、有系统，自成一派学说；后来忽然跑出一个文理不通的谷梁氏来学舌，说了许多幼稚可笑的话，那便不足道了。（《答顾颉刚先生书》民国十二年）
钱氏所涉《公羊》、《谷梁》的评论这里不去管它；《孟子》留待下面讨论。这里要说的是《春秋》是不是孔子用心之作，是否有“义”，如有，“义”在何处？
（１）先说《春秋》是什么性质的书，或者说孔子笔削鲁国史记要得到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在前文已经有所交待。孔子一生，虽然求过官，也做过官，但总其一生，还是以教授为业。他选诗订诗、问乐订乐、习礼订礼、五十学易、以至于垂老笔削鲁国史记等等，无不为着积学授业。因此，孔子笔削鲁国春秋，并非重新修订完整周翔的鲁国史记，而要的是一份鲁史的讲授提纲。如前所述，孔子“笔削”时，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已经动笔多年，所以“笔削”也未必不“笔削”到左丘明的《左氏春秋》。以上，虽然没有文献佐证。但并不等于没有这种可能。有人认为，以孔子七十以上高龄，面对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史繁重竹简，且要阅读笔削，几近不可能；可是，如果孔子在鲁史春秋与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双重基础之上加以笔削，岂不容易得多？这是其一。谁都不会认为孔子《春秋》是一部完美的鲁国史记，不论旧史也好，新作也罢，史书没有这样作的，因为读者面壁十年也未必读得懂；然而《春秋》却是一份好的讲授提纲，孔子读得懂，左丘明也读得懂，因为两人共商共议，各有侧重，孔子《春秋》也为左丘明所尊重。因此，孔子的《春秋》似乎在告诉人们：你要了解春秋史吗？请读《左氏春秋》吧，我的《春秋》只是讲授提纲。这是其二。“断烂朝报”、“流水账薄”、“不成东西”，说的是一个意思，即并非孔子经心所为。如果诚如王安石和梁启超所言，《春秋》决不会被后世儒家推到神圣的地位；也不会被百年之后的孟子奉为极具杀伤力的书。《晋书·荀崧传》说：“孔子惧而作《春秋》，诸侯讳妒，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旨，义不显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晋书》卷七十五）孔子的话是何等沉重，如果是一般的书，或者说其中不含惩恶扬善的“窃义”，孔子何至说出如此严重的话来！经者，常也，普遍也。春秋时，各国皆有史，齐《乘》、晋《乘》、楚《梼杌》等，没有取得普遍的经常地位，而孔子《春秋》的意义却超出鲁史范围，成为抑恶扬善的教材，原因就在于孔子赋予了“义”。
（２）起始，钱玄同并不承认孔子《春秋》有什么“义”，八年之后的民国二十年，他改口了。说：
《春秋》一定是一部“托古改制”的书，你看它对于当时的诸侯各国，某某为公，某某为侯，某某为伯，某某为男。用所谓“五等封爵”也者把他们都限定了，不能随便乱叫。今取钟鼎款识考之，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王、公、侯、伯、子、男”六个字都是国君的名称，可以随便用的，然则《春秋》中那样一成不变的称谓，一定是儒的"托古改制"，特地改了来表示“大一统"和“正名”的理想的。又如“公子庆父如齐。齐仲孙来”；“公朝于王所，天王狩河阳”；“孟子卒”等等。都是用特殊的“书法”以明义，不是普通记载事实的态度。所以《春秋》的原本虽是鲁国的真历史，但既经“笔削”，则事实的真相一定改变了许多，断不能全认为史料。（《左氏春秋考证书后》民国二十年）
古史辩们说的《春秋》“大义”原来是公羊一派的“托古改制”、“大一统”。并非《春秋》里的真义。太史公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按理说，人的思想不会一下子变化那么大、那么快。孔子一生“克己复礼”，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怎么会到死前两年一下子野心澎涨，而要“改制”“当新王”了呢？左丘明说道：
冬，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不可以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不为义，弗可灭已。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齐豹为卫司冠，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此二物者，所以惩肆而去贪也。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章彻，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若窃邑叛君以徼大利而无名，贪冒之民将寘力焉。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左氏春秋·昭公三十一年》)
《春秋》一经其观念与《论语》处处相通，十分熨贴，并无芥蒂，表现了孔子一贯的尊周、从周、护周，仁义忠信至上的思想理念。
况且“王、公、侯、伯、子、男”也本不是随便用的。如乾隆辛亥夏出土于临朐柳山寨“矢伯彝”。《论语·宪问》云：“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柳山寨即春秋之骈邑，该器当出此地，氏亦为伯，所以旌武功，伯爵作器（参见《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五）；再如小邾国出土（匸古，古在匸内）器。该器为邾克（即邾仪父）进爵称子的第一器。铭文如下：“鲁酉子安母，肇作（匸古，古在匸内），其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意思是：安的后裔始进爵为子，附庸于鲁，即时作（匸古，古在匸内）以纪念。愿保万年，子子孙孙永远享用。（铭文见政协山亭区委员会编《小邾国文化》）（注23）另有“伯旅彝”、“陳侯敦”、“魯侯彝”（参见《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五）己侯鼎、康侯丰鼎等（参见《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三）等等，或公、或侯、或伯，或自作器，或臣子作器，皆称谓分明，不得混淆，怎么会是“可以随便用的”呢？
“公子庆父如齐”，说的是庄公三十二年事。庄公有三个弟弟，大弟庆父，二弟叔牙，三弟季友。庄公元配哀姜无子，娣叔姜子名开，另娶孟女为夫人，生斑（《史记》写作“般”）；庆父与哀姜有奸情。庄公临终问继承人。叔牙推举庆父，而季友则以死保举立斑。于是季友遂毒死叔牙，立斑为君。庆父则命人弑君斑，另立开为君。国人不赞成，庆父害怕了，于是“公子庆父如齐”，意在向齐国求援。《左氏》、《公羊》无传；《谷梁》有传，是这样说的：
公子庆父如齐。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讳莫如深，深则隐。苟有所见，莫如深也。
这里的“如”与“奔”意思是一样的。不用“奔”这个词，《谷梁》的意思是孔子有意为鲁国避讳其丑；而实际是庆父的恶行尚未彻底暴露；待到闵公二年，庆父与哀姜谋杀闵公，阴谋夺权恶行暴露，“公子庆父出奔莒”，则《春秋》一改“如”为“奔”。表现出孔子明显的仁义爱憎标准。由此可见，“如”与“奔”并没有钱玄同所说“特殊的‘书法’以明义”，更没有“托古改制”在其中。
“天王狩河阳”，是孔子有意而为。事见《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这一年的冬天，鲁侯、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在温地盟会，“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孔子以为，“晋侯召王，以诸侯见”，这是对周天子的大不敬。于是一改鲁春秋旧史，为“天王狩河阳”（注24）。“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滕文公下》）孔子张扬的义，则是尊周、从周与护周。这里又怎么会有“托古改制”的意思？
第二、《左氏春秋》与《春秋》无关
钱玄同说：“六经中最不成东西的是《春秋》。”从而，《左传》理所当然地就更不成个东西。古史辩一派完全秉承康有为的衣钵，以为刘歆根据战国时某位文学家所编的“国别史”《国语》改编而来，其实信价值与《三国演义》差不多。钱玄同就是这么说的：
至于《左传》，本是战国时代一个文学家编的一部“国别史”，即是《国语》，其书与《春秋》绝无关系；到了刘歆，将它改编，加上什么“五十凡”这类鬼话，算做《春秋》底传，而将用不著的部分仍留作《国语》（康有为说）。这部书底信实的价值，和《三国演义》差不多；但汉以前最有价值的历史总不能不推它了。（《答顾颉刚先生书》民国十二年）
１、《左氏春秋》是不是从《国语》里分离出来的，不能仅凭古史辩派们的臆说，那要看两书的性质与风格。如果两书性质与风格相通，倒还有些话把，如果两书迥异，其说岂不风马牛了？对此台湾学者张以仁《春秋史论集》有专述。他说：《左传》重在记事，《国语》则在言的舒张。言辞之首，或书史事以交待背景；言辞之末，或附史事以为之徵验，皆无非增加说理效果而已。以下两组为例：
第一组《周语》上：
　　　　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
《左氏春秋·庄公八年》：
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
第二组《晋语》六：
　　　　鄢之役，晋人欲争郑，范文子不欲，曰：“吾闻之，为人臣者，能内睦而后图外，不睦内而图外，必有内争，盍姑谋睦乎！考讯其阜以出，则怨靖。”
　　　　鄢之役，晋伐郑，荆救之。大夫欲战，范文子不欲，曰：“吾闻之，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后振武于外，是以内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锯日弊，而斧钺不行。内犹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战，刑也，刑之过也。过由大，而怨由细，故以惠诛怨，以忍去过。细无怨而大不过，而后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于小民，将谁行武？武不行而胜，幸也。幸以为政，必有内忧。且唯圣人能无外患，又无内忧，讵非圣人，必偏而后可。偏而在外，犹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难。盍姑释荆与郑以为外患乎。”
鄢之役，晋伐郑，荆救之。栾武子将上军，范文子将下军。栾武子欲战，范文子不欲，曰：“吾闻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德而服者众，必自伤也。称晋之德，诸侯皆叛，国可以少安。唯有诸侯，故扰扰焉，凡诸侯，难之本也。且唯圣人能无外患又无内忧，讵非圣人，不有外患，必有内忧，盍姑释荆与郑以为外患乎！诸臣之内相与，必将辑睦。今我战又胜荆与郑，吾君将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敛，大其私暱而益妇人田，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战若不胜，则晋国之福也；战若胜，乱地之秩者也，其产将害大，盍姑无战乎！”
《左氏春秋·僖公二十八年》：
六月，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郤至曰：“韩之战，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轸不反命，邲之师，荀伯不复从。皆晋之耻也。子亦见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第一组，《国语》中的叙事是为议论提供语境，目的在说道理；《左氏春秋》中的对话，是叙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二组，赵翼《陔余丛考》说道：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战，“《晋语》述其词，累幅不尽，至分作三四章；《左传》但以‘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数语括之。”两相对照，只要稍加比较，即可发现《国语》与《左传》不仅在表叙方式上的不同，就其文质、价值取向也有明显差异。《国语》全书凡二百四十四篇，多半皆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所录多为列国辞命、训诫、谏说之类，时不联翩，事少承继，篇篇独立，自为起迄。尤其《周语》《鲁语》《楚语》，几乎全属记言之作。《国语》既不释经，也不叙史，它是以记言的方式，希求达到明德的目的，所以偏重说理，这是它的本质。而《左氏春秋》义在纪史明经，耸善抑恶。《左氏春秋》其本质与《国语》不同。若康氏、钱氏所说《左氏春秋》原包涵在《国语》之中成立，试想《国语》又将何等的“不成东西”！ 台湾学者张以仁对此说道：“从形式上看今传《国语》和《左传》的差异，似乎并不困难，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早就看出它是‘演说辞的合编’虽然这个比喻用得不很恰当。孙次舟《左传国语原非一书证》就曾特辟‘《左传》《国语》之体裁有异’一节，大谈其‘《左传》偏重记事，而《国语》偏重记言，此乃两书显然之异点’。更早一些，宋人戴表元就说过‘此书不专载事，遂称《国语》的话’。戴氏之前，一直可以上溯到刘熙、孔晁、韦昭、王充，都有类似的意见。”（《春秋史论集》）象康有为及古史辩一派那样聪明的人对《左氏春秋》与《国语》的这些明显差异不会看不出来。如钱玄同就说：“《国语》中有许多琐屑记载与支蔓的议论，《左传》大都没有。”（《钱玄同与顾颉刚来往书信》）然而，他们就是不肯或者不舍再深入一步。思想的定型，导致攻是炫非，错乱事理。
　　２、语体，春秋时就已存在，“语”与春秋史记性质不同，功能各异。有证据吗？有。且看《国语·楚语上》一段话：
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辞曰：“臣不才，无能益焉。”……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诫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怵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诫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楚庄王在位二十二年。元年为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６１３年），应该在《春秋》《国语》成书之前。上面一段话将“春秋”、“语”的性质与功能说得非常清楚：“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诫劝其心”；“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这里的春秋，不是鲁国的春秋，更不是孔子的《春秋》；这里的“语”，也不是左丘明的《国语》：而是各国自己的春秋史记与“语”。太子箴（共王）于公元前590年即位，孔子诞生于40年之后，左丘明则诞生于六十年之后。这说明早在孔子与左丘明之前上述典籍的传授和教化就已久远了，且早就植根于各国统治阶层之中。由此可知，“春秋”与“语”自古就是两种文体、有着不同的功能取向。说《左氏春秋》从《国语》中分离出来，或者说《国语》本来就是两种文体的揉合，则完全是不经妄说。
第三、古史辩派的检讨
古史辩派不是从经籍本身的求是入手，而是从经学史上的种种阐释与门户纷争入项，即便有驳正权威旧说之处，也多是以甲攻乙，以丙驳甲，周而复始。辩来辩去，以至于将中国古籍经典无不贴上一个伪标签，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也难幸免。顾颉刚在兴头上说：
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打了个‘对折’！想到这里，不由得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起先仅想推翻伪书中的伪史，到这时连真书中的伪史也要推翻了。
依古史辩们的说法，凡与刘歆沾边、抑或不沾边的经籍、历史都是伪的，不真实的。鲁迅先生对此说道：“其实，他（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这就是古史辩一派的成果！然而现代的考古发掘却无情地击碎了古史辨们的‘夸大狂’（顾颉刚自评语）梦！

笔者虽然不惜花费大量笔墨说明今文学与古史辨派们对《春秋》与《左氏春秋》的态度，但仍有未尽之意。有人或许要问，自晚清二百年来，为什么会产生今文学与古史辨派们的奇谈怪论呢？下面是钱穆的一段话，其中虽客气有加，但对其实质却说得非常深刻。抄录如下：
《古史辩》也是一种以复古为解放的运动，沿袭清代今文学的趋势而来，可是其间也确有几许相异。当乾、嘉考证学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盛极而衰，接着就发现很多反抗的思想，尤著的像章实斋、方植之之类，而名物训诂的疆土也已垦辟垂尽，于是有一部分人变而考论《公羊》之所谓微言大义，又值外患逼来，变法改制之说兴，遂成之所谓今文学。今文学的完成，一面采纳了一辈反对派的见解，略于名物训诂之琐碎考据，而注重到大义的会通，一面又受了敌国外患的逼凌，急图变法维新，却把旧的经学来勉强装点门面。今文学是如此般完成的。至于顾先生（顾颉刚）的《古史辩》，所处时代已和晚清的今文学家不同，他一方面接受西洋新文化的刺戟，要回头来辨认本国旧文化的真相，而为一种寻根究源之追讨。----顾先生传说演进的古史观，一时新起，自不免有几许罅漏，自不免要招几许怀疑和批评。顾先生在此上，对晚清今文学家那种辨伪疑古的态度和精神，自不免要引为知己同调。所以《古史辨》和今文学，虽则尽不妨分为两事，而在一般的见解，常认其为一流，而顾先生也时时不免根据今文学学派的态度和议论来为自己的古观张目。（钱穆《评顾颉刚<五德张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三）“今文学运动”后期的孔子《春秋》与左丘明《左氏春秋》
这个时期，笔者定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晚期直至建国之后。这个时期在对孔子《春秋》与左丘明《左氏春秋》的态度上虽然平和了许多，然而却还没有澄清清代晚期今文学家及古史辨们的浑水，其代表人物是童书业与杨伯峻。童书业（1908--1968），著有《春秋左传研究》，本来属古史辨一派。杨伯峻（1909～1992），虽不见与今文学家、古史辨派有多少瓜葛，但在晚清今文学与古史辨的浑浊学术环境里，不免受其污染。尤其后者，杨伯峻在其《春秋左传注》颇受学人重视，以为是集古今大成者，有夺杜预注之席之誉。杨伯峻的意见集中在《春秋左传前言》中，引领着当今《春秋》与《左氏春秋》的议论。
第一、孔子不曾修作过《春秋》
杨伯峻说：“《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且举出大量例证，说明经《春秋》本来就是《鲁春秋》，孔子不曾动过手脚。下面就其说法摘要略加讨论。
１、《论语》中没有提到《春秋》。
杨伯峻说：
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们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说孔丘修或作过《春秋》。---他若写了或作修了《春秋》，这比整理《雅》、《颂》篇章贡献还大，为什么他和他的学生都一字不提呢？
此论是拾取古史辨一派在胡适理论指导下的一种说法，已见上文。对此，台湾学者张以仁引束世徵说道：“有人因为《论语》上未见‘春秋’名称，从而否认孔子曾作《春秋》，这是使用‘点证法’，《论语》一书，并不是孔子及其门弟子的全部语录，使用此法，未必是正确的。”（ 束世徵《孔子春秋》）此话有理。张以仁对此说道：“《论语》并非孔子言行纪录的全称命题，如他为鲁司冠的事便没有，伐弗扰的事就没有。然则，未记修作《春秋》之事又何足怪？”《左氏春秋》中就引有大量孔子的话，这些话均不见于《论语》；《曾子》、《孔丛子》也引有大量孔子的话，且也不见于《论语》，怎么能辨认这些话全是假的？甲骨文、金文不见有情感的话，能得出上古人无情感的结论吗？由此可见胡适“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是多么虚诞！
杨伯峻与古史辨们好象笃信《论语》。但为什么对《论语》中提到的左丘明却顾左右而言它？非要说他是晚于孔子的战国时的什么人呢？《论语》一书，历史上就分为齐、鲁两派，两派地域不同，学风迥异，成书的标准、尺度自然不会一致。其后齐鲁两派合二为一，其中又有些什么取舍，有多少资料的确出之于孔子的心腹口吻，现在难以稽考了。（注25）古史辨一派及杨伯峻用到它时，便奉为圭臬，而对其它重要典籍，如《左氏春秋》、《孟子》等说得明显热切的话却非要颠倒设疑，非要说他们是后起的，假冒的，不可取信的呢？这样取证，实在不能服人。
２、《左传》与《孟子》指称孔丘修《春秋》为假
杨伯峻说：“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传》作者。”并举僖公二十九年例：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为了证明“天王狩于河阳”是鲁史春秋的原样，孔子并没有什么修作，于是他才有这样的句读；非旦如此，杨伯峻还将《史记·晋世家》进行了相应的读句：
从《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上述两段文字的句读：“故书曰”，明显指的是“鲁史春秋曰”；“春秋讳之”，同样指的“鲁史春秋讳之”。于是顺理成章地得出“今本‘天王狩于河阳’，司马迁便以为孔子所读原文如此”的结论来。这样的句读与结论，怎么说成是“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传》作者”来呢？
然而，如果将上叙两段文字换上另一种句读，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从《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前句是说孔子对鲁史春秋所记“晋侯召王”的明显不满，以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所以在其《春秋》里写成了“天王狩河阳”。后句是说，孔子以为“诸侯无召王”的道理，所以孔子在《春秋》写成了“王狩河阳”，那是为周天子遮掩其耻。其实这才是“左传作者”与司马迁的真意。如果孔子所读史记，原来就写作“天王狩于河阳”，他又根据什么认为襄王是被晋文公召去的，而说“诸侯无召王”这样的话来？杨伯峻错读、错解了《左氏春秋》与《史记》，岂不昭昭的吗？
就现有资料，除“《左传》作者”，《孟子》当属最早认定孔子作《春秋》的了：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杨伯峻对此很不为然。他说：
《左传》和《公羊传》只说孔丘‘修’《春秋》，《孟子》竟说孔丘“作”《春秋》，越说越远。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孟轲硬说他“作《春秋》”岂不和孔圣人自己的话矛盾吗？
其实，这是今文学家乃至古史辨派们的老调。钱玄同就说：“《孟子》书中‘孔子作《春秋》之说，只能认为与他所述尧舜禹汤伊尹百里奚底事实一样，不信任它是真事。”（《论春秋性质书》）顾颉刚立即迎合道：“孟子的话本是最不可信。”（《答钱玄同论春秋性质书》）。孟子去孔子百年，古史辨派们去孟子二千三百年，却能一眼就看出孟子在说假话，真不知如何练出如此惠眼来的。
杨伯峻又拾起古史辨派们的牙秽，先是抓“修”与“作”玩了把文字游戏。其实“修”与“作”在两个语言环境里，意思并无大差异，都有“拾起治作”之意。“修”，《广雅·训诂三》：“修，治也。”例：《书·武成》：“乃偃武修文。”“作”，《说文》：“作，起也。”例：《易·乾》：“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陆德明《释文》：“郑云：作，起。”疏曰：“‘圣人作’则‘飞龙在天’也，‘万物睹’则‘利见大人’也。”“修”也好，“作”也好，说的都是在原有事物基础之上的重新制作。《孟子》说的就是：孔子害怕了，于是拾起鲁国旧史并制作了《春秋》，进而承担起“知我”“罪我”的责任。对此，杨伯峻不会不明白。然而却偏要将“作”向“创作”上拉，实在令人不解。
杨伯峻的另一个驳点是：孔子自己说过‘述而不作’，孟子说《春秋》是孔子作的，这不是矛盾吗？杨伯峻为注《春秋左传》读了那么多书籍，包括经籍的注、疏、训诂、释、传，试问，这些是“述”还是“作”？“述”与“作”之间有严格界限吗？再以孔子为《易》写的《系辞》为例，是“述”吗？它可是能独立成册的；是“作”吗？它可是附于并解释《易》的。再说，《论语》只是语录，“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句话并没有出示语场语境，怎么能就断定孔子一生不“作”了呢？为证明孔子“述而不作”杨氏又引清人袁谷芳的话：“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袁谷芳《春秋书法论》）我在前文说过，《春秋》的性质是鲁春秋的缩写，是孔子用来教授学生的讲课提纲。决非鲁史春秋的原样，如果将其视为鲁史春秋，那么，鲁国太史也太好当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多少代史官才写下一万六千字，（注26）这一万六千字能告诉后代多少史实呢？如说这就是鲁史，杨伯峻自己都在大打折扣，不然他不会引桓谭“《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的话。
为了证明孔子“述而不作”，杨伯峻又举出《庄子·齐物论》的话为证。庄子说：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
《庄子·天下篇》有“《春秋》以道名分”的话，杨伯峻于是说道：庄子“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识，即有孔丘的笔墨。不过只‘议’而不‘辨’。目的在‘经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为了便于讨论，现将后一句的古人注疏抄录如下。
晋郭象注：顺其成迹，而凝乎至当之极。不执其所是以非众人也。
唐成玄英疏：春秋者，时代也。经者，典诰也。先王者，三皇五帝也。志，记也。夫祖述轩顼。宪章尧舜，记录时代以为典谟，轨辙苍生流传人世。而圣人议论，利益当时，终不执是辨非，滞于陈迹。
这里就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依成玄英疏，“经”即“记录时代以为典谟”，“世”即“轨辙苍生流传人世”；经世，即治人之意。句读亦应改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杨伯峻将错误地“经世”作为合音动词，于是才有“《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为句（《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句读与杨同，非）。现在依郭象与成玄英的注疏，将庄子的话翻译如下：
“社会之外的事，圣人未尝议论；社会之内的事，圣人出于情势考虑随机议论。《春秋》是治人之书，是帝王的史记，圣人只有褒贬，并不对褒贬尺度作辩解。”至于庄子所谓“《春秋》以道名分”，正与孔子正名说相吻，庄子并没否认《春秋》为孔子所作。
３、两年之内未必能写成《春秋》
杨伯峻说：
孔丘作《春秋》，动机起于获麟。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古代简策的繁重，笔写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的时间，未必能完成这艰巨任务罢。
杨伯峻为说明七十老翁在两年之内笔写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却闭口不谈《春秋》共有多少字数，其意在给人一种磅薄幻觉。的确，在春秋时期，竹简的厚重，笔削的艰辛，孔子的辛劳是可以想象的。然而，《春秋》毕竟只有一万六千余字，这一万六千字的讲授提纲，用近两年时间完成，即使对于七十岁老翁说来，大概也不是太大问题。这是其一。《春秋》并非凭空创作，他只是在旧有鲁史春秋基础之上，对史料进行审夺取舍，加入自己的褒贬理念，使之成为体系，之后书于简册而已。这是其二。其三，笔者特别要强调的是，孔子成《春秋》，很可能不光在旧的鲁史春秋基础之上，极有可能还借助左丘明正在书作的《左氏春秋》，笔者再三强调，《左氏春秋》书作在孔子《春秋》之前，成书在孔子《春秋》之后。只要审视孔子与左丘明的亲密关系，只要细心研读《左氏春秋》及《史记》透露出的若干信息，就难以推倒我的猜测。《史记》成书在董仲舒公羊家盛行之时，司马迁受董仲舒的影响不能说少，加上孔圣人的大名，再加上左丘明不事张扬的品格，因此，孔子成《春秋》定有不被人知的东西。
４、《春秋》文风体例不一
杨伯峻说：
春秋为鲁国史书，又不晓得经过若干人的手笔。这些史官（当时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适应当身的形势，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和文风，这在《春秋》经文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为什么不把文风统一，尤其不把体例统一呢？
杨伯峻这个发问，也还是承袭了古史辨派们的意见。顾颉刚在《答钱玄同论春秋性质书》中就说：“《春秋》中称名无定，次序失伦，如果出于一人之手，不应如此紊乱。何况孔子的思想是有条理的，更何至如此，可见其出于历世相承的史官之手。”杨伯峻将问题集中在“文风”与“体例”不统一上。说到《春秋》“文风”一致与否，杨伯峻只虚晃一枪，并无实证，让人信服其说，难。对此，张以仁有很好的回答。他说：“谈到《春秋》的‘文风’的不一致，如果不举实证，这是极其主观的诉诸印象的一种感觉，是相当玄妙的。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如何把这种感觉具体表现出来，呈现于读者之前，杨氏固然没有做到，杨氏之前便有无数的学者谈文论诗都出之于此法，施放这一层迷雾……说得好听一点，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说得难听一点，便是打马虎眼了。诗文的赏析与评论固不宜如此，学术研究，尤其不能兴诉之于这种玄妙的个人感觉，文以达意，难道我们的语言尚有缺陷，甚至不能具体表达所谓不同的‘文风’中的差异吗？”其实，《春秋》也很难用“文风”统一与否来定论。《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孔子不过在采撷旧史以寓褒贬，哪里有什么“文风”上的一致与不一致！纵然有什么文风上的不一致，也轮不到用“文风”来证明《春秋》不是孔子所作。
５、《春秋》本是鲁史本文，孔子不曾修改
杨伯峻说：“我还可以从《春秋》、《左传》本身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的论据，孔丘不曾修改。”共举出十余条。下面例出几条，以观杨氏之妄诞。
（１）宋督弑君例。杨伯峻说：
《左传》文十五年：“宋华耦来盟……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宋华督杀宋殇公在鲁桓公二年，《春秋》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大夫孔父。”华督说“名在诸侯之策”，可见各国史官都是这样写的。
杨伯峻的“可见各国史官都是这样写的”结论是不是武断些了？《左氏春秋》桓公二年春是这样写的：
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於恶，故先书弑其君。
杨伯峻在其《春秋左传注》中解释道：
　　　　此（指君子以下文字）解经语。督杀孔父在前，弑君在后，而经书“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者，孔父为顾命大臣，（见隐三年传），督竟心杀之，则心目中早无君主矣。
杨氏明明知道“君子”（实为孔子）有意将杀孔弑君的前后次序颠倒了，怎么在《前言》里却玩起偷换自说的把戏来了？难道是孔子让“各国史官都是这样写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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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莱野老

　（２）卫侯出奔例。杨伯峻引《左氏春秋》襄公二十年：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
他接着说道：
　　　　由这段文字看，孙林父、宁殖当初逐出卫献公，诸侯史书都书“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这是宁殖自己也知道的。他临死迫切期望儿子替他洗刷、掩盖这一丑名，惟有把卫献公再送回国一法。他以“不来食”（不享受祭祀）要挟儿子这样做，宁喜（即悼子）果于鲁襄公二十六年杀掉卫殇公，复立卫献公。现在的《春秋》于襄公十四年《春秋经》把“孙林父、宁殖出其君”改为“卫侯出奔齐”，不罪宁殖，而罪卫献公，就是宁殖的“掩之”。这一定是宁殖把持卫国政权，改行通告诸侯，诸侯太史也依通告照改。孔子若真修或作《春秋》，为什么不保留“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的原文原事呢？足见孔子未曾修或作《春秋》。
杨伯峻又在拿臆想当证据。其一，“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只是宁殖的想象词，因为这未必是卫国史官通报他国史官的原话。至于《春秋》“卫侯出奔齐”怎么就“一定是宁殖把持卫国政权，改行通告诸侯，诸侯太史也依通告照改”了的呢？其二，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在其《左传会笺》里另有说法。他说：
凡诸侯出奔，皆罪之也。然如是《经》，虽罪卫侯，而孙、宁之罪则自若也。身为国相，使君出奔，何以免天地之大戮乎？……僖二十八年《传》云：“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君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以臣逐君，甚于召之，以彼传推之，仲尼改逐君，以自奔为文，亦以存名教也。”（《左传》襄十四年《经》条下）
因为有这个理由，竹添光鸿在《左传》襄二十年中也说：“书曰‘卫侯出奔。’仲尼所修也。”查《春秋》书君出奔的共有六处，皆不用“逐”字，理由与“以臣召君，不可以训”相一致。这恰恰“足见孔子曾修或作《春秋》”。
杨伯峻另有其他理由与“例证”，证明孔子不曾修作《春秋》，然而这些理由要么是臆想与猜测，要么是曲解与自相矛盾，大致如上述两条。《春秋》为孔子所修作，且《春秋》与《论语》理念处处相通。如果依杨伯峻所说《春秋》仍鲁史旧文，前后二百四十二年，历众多史官之手，怎么会如此的一致？
６、《春秋》与《竹书纪年》同，确证孔子未修作《春秋》
杨伯峻引刘知几《史通•或经篇》一段话：“《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之后说道：
这些都是确凿证据。一则证明《春秋》史料的可信；二则证明孔子未曾修，更未曾作春秋。
刘知几《史通•或经篇》的确有这样的话，为有个完整认识，现将原文长引如下：
古者国有史官，具列其事。观《汲坟》所记（坟，一作冢）皆与鲁史符同。至如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详，此之烦省皆与春秋不别。又，获君曰止，诛臣曰刺，杀其大夫曰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石于宋五，（其事并出《竹书纪年》，唯郑弃师出《琐语•晋春秋》也），诸如此句多是古文全文，则知夫子之所修者，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引自《四库全书》本）
对此，笔者有如下意见。其一、《竹书纪年》得之于魏襄王冢。魏襄王于公元前318年—296年在位，死时去孔子已180余年。《竹书纪年》是魏承晋史的一部史记，且自三家分晋之后只载魏事，这说明是有魏之后魏国史官的补作，即《竹书纪年》成书要晚于孔子《春秋》一百七八十年。既然如此，就不能排除《竹书纪年》中春秋时的那部分资料有来自孔子《春秋》的可能，须知，其时孔子《春秋》已经随着他的学生门徒广为流布了。其二，我在前面说过，诸侯史记为国家一级机密。有魏时，鲁国还是战国中的俨俨大国，怎么可能将鲁史春秋“古文全文”流布到魏国？既然如此，足见其是在大抄孔子《春秋》。其三、刘知几一并举出二十一条“与鲁史符同”之处，但这二十一条所谓“与鲁史符同”处，只是在事件上“符同”，而与“夫子之所修者，因其成事就加雕饰”部分并不完全相同。孔子作《春秋》是先入为主，即是带着自己的善恶、褒贬观来审慎史料，而《竹书纪年》却并无那种“观念先行”的意思。其四、古代记事不易，能写短就一定不写长。《竹书纪年》虽然体例与《春秋》相同，而《竹书纪年》时间却粗疏到年，内容也简略到人类理解力的极限。其五，刘知己用的“符同”，而杨伯峻却篡改为“皆同”，一字之差，精确度却不大相同。这种篡改他人之文来征证自己观点的做法在其《前言》中比比。尽管因此，杨伯峻的“确凿证据”还是不能“证明孔子未曾修，更未曾作春秋。”其实刘知几还有一句话：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史通•内篇》）
杨伯峻为什么不注意这一段呢？
第二、《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战国时的什么人编撰
《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杨伯峻说：
我认为，《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不但不是《论语》的左丘明，也没有另一个左丘明（有一说如此），因为汉书古今人表以及其他任何史料都没有提到第二位左丘明。
为什么呢？杨氏在引《论语•公治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之后说道：
　　　　孔丘说话，引左丘明以自重，可见左丘明不是他的学生，所以司马迁称他为“鲁君子”，《仲尼弟子列传》也没有他的名字。那么，他至少是孔丘同时人，年岁也不至小于孔丘。
在杨氏《论语•公治长注释》中也有类似的话：
　　　　历来相传左丘明为《左传》的作者，又因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过：“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又说他是《国语》的作者。这一问题经过很多人的研究，我则以为下面两点结论是可以肯定的：（甲）《国语》和《左传》的作者不是一人；（乙）两书都不可能是和孔子同时其或较优早于孔子（因为孔子这段话言语把左丘明放在自己之前，而且引以自重）的左丘明所作。
杨伯峻的论述十分扭捏，好似藏着若干潜台词而不直说。比如，因为过分强调左丘明不是孔子的学生，大有与今文学家“孔子《春秋》之义法唯七十子能传之”（康有为语，见前引文）合流之嫌；再比如，过分强调左丘明为“往人”，又不免流入唐人陆淳“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窃比于我老彭’”之说（陆淳，无论在今文学家还是古文学那里，名声都不好）。于是杨伯峻才有此扭捏曲折之说。其实，杨氏对康有为与陆淳的意见都是赞同的。
１、        左丘明的“年岁也不至小于孔丘”。
《论语》的话只在于说孔子同耻于左丘明，因为是语录，孔子因何而发，对谁而言？都没有说明。我在前文说，很可能是因左丘明 “与狐谋皮，与羊谋羞” 的讽喻，完全改变了鲁定公主意而来。而且这话是不带时间性的。孔子对前人固然可以这样说，对同时人也未始不可以这样说的。对年长的前辈，固然可以这样说，对年少的后辈，也未始不可以这样说。这点，我在前文也举出不少孔子对后生弟子的谦逊服善例证。从此句话里我们所能得到的是左丘明断不是孔子之弟子而已，因为他这句话的口气，与他对弟子们说话的口气不同，对弟子们是自己在前，像“吾与汝弗如也”之类，这里却是左丘明在前。因为左丘明是鲁史官，又是同气诤友，所以有此尊敬口吻，则进一步证明孔子与左丘明不同寻常的关系。在没有明确证据之下，怎么能得出左丘明是“往人”、“老彭”之类的结论来呢？
２、既然左丘明年岁不少于孔子，而悼公及襄子之卒又远在孔子之后，所以年岁比孔子大的左丘明不可能是《左氏春秋》作者。持此说的，历史上有唐代的赵匡（见于《赵氏损益义》），宋代的叶梦得（《春秋考》）、郑樵（《六经奥义》）、朱熹（朱彝尊《经义考》引）、陈振孙（《书录解题》）、程端学（《春秋本义》），清代姚鼐（《辨郑语》）、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杨伯峻也是此说的坚挺者。他是这样说的：
《左传》最后记载到鲁哀二十七年，而且还附加一段，说明智伯之被灭。还称赵无恤为襄子。智伯被灭在纪元前四五三年，距孔子之死二十六年，距赵襄子之死已五十三年。左丘明若和孔子同时，断然不至于孔丘死后五十三年还能著书。
杨伯峻们在这里打了个大马虎眼，为了拉长左丘明年龄之巨，硬将《左氏春秋》中本无记载的“赵襄子之死”生拉硬扯进来，以此来惑误读者。为揭穿杨伯峻的马虎眼，不妨将《十三经注疏》抄录如下：
杜预《春秋左传》：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悼公，哀公之子宁也。哀公出孙，鲁人立悼公）。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郑人俘酅魁垒（酅魁垒，晋士），赂之以知政（欲使反，为郑），闭其口而死。将门（攻郑门），知伯谓赵孟：“入之。” 对曰：“主在此。”（主，谓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恶，貌丑也。简子废嫡伯鲁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丑且无勇，何故立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知怕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惎，毒也），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史记》：晋懿公之四年，鲁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帅韩、魏围赵襄子于晋阳，韩、魏反与赵氏谋杀知伯于晋阳之下，在春秋后二十七年。）
正义曰：《赵世家》云：孤布子卿见简子，简子遍召诸子相之。子卿曰：“无为将军者。”简子召子母恤，母恤至，子卿起曰：“此真将军矣。”简子曰：“此其母贱，翟婢也，奚道贵哉？”子卿曰：“天之所授，虽贱必贵。”自是之后，简子尽召诸子与语，母恤最贤。乃废大子伯鲁，而以母恤为大子。
正义曰：《晋世家》云“定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则晋定公以鲁哀公二十年卒也。又云“定公卒，子出公凿立。十七年，出公奔齐”，则出公之奔，在鲁悼公之十年也。又云：出公既奔，“知伯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为哀公”。哀公之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是杀知伯当鲁悼公之十四年也。又《六国年表》亦云：晋哀公四年，鲁悼公十四年，韩、魏、赵败知伯於晋阳。《战国策》说此事云，知伯帅韩康子、魏桓子攻赵襄子於晋阳，引汾水以灌之，城不没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车，韩康子为右。知伯曰：“吾今乃知水可以亡人之国，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安邑，魏也。平阳，韩也。魏桓子肘韩康子，韩康子蹑魏桓子之足。其夜赵襄子使张孟谈私於韩魏，韩魏反与赵合，遂杀知伯於晋阳之下，而三分其地。事在《春秋》获麟之后二十七年。
这就是杨伯峻所谓《左氏春秋》最后“附加的一段”的全貌。胜的是赵襄子，死的是知伯，哪里有什么赵襄子死！而且赵、韩、魏三家灭知伯就在“获麟之后二十七年”，即孔子死后的二十五年，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其时左丘明也只七十七八岁（见拙文《左丘明行事考》）。哪里有什么孔子死后五十三年之说？
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的。
一是，杨伯峻还是拾起刘逢禄“鲁悼已称谥”的说词（前文已有论及）。的确，死后方可有谥，“襄”是赵孟的谥号，也就是说在孔子死后五十三年，赵孟方可称之为赵襄子。但是，左丘明有弟子，《左氏春秋》有传承，难道就不能排除在传承过程中有弟子加以改动的吗？而且这段文字起先就称之为“赵孟”。同理，文中称鲁悼公，未必就一定断定“宁”死后左丘明还活在世。这与“孔子卒”所书哀公十六年是一样的。二是，《左氏春秋》的这段文字来得十分蹊跷，因为其由鲁哀公二十七年一下跳跃到了鲁悼公四年，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若干猜想：第一，这段文字如出左丘明之手，那就说明左丘明身处君山之下，其消息来源远不及做史官时通畅，而且这段文字也无晋国史官通告的性质，虽然，但其伟大史家之心还在强烈地跳动着、辛勤地工作着；第二，也可能出于后世传承弟子之手。但不论出之于谁，其时的左丘明也还活在世上。其三，左丘明能否活到八十岁以上？下面的统计虽不针对左丘明，但可见一般。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所附《诸子生卒年约数表》统计，先秦诸子七十四人中活到七十岁以上的共三十五人，其中八十以上的九人，而如墨翟、陈仲，都活到九十一岁。孔子弟子中曾参活到七十岁，端木赐活到七十一岁，子思活了八十二岁，卜商更是高寿，活了八十八岁。左丘明因老而害眼疾，于是在鲁哀公去越国第二国都琅邪中途回到其故乡小邾国之东蔇。《国语》成书在《左氏春秋》之后，说明左丘明在其故乡又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其四，孔子弟子，多是年轻后生，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弟子中少于孔子四十以上的有言偃（子游）少四十五岁、卜商（子夏）少四十四岁、颛孙师（子张）少四十八岁、曾参（子舆）少四十六岁、有若（子有）少四十三岁、公西赤（子华）少四十二岁、颜幸（子柳）少四十六岁，少于孔子五十岁以上的有冄孺（子鲁）少五十岁、曹卹（子循）少五十岁、伯虔（子析）少五十岁、公孙龙（子石）少五十三岁。据我的考述，左丘明少于孔子二十岁（见前文）。左丘明与孔子“同观鲁史”，共味《春秋》，面对《春秋》连子夏之徒都不能赞一辞的后生小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岂不是自然中事？杨伯峻怎么会用臆测轻易否定古人的成论呢？
３、《左传》成书在公元前四０三年魏斯为侯之后
杨伯峻指斥前人“没有从内及外”的方法来研究和确定《左传》成书年代。这个方法就是：
《左传》作者每每借他人之口作预言。预言被证实的，是作者亲见的，预言不灵验的，是作者所未及闻见的。由此可以测定《左传》成书年代。
杨氏所说预言，一是来自人物对话，一是来自卜筮，也有出于孔子之口。杨伯峻在《<左传>成书年代》一节中共引四例，其中为“不验”与“有验”。他说：
闵公元年《传》说“赐毕万魏。……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又说：“初，毕魏筮仕于晋，……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这样，《左传》作者一定看到魏斯为侯。那时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０三年。……
　　　　由于上文的论证，足以推测《左传》成书在公元前四０三年魏斯为候之后。
杨伯峻津津乐道，用二千五百余字来申明并例证他的这一发明，用卜筮等所谓“预言”作为证据来征信《左传》成书年代，也真令人耳目一新。曾几何时，多少人预言世界性经济危机一时难以恢复，所以石油价格一时难以彪升。然而，未出半年，利比亚动乱，伊拉克北部产油设施大爆炸。就在本文写作时，国际石油期货价格由六十几美元一路狂升至一百一十美元。与杨伯峻规定的“预言不灵验的，是作者所未及闻见的”正相反，这些预言石油价格的人现在并没有死掉，不仅亲见，而且切身体验到油价对他们跑车成本的影响！《曲礼》说“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左氏春秋》桓公十一年就有：“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占卜，目的在教人行义行善，只有在行善上方可采用卜筮手段；如果为做坏事而卜筮，即使占卜得到的是吉卦，其结果也必然相反：这是几千年来的约定俗成的教条。孔子不言鬼神妖怪，而左丘明却很是喜欢，据统计，在《左氏春秋》中卜筮的记录就达近三十处。这当然与左丘明在楚国的生活经历有关，也客观地反映先民们的社态理念。卜筮，有验与不验，二者必居其一。卜筮的验与不验，全在人们的附会。毕万的卜筮在周惠王十六年，即公元前六六一年，而魏斯为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四０三年，两者相去258年之遥！杨伯峻如此附会、鉴空为据来断定《左氏春秋》成书年代，其稽岂不也太滑天下了吗？就在举证毕万卜筮文字不远的“从左传看春秋时代”一节，杨伯峻又说了这样的话：
《左传》虽然讲“怪、力、乱、神”，一方面是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和一些人的思想情况；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作者喜欢这一套。为什么全书所载卜筮，除偶然几次外，都是很灵验的？不能不使人怀疑，《左传》作者于其中有些添枝画叶。但《左传》对于各种有关上层建筑的斗争，还是如实地反映出来。譬如僖公十六年《传》，宋国有陨石，又六鷁退飞过宋都。宋襄公问周内史过“是何详也”。内史过预言灵验，但他自己认为他的预言是由人事观察得来，和陨石及六鷁不相干。因之“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由此可见，杨伯峻也本没拿《左氏春秋》中的卜筮当回事。在其前言中，他还特别引顾炎武的话，道是：“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徵者尔，而亦不尽信也。”（《日知录》卷四）可怎么在判定《左氏春秋》成书时间上，非要拾起卜偃的话，而且还要以此作为证据？
　　二、左丘明与《国语》
司马迁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话，这是最早见诸文字的记载。中间有翼奉、翟方进、尹咸、刘歆等印证，到东汉时，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又有“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有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所出。”这些并不见任何异议，甚至自唐以降，在《左氏春秋》“烽火连天”时，似乎对《国语》作者也没多少触及，充其量在“左丘”与“左丘明”上扣动枪机。真正威胁《国语》著作权的还是“今文学运动”的一些人。如康有为说《左氏春秋》是刘歆从《国语》中分割出来的，他将两部不同性质的书搅为一潭，所以本部分先从《国语》性质说起。
（一）《国语》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
现在《国语》的普通读本为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说明》说该版的底本为明道本，又参校了公序本。本部分所引《国语》皆出于上海古籍，其余则标出出处。
《国语》是怎样一部书？三国时吴国的韦昭在其《国语解叙》中说：
昔孔子发愤于旧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托王义以流藻，其渊原深大，沉懿雅丽，可谓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识高远，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知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
韦昭在此肯定了五件事：其一，左丘明是《国语》与《左氏春秋》作者。其二，《国语》成书是在《左氏春秋》成书之后，“雅思未尽”的续作。其三、《国语》不主于经，所以称经《外传》。其四、《国语》高于诸子那个档次。其五、《国语》的意义在于“探测祸福”、“章表善恶”。韦昭将《国语》已经定义得非常全面清楚了。我在前已经援引过《国语•楚语》中的话。再引《国语•晋语》以印证：
悼公与司马侯升台而望曰：“乐夫！”对曰：“临下之乐则乐矣，德义之乐则未也。”公曰：“何谓德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晋语》中的“以其善行，以其恶戒”与《楚语》的“耸善抑恶，诫劝其心”等同，这也应该与孔子《春秋》的精神相一致。韦昭所说“探测祸福、章表善恶”与《楚语》“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的精神是一样的。如果说“春秋”是以史实借鉴劝诫，那么“语”则是集诸侯国自己的“辞命、载书、训诫、谏说之辞也。商略帝王，包括宇宙。该治乱，迹善政”（王世贞《经义考》）来说理训诫。这两种教材取材与用材结构不同，功能取向不同，表达方式也大不一样，而且在孔子笔削《春秋》与左丘明作《左氏春秋》、《国语》之前，不少诸侯国如鲁、晋、齐、宋、楚等国的“春秋”与“语”就已经存在，并配以“世”、“礼”、“乐”等做为公族子孙及士大夫子弟的教本，教养其耸善抑恶、明德尊礼、知其所从来，以形成其修身处事之道、理国治民之方。“可知《国语》自有畛域，自有根源，既非志史叙事，亦不依傍《春秋》，它用记言的方式，求达到明德之目的，所以偏重说理，这就是它的本质。”（张以仁《春秋史论集》）
１、不该以史书的标准来度量《国语》
《四库全书》将《国语》归在“杂史”类。而杨伯将其归“国别史”，又说：
其不同于其他国别史的，一是言多事少；二是各国史实互相间很不相称。
杨伯峻虽然注意到“言多事少”，却没有再深入一步。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国语》点校者们倒是抓到了《国语》的本质。《国语》全书二百四十四篇，原书并无标题，标题是《国语》点校者新加的，现抄开篇《周语》上的标题如下：
１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２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
３邵公谏厉王弭谤
４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
５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
６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
７仲山父谏宣立戏
８穆仲论鲁侯孝
９仲山父谏宣王料民
１０西周山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
１１郑厉公与虢叔杀子颓纳惠王
１２内史过论神
１３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
１４内史过论晋文公必霸
点校者用谏、论，另有拒、不服、说、问、请、断、别、谓、难、对、教、谮、止、劝、筮、举、议、辞、听、争等词来定题目，基本把握了《国语》的精髓。当然，有些题目还可以进一步审夺，如“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很可以改成“邵公据礼阻杀宣王”等。今观二百四十余篇《国语》，其言或道忠信，或主礼让，或尚谋略，或明德义，或宣教诲，都不离所谓“事必稽典型，言必主恭敬”(引黄震语。意为《国语》无诬淫诡僻背理之言)。《国语》取材，多用典型事例，给出警世骇俗的效果。下面以《邵公谏厉王弭谤》为例，文章不长，全录如下：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之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邵公谏厉王弭谤》很能代表《国语》本质特征。其材虽然依托的是史事，但却没有史的必要因素，如时间、地点、事件起讫及其人物之间关系等。文字精洁，独立成篇，与其他各篇并无粘连。文章结构与行文笔法也非史风。下面是清代林云铭的一段评论，很是到位：
厉王虐政之行，谤者非一人，何可尽诛。卫巫岂真能分别谤不谤者？不过借神道设教名色，偶杀一二人以示警耳。道路以目，不敢言敢怒也。厉王之喜，盖以民之愚，不能出其壳中，作用如此，可谓痴绝。召公所谏，语语格言，细看当分四段，第一段言止谤有害；第二段言听政全懒民言斟酌而行；第三段言民之有言，实人君之利；第四段言民之言非孟浪而出，皆几经裁度，不但不可壅，实不能壅者。回抱防川之意，融成一片，警健绝伦。世人不察立言层节，辄把此等妙文，一气读却，良可惜也。（《古文析义》评《周语》“召公谏厉王止谤”）（注27）
国语其来源出于记言的史料，虽然依托史事，重点却在辞说部分。《左氏春秋》重在事的记述，《国语》则在言的舖张，有时言辞之首或书史事以背景，《邵公谏厉王弭谤》结尾处“三年，乃流王于彘”看似叙事，但那是“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行文的需要，是加以征验的必要之语，目的在于增加说理效果，而并非为史记。
杨伯峻说《国语》“各国史实互相间很不相称”，因为“《郑语》只是一段文章”，“郑国大政治家、外交家子产，《郑语》亦无所记载”，“尤其是《齐语》一卷，完全叙齐桓公事，也和《左传》不相同。而《鲁语》二卷、《晋语》九卷，偏偏与又多和《左传》重复。只是《左传》言简意核，《国语》啰囌，使人读他产生厌倦”等等。杨伯峻没有把握《国语》记言议论的本质特点。《国语》的初始资料来源于各国，“相称”与否在于左丘明掌握的多寡，即使掌握了一些资料，作者也有个权衡取舍问题，因为不是史书，更不是国别史，左丘明用不着一味盯着如子产那样的大人物，也用不着注意各国文字平衡与否。至于说到啰囌、重复，那倒出于看《国语》的角度，看“史笔”与“语笔”的区别了。历史上两种对立的评述大是有人，读者自可参较两书及本文附件。杨伯峻还说“他（《国语》）的文风与《左传》不能相比”等。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将“语”作视为“史”作，将《国语》视为“国别史”、“列国之史”，将《国语》与《左氏春秋》两书的本质混为一谈，结论自然郢都而燕说。
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声言：“过去有不少学者加以论定，我只不过加以编排整理，而入自己心得。”但从其选取的“论定”中则又全是以史的角度来度量《国语》的。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陆淳的话，《经义考》引李焘的话，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的话等。而对持“语”的角度来度量《国语》的评论却包藏不显，这不能不说杨氏立论的偏颇，否则，为何不一起拿出来晒晒呢？
　　２、不该以经传的标准来度量《国语》
《国语》号称《春秋》“外传”，为什么呢？韦昭说：“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这应该是解读《国语》的指南。然而却偏偏有人从解经与否角度来评论他，如唐代柳宗元是最据代表的一位。他一方面盛称《国语》“黼黻金石、震曜耳目”之文，一方面又厚非《国语》的所谓“背理去道、诬怪阔诞”之义，结果仍然得不出公允的评价。他说：
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孤军作战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非国语序》卷四十四）
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尨，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悦焉，伏膺呻吟者，至于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卷三十四）
柳宗元有《非国语》之作，所“非”计六十八条（其中有两条合者），都出于经邦治国、伦理道德方面。柳宗元以为《国语》所宣扬的思想有舛于圣道，从而告诫学者不当比之于经，可见他批评的是以义理为依归解经的角度看待《国语》。举例如下：
吴伐越，堕会稽，获骨节专车。吴子使好来聘，且问之仲尼，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钟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
非曰：左氏，鲁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闻圣人之嘉言，为鲁语也，盖亦徵其大者书以为世法，今乃取辨大骨、石砮以为异，其知圣人也亦外矣，言固知圣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这一段含《鲁语》中的两条节录，前者是《孔丘论大骨》，后者是《孔丘论楛矢》，柳氏原文如此。前条略去若干孔子的话，如“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后条略去“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括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等语。
在柳宗元看来，孔子论大骨也好、论楛矢也罢，都是些许琐屑小事，不足以记、以论。埋怨左丘明既然与孔子同时，相知于孔子，得听“圣人之嘉言”必然多多，就应该多记些垂法后世的话，不该将这样些鸡毛蒜皮的话记录在案，左丘明这样做，岂不有辱于圣人？柳宗元对《国语》中有关妖梦示警、卜筮决疑、山川神祉等一概加以排斥。如《季桓子穿井获羊》一条，柳宗就大斥道：“君子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孔氏乌能穷物理之形也？是必诬圣人矣！”殊不知山川神祉、社稷领属，恰恰是尧舜商周最奉为神圣的。所以孔子说“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各有所守不能乱来。“楛矢”一条讲的是先王的服甸制度，孔子所说“使无忘服也”，就是要明先王之道，遵先王之德教。这些，怎么能说是小事、鄙事？这些异事岂是“少贱”的孔子所能知道的？难道不正彰显成为圣人后的孔子博闻多识？柳宗元显然错怪左丘明了！再如：
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云云，将何以求福用？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非曰：古之必籍千亩者，礼之饰也。其道若曰：吾犹耕云尔。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庙。则存其礼诚善矣。然而存其礼之为劝乎农也？则未若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通其有无，和其乡闾，则食固人之大急，不劝而劝矣！启蛰也得其耕，时雨也得其种，苗之猥大也得其耘，实之坚好也得其获，宗庾得其贮，老幼得其养，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优以固，则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为国矣。彼之不图，而曰我特以是劝，则固不可。今为书者曰：“将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乐以死也。败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属也。又曰“战乎千亩”者，吾益羞之。
柳宗元的这一段“非语”见《周语》上《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所谏内容为柳文省略。籍，是古时天子劝农事的大礼。韦昭注说：“籍，借也，借民力以为之。天子田籍千亩，诸侯百亩。自厉王之流（彘），籍田礼废，宣王即位，不复遵古也。故虢文谏之。”柳宗元的意见是：籍田之礼，那纯粹在走形式，有固然可以，“然而存其礼之劝乎农也？”那倒未必。真正的劝农，则应该“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所以“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为国矣”。因之，柳宗元认为左丘明大可不必煞有介事地将这事写入《国语》之中，且将“王师败绩”与“不籍”连在一起，真替左丘明害羞。这就是柳宗元所说《国语》“背理去道、诬怪阔诞”之一证。
然而一些人却并不这么看。如宋人王观国对此说道：
《礼》：天子亲耕以共粢盛，王后蚕以共祭服。粢盛衣服皆备，然后可以享宗庙。盖王者身致其诚以尽孝道，举此以率天下，皆知劝于耕，劝于蚕。……王者耕籍，实为政之大者。至于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通其有无，和其乡闾，此亦为政之不可缺者，岂为耕籍而废之哉！若夫不能时使而夺民之力，不能节用而殚民其财，以至有无之不通，乡闾之不和，是人君失政治之道，非籍千亩之过也。若曰籍千亩者，徒举也，非实惠也，则向所谓恭俭者亦徒举耶？（《学林》卷七）
清人何焯认为柳宗元是在唱高调，是他用“今”来判古：
柳子立论，大抵欲快一时之见，伸一夫之说，而不究源流者也。（《义门读书记》）
其实柳宗元是“真非”还是在借题发挥？据考，《非国语》正是他贬谪永州之时，他一生坎坷难平，对于唐王朝的虚浮假象是不是心存芥蒂，是否有感而发，我们无从知晓。但他的确是在从解经的角度来看待《国语》的。因此用何焯的话来看待《非国语》全书大抵不会有误。何焯说柳宗元“不究源流”，说的是天子“籍田”自古有之，虢文公所谏，是要宣王上法先王，光弘圣道，正是要明先王之德。这与《国语》“使明其德，使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的意思相吻。南宋戴仔说：
夫《国语》之书，皆先王之遗训。……其大经大法，章明较著者，与日月俱悬；其小末能明者，存之以俟其通耳。故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观子厚（柳宗元）与吴武陵（亦名侃）、吕温书，知不免乎后来之悔尤矣。……吾读《国语》之书，盖知此编之中，一话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辞閎深雅奥，读之味尤隽永，然则不独其书不可訾，其文辞亦未易贬也。（《温州府志•艺文志》）（注28）
柳宗元《非国语》中用了许多批评用语。如诬淫、背理去道、庸蔽奇怪、僻、不顾事实、诬怪、阔诞、不概于圣、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圣人之道翳等，而中心在“背理去道”。所谓“背理”便是不合常理，不近情理之意。所谓“去道”，就是有违于圣人的中庸之道，韦昭《国语解叙》说《国语》是“探测祸福”“章表善恶”，柳宗元便说他背理，韦昭说《国语》“足与经艺并存，非特诸子之伦”，柳宗元便说他去道，而一再告诫人们《国语》与经不能相提并论，这就说明他是站在释经和视经的角度与立场来“非《国语》的。用这样的立场与角度来非议《国语》，实属擦肩而过！正如宋代刘恕（注29）所说：
国语，左丘明所著，载《内传》遗事，或言理差殊（指与左传不同），而文词富美，为书别行。自周穆王，尽晋智伯、赵襄子，当定王时，凡五百年。虽事不连属，于史官盖有补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语之失，以为诬淫，不概于圣，作《非国语》六十七篇，其说虽存，然不能为《国语》轻重也。（《经义考》引）
（二）《国语》作者是不是左丘明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这是两千多年前的老资料，对《国语》作者，两千年来也并无岐议，即使百年前出现了一位“《左传》从《国语》分出”之说的“最可笑莫如康有为”（杨伯峻语，见前），但康氏也还没有否认《国语》的作者就是左丘明。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古史辨们却忽然发现上了司马迁与班固当了。发现《国语》原来“是战国时代一个文学家编的一部‘国别史’，即《国语》，其书与《春秋》绝无关系；到了刘歆，将它改编，加上什么‘五十凡’这类鬼话，算做《春秋》底传，而将用不著的部分仍留作《国语》。”（钱玄同语，引见前）到了三十多年后的杨伯峻那里，《左传》作者“不但不是《论语》的左丘明”，“《国语》更不是一人所作”。说得十分斩铁。那么，杨伯峻的话当信不当信，是不是最后结论？也还是要讨论再定。
《论语》中的左丘明年龄是否具备作《左氏春秋》与《国语》条件，这个问题上面已经讨论过。下面讨论的杨伯峻另外一些立论与证据。
１、《国语》的文风与《左传》不能相比，所以两书不可能为一人所作
杨伯峻说：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陆淳的话说，《国语》“与《左传》文体不伦，定非一人所为”。李焘也说，《国语》“其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单峻健，甚者驳杂不类，如出他手”。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说得更透澈：“《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这是从章风格以《左传》和《国语》相比。（注30）
杨伯峻这里引陆淳与崔述的话，分明是代表和申述自己的观点。如果杨氏观点成立，那么笔者也很有理由说《春秋左传注》与《春秋左传注前言》决不是一人所作，即不是杨伯峻所作。为什么呢？因为“注”与“前言”“文体不伦，定非一人所为”；因为其“注”既有语词的解释，又有人事地理的勾沉，而“前言”只是绍介《春秋左传》及“注”的成书情况，从“文章风格相比”，也“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试问，这样来判断《春秋左传注》与《春秋左传注前言》不是杨伯峻一人所作，可以吗？如果陆、李、崔（当然包括杨伯峻）们的推论成立，那么写过《春秋左传注》的杨伯峻定然写不出《春秋左传注前言》来的。《国语》与《左传》明明是两种文体，《国语》的表现方式在言辞，重点在说理，其旨在“明德”，既非叙事，也非释经；而《左传》的重点则是纪史，兼传经文史事，其旨在“耸善抑恶”；《国语》与《左传》是两部书、两种文体、两种旨归、两种功能与用途。杨伯峻所举陆、李、崔等古人说辞，皆是以“史体”《左氏春秋》的文体尺度、标准来衡量“语体”的《国语》，不仅尺度错误，结论也十分荒唐。
２、《国语》也不是一人之笔
杨伯峻说：
其实《国语》也不是一人之笔。崔述又说：“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颍，《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这又是从文章风格上论《国语》各国语言和文风的不同。
杨伯峻在《前言》中多次提到“文风”这个词，又不举例，所以也最能忽悠人。崔述提到“平衍”、“尖颍”、“恣放”又都是些模糊说法，且人的学养不同、欣赏角度不同，感触自然也不尽一致。如清代学者王世贞则是另一番眼光与感触，他说：
（国语）其论古今天道人事备矣！即寥寥数语，靡不悉张弛之义，畅彼我之怀，极组织之工，鼓陶铸之巧，学者稍稍撮合其芬艳，犹足以文藻群流，黼黻当代，信文章之巨丽也！（《经义考》引）
对同一文章会生出若干不同的看法，这有什么奇怪？仅凭崔述这三个词就能断定《国语》不经一人之手吗？
　　其实此说并不起于崔述，而源自于宋代的司马光，再经李焘进一步发挥，《国语》就成了来自春秋时各国史官原浆的“国别史”，他们说：
不若《春秋传》之简直精明，浑厚遒峻也。又多驳杂不粹之文。诚由列国之史，学有薄厚，才有浅深，不能醇一故也。（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述国语》卷六十八）
昔左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集列国之史，国别为语。旋猎其英华作《春秋传》，而先所采集之语，草稿具存，时人共习传之，号曰《国语》，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直峻健，甚者驳杂不类，如出他手，盖由当时列国之史，

东莱野老

才有厚薄，学有浅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为此重复之书何耶？先儒或谓《春秋传》先成，《国语》继作，误矣。惟本朝司马温公父子能识之。（《经义考》引李焘语）
杨伯峻要表达的意见不外乎此。然而另一些古今评论者却并不认同他们的观点，我在上面所引韦昭、戴仔、刘恕、王世贞的话就与之对立。退一步说，即使各国之“语”有些“语言和文风的不同”，那也是正常的，因为《国语》的原材料毕竟来自各国记言之书，左丘明在写作《国语》时也没必要将其整齐划一，如同写南北方题材有意保留其地方语言与特色而更具鲜活性一样。这对于判断《国语》是否出于一人之手并不是唯一根据。重要的依据是《国语》各篇强调些什么，表现了些什么思想，各篇主旨是否相牴牾。诚如我前面所征述，孔子骨子里尊周、从周、护周，仁、义、礼、智、信，而杨伯峻在论及孔子与《春秋》关系时，闭口不谈《春秋》所具有的最本质、最核心的思想问题。同理，《国语》又有哪一条违背“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的主旨了呢？如果《国语》“不是一人之笔”，首先应该在主题上反应出来才是。春秋时，礼崩乐坏，国有强弱，地理径庭，信仰各异，各国 “语” 的主旨也不会一致；然而，《国语》中却保持着主旨的一贯，如果“不是一人之笔”，怎么能如此醇一呢？杨伯峻手执一端，不顾其余的一点论方法，实在不能令人赞同。
至于杨氏引崔述“自相矛盾者甚多”，是说《国语》中有些材料与《左氏春秋》有出入，其实《四库全书》的编撰者们也注意到了。《四库全书提要》说道：
《国语》出自何人，说者不一，然终以汉人所说为近古。所记之事与《左传》俱迄智伯之亡，时代亦复相合。中有与左传不符者，犹《新序》、《说苑》同出刘向，而时复牴牾，盖古人著书各据所见之旧文疑以存疑，不似后人轻改也。
“疑以存疑”，即在没有确证的情况下，只能是暂存一说，这只说明左丘明的认真态度。然而这存疑的“自相矛盾”无碍于《国语》的大旨，更不能由此得出“断不出于一人之手”的结论来。
  　３、《郑语》作于公元前三一四年之后
杨伯峻在《前言》中有两条石破天惊的大发现，他是这样说的：
若今《郑语》中“芈姓夔越，不足命也”，“闽芈蛮矣”，（原作“蛮芈蛮矣”，今从汪远孙《国语发正》据《周礼职方氏》郑玄《注》引文订正）足以证明《郑语》作者看见楚威王伐越，杀王无疆，而越以此散（详《史记越世家》）诸事。楚威王灭越，在公元前三二九年，则《郑语》作于这年以后。尤其是《郑语》又说“曹姓邹、莒，皆在采卫”。《汉书•韦贤传》说：“韦贤，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笔者按：中华书局本“家”在下句，当是。）作谏诗曰：‘王赧听谮，实绝我邦’”，这么，邹国实在于王赧时被灭。王赧后人都作周赧王，实误。“赧”非谥号，其人名保“延”，音转“赧”（ 笔者按：《世本》宋忠注曰：“赧，谥也。”《史记•六国年表》《索隐》同。清秦嘉谟辑《世本》：“靓王崩，子赧王延立。”）。……王赧即位于公元前三一四年，则《郑语》之作，又在此后。（引文省略些不必要的说明）
杨伯峻想要告诉读者的是《郑语》成书的上限在公元前三一四年。此时，去孔子死已经165年，而左丘明“他至少是孔丘同时人，年岁也不至小于孔丘”。（杨伯峻语，见前引）于是左丘明当然与《郑语》无缘，如说《国语》是左丘明所作，那又怎么可能？这是何等有力的推断啊！然而杨伯峻的证据是怎么来的？可靠吗？因为杨氏的证据转了几道弯，所以得花些笔墨复原。
郑桓公名友，是周厉王的少子，周宣王之弟，宣王时封于郑，为郑国始封之君。幽王八年为周司徒（亦见韦昭注）。“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功畔之。”（《史记•郑世家》）郑桓公就向太史伯讨教自己逃避这场死难的去处。太史伯于是就向郑桓公讲述了当时各诸侯方伯的历史，分析所处山川地形、天时品行，以为“济、洛、河、颍之间”最为得利。于是郑桓公“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注31）
其中（１）杨伯峻引为证据的一句《国语•郑语》是这样说的：
（祝）融之兴者，其在羋姓乎？羋姓夔越不足命也。蛮羋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译文：祝融的后代能够兴起的，恐怕是在芈姓吧？芈姓的夔越不足以受命。处在蛮地的芈姓已经蛮化了，只有楚国确有明德，如果周朝衰亡，楚国必然会兴盛起来。）
“羋姓夔越不足命也”，韦昭注：“夔越，羋姓之别国，楚熊绎六世孙曰熊挚，有恶疾，楚人废之，立其弟熊延。挚自弃于夔，其子孙有功，王命为夔子。”而《史记•楚世家》与此有不同：“熊渠生子三人。……乃立其长子康为句章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挚疵为越（笔者按：《世本》，“越”作“就”。）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史记》《索隐》、《正义》宋均《乐纬》注对此都有各自解释。但一条是不变的，即其地“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夔越当然也在“楚蛮之地”（注32）。其事在公元前八世纪以前。杨伯峻为了将五百后的楚威王杀王无疆拉扯上关系，于是改“蛮芈蛮矣”为“闽芈蛮矣”，说原作“蛮芈蛮矣”（意思是处于蛮地的芈姓已经蛮化了），并且有“汪远孙《国语发正》据《周礼职方氏》郑玄《注》引文订正”的证据，另加上《史记•越世家》“而越以此散”到闽。就算有汪、郑一说，有《史记》那句话，就能判定“楚威王灭越，在公元前三二九年，则《郑语》作于这年以后”吗？“蛮芈蛮矣”，说的是处于蛮地（即荆楚之地）的熊渠三个儿子都已随俗蛮化了，哪里有什么“闽芈”！芈与越是两个祖系，芈的祖宗是祝融，越的祖宗是禹，且越亡之后，其逃亡闽之后裔仍然禹的后裔，怎么会摇身一变为祝融（芈）的后代了呢？杨氏如此将相两个去五百年之多且毫不相干的事生拉硬扯到一起，这种告假行为，严肃吗？
其中（２）杨伯峻引为证据的一句《国语•郑语》是这样说的：
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译文：彭姓的彭祖、豕韦、诸稽，商代就灭亡了。秃姓的舟人，是周就灭亡的。妘姓的邬、郐、路、逼阳，曹姓的邹、莒，都是采服。有的在王室附近，有的在夷、狄边远之地，说不清楚有多少。且又没有美名显扬，肯定不能兴起了。）
太史伯的话说的是邬、郐、路、偪阳、邹、莒身处夷狄的采卫不可能有什么作为，《郑语》整篇对这些采卫也没有半句灭亡的记录，怎么就“尤其是”起来？原来杨氏从《汉书•韦昭传》找来了所谓证据。《韦昭传》是这样说的：
　　　　韦贤字长孺。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风谏。后遂去位，徒家于邹，又作一篇。其谏诗曰：
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黼衣朱绂，四牡龙旂。彤弓斯征，抚宁遐荒，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迭披大彭，勋绩惟光。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谮，实绝我邦。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由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队。我祖斯微，迁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诶厥生，厄此嫚秦，耒耜以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宁，乃眷南顾，授汉于京。（汉书•韦贤传）卷七十三）
这首诗说的是豕韦在殷商时为伯时显赫地位与风光，在周王朝时还参与盟会，显荣于诸侯。到周赧王，听信谮言，根绝了韦豕韦氏的地位与荣耀，韦氏也不再承担采卫的责任。先人式微，才移居彭城，在秦时过起了田园生活。但韦氏向王之心没变，所以在汉时，接受了皇帝的任命成为楚元王傅。这首诗有一处明显错误，即豕韦作为采卫在商时已经被灭，谈不上在周时有什么参与诸侯盟会的事，更谈不上有什么周末赧王灭豕韦的事。班固看得很真，所以在其诗末加了一句：“孟卒于邹，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告诫读者其诗不要认真对待。
　　对于这样一首极不严肃与胡侃的诗，杨伯峻却认真起来，而且还要张冠李戴，将分明说的是“实绝”“豕韦”，（注33）而硬生生地偷换成“实绝”“邹国”,以此来“尤其是”。邹国是赧王灭的吗？邹国的被灭，包括豕韦的被灭与“《国语》之作”八杆子也搭不上界！
近二百年来的所谓“今文学运动”，对于孔子与《春秋》、左丘明与《左氏春秋》、左丘明与《国语》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畴，说得严重一点，那简直是一场浩劫！所劫不只《春秋》、《左氏春秋》、《国语》，所有古经皆在打倒之列；非旦古经应该打倒，即使华夏五千年的历史也要“打了个‘对折’！”（见前引顾颉刚语）；非旦古籍、历史应该打倒，包括汉字也应该铲除（注33）。这场浩劫至今没有得到完好修复，即使当前的教科书与出版物不敢理直气壮地认可其作者就是孔子与左丘明，这是学术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孔子与左丘明为同时人，同观过鲁史春秋，孔子修作《春秋》，左丘明撰写《左氏春秋》，两书互为表里。凡此，均有早期资料为证，这些资料或出于孔、左互证，或出于弟子及战国时人，其学又传承不绝，更有如《史记》、《汉书》等史证。《国语》是左丘明所作,《史记》与《汉书》都有坚实资料，功能、体裁与《左氏春秋》虽有不同，但旨趣归一，皆“大经大法”。“今文学运动”的主将们或出于门户之见，或出于政治主张的需要，对孔子《春秋》与左丘明《左氏春秋》与《国语》无端指斥，其采证之大胆、方法之翻新，误导读者之深广，都是空前的。尤其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前言》，虽口称“最为可笑者莫如康有为”，但其骨子里仍然流淌着今文学运动的血，忽悠着当今读者。
三、左丘明与《世本》
　　《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说的是司马迁作《史记》所采用的主要典籍。《世本》是一部什么样的古籍，他在《史记》写作中占有什么地位，《世本》与左丘明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左丘明所作等，就是本章所要征证的问题。
（一）《世本》是怎样一部书
《世本》传至唐代改称“系本”、“代本”，那是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该书在唐代虽已残缺，但其书犹存，孔颍达《五经正义》、司马贞《史记》《索隐》，率时时援引可证。据孙星衍考证：“《世本》之亡，当在宋世，《崇文书目》载氏族类诸书，始自姓苑，宋《艺文志》亦然，俱不载《世本》”（孙星衍《重集世本序》）。现在能见到的《世本》皆清代学者从各种古籍中勾沉中得来。1957年，商务印书馆合辑《世本八种》，合印王谟、孙冯翼、王梓材、陈其荣、秦嘉谟、张澍、雷学淇﹑茆泮林八人辑本。笔者所据为商务印书馆《世本八种》。
《周礼•春官宗伯》有内史、外史、小史之说：“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又有“瞽矇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郑玄注：“讽诵诗，主诵诗以剌君过，故《国语》曰‘瞍赋矇诵’，谓诗也。杜预注：‘帝读为定，其字为奠，书亦或为奠。世奠系，谓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也。”说的是帝王有小史专掌续记帝王的世系（谱系），诸侯国也有相应史官掌管诸侯、卿、大夫、士的世系，以别其昭穆亲疏，记述各代人物德行。有人集合起来，合为一书，故名《世本》。《世本》不是国家机密，非旦不是，且要瞽矇连同诵诗一样传唱，并加上琴瑟节奏，来增强其效果。其目的在于 “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怵惧其动。”（《国语•楚语》见前引）另据，《周礼》有外史所属四十人，小史所属百人以上，可知周王朝对古代乃至自身历史世系及用《世本》教育子弟“以怵惧其动”的重视程度。
据《汉书•艺文志》，《世本》共十五篇，都没有什么篇目的说明。根据历代注解，可知《世本》有帝系篇、诸侯世、卿大夫世、氏姓篇、居篇、作篇等。该书世系，上起黄帝，下迄春秋。而今本含有战国时期史事（在汉代已存在），当为后人增补所致。关于《世本》篇目内容，秦嘉谟是这样说的：
《世本》有帝系及纪，以彰五德之运；有谱及世家之传，以著治忽久之故；有居作、氏姓、谥法，以明是非美恶之效。畴者可劝，畴者足戒。……夫《世本》何为而作乎？古者外史之职奠系世，辨昭穆，明天子诸侯世及之义，生则著其统，没则定其谥。而诸侯之史，亦得有简牍以进退卿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列史相承，守而不失。盖有以彰善瘅恶，而使之交相警焉。防微杜渐，而使之不得争焉。
俨然一部纪传体史书。
（二）《世本》作者是左丘明
《世本》与左丘明有无关系，如有，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左丘明所作？
１、早期资料引发的《世本》作者争议
《世本》一书，始见于刘向父子，继而两《汉书》也记录。兹录如下：
①刘向曰：《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所记录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篇。（引自孙冯翼：《世本考证》）
②《汉书•司马迁传》：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中华书局本此处为句号）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
③《汉书•艺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④《后汉书•班彪传》：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
以上四条是《世本》作者的早期资料，①③条为一组，分别来自前汉的刘向与后汉的班固，将作者定为古史官，好象与左丘明无涉，但左丘明毕竟是鲁国太史，是古史官中一员。因此，这两条并未将左丘明完全排斥在作者之外。②④条明言作者为左丘明，即使依中华书局版的标点，也并不妨碍这样认定。有意思的是，班固手持两端，既认定为左丘明所为，又说是古史官所作。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这恰恰反应两汉时对《世本》作者的不同观点，而且认定其作者就是左丘明的占了上风。当然，这个认定必有丰实的资料根据与口传，可惜这些资料今天看不到了。一百年后，汉末魏晋时期的皇甫谧在其《帝王世纪》中仍然坚持《世本》作者就是左丘明；去皇甫谧二百年之后北齐的颜子推对此说也没动摇过。他说：“《世本》左丘明所书，而有燕王喜、汉高祖；《汲冢琐语》，乃载《秦望碑》；《苍颉篇》李斯所造，而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豨黥韩覆，畔讨灭残’……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颜子推《颜氏家训•书证》）后两句显然是对不同观点的反驳。
主张《世本》为古史官所作，最具代表的莫过于清代学者孙星衍，理由之一是：
颜之推据皇甫谧谓左丘明所书，谧言多不足信，此又误读班彪传之文。……称“又有者”，别有人撰此书，不必左氏。（孙星衍：《重集世本序》）
说皇甫谧之论多不可信，这是欲加之罪。说皇甫谧与颜之推误读了《司马迁传》、《班彪传》则更为强说之词。②④这两段文字言之凿凿。②的“又纂、又有”语势连贯，主词左丘明没有一丝变化；④“定、哀之间”、“又撰异同”、“又有记录”，更是一气呵成，主词左丘明安如泰山：哪里有什么“别有人撰此书”的意思？稍有点阅读能力的人，怎么读也不会读出不是左丘明所作的意思来。以为《世本》不是左丘明所作的理由之二是：
若彪以为左氏撰，其子固作艺文志何云古史官乎？
这倒是个很实在的问题。如前所说，这是我们后人不容易解答的，因为我们并不了解班固时有关《世本》作者的认识与争论统一到什么程度，班固如此下笔的良苦用心是什么。退一步说，左丘明不也是“古史官”吗？正文已经明确《世本》是左丘明所为，此处曲笔泛指，也并无可挑剔。至于班彪父子前后不一，刘向父子也有着同样情况，如颜子推所说，“《列女传》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实在没有什么稀奇。《世本八种》的辑撰者，有一部分人持与孙星衍相同的观点，所据材料不外以上两点，所以不再一一辩证。
２、《世本》作者其他说法
到了唐代，刘知几对《世本》作者又有新的说法：
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又曰《世本辨姓》。（唐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
中国的古籍，其“流动性”莫过于《世本》。所谓流动性，是指历史如同长河，随着河水的远逝，必有大大小小的支流加入，使之生生不息。刘知几所说楚汉之际的好事者在春秋《世本》基础之上加入了“近、当代”的世系，是自然的事。但这个《世本》已经超出我们所限定的那个“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引自《汉书》，见前）的《世本》了。
目前流行的说法是现代学者陈梦家的“赵人说”。陈氏以《世本》有述及赵王迁事，并称为“今王迁”，于是断定《世本》是战国末赵人所作。成书在秦始皇十三年至十九年（公元前２３４--２２８年）。（见陈梦家《世本考》）陈氏说如果成立，也同样超出了我们限定的那部“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的《世本》。
３、《世本》作者是左丘明
《孔子家语》卷四有这样一段话：
郯子朝鲁，鲁人问曰：“少昊氏以鸟名官，何也？”对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黄帝以云纪官，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大昊以龙，其义一也。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是以纪之于鸟，故为鸟师而鸟名。自颛顼氏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孔子闻之，遂见郯子而学焉。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礼仪之邦的鲁国之君不知自己的祖宗，成为千古笑柄。此事对鲁国国君包括太史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触动。十几年之后左丘明成了鲁国太史，从情理上推断，《世本》就是在左丘明任鲁国太史期间完成的一部著作，而《世本》的写作，则又给后来《左氏春秋》《国语》的写作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左氏春秋》昭公十二年有这样一段话：
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周礼》外史掌《三坟》《五典》之书。孔安国《尚书传序》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楚灵王盛赞左史倚相之能读，说明这些古代典籍在春秋之时几近于失传与无人能读，而左史倚相却熟闇于心，其超能在春秋时是出了名的。左丘明是倚相之子，自有渊博家学与传承，这就为左丘明整理并最终写成春秋时的《世本》奠下厚实的基础。
班彪父子将《世本》成书定于“定、哀之间”，所记自“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正与左丘明涉世及任鲁太史时间相合。这一时间我们不能再找出第二个具有伟大史德与史心的人来。
班固说《世本》是“古史官”所为，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周天子帝系与各诸侯、卿、大夫世谱是各国历代史官所为，而这些资料并不在保密范畴，左丘明所能做的是将这些分散的、内容与体例各不相同资料加以汇总、考订、列出“帝系、诸侯世、卿大夫世、氏姓、居、作”等收录范围、合理编次、形诸文字，成为一部统一、完整的华夏渊源延续的谱系巨作。这样的著作，决非一般史官所能胜任，更不是一般“好事者”所能担当得起的。
清代学者张澍有一段话。他说：
司马迁为《史记》，既効《周谱》，实依《世本》，《大戴礼》纪帝德，虽次帝系，　亦原《世本》，韦昭注《国语》根氏以考其流，士安作《世纪》，采择以溯其源，中垒言其记，春秋名氏，与左传相符，孟坚谓其叙黄帝以来，为古史所录，盖得其实矣。汉初得之，倣为刘氏承尧，皇甫著书，出于丘明之手。绥和元年，以《世本》相发明，封孔子之后。（张澍《世本后记》）
张澍所说的《世本》，是记录黄帝迄春秋时的《世本》，也是《史记》所依的本子，其中内容与《左氏春秋》、《国语》极其吻合，这就更加证明春秋时的《世本》与《左氏春秋》、《国语》同一性。这绝非什么巧合，只能证明这个《世本》出自左丘明之手，而不是他人。
《后汉书•班彪传》说：“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世本》开创了纪传与谱系体的先河，其伟大情同日月。

注1：徐彦《公羊疏》引闵因叙曰：“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端门，天子宫室之门。端门之命，亦即天子之命）
注2：（《史记••孔子世家》与公羊一派的说法不同，太史公是这样说的：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索隐》：“亲周，盖孔子之时周虽微，而亲周王者，以见天下之有宗主也。”《索隐》的意思是“诸侯们不要忘记周王这个顶头上司。”此解针对《史记》尚可，如以此来解《公羊》一派的“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就显然不妥。亲者，近也、就也、从也。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叫“我从周”。）
注3：“以《春秋》当新王”的解释历来纷纷纭纭，大致有：一、《春秋》起于隱公，“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當新王者”是隱公，不防称之为“以人说”。其二、“托王于魯”，或“王魯”，意思是以魯為王，不防称之为“以国说”。其三，以魯史以明王法，改周制以待新王，不妨称之“待后说”。而笔者认为，以上三说都不得要领，因为“以《春秋》当新王”语意十分彰显。“当”者，承也，在这个语境中，只有“承天启运”一义，不可能再有其它。今查，《公羊传》本无“以《春秋》当新王”这一句，甚至连“据鲁”、“王鲁”的意思也找不到。董仲舒、何休要说的分明是“孔子当新王”，而却用《春秋》替代“孔子”，这个显然不合事理的主词，使用的是障眼法，以为这样一来就可消除孔子大逆不道，煽动叛乱之嫌。殊不知董、何欲盖弥彰，并未遮住人们的眼睛。到了清末的康有为就毫不客气地撕碎这层障眼面纱，径直地说：“董子谓《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文而从殷质，于《三代改制》一篇大发其义。然则所称王者改制，即孔子。”（《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所以本文直白地使用了“孔子当新王”或“孔子新王朝”。并未强奸董、何的本义。
注4：旧解皆以“新”通“亲”，亲作动词，“亲周”就是以周为亲。但却忽视下面的“故”。故，旧也。“新”与“故”对举，词性一致，皆为副词，这里有表时间的“刚刚、刚才”之义。“故”也是过去时，但“故时”比“新时”时要古得多。《春秋繁露》有“亲周”字样，但那是在另一个的语境下，说的是另一件事，与此不搭界。
注5：周的“三统”是：自身一统，商与夏各占一统。董仲舒说的“亲殷、故夏、绌虞”（《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是周王改制的依据。周王奉天命承緒殷商大統，于是封殷商后裔于宋為奉祀国，給予最高爵位“公”。殷商是奉天命承绪夏的大统，而夏距周又远了一统，所以周天子封夏的后裔于杞作为夏的奉祀国，爵位为“伯”，以示亲疏有别。而虞舜则超出周的“三统”范围，故在不论之列。以此推之，“孔子新王”应该封周室后裔为“公”，殷商后裔为“伯”，夏的后裔在不论之列。
注6：《春秋纬•元命苞》、《礼记•大传》皆说“殷，黑帝之子”，而孔子又是殷的后代，孔子理所当然也是黑帝之子。
注7：《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质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
注8:《春秋经》在春天的记事不但有“王正月”，还有“王二月”和“王三月”，这就表示《春秋经》是三统共存的。公羊一派将历代的帝王事分配在这三个统里的，这三个统各有其制度。他们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周以后，即孔子王国又轮到黑统了。
注9:孔子生前并未当上王，死后也只得到公羊家给的“素王”虚衔。到西汉成帝绥和元年，戏剧性的情节是孔子的后人孔吉还真的代表“三统”之一的殷商而被封为殷绍嘉侯。虽然不是“黑统”，但总算过了“一统”之瘾。从而实现了公羊一派的宿愿。）
注10：《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注11：其时刘逢禄年三十，正主持山东兖州讲席，“窥园未免惭前哲，驻景方知绝儿编”，自比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和孔子“韦编三绝”。
注12：时人称何休为“学海”，而称郑玄为“经神”，郑玄乃针对他的观点，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驳斥之。他认为三传各有其优缺点，《公羊》并非十全十美。何休读了郑玄的文章，也带着叹服的口气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注13：《春秋繁露》：“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书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
注14：《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於所传闻之世，见治起於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於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
注15：刘逢禄说：“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继读《公羊》及董子书，乃恍然于《春秋》非记事之书，不必待《左氏》而明。”十三岁那年，“尝读《汉书•董江都传》而慕之，乃求得《春秋繁露》，益知为七十子微言大义，遂发愤研《公羊传何氏解诂》，不数月，尽通其条例。”
注16：郑玄对何休的《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有不同看法，故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予以驳斥。何休读后，叹道：“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意思是说郑玄抓住何休的不得自圆其说来驳论他。
注17：“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治长》）
注18：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
注19：《颜氏家训•书证》：“《尔雅》周公所作，而云‘张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经》书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书，而有燕王喜、汉高祖；《汲冢琐语》，乃载《秦望碑》；《苍颉篇》李斯所造，而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豨黥韩覆，畔讨灭残’；《列仙传》刘向所造，而《赞》云七十四人出佛经；《列女传》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终于赵悼后，而传有更始韩夫人、明德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
注20：说它别扭不止行文，另有历法的原因。周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赤统；商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白统；夏建寅，以正月为岁首（即今之农历），黑统。如周历的正月，却是夏历的十一月，十一月正处天寒地冻，董说“物初牙”，何说“法物萌色”岂不有悖天时？
注21：《汉书•儒林传》说：“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徵，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王充《论衡•佚文》篇也记载了这件事：“孝成皇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徵天下能为《尚书》者。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书》以考校之，无一字相应者。成帝下霸于吏，吏当（器辜）[霸罪]大不谨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减）[灭]其经，故百二《尚书》传在民间。”
注22：房凤，字子元，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太常举方正，为县令都尉，失官。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奏除补长史，荐凤明经通达，擢为光禄大夫，迁五官中郎将。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语在《歆传》。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上于是出龚等补吏：龚为弘农；歆河内；凤九江太守，至青州牧。（《汉书•儒林传》）
注23：邾，即安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侠为附庸。自安至仪父十二世进爵称子，是为邾子克。《说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酎酒。象古文酉之形。丣，古文酉，从卯。卯为春门，万物以出。酉为秋门，万物已入。”这里是受封、就封之意。《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另：《淮南子俶真》：“涅非缁也，表非蓝也，兹虽遇其母，而无能复化已。”高诱注：“母，本也。”母，是本源之意。说安是他们的祖先。
注24：《孔子家语》卷十：“子贡问于孔子曰： ‘晋文公实召天子，而使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阳，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亦书其率诸侯事天子而已。’”《孔子家语》,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三国魏王肃注《孔子家语》所附汉孔安国后序说：“《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后来“《孔子家语》乃散在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 但自宋代以来，《家语》被疑为王肃的伪作，从而埋没了《家语》在孔子及其弟子研究中的价值。
注25：周予同说：“现行的《论语》，经过西汉末张禹和东汉末郑玄两次改订，已成为今古文的混合物。其中涉及孔子与经书关系的材料，一则保存得不多，二则有的还问题。因而，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徐《论语》外，还需借重其他材料。（《六经与孔子的关系的问题》转引自张次仁《春秋史论集》）
注26）：《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说，《春秋》一万八千字。南宋王观国《集林》则说一万六千五百字。汪伋十三经计数则说《春秋》为一万六千五百一十二字。
注27：林云铭（１６２８-１６９７）,字西仲，福建闽县人，顺治十五年进士，著有《古文析义》、《庄子因》、《楚词灯》、《韩文起》、《西仲文集》、《挹奎楼选稿》、《损斋焚余》、《余山彀音》、《四书讲义》等。
注28：戴仔，字守镛，戴侗兄，南宋人。子厚，柳宗元字。吴武陵(?—835) 初名侃，信州人。唐元和进士，拜翰林学士。太和初，为太学博士。后出为韶州刺史。以赃贬潘州司户参军。吕温 (772～811) 字和叔,河中(今山西永济县)人。唐贞元进士，历任左拾遗、侍御史、户部员外郎等职，因曾被贬充衡州刺史，世称吕衡州。
注29：刘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钧山（今江西高安）人。以著作佐郎协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
注30：李焘（1115－1184），字仁甫，号巽岩，宋眉州丹棱（今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人，著有《巽岩文集》、《四朝通史》、《春秋学》等。晁公武，字子止，南宋时澶州清丰（今山东钜野县）人。著有《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崔述（1739—1816），字武承，号东壁，清代考古辨伪学家，主要著作有《考信录》等。
注31：韦昭注：十邑，谓虢、郐、邬、蔽、补、舟、依、柔、历、华也。后桓公之子武，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郑是也。
注32：《左传》鲁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氏，居当阳”徐广曰：在南郡枝江县。颍容《传例》云：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旧城是也。《九州记》曰：“鄂，今武昌。《括地志》：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
注33：应劭曰：“王赧，周末王，听谗受谮，绝豕韦氏也。”“言自绝豕韦氏之后，政教逸漏，不由王者也。”臣赞曰：“逸，放也。管仲曰：‘令而不行谓之放’。”师古曰：“赞说是也。”
注34：钱玄同说：“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