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道论

生力刚

《论语》中的道论（原创）

摘要： 道是中国哲学极重要的范畴。《论语》中有孔子（及其门人）丰富的道论。孔子所说的道主要指人道（仁道），上承先王之道、文武之道，它的实质是君子修己治人之道。孔子认为，学道、行道是君子的天职，道对于君子而言是最高存在。学道、行道，既要笃志不移，又要知命善权。孔子早年想以有道改变无道，晚年知其不可而止，则推崇隐居求志，归结于中行之德。另外，他认为道的兴废，是由天命决定的，表明他的天道观还是陈旧的。总的来说，孔子对古之道，并非仅是述而不作，而是有所扬弃，有所发展的。
关键词： 仁道；文武之道；君子；中庸之道

       道是中国哲学体系里极重要的范畴，道家以之为鹄的自不待言，实则先秦诸子几乎没有不称引“道”的。后代还形成所谓道学。“道”这个哲学概念，至晚在孔、老之前，即春秋初、中期就产生了。《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郑大夫裨子产对子大叔说：“天道远，人道迩。”《国语•越语上》记载，范蠡对越王勾践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子产、范蠡等思想家，不仅仅把道作为抽象的哲学概念，而且已经把它区分为天道（还可算上地道、鬼道，总之都是超人的道）、人道了。《论语》中对“道”的论述也很丰富，从中似可抽绎出孔子（及其门人）对“道”这一传统哲学范畴继承、发展的轨迹。
      孔子所说的道，和老子一样，也是自“先王之道”、“古之道”而来。“夫子之道”，直接的源头是文武之道，远源则是尧、舜、禹三王的尽善尽美之道。然而尧、舜、禹的事迹，当时已湮灭不存，孔子所能取法的，主要也就是周的先公、先贤，以及当世的有道之士。《子张第十九》：“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又说：“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第六》）鲁君的祖先就是周公，齐国的祖先是太公。周公是文武之道实际的推波助澜者；太公吕望，辅佐武王取得讨伐战争的胜利，孔子对《大武》的评价“尽美也，未尽善也”，似亦可用于太公。鲁国几于文王、周公之道；齐国能部分实行仁政，“齐桓公正而不谲”，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如其仁，如其仁”，所以说它几于鲁。孔子以文王之道的不二传人自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他又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斯道”、“斯文”，也就是古之道、文武之道。他认为，古之道不绝如缕，当世的君子、小人身上都体现了文武之道，只不过有小大之分罢了。诚然，不管贤不肖，个体难免不受传统文化习俗的濡染，哪怕这种文化已经衰亡，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也可以用来对这种社会现象进行解释。
      孔子的“道”论，还包括了他对“道”的内涵、地位、作用，以及士君子追求、施行“道”的途径、方式等诸多问题的看法。
      首先，从《论语》看来，孔子对道的认识中，也有天道、人道之分。而孔子所致力的是人道，或者说是“君子之道”。在孔子那里，人道也就是仁道（仁义之道），“忠恕”之道：“子曰：‘主忠信。’”（《学而第一》）《学而第一》中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里仁第四》：“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道”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仁”和“德”之上。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第七》）然而，道与德与仁与艺，一也。仁是根本的德，德则是道的集中体现，艺则是学道有余力而从事的“小道”、“鄙事”、艺能。比如，诵诗三百就是艺，如果不以其道，“虽多，亦奚以为”。《里仁第四》：“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志于道”，意思就是说，士君子应以“道”为自己终身的志愿。“民以食为天”，而对君子而言，“道”比“食”、禄位等的意义要重大得多：“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第十五》）他还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第七》）“道”地位崇高，意义重大，所以对“道”的追求之心，须臾不可离其身，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生命不息，则求索不止。孔子一生，正是孜孜求“道”的一生，他学而不厌，为之不倦，乐在其中，不知老之将至；弟子颜回好学，居住在陋巷之中，破衣烂衫，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在他身上也完美地体现了安贫乐道的精神。
       子夏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第十九》）如非生而知之者，想闻道、达道，就得像孔子那样博学敏求，努力从事。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第一》）“士志于道”，首先要学。因此，孔子对教、学十分重视，《论语》中即保留了他大量有关教学的宗旨、原理和方法的论述。
       其次就是要行。《先进第十一》：“虽曰能之，愿学焉。”学，然后才“能”。而一个人只有能践行道，才意味着道最终的完成。道是君子（而不是其他人）的使命，具体地，实行君子之道有修身和治国两端；而在《论语》中，“君子”即有“治人者”和“有德有道者”的双重涵义。《微子第十八》中子路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他还曾对言偃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第十七》）这里的“小人学道”，并不是说孔子真的希望小人也学习君子之道，而是指君子以仁道推行教化，小人望风而靡，君子的政治理想从而得到实现。《颜渊第十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又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第八》）学道、行道，一方面，需要笃志、守恒。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子张第十九》）信道不笃，就会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子罕第九》）从“学道”到“立道”，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走到终点。另一方面，即使达到了道，也未必能应对人世间一切挑战——所以，还需要“权”。    “权”，可以解为“权变”、“变通”，更原始也更贴切的意义是“权衡”，即把握（适当的）度。君子笃信善道，如果走向极端，则“过犹不及”，孔子自道“无可无不可”，标榜中庸、中和、中行。而中行之道是很难达到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只能退而求其次，对时人放宽要求。钱穆《论语新解》说：“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者，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又其次也。’今按：中行，行得其中。孟子所谓中道，即中行。退能不为，进能行道，兼有二者之长。”不仅仅志于道，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客观情况灵活处理，能屈能伸，不至于被道束缚住心胸，这是孔子道论最核心的思想。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第十五》）他所谓“七十而纵心所欲，不逾矩”，正是这种自由的道（德）境界。
       道的兴废，不仅仅在于主观因素，而且取决于客观环境，孔子对此的认识也很深刻。“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第十六》）孔子当时，已经平王东迁，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前人所谓“春秋无义战”，孔子清楚自己身处的是个无道的乱世。然而，孔子要继承文王、周公的事业，“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第三》），矢志不渝地恢复君子之道。《论语》借仪封人的口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他又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第十八》）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所以孔子才发愤激昂，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它。
       孔子以己之有道就人之无道，企图改变社会现状，最终证明是行不通的。他把道的兴废，归结为天命的作用，下文介绍孔子的天道观时将作详细阐述。《微子第十八》，子路遇荷蓧丈人后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老子见周之衰，西入流沙，孔子也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次还和弟子表示，他有移居九夷的打算。一方面，“待价而沽”，积极求仕，声称不愿做系而不食的匏瓜；另一方面，他又标榜“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又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还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中为孔子所推重的南容、宁武子、蘧伯玉等贤人，邦有道，则出仕“不废”，危言危行，以其道事君；邦无道， 则“卷而怀之”，危行言孙，以免于刑戮。至于孔子自己，“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第七》），独善其身；又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同前篇）孔子的这种思想，可用“不可则止”四个字来概括。他对季子然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第十一》）然而，恰恰相反，久以来孔子被认为是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其实，将心比心，我们应该明白，孔子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发展着、变化着的。血气方刚时的他“见善如不及”，直道而行，希图人君重用，寄希望于在他们的身上实现自己的“德治”理想。饱经风霜的他，晚年自卫返鲁，思想已经发生转变了。他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季氏第十六》）这时候，不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了，他更推重这种洁己守道的精神。《先进第十一》“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弟子们各言其志，子路等人有志于经邦治国，而曾皙的理想和他们不同：“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而叹：“吾与点也！”“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既体现了礼乐“和”、“乐”的精神，也表达了行己自适、悠然冲淡的人生旨趣。
       孔子又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三代的贤人信奉的是直道。“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有道，如矢。”“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史鱼和柳下惠，还有夷、齐身上，都能发现这种直道。不过，夷、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所谓“危言危行”也；而柳下惠等人虽“降志辱身”，但“言中伦，行中虑“，所谓“危行言孙”也，二者还是有所不同。此外，还有虞仲、夷逸等隐君子，“身中清，废中权”，“隐居以求其志也”。这些都是为孔子所景仰的前代逸民，他们都是有道之士。孔子的选择和他们不同，他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这也正是孔子对待“道”的独到之处。
       至于孔子论天道，《公冶长第五》说：“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果不其然，通观《论语》，很少见孔子论天道的文字，充其量，只有《阳货第十七》中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一处。孔子不但罕言天道，《子罕第九》开头还提到“子罕言利、命和仁”。 “命”，也就是天命、命运，它是天道那种使人无法抗拒的、决定性的力量的体现。孔子在学生面前不提或者罕言“命（天命）”，并不代表他不知“命”。孔子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八佾第三》）。对于天道、天命，人只能“知”，即被动地感知、体察，而不能加以改变。而知命，也是对君子的要求之一：“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第二十》）他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第十六》）天命可畏，所以君子在在要戒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卫灵公第十五》）此外，他在《述而第七》中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在《宪问第十四》中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畏于匡时，他又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第九》）正因为知天命，所以即使身处生死存亡之际，他也很达观。不过，虽说“天命无亲，常与善人”（《道德经•七十九章》），“吉人自有天相”，孔子经常能凭借自己强大的道德感召力，逢凶化吉，但终其一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第十八》）他“知其不可而为之”，有时也不免悲观绝望：“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第九》）可见孔子对天道或者说是天命的看法，基本上还“保留着西周以来的天命观念”（《中国哲学家论点汇编•先秦编》P84），信崇天道，认为它决定着人事的兴废，自然，也决定着仁义之道的行与不行。
       以上就是笔者对《论语》中道论的浮浅的印象，请诸君不吝赐教。

主要参考文献
1（清）刘宝楠：《诸子集成•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54年
2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3孙叔平、李书有：《中国哲学家论点汇编•先秦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本帖最后由 生力刚 于 2011-1-10 23:5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