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状元夫人”考

余少平

　　[说明]这是一篇旧文，写好之后，境内刊物也发不了，境外刊物我也无法联系，感谢美国《桃红满天下》主编二言先生为我发了，那是2005年的事情。本来已经发了也就没有必要再弄出来炒现饭，但是《桃红满天下》的文章，国内好像不容易搜索到，所以我在自己的博客上贴了一遍。现在又在《爱如生国学论坛》重炒现饭，却是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日本学者2009年也写了个《状元夫人考》，我得赶在该文翻译成汉语之前赶紧把自己的文章重新发表出来，免得日后有人说我的文章是抄他们日本人的。我的电脑多次中毒，这篇文章也未幸存，还是把别人的转帖复制过来的，经过反复折腾，有些字句都变古怪了，譬如，有什么“干末嘉初”之类的昏话。发现了的，随手改了，没有发现的，只好随他去了。余少平记于2010年11月11日。
　　　　　　　　　 　　　　　　　　　
（一）关于“状元夫人” 　　
        状元的夫人当然都是状元夫人，但是“状元夫人”并不都是状元的夫人。他们也可以是男人，——这乃是清朝特有的现象。
　　所有这些男性的“状元夫人”都是优伶，无一例外。
　　狎优伶原是从明代开始兴起的一种现象。“今京师有小唱，专供缙绅酒席，盖官伎既禁，不得不用之耳。”（《五杂组》卷五）可见 “小唱”名义上是“唱”曲，实际工作是陪酒，至于真正的意义，乃是陪睡（“侍寝”），所以当时有句话，叫“小唱不唱曲”，要唱，也就唱一曲《后庭花》吧。 　　
      小唱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自然也要走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于是产生了规范化的营业场所──“南院”。 “此南院乃聚小官养汉之所，唐宋有官妓，国朝无官妓，在京官 员，不带家小者，饮酒时便叫来司酒。内穿女服，外罩男衣，酒后留 宿，便去了罩服，餐内衣红紫，一如妓女也。分上下高低，有三钱一夜的，有五钱一夜的，有一两一夜的。以才貌兼全为第一，故曰南院。” （《弁而钗·情奇纪》第一回《陷北京前世因　落南院冤孽债》）所谓“才”，指的是演唱技巧，因为这些从事“三陪”工作的男孩子的 正式职业是“小唱”，虽说要“才貌兼全”，其实嫖客们主要看重的还是“色”。著名作家冯梦龙也在南院住过：“余尝寓南院中，有撞寡门者，屡次相过”（《笑府·惯撞席》，：“撞寡门”也叫“闯寡门”， 《金瓶梅》中已有此语，而专门研究《金瓶梅》的《瓶外卮言》对 此的解释是不对的。）。《龙阳逸史》中的“小官榻坊”（原文有 云：“怎么叫做小官榻坊？……当初本地方上，先有个光棍，叫做刘松……起了头二百间小小房屋，招接头二百个娼妓住了，又开了 一条私巷，就取名叫做刘松巷。后来刘松被上司拿了，死在狱中， 那些娼妓人家从此遂闹闹吵吵，众乡宦容留不得，立时都驱逐去了。 这鲁春走将出来，遂把那些房子买了一半，造了一个小官榻坊，凡 是肯做小官的，就投奔到他家里。”）、《童婉争奇》中的“长春院”恐怕都不是作者幻想出来的空中楼阁。
　　这是狎优的起源，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狎优，因为小唱的身份严格地说起来是一种歌伎，不是演员。在清朝，歌伎跟演员本来也是 不同的职业。清代以色事人的歌伎，也就是相当于明代小唱的职业称 为相公，亦称清歌队、小老板，而演员称为优伶。优伶的行当，照二黄调的创始剧种──汉调的划分，是从“一末”到“十杂”（其中的 “八贴”也可以归入“旦”），其他行当都是卖艺为生，只有这其中的旦角是唯一卖身，不知怎么跟清歌队抢起饭碗来。到最后，二者就 混为一谈，统名为相公了。
　　所谓狎优，其实只是狎优中之旦角，什么花脸、老生的，都没有人狎。照特别避忌谈及旦角卖身的《梨园外史》的说法：偶尔有个别稍知自爱的旦角，人们必称之为“清旦”；无奈北方谚语又称“十旦九不清”（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清”的反义词是“浑”，那么这种不“清”的“旦”想必该叫做“浑旦”吧。 　　
    何刚德《春明梦录·京官挟优》说：“京官挟优挟妓，例所不许； 然挟优尚可通融，而挟妓则人不齿之。……而优则不然，优以唱戏为 生，唱青衣花旦者，貌美如好女，人以像姑名之，谐音遂呼为相公。 其出色时，多在二十岁以下。其应召也，便衣穿小靴，唱曲侑酒。其家名为下处。下处者，京中指下朝憩息之所为下处，故借以名之也。 若就饮其家，则备十二碟以下酒，酒后啜粥而散，名曰‘排酒’…… 或在其家请客，名曰‘吃饭’。吃饭则视排酒郑重，一席之费，多者廿四金，少者亦必在十金以外；下走之犒，则随席之丰啬而定。其馔 较寻常酒馆为特别……因下处甚清雅，夏则清簟疏帘，可以观奕，冰 碗冰盆，尤可供雪藕浮瓜之便；冬则围炉赏雪，一室烘烘，绕座唐花， 清香扑鼻，入其中皆有乐而忘返之意……盖优之风雅，远胜妓之妖冶，故禁令虽同，而从违不必一致也。”
　　因为“优之风雅，远胜妓之妖冶”，所以京师风俗对狎优与嫖娼的态度大相径庭：
　　“京师宴集，非优伶不欢，而甚鄙女妓。士者出入妓馆者，众皆讪之。接纳雏伶，征歌侑酒，则扬扬得意。”（黄钧宰《金壶七墨·伶人》）
　　“京官挟优挟妓，例所不许；然挟优尚可通融，而挟妓则人不齿之。妓寮在前门外八大胡同，麇集一隅，地极湫秽，稍自爱者绝不敢往。”（《春明梦录·京官挟优》）
　　“京师娼妓虽多，较之吴门白下，邈然莫逮。豪商富官，多蛊惑于优童，鲜有暇及者。至金鱼池、青草厂等处，连居比屋，当户倚门，过而狎者，尤为下流无耻。”（《燕京杂记》）
　　有清一代，京师妓女之恶劣可能是导致人们狎优的另一原因，王书奴先生在《中国娼妓史》中已经指出了这点。不过，也许这两个原 因互为因果──因为禁止官吏狎娼，所以品貌出色、身价较高的妓女不会呆在北京侍侯贩夫走卒，因为剩下来的妓女恶劣，所以人们敬而 远之，代之以狎优，而旦角只有容貌较为美丽才能上台扮演角色，其 形像自然胜过那些歪妓；既然人们一哄而上来追求这些美丽的相公， 妓女就更加无人过问，优秀人才于是乎又大量流失……
　　可能因此到后来，连一般市民都普遍“甚鄙女妓”，“稍自爱者绝不敢往”，作为人中龙凤的状元们自然也不会故意反潮流去嫖妓； 他们可以娶妻买妾，至于要找爱人，就必然是找旦角，也就是狎优， 于是就有了“状元夫人”，于是就有了本文。

（2010年11月13日说明：文中说冯梦龙所住的“南院”就是“聚小官养汉”的“南院”，似乎还缺乏坚实证据。姑且存疑。）

[ 本帖最后由 余少平 于 2010-11-13 07:48 编辑 ]

余少平

　　朱莲芬（1836～1884），原名延禧，字水芝，号福寿，寓所名“紫阳堂”，位于宣南樱桃斜街。在京剧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朱莲芬其实是昆旦，《同光十三绝》上有其玉影，乃是后排右起第二位，画中形像是《玉簪记琴挑》之陈妙常。他相貌长得好，昆曲唱得好，楷书写得好，这样的三好生（三好“旦”？）当然讨人喜欢。据说大清国的咸丰皇帝就很喜欢他：
　　“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文宗阅之，大笑曰：“陆都老爷醋矣！”即手批其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加罪也。文宗风流滑稽如此。予丙子在京，合肥龚引孙比部为予言。龚亦狎莲芬者。”（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文宗批答（一）》）陆御史即常熟陆懋宗。梁溪坐观老人即桐城张祖翼。
　　朱莲芬也曾被人列入状元夫人的队伍中。张次溪《燕归来簃随笔·伶名小录》：“朱莲芬为潘文勤所赏，故人以‘状元夫人’称之。” 　　
　　潘文勤公是潘祖荫，他是咸丰二年（恩科）的探花，不是状元。但他的祖父就是前面提到的苏州“贵潘”家族的潘世恩（1770─1854），乾隆癸丑状元。他这状元的来历照例被传说成是祖上的阴德，如前所述。
　　潘世恩是清代最年轻的状元之一，他也以大学士身份重赴咸丰三年的樱桃宴，这是清朝的第三人──也是最后一人；若再兼状元身份，即：“状元”“大学士”“重赴樱桃宴”，那可就是空前绝后了（《郎潜纪闻初笔·潘文恭公福祉》：“本朝耆臣生加太傅者五人，重宴琼林者八人，状元作宰相者八人，惟潘文恭公兼之。又大拜不阶协办，枢廷不始学习，皆异数也。富贵寿考，子孙继武，公之福祉，三百年一人已”）。而且，这咸丰癸丑会试的试官就有他的儿子，内阁学士潘曾莹。陈康祺如此这般描述：“闱后，公与小门生称新同年，朱轮黄发，领袖恩荣。奉觞少子，即新贵之座师；撰杖童孙，乃清班之前辈。”（《郎潜纪闻初笔》卷六）确实是盛极一时。可惜潘状元的身份是“清班之前辈”潘祖荫的祖父，所以没法听他也来上一段“揩老眼看探花夫人”的佳话。
　　萝摩庵老人《怀芳记》记载了朱莲芬与潘侍郎的浪漫情事：“朱福寿，字莲芬……稚齿喜作字，后乃益工，得者珍如珠玉。度曲亦极精，亭亭物表，独步一时，无与抗者。潘侍郎极赏之，莲芬遂谢却梨园，闭门种花临帖。”自从被潘副部长爱上，就不用辛勤工作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种种花，写写字，修身养性，如此这般的生活方式，看起来跟现代富豪包的二奶差不多（港片《基佬四十》称富豪包养小白脸的行为为“包二仔”）。
　　《梨园外史》：“春山看时，原来是著名昆旦朱莲芬。明侍郎道：‘……这位朱老板也是你们班的台柱子。他的心地格外聪明，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又写得一手好字，与当世名卿潘祖荫最相莫逆，常在他家，所以下戏房的日子甚少，别位贵人门下也不大走动。除了老夫，恐怕是不易招致。’”
　　陈两石替《梨园外史》写的序说道：“大凡这一路的书，下笔容易写出不干净的话，《品花宝鉴》就是个明证。这部外史却一句淫邪也没有。”说《品花宝鉴》“这一路的书，下笔容易写出不干净的话”，这话有点矫情。当时梨园风气确实如此，只要主观上先认定这种同性性关系“不干净”，那无论现实生活与文学描写就都不可能“干净”，除非你刻意隐讳。《品花宝鉴》写男人狎优的情节时难免有性生活的描写，这跟《红楼梦》写男人勾引女人时有性生活的描写同样不足为奇，因为两书同样有个缺点：推崇精神恋爱。二书中，作为绝对的正面人物，凡被男人爱恋的对象（无论少男少女）都没有跟他们的追求者发生肉体关系。《梨园外史》作者存心极好，替他们隐讳此类情事，然而此举固然使人看不到“一句淫邪”，却连事实也看不到了──朱莲芬明明就是被潘祖荫包养起来了嘛，却只说他“与当世名卿潘祖荫最相莫逆”，还说什么“别位贵人门下也不大走动”──他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敢到处“走动”么？
　　纵然朱莲芬忠心耿耿地在“别位贵人门下不大走动”，依然好景不长：据《怀芳记》此则之后的糜月楼主注：“水芝已杜门数年，忽失潘侍郎意，不能自存，复上歌场，风情不减。”看来他还是被负心郎抛弃了。
　　不过对于朱莲芬“忽失潘侍郎意”的情况也有另一种说法：“像姑或工画，或知书，或谈时事，或熟掌故，各有一长，故学士文人皆乐与之游，不仅以顾曲为赏音也。然此皆闲曹年少时为之，若官跻卿贰，年逾耆艾，则仍屏绝征逐，以避物议。尝闻潘文勤平时最喜一善唱昆曲、兼工绘事之朱莲芬，及任侍郎，便不与之相近。而莲芬年节前往叩贺，文恭必袖廿金银券，出而亲授之，一见而别，至老不衰，都下传为韵事。”（《春明梦录》（清）何刚德，引自电子书）
　　照此说来，他们只是碍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能继续同居，两人并没有翻脸。究竟哪种说法属实我也无法判断，但这里的记载至少存在一个问题。
　　既说“潘文勤……及任侍郎，便不与之相近”，又称“莲芬年节前往叩贺，文恭必袖廿金银券，出而亲授之”，须知文恭乃是潘世恩的谥号，说潘祖荫当了侍郎以后忽然成了缩头乌龟，还得由爷爷替孙子出面打赏二十两银票给朱莲芬已经不合情理，更何况潘祖荫升户部侍郎是在同治年间，而潘世恩早已死于咸丰四年（1854），即使这时他可以从棺材里爬起来接见前来向孙子叩贺的朱莲芬，那打发给朱莲芬的二十两银子，按照《聊斋志异》的惯例，也一定是纸钱锡箔，吓都把人吓死了，哪里还会“都下传为韵事”？所以这“文恭”定是“文勤”之误。
　　为什么潘氏祖孙总会被弄混淆？──“文勤”被何刚德写作“文恭”？“探花夫人”被张次溪称作“状元夫人”？实在让人困惑。
　　不过呢，探花虽然不是状元，但某些情况下，确实也有称探花为状元的：“洪武乙丑年，丁显为状元，练子宁为榜眼，花纶为探花。子宁有《送花状元归娶诗》，以状元称花，不晓其故。考宋时称鼎甲者，皆为状元。或以是也。”见《广阳杂记》，该书的跋就是探花潘祖荫写的。
　　潘祖荫包养朱莲芬，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就是同性间的性爱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有一种说法，说潘祖荫是“天阉”──《谏书稀庵笔记·潘尚书》一则谓：“尚书天阉，与翁常熟同。一门生不知，初谒时，询问：‘老师几位世兄？’尚书曰：‘汝不知我天阉乎？’”潘祖荫为什么说自己是天阉我不明白。当时还没有现代这么发达的医学，一般人所说“天阉”就是引佛典所称没有资格做和尚的“五种不男”，我在手头的《传戒正范》中没有查到，只记得那仿佛是“生、犍、变、妒、半”。“生”指生来就有毛病，即原发性阳痿；“犍”指人工阉割；“变”指遇男则变女，遇女则变男；“妒”指平时则为女，遇人交媾时则化为男；“半”指半月为女，半月为男。后面三种简直是神话，而潘祖荫也绝对没有经过阉割，那么就只能认为他的“天阉”是生来就没有性能力。但是如前所述，潘侍郎曾经包养过小白脸，假如他真患有原发性的性功能障碍，难道他是把朱莲芬养在水芝仙馆里当画看么？显然这只是后来他自己对外人所作的一种解释而已。
　　《凌霄一士随笔》也援引此例：“顷阅陈庆桂（三点水加桂）《归里清谈》，则潘氏乃天阉也。”接下来对此事的解释是：“潘祖荫有洁癖，不与其妻同寝处。”事情就更明白了──潘祖荫虽然有夫人，可是根本就不跟她睡觉！（凌霄、一士虽然没有注明“潘祖荫有洁癖”的根据，但应当有出处。）我们知道，无论原发、继发的阳痿患者都愿意跟妻子同居过性生活，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所以“伟哥”才成了“萎哥”的救星）。相反，只有很绝对的同性恋者才不能跟女性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这在李银河的著作里有很坚实的例证），而一般的同性恋者则是水陆两栖，至少能够勉强进行性生活以完成生育任务。至于“有洁癖”而“不与其妻同寝处”，我们知道，最典型的洁癖莫过于倪元稹了。有位古人说，世人爱洁，都是假洁，因为他们跟女人甚至跟娈童睡觉，只有倪元稹是真洁，因为他终身不近妇人。可是我们知道有一次倪元稹招妓闹了个笑话：“云林尝眷赵买儿，留宿别业，疑其不洁，俾之浴，且扪且嗅，复俾浴不已。竟夕不交而罢”（《云林遗事》）。可见洁癖只是耽误了倪元稹这一次的性事，并没有使他不愿意跟女人睡觉，而且《青楼集》还明明白白写著“赛天香，李鱼头之妻也，善歌舞，美风度，性嗜洁，玉骨冰肌，纤尘不染。无锡倪元缜有洁癖，亦甚爱之。”可见只要足够清洁就能跟他相容。
　　由此可知，潘祖荫决非天阉，也不是因为洁癖而不与夫人同房，而是一个很绝对的同性恋者。他的夫人是有名无实，倒是朱莲芬实实在在有“夫人”之实──尽管不是张次溪所称的“状元夫人”而是“探花夫人”。

[ 本帖最后由 余少平 于 2010-11-13 07:18 编辑 ]

余少平

（二）汪绎的“双白菜”

　　据我所知，清朝的状元狎优伶有明确记载的，当以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状元汪绎为最早。
       汪绎，字玉轮，号东山。是著名的《全唐诗》的编辑人员之一。《全唐诗》原为钱谦益所辑，后季振宜得其残稿于钱氏族孙遵王，遂踵事收拾而成七百十七卷，目录五卷。书成未刊，誊清的“正本”于康熙年采进宫后，清圣祖将其颁发给江宁织造曹寅，成为编辑《御定全唐诗》的重要底本：“康熙四十四年南巡，诏刊《全唐诗》于扬州，以江宁织造曹寅董其役，而留翰林官彭定求等十人驻扬校勘。刻成，乃得九百卷。此书其底本也。观书面及中间朱笔墨签，皆出当日编校诸臣之手。大抵付刊时别写正本进呈，此书仍即发还，故又流转入张钟岩、汪阆源诸家耳。”《全唐诗》的编辑人员为彭定求、汪绎、查嗣栗等人。所以《全唐诗》季振宜写本钤有“晚翠堂”诸印外，又钤有“汪东山读书记”印。 该书由郑振铎于1941为中央图书馆购得，到了1948年前后，南京政府下令中央图书馆分批将所藏精品运至台湾，其中这部书和其他一批藏品一道，先被运到了香港，暂放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共和国成立后，冯平山图书馆立即将这批珍贵藏品寄回内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现故宫博物院已将其整理编入《故宫珍本丛刊》。（【2010年11月13日补充】《全唐诗》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刊刻的，所以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中录入了有关资料：“汪绎《秋影楼诗集》卷九叶二《次韵和徐忍斋前辈玩月怀曹荔轩使君》：‘校书广陵城，同局恰满十；积阴连晦朔，兀兀若有失。今夕喜开霁，朗月屋头出；冰轮挟水气，滟滟不可极。客况夜深觉，清景雨余得；庭空毛发爽，竹密衣裳湿；纤云巧成绮，宿鸟惊翻翼。从求明月光，偏入幽人室，笑我蠹书鱼，耻彼处裈虱。素影流遥空，万象不敢匿；不知白玉盘，谁人为拂拭？离群亦已久，独坐忽心恻；美人隔江浒，共此长天色；明日驾渔舟，载酒话相忆！’按汪绎明年五月即病故，此诗为今秋所作无疑。徐忍斋即树本，字道积者，惟其《薲村集》无倡和迹。《楝亭诗钞》卷五有‘题汪东山修撰《秋帆图》’诗，东山即汪绎，疑亦本年作。”康熙庚辰状元汪绎画了《秋帆图》，乾隆庚辰状元就是毕秋帆，二位庚辰状元又都与伶人恋爱，也真是巧事一桩。）
    汪绎的书法也是不错的，因为清朝规定书法不行就不能当状元。他的一套《楷书临大唐中兴颂序》册页（三十一开），前段时间拍卖，预计可以卖到18,000-22,000元，结果以33,000成交。袁枚则说汪绎对命相学颇有造诣：“康熙间，汪东山先生绎，精星学……题其灯笼曰：‘候中状元某’，人多笑之。在京师，与方灵皋、蒋南沙、汤西涯齐名。三人皆疏放，而方独迂谨，时相抵牾。堂上挂沈石田芭蕉一幅，所狎二美伶来，错呼白菜；人因以‘双白菜’呼之。方大加规谏。先生厌之，乃署其门曰：‘候中状元汪，谕灵皋，免赐光。庶几南蒋，或者西汤，晦明风雨时，来往又何妨。双双白菜，终日到书堂。’”（《随园诗话》卷十四第九十四则。光绪初，独逸窝退士所辑《笑笑录》亦曾节引此文，而字句有所调整。）
       “所狎二美伶”“终日到书堂”，其往来的密切程度由此可见，而个性“迂谨”的道学先生方灵皋为“双白菜”之事对候补状元汪绎“大加规谏”，则汪绎与“双白菜”之间显然不是纯洁的革命友谊，也不是纯粹的精神恋爱，否则不会引起方灵皋的义愤。
　　据福格《听雨丛谈》：“汪绎中丁丑会元，未及对策，以外艰归，庚戌服阙北上，邵青门赠以诗云：‘已看文采振鸢（宛鸟）鹭，重向青宵刷羽翰，往昔绪言吾解说，状元原是旧吴宽。’汪果大魁天下。”看样子不但“候中状元”汪绎自己视状元为囊中物，别人也都这么认为，而且都没有看走眼。这恐怕是因为他的八股文功底极深厚扎实，不是袁枚所说的会算命那么简单。但福格这短短几句话中就有两个问题：第一，说“汪绎中丁丑会元”，据《清秘述闻》卷三（第83页），丁丑会元虽然也是江南省姓汪的人，却是吴县的汪士宏（原字左“金”右“宏”），不是常熟的汪绎。二书对此记载不一致。（【2010年11月13日补充】《江宁织造曹寅奏报全唐诗集本月内可以刻完摺》：“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谨奏：恭请圣安。遵旨校刊全唐诗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馀页，大约本月内可以刻完，八月内校对错字毕，节可全本进呈。共计有十二套，除春间所进二套外，又校对得六套，谨装订进呈御览，伏求圣训俯鉴错误，指示臣等，使得刊改归正，以成一代之书。再，众翰林同臣公具一摺，敬求御制诗序，阐奖唐贤，昭垂万世，使间气英灵，永传不朽。臣等草形蚁质，亦获挂名共间，已列衔具公本叩求。所有众翰林有病及告假者，俱令回本籍，无事者俱在扬州校刊。编修汪绎素有血症，在诗局陡发旧恙，即令回籍调养，于五月内身故，臣已为料理营护后事讫。目下在扬州校刊者，彭定求、杨中讷、汪士（钅宏）、徐树本、俞梅共五人。谨此奏闻，伏乞睿鉴。”朱批：“刻的书甚好，等细细看完序文，完时即打发去。”据此，二汪同在曹寅领导下工作过。）第二，“庚戌服阙北上”肯定更不对，因为康熙丁丑之后的第一个庚戌年已是雍正八年（汪绎死于康熙四十五年），而汪绎中的是康熙庚辰科状元。（【2010年11月13日补充】“汪绎，字玉轮，号东山，原籍休宁，父新都知县锡爵始徙常熟。绎于康熙丁丑魁南宫，闻父病，亟驰星夜南还。已，不及视含殓，哀毁特甚。庚辰廷试，以一甲一名及第，授翰林院修撰。”资料来源是“府志，参彭定球集，常昭合志稿录言志”。可见“服阙”是不错的，“庚戌”则应为“庚辰”）这一科有位极年轻有为的史贻直，在我们湖北省担任领导工作的期间曾经主持重修过历史名楼黄鹤楼，后面还要讲到他。
　　“双白菜”是汪绎“所狎二美伶”，可见这时状元公欣赏的优伶还只是容貌“美”，或许戏唱得也还可以，但是综合艺术修养就差多了，连画上的芭蕉也不认识，比起以后乾嘉时代能书善画的优伶来，就太缺乏那一份优雅了。比如施学濂御史的爱人、被列入“花部四美”的萃庆班的王湘云，就以画兰而著称。《啸亭杂录》：“湘云性幽蔼，善绘墨兰，颇多风趣。”《梦庵杂著》说他是跟余秋室太史学的画。余秋室（余集）的作品现在是中国政府部门规定一律不得出境的珍贵文物，其艺术地位可知。名师出高徒，王湘云画的兰花，“都人士得其片纸为幸”。可是当时也有人取笑说那算不得兰花，只好是“韭菜虾皮”（忘此语出处），话虽然刻薄，却实在生动形像。《梦庵杂著》则说得比较客气：“余见所绘便面，虽不甚佳，亦楚楚有致。”可见画得确实不太好。还有一位昆旦朱莲芬，更以书法艺术闻名于世，下面还要专门谈到他。比不了这些书画名流，这“二美伶”没有被册封为“状元夫人”，只好背了个“双白菜”的绰号。
　　不过，据“只会画萝卜白菜”（旗手语）的齐白石大师的教导，我们中国画的大写意，就讲究个“不似则欺世，太似则媚俗”，所以芭蕉与白菜画出来有些相类似也是难免的，“吾邑于襄黼为内庭画师，为人绘人物芭蕉颇得意。予观之曰：‘君所绘，女子貌似不贞，男子则心似不正，知君胸中有秘戏图也。惟蕉叶片片，吾爱之。吾久不得归家乡，今日得见山东白菜矣。’”（《谏书稀庵笔记·自夸》陈恒庆著）
　　“双白菜”若知道此事，可以引这位宫廷专职芭蕉画家于大师为知己了。

[ 本帖最后由 余少平 于 2010-11-13 09:25 编辑 ]

余少平

（三）庄本淳的方俊官

　　“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相与狎。庚午、辛未间，庆成班有方俊官，颇韶靓，为吾乡庄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后宝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状元夫人之目……本淳殁后，方为之服期年之丧。”（赵翼《檐曝杂记·卷二·梨园色艺》，中华书局，1982）
　　方俊官，“名兰如，是江苏吴县人”，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 当时可是有名得很：“幼以色艺登场，为士大夫所赏，老而贩鬻古器，时往来京师……自言本儒家子，年十三四时，在乡塾读书，忽梦为笙歌花烛，拥入闺闼，自顾则绣裙锦帔，珠翠满头，俯视双足，亦纤纤作弓弯样，俨然亦新妇矣。惊疑错愕，莫知所为。然为众手扶持，不能自主，竟被扶入帏中，与男子并肩坐，且骇且愧，悸汗而寤。后为狂且所诱，竟失身歌舞之场，（乃悟事皆前定也。余疆曰：卫洗马问 乐令梦，乐云是想，汝殆积有是想，乃有是梦；既有是想，是梦乃有是堕落，果自因生，因由心造，安可委诸夙命耶？余谓此辈沉沦贱秽， 当亦前身业报，受在今生，未可谓全无冥数，余疆所言，特正本清源之论耳。后苏杏村闻之曰：晓岚以三生论因果，惕以未来；余疆以一念论因果，戒以现在。虽各明一义，吾终以余疆之论，可使人不放其心）”（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之《如是我闻》）潘光旦先生引了上文的不包括括弧的那一部分后，又说“当时有一位诗人，姓倪字余 疆的有一首感旧诗，‘落拓江湖鬓有丝，红牙按曲记当时，庄生蝴蝶归何处，惆怅残花剩一枝’，就是为俊官晚年作的。”这诗恐怕也是 从《阅微草堂笔记》转引的。纪晓岚对自己跟倪余疆的这场当面辩论的内容记得很详细，却没有提到这首诗的题目本是《感旧为方俊官作》， 而且“诗末有注：‘俊官名兰如，吴人。为庄本淳学士所狎，有状元夫人之号。’”（见《藤阴杂记》：《藤阴杂记》说方兰如是“吴人”， 而《观剧生活素描》引用时说是“吴县人”，吴县人当然是吴人，但吴人不一定是吴县人，不知陈墨香是否还有什么其他依据。【2010年11月13日补充】《燕蘭小譜》卷之五 ：“漫將巾幗事傾城，雅意憐才別有情。賺得豪兒金似土，夜來聞喚狀頭聲。友人言：昔蘇伶唐玉林、方蘭如，長洲人，在慶成部一時之彼美也。秀州某賈與之契好。所有貿易之資，盡耗于淺斟低唱中。既而賈以逋負被縶，二人告其友曰：‘賈之事，公所知也。倘藉公之力，為渠解紛，則二千金之助。吾兩人在，何至廢業失所？’友感其言，為之平章息訟。未幾，賈復與他伶狎。二人愴然曰：‘溺不可拯也，我不負賈而賈實負我矣！’其金遂絕。噫！誰謂此輩中無真情俠骨者耶？為述其事書之。”据此，方兰如为长州人，长洲与吴县是平级单位，当时吴谚有“长洲弗让吴县”；又清代诸家轩著《坚瓠集》载有“吴评”一则：“吾苏辖一州七县，旧时评语曰：‘金太仓、银嘉定、铜常熟、铁崇明、豆腐吴江、叫化昆山、纸长洲、空心吴县。言金银富厚，铜臭，铁刚，豆腐淡，叫化龌龊，纸薄，空心虚伪也。”）
　　潘先生列的明清两代野乘稗史所见同性恋事迹汇总表中，这一则只列有“（同性恋）对象”的名字“方俊官”，“同性恋者”的名字空缺，想必著书时正值战争年代，查找资料不便。纪晓岚是庄培因的同年，在清朝，同年是一种很密切的关系。但在他关于方俊官的这段记载中根本就没有提庄培因的名字！我们现在当然知道那位无名的“同性恋者”就是庄培因（本淳），所以倪余疆“庄生蝴蝶归何处”这一句中的“庄生”实在是双关的。（庄子梦蝴蝶的典故无须介绍， 后来有出讲庄子的戏就叫《蝴蝶梦》，下文还将提到。）
　　庄本淳得中状元距庚午、辛未已达三四年，所谓“旋得大魁”其实并不是一年两年的工夫。人常说“十年寒窗无人问”，庄本淳的“十年寒窗”倒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有方俊官在陪他坐冷板凳。古代穷酸书生歆羡的“红袖添香夜读书”，对他们来说该改为“断袖添香夜读书”了！寒窗下的冷板凳坐到甲戌年，这才“一举成名天下闻”。
庄本淳得以中状元，据说又是祖上积德的结果。梁恭辰说：“余以公车抵京，始屡晤彭咏莪 蕴章。盖咏藉与吉甫伯兄为至交，故与余兄弟皆契好。稔知其累世科第，甲于吴中，间询其家门鼎盛之由，咏莪曰：‘吾苏彭氏与武进庄姓，世皆称为积善之家。雍正丁未科，余曾祖芝庭公讳启丰与武进庄公名柱者同榜。庄母太夫人梦三神人议是科鼎甲，一神曰：“论先世阴德，庄与彭相埒，惟本人惜字一节，庄不及彭。”一神曰：“果尔，即改彭为第一可矣。”及胪唱后，始知庄本拟元，乃芝庭公则以第十卷改为第一。此事当时熟在人口，庄因此益专意惜字。后两子俱中鼎甲，长为方耕侍郎存与，乾隆乙酉榜眼，次为本淳学士（培因），甲戌状元，此余两家惜字之报可据者如是… …’按彭芝庭尚书系雍正丁未会状，而其祖南昀侍讲定求实先为康熙丙辰会状，祖孙以会状相继者，海内无第二家。”（《北东园笔录初编·彭庄二家惜字》）
　　说“甲戌科”人们不容易有什么印象，因层出不穷的电视剧而大名鼎鼎的纪晓岚，他就是甲戌进士，二甲四名；比庄本淳的成绩差那 么一点（乾隆甲戌科殿试之后，乾隆皇帝发现纪晓岚、姜炳璋、钱大昕等八位未登科就已名扬四海的文士都被自己圈中，欣然誉之为“八彦”）。纪晓岚与庄本淳既是同年，关于方兰如这位庄本淳的状元夫人做的这场奇怪的梦，一定不是道听途说，说不定也是庄本淳亲口告诉他的呢！
　　这甲戌会试的考官之一是钱维城，钱是九年前乙丑殿试的状元。这状元的来由据说也是命中注定的。《续子不语》卷七《钱状元小名》 说那是别人在“梦阅天榜”时就已经看到了的：“乙丑会试后，都门有某梦阅天榜，见四十一名独泥金书‘集贵’二字，上插一小黄伞罩之。醒时，但记其集姓，而忘其名，意必满洲籍，其人当有异也。及 榜发，则四十一名乃钱文敏，旋授殿撰。某以为疑。一日，于会宴所 谈及之，适汤太史大绅在座，笑曰：‘钱殿元小名集贵，又何疑乎！’ 众乃恍然。”而且这天榜不但别人梦见了，钱状元自己也梦见了！据袁枚《子不语》记载：“钱文敏公维城，初名辛来，以其尊人梦辛稼轩而生公故也。改名后乃字稼轩，以存梦谶。乙丑科前四月，梦行天 榜：状元李某，己为探花，榜眼不着姓名。后榜发，公为状元，而李 某竟在二甲，以知县用，亦不可解。”（《子不语》卷《钱文敏公梦辛稼轩而生》）两个梦好像有点区别：某人所梦的天榜是会试的名次， 钱状元自己梦见的是殿试的名次。钱维城在这一个奇梦里的天榜上看到了状元和探花，偏偏没有看到榜眼。 　
　这乙丑状元在天榜上没有看到的榜眼就是甲戌状元的哥哥：庄存与。当时哥哥一中榜眼，弟弟就送他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他年令弟魁天下，始信人间有宋祁”（见（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六）。后来说到做到，果然大魁天下（庄氏故居在常州市中心延陵西 路北侧马山埠，今卫生学校内）。
　　虽然有了方俊官这位男性的状元夫人，庄本淳还是照规矩娶了一 位女性的状元夫人，状元夫人的爹不是别人，就是前面所说因为惜字 而夺走了庄状元的爹的状元名额的那个雍正五年丁未科会状连元的彭 启丰！
　　乾隆二十三年，庄本淳出任福建学政，乾隆二十四年病死于任上，年仅三十七岁，据说这也是有预兆的：
　　“庄学士本淳，少随父书石先生泊舟江岸，夜失足落江中，舟人弗知也。漂荡间闻人语曰：‘可救起福建学院。此有关系，勿草草。’ 不觉已还挂本舟舵尾上，呼救得免。后果督福建学政，赴任时，举是 事语余曰：‘吾其不返乎？’余以立命之说勉之，竟卒于官。” （《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三）》）庄本淳和方俊官这一对情人做的梦都能应验，不知是事实确实如此，还是爱开玩笑的纪大烟锅在玩弄狡狯。
　　状元郎英年早逝，他那明媒正娶的彭氏夫人青年丧夫，当然悲痛 欲绝，但是好歹还可以抚棺痛哭，只可怜当年同甘共苦的“状元夫人” 方俊官这时连前来吊丧的资格都没有，只好暗自伤怀：
　　“倪少宗伯承宽《感旧为方俊官作》诗末有注：‘俊官……己卯 （按即乾隆２４年，公元1759年）入都，学士已殁，憔悴自伤，门前冷落。’宗伯诗语无泛设。”（《藤阴杂记》）看样子，他人心目中 的方俊官无非是被庄本淳狎玩的优伶，而方俊官内心对庄本淳的深厚感情，只有倪余疆能够理解与同情，并且明确表示了出来。所以这首诗并不只像是纪晓岚所说的那样是一首单纯的“感旧诗”，而是因为诗人见到晚年方俊官时回忆旧事时的感慨，此诗就是特意为方俊官而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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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平

　　“双白菜”的爱人──汪绎的康熙庚辰科同年史贻直雍正五年做工部侍郎时，是庄本淳的岳父丁未科会试的考官，乾隆十年做吏部尚书时又是庄本淳的哥哥乙丑科会试的主司。再到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年，史贻直做到了大学士时，没有做考官，而是重赴了樱桃宴：“本朝耆旧，重宴鹿鸣者多。若重宴琼林，则惟乾隆辛未黄侍郎叔琳、庚辰史文靖贻直、庚戌稽文恭璜、嘉庆壬申翁覃溪学士方纲、咸丰壬子潘文恭世恩。二百余年，仅五人耳”（《行素斋杂记》（清）继昌），而身为大学士得重赴樱桃宴者，史贻直是有清第一人。
　　这乾隆庚辰科的新科状元就是著名的毕沅（秋帆），毕状元出席宴会时还带著他的爱人同志李桂郎，史贻直很风趣：“溧阳相公，康熙前进士也，重赴樱桃之宴，闻桂郎在坐，笑曰：‘我揩老眼，要一见状元夫人。’”这段记录出自随园夫子袁枚笔下。袁枚是史贻直的门生（也是史老师第几位公子的亲家），与毕秋帆也颇有交情（他们是干亲家，熟得很！），所以《随园诗话》对毕秋帆中状元的记载格外详细生动：“李桂官与毕秋帆尚书交好。毕未第时，李服事最殷，病则秤药量水，出则授辔随车。毕中庚辰进士，李为购素册，界乌丝，劝习殿试卷子，果大魁天下。”（《随园诗话·卷四·四一》）
　　李桂官劝毕秋帆练字，是因为当时殿试卷必须书法好，状元就更不用说了：“本朝状元必选书法之优者。顺治中世祖皇帝喜欧阳询书，而壬辰状元邹忠倚、戊戌状元孙承恩皆习欧阳书者。康熙以来，上喜二王书，而己未状元归允肃、壬戍状元蔡升元、庚辰状元汪绎皆法《黄庭经》、《乐毅论》者也”（《分甘余话》卷二（清）王士祯（衣字旁真）。至于乾隆皇帝，他自己洋洋得意的御笔就是“黑、光、匀”，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所以“朝考殿试最重书法，大要以黑、光、匀为主”（《冷庐杂识》），甚至后来有人说“乾隆朝已重字不重文”（《郎潜纪闻初笔》卷七，（清）陈康祺），像庄培因，因为字好，乾隆十九年皇帝特地叫他参加抄录《昭明文选》（见《郎潜纪闻初笔》卷三），不折不扣就是个御用的写字工匠，相当于梁山上的“圣手书生”。但看来毕秋帆习馆阁体效果并不佳──也幸亏效果不佳：因为“时同直军机者十余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檐曝杂记》），而殿试前某夜，本该毕秋帆的一位同事诸重光在军机处值夜班。结果诸重光不留情面地当面这么糗毕秋帆：我们参加殿试还可以闹个状元探花当当，你那一手臭字如何有指望问鼎？（原话为“余辈尚善书，傥获隽，可望前列，须回寓偃息，并候榜发。湘衡书法中下，即中试，讵有一甲望耶？”）说罢扬长而去，毕只好灰溜溜地留下来在办公室替他值夜班，正好这时就接到一份从大西北呈上来的关于在新疆搞军垦农场的报告。他反正晚间无事，翻来覆去整整研究了一夜。谁知殿试的策问就是这问题！因为毕秋帆全面掌握了信息，因而奏对称旨，皇帝也不嫌他的字难看，钦笔点了他作状元。（《枢垣记略》引自《更生斋文集》。该科的考官有纪晓岚，──他好像在考场上跟这两位同志状元特别有缘呢。）跑回去复习功课的这位诸重光也不含糊，高中了榜眼──可是“赵瓯北曰：‘倘揭晓之夕湘衡竟不代直，则无由知屯田事。以书法断之，其卷必不能在十本内，而龙头竟属桐屿矣。’”（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
　　这一科的探花郎是王梦楼，毕秋帆的另一位同事、军机章京童凤三（字梧冈）也名列这科的第十一名：“庚辰一科进士大半英年，京师好事者以其年貌各派《牡丹亭》全本脚色，真堪发笑。如状元毕秋帆为花神，榜眼诸重光为陈最良，探花王梦楼为冥判，侍郎童梧冈为柳梦梅，编修宋小岩为杜丽娘，尚书曹竹墟为春香。同年中，每呼宋为小姐，曹为春香，两公竟应声以为常也”（《履园丛话》。中华书局版此段文字的标点有误）。能被派为花神，毕秋帆少年时的神采风华一定相当不错，李桂官大概也对他的帅哥形像着迷吧。正如《品花宝鉴》所刻画的，当时毕秋帆的经济待遇并不高（有纪晓岚《黑军机》诗为证），所以李桂官为爱帅哥而不惜“倒贴”，这在如今高唱爱情赞歌的时代也并不多见，加上毕秋帆功名显赫，所以李桂官成了历史上最有名的“状元夫人”。
　　“苏伶有号‘碧成夫人’者，姓李名桂官，字秀章，吴县人。昔在庆成部，名重一时，尝与某巨公乡谊，时佐其困乏，情好无间。后巨公莅外省，桂官亦脱身同往，于今十数年矣。”（《花间笑语》则说：“乾隆间，李秀章识毕秋帆尚书于风尘，约同居处，报捷鼎元，都人以‘碧岑夫人’呼之。”“碧成夫人”或“碧岑夫人”是什么意思，我不懂。莫不是“必成夫人”的谐音？）
　　这里说李桂官隶庆成班，与赵翼记载的不同：“庚午、辛未间（即1750─1751），庆成班有方俊官，颇韶靓，为吾乡庄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1760）。后宝和班（《中国娼妓史》作“宝珍班”，似误）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状元夫人之目。余皆识之。”（《檐曝杂记》）
　　这李桂官，赵翼不仅是跟他认识，而且是熟识！因为赵翼跟毕秋帆是军机处的同事。他在军机处上班比毕秋帆还早一年，中探花倒比毕中状元晚一年。他们不但工作时是同事，休息时还一起去郊外春游呢！那天他玩高兴了，即兴赋了一首《下直同漱田、秋帆诸人郊行即事》：“雨过青圻净鞠尘，出郊人马共欣欣。”狎优在当时是可以风流自赏的行为，所以毕秋帆跟李桂官的情事人人皆知，作为同事兼好友的赵翼当然更加了如指掌。那么我们可以确信赵翼的记载是不错的：李桂官隶宝和班。至于说他隶庆成班，或许是另有原因，或许是把《檐曝杂记》里有关李桂官一节文字前面提及方俊官隶庆成班的记载弄混了。
　　宝和班，在毕秋帆跟李桂官恋爱之前二十五年（雍正十年）的《梨园会馆碑记》上没有这个戏班，在毕秋帆中状元之后二十五年的《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也没有（但其中有个“保和班”）。不过跟赵翼打过笔墨官司的袁枚记载了一个关于宝和班的传说：
　　“京师宝和班，演剧甚有名。一日者，有人骑马来相订云：‘海岱门外木府要唱戏，登时须去。’是日班中无事，遂随行。至城外，天色已晚。过数里荒野之处，果见前面大房屋，宾客甚多，灯火荧荧然微带绿色，内有婢传呼云：‘姑娘吩咐，只要唱生旦戏，不许大花面上堂，用大锣大鼓，扰乱取厌。’管班者如其言。自二更唱起，至漏尽不许休息，又无酒饭犒劳。帘内妇女，堂上宾客，语嘶嘶不可辨，于是班中人人惊疑。大花面顾姓者不耐烦，竟自涂脸扮《关公借荆州》一出，单刀直上，锣鼓大作。顷刻，堂上灯烛灭尽，宾客全无。取火照之，是一荒冢，乃急卷箱而归。明早询土人，曰：‘某府木姑娘坟也。’”（《子不语》卷十七《木姑娘坟》）
　　死了的木姑娘还能不能点戏看戏，我们且不去管他，但既然说“京师宝和班，演剧甚有名”，似乎两位大文豪不该同时都弄错戏班的名字。
　　李桂官当然也是苏州人，因为唱昆曲的优伶数苏州最为出色。“长洲汪钝翁在词馆日，同署之友，各夸乡土所产……唯钝翁嘿无一言。众共揶揄之，曰：‘苏州自号名邦，公是苏人，宁不知苏产乎？’钝翁曰：‘苏产绝少，唯有二物耳。’众问：‘二者谓何？’钝翁曰：‘一为梨园子弟。’众皆抚掌称是，钝翁遂止不语。众复坚问其二，钝翁徐曰：‘状元也。’众因结舌而散。”（钮秀（王秀）《觚剩续编·苏州土产》）确实，苏州（指当时的苏州“府”，）不是现在苏州“市”）历史上所出的状元是全国第一。今苏州观前街文庙的墙壁上还嵌有一块碑刻的光荣榜，列举了所有苏州籍的状元。毕沅是苏州府镇洋人，当然名列其中。《燕兰小谱》说李桂官“尝与某巨公乡谊”，他们二人正好各自代表了一样苏州特产。
　　袁枚说“戊子（即乾隆三十三）年，毕公官陕西，李将往访，路过金陵，年已三十，风韵犹存。余作长歌赠之，序其劝毕公习字云：‘若教内助论勋伐，合使夫人让诰封。’”
　　　　　　“一言从此定心交，
　　　　　　　孤馆寒灯伴寂寥，
　　　　　　　为界乌丝教习字，
　　　　　　　为董宫锦替焚椒，
　　　　　　　延医秤水春风冷，
　　　　　　　嘘背分凉夜月高，
　　　　　　　但愿登科居上上，
　　　　　　　敢辞礼佛拜朝朝。
　　　　　　　果然胪唱半天中，
　　　　　　　人在金鳌第一峰。
　　　　　　　贺客尽携郎手揖，
　　　　　　　泥笺翻向李家红。
　　　　　　　若教内助论勋伐，
　　　　　　　合使夫人让诰封。
　　　　　　　溧阳相公闲置酒，
　　　　　　　口称欲见状元妇。
　　　　　　　揩眼将花雾里看，
　　　　　　　白发荷荷时点首。
　　　　　　　君卿何处最勾留，
　　　　　　　毕将熊姜当五侯。
　　　　　　　四子非为讲德论，
　　　　　　　三生同上一钟楼。
　　　　　　　郎名此际虽风动，
　　　　　　　郎心镇日如山重。
　　　　　　　一诺从无隔宿期，
　　　　　　　千金只为多情用。
　　　　　　　岳岳高冠士大夫，
　　　　　　　乔松都要女萝扶。”
　　李桂官从大西北探亲回来以后，隔了一年，又去广州贩卖玉玩。他跟赵翼原来在北京就相识，所以前去拜访。赵后来写道：“后李来谒余广州，已半老矣。余尝作《李郎曲》赠之。”
　　　　　　“李郎昔在长安见，
　　　　　　　高馆张灯文酒宴，
　　　　　　　乌云斜绾出场来，
　　　　　　　满堂动色称绝艳
　　　　　　　得郎一盼眼波留，
　　　　　　　千人万人共生羡，
　　　　　　　人方爱看郎颜红，
　　　　　　　郎亦看人广座中，
　　　　　　　一个状元犹未遇，
　　　　　　　被郎瞥睹识英雄。
　　　　　　　每当舞散歌阑后，
　　　　　　　来伴书帏琢句工。
　　　　　　　毕竟瓮头扶醉起，
　　　　　　　鄂君被底把香哄。
　　　　　　　但申啮臂盟言切，
　　　　　　　并解缠头旅食供，
　　　　　　　明年对策金门射，
　　　　　　　果然榜发魁天下，
　　　　　　　从此鸡鸣内助功，
　　　　　　　不属中闺属外舍。”
　　赵翼与袁枚、蒋士铨并称“江左三大家”。三大家的三分之二同赋《李郎曲》，记事又同用“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一典。（算起来李桂官当状元夫人时是二十二岁，正当现行《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可惜当时跟现在一样，不许同性结婚，不过这也无碍于他们有夫妇之实。）赵翼的《李郎曲》中也有跟袁枚的“合使夫人让诰封”意思差不多的诗句，却不见有谁引用，这恐怕都要怪潘光旦先生当年没有引用，害得如今抄潘先生大作充自己文章的文抄公也就无从抄起。其实《瓯北集》也不是什么僻书，很容易找到。诗中“啮臂”、“鄂君绣被”之类的描写，近于贩黄。赵翼既然早就认识李桂官，这首诗又是当面写给李桂官的，如此这般的种种描写岂能是空穴来风！《花间笑语》也说：“李秀章识毕秋帆尚书于风尘，约同居处”，可见他们不但有性关系，明明都同居了！《品花宝鉴》还硬把状元与“夫人”的关系说成是冰清玉洁的精神恋爱，甚至李桂官的化身苏蕙芳听到一声“状元夫人”就要发恼，这话只好去哄鬼！
　　我所见到的清人对李桂官的评价都是正面的，唯独有一个人声称“所谓‘状元夫人’者，毕督两湖时，大权独揽，招摇纳贿，见诸参折中者，其真名则不能忆矣”（《[冉ㄗ]罗延室笔记》──“冉ㄗ”这个字电脑中没有，姑且按左右结构拼合成一个字）。连“状元夫人”的真名也记不清了，所以这番话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真是不好说，“脏”冠李戴也说不定。毕秋帆任两湖总督时是乾隆五十一年，其时李桂官已近五十高龄了，早已人老珠黄，过了恃宠而骄的年龄。
　　就在这时期，毕壮元的同年──王梦楼探花替他送来了新鲜货。江苏丹徒人王梦楼，名文治，字禹卿，梦楼是他的号。他书法成就极高，作品在当时就已出口到了朝鲜国（《新世说·巧艺》：“王梦楼自少以文章、书法称天下。朝鲜人当以饼金易其字”），现在可就不行了：国家最新的《规定》中，“作品一律不准出境者（20人）”中就包括“王文治（梦楼）”。
　　“王梦楼太史……得探花，旋出为云南临安府知府。数年，以属吏事镌级去，……自滇归，买僮度曲，行无远近，必以歌伶自随。”（丁柔克《柳弧》）他的这个家伶班子是“五云”：即“素云、宝云、轻云、绿云、鲜云也。年俱十二、三，垂髫纤足，善歌舞。”（《履园丛话》卷二十三）有人根据《词余丛话》中“行无远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随”的记载指责王梦楼“总离不开娈童的陪伴，甚至把这作为一种自己身份显赫的标志”（《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2000）。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越数年，五云渐长成矣。太守惟以轻云、绿云、鲜云遣嫁，携素云、宝云至湖北送毕秋帆制府。审视之，则男子也。制府大笑。”王太守自己并没有染指这二位美少年，由于他三十年前在北京时就早已深知毕秋帆的“性趣”所在，所以此时千里迢迢特地送来给他，这就叫“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毕秋帆哈哈大笑一通后说道：“吾为汝开释之！”于是给他们俩剃了头，放了脚，叫他们当了僮仆（《履园丛话》卷二十三）。这样的“僮仆”有个专有名词叫“俊仆”，当时有些治家格言专门有条文禁止“蓄俊仆”，如山西人民出版社《古训三戒·戒淫宝训》之《戒僮仆》：　　
　　“世俗喜蓄俊仆，甚且与之狎邪”，《情史》也说“家中无俊仆，必是好人家”，那缘由是不言而喻的。北京的风尚原本是“执役无俊仆皆以为不韵，侑酒无歌童便为不欢”（柴桑《京师偶记》），素云、宝云兼二者之长，毕秋帆当是既韵且欢。
　　对这二云的下落，据说《拍案惊异》有载：“毕死后，素云不知何往，翠云随其柩返吴中，有见之者，眉目秀媚，腰肢绰约，亦人妖矣。”这个“翠云”，照《履园丛话》的记载，应当是“宝云”。
　　王太守此行回去后，特地与袁枚见了一面，见《随园诗话补遗》卷一。可惜袁枚在书中没有记录他们二人当时是如何谈论此节韵事的，想必是相对拊掌大笑，浮一大白吧。其实袁枚也是同道中人，毕秋帆、袁子才这两位名人爱男风的事迹都见于小说《品花宝鉴》，不过一褒一贬，有霄壤之别。
　　王梦楼本来对男孩子并没有性趣，只因家伶中有两个男孩子，又送了这两位女装的美少年给毕秋帆，到后来就演变成为：“某太史好以奇法为淫，饰女为男作仆，饰男为女作婢。”而且虚构说他最宠爱的查琴痕（又叫琴娘）与白娟郎（“书法酷似梦楼太史”）还被嫉妒的同行们谋杀了，“太史觉，亦不甚追究。”真是编得离奇！而叙述此事的《夜雨秋灯录》一书的作者懊侬氏（宣鼎）断定：“太史公以奇法淫，不问可知在泥犁狱。”
　　这就叫：“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2010年11月13日补充：《北京梨园掌故长编·京师歌楼（天汉浮槎散人《花间笑语》）》：“京师歌楼名伶，盛衰不同，良可慨也。国初，王紫稼与合肥龚芝麓宗伯交好，事载梅邨集《本事诗》。雍正间，刘三侍李玉洲太史，助张少仪观察救父。乾隆间，李秀章识毕秋帆尚书于风尘，约同居处，报捷鼎元，都人以『碧岑夫人』呼之。事载《随园集》《燕兰小谱》。此外如庆成部唐玉林任侠，待方毓川中丞；方兰如识庄本醇殿撰于未第。李郎现已近耄，尚在吴中。自乾隆已亥，魏婉卿来京，大开蜀伶之风，歌楼一盛。庚辛间各班名伶详载《燕兰小谱》，惜癸丑宜庆部王得儿，三庆部高朗亭、沈霞林，大顺宁部朱喜桂，皆未入谱。已未以后，歌伶日衰，近来稍振，大半皆安庆、苏、扬、燕、晋，无蜀人矣。余于友人处见《日下看花记》，诗固佳，但大顺宁部韩四喜，技步婉卿（余《长安品艶》评之曰「天马行空」），三庆部江金观秀南，色艺皆优，若生以当时，亦不在陈银观之下（曾见《莺花词·客过三山堂访秀南》云：「艶绝琼枝迥岀羣，皖江山色楚江云。牟珠一串销魂曲，书遍羊欣白练裙。」想见其入风采）。顾长松、沈四观、杨天福，何至皆列下等？至张才林、何玩月、管庆林、张发林、程三林、飞来凤、马凤观，概不收入，未免有遗珠之叹。』”文中所述“李郎现已近耄，尚在吴中。”这是资料记载的李桂官的最晚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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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平

　　“嘉庆初，四喜旦色某郎，何姓，绝艳。长芦盐贾查友圻，岁予万金，约以值查侑酒，毋许先客罢。时□□殿撰方年少，见而悦之，招之至再。何怅然曰：‘君京朝士大夫子弟，安所得阿通铜山？此后毋庸。但见手书，来矣。’每在查所，□□招即去，查怪之。而两人暇则相要致，出入饮食如家人焉。查辗转讽□□父□□□□。一日，何使人要□□，遇□□于门。始询其实，怒甚，持其人徒步至何寓。何出见。□□瞪视不能言。□□归，痛笞□□。何使人探知，大恸。贻书自引咎，且劝学，辞甚挚。□□感动，后竟登第。查以亏帑数百万入狱。查未及四十之年，耗白金至二千万。天下称其‘查三标子’。”见《金台残泪记》，作者（清）华胥大夫，即张际亮，字亨甫，建宁人；文中的方框指父又指子，令人如坠五里云中，简直像歌德巴赫猜想一样是个谜。何郎名字待考，“查友圻”则应为“查有圻”。
　　“查有圻，浙江海宁人。称其名或有不知，‘小山’则中国皆知，‘三膘子’则外国靡不知也。”“查小山官京师，席先世业，称巨富。性奢侈，京师以‘三膘子’呼之。一生取精用宏，不下数百万，饮食供张，视何曾、石崇不啻倍蓰。”（《新世说》）（故宫中藏有题有“查小山”款的瓷器，有人误以为“查小山”不是督陶官就是陶工，他们不知道那显然是为查有圻定制的精美瓷器。）
　　“苏州有谚云：‘查三爷飞金叶子’，谓清初有富豪查三，于重九登报恩塔，以金箔随风飞散，市人争攘，有毁屋圮墙以寻求者。查顾而乐之，故以是语讥挥霍无度者。……曾见某笔记云，与查同时者尚有潘，亦邓通、石崇之流，两家好胜，各不相让，踵事增华，穷极奢侈。故旧时京剧有《查潘斗胜》。”（《茶烟歇·查潘斗胜》）
　　这位跟查三标子斗富的潘老爷的详细记载我暂未见到，但（清）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说：“苏州巨族，以潘姓为最，有富潘、贵潘两派。然富者不必贵，而贵者乃兼富，今芝轩先生家是也。其先世封翁某居乡有盛德，凡扶危济困、矜孤恤寡之事，莫不本至诚恻怛以为之。……后十余年，翁入山相一坟地……乃厚偿其值而立券焉。堪舆家见之，无不以为状元宰辅吉穴。葬后不数传，榕皋、铁华两先生先后成进士。至癸丑，芝轩先生遂得大魁。乙卯，榕皋之子（世璜）探花及第。今芝轩先生子又登科甲矣。”
　　这“芝轩先生”就是潘世恩，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状元，芝轩是他的号。称“今芝轩先生子又登科甲矣”，这口气很可能是在辛丑年（1841年）潘世恩之子潘曾莹中进士之后不久，肯定是在潘世恩之孙潘祖荫中探花之前。对“富潘”虽然没有详细叙述，但是对“富潘”“贵潘”分属二家却辨别得很清楚。及至晚清，许奉恩《里乘》的《潘氏祖》不但内容像齐东野语，而且把“富”、“贵”二潘混为一谈：
　　“苏州吴县潘氏，其先累世巨富，虔奉大士，乐善不倦，凡求次助者，皆能曲如其愿。日设米谷于门，使纪纲司之，以饷丐者，如是者有年矣。一日晨兴，忽有老妪携筐来乞米。予之升，请益者再，而意犹未足。纪纲以其无厌，呵之。声闻于内，主人出，询知其故，问其所欲。曰：‘欲得谷一石。’诺之，令呼人来担，妪大喜称谢，置筐而去。待至日暮，不见人来。视所留之筐内，给谷三升，已粒粒变成珍珠矣。始悟妪为大士化身，试其诚心为善否也。厥后，科第蝉联，至文恭公世恩，以大魁为首辅，子孙至今显贵。予南游，闻吴人言之甚详。”说潘世恩“子孙至今显贵”，这当然就包括潘世恩的孙子潘祖荫中探花了，这位探花郎的事迹下面再谈。
　　金安清《水窗春呓下卷》：
　　“禾中陶氏外，以查氏、方氏为巨富。方约数百万，查则天津盐务败归，本逾千万，返里犹一、二百万也……查小山有圻即声山宫詹之曾孙。”（《水窗春呓》第４３页）
　　所谓“天津盐务败”之事，）《清史稿·李仲昭列传》有记载：“长芦盐商伪造加重法马，每引浮百斤，损课滞销。商人查有圻家钜富，交通朝贵。自给事中花杰劾芦盐加价，连及大学士戴衢亨，不得直，且被谴，遂无敢言者。仲昭疏劾之，户部犹袒商，或腾蜚语，谓仲昭索贿不遂。仁宗方幸热河，命留京王大臣同鞫，得舞弊状，有圻论如律，在事降革有差，人咸侧目。”
　　对其中“花杰劾芦盐加价”一事，当时又有传言：“曹剑亭之劾和相家奴刘全，……或有訾之者曰：‘公尝狎匿某优童，后为全所夺，故公衔怨劾之。’后廿余年，花晓亭待御杰之劾鹾商查有圻侵冒国课，人复以此语归之。”（《啸亭续录》卷二）
　　为优童而争风一事，他书也有记载，却只说查三也爱这位被争的优伶，没有说他也是参与争夺的一方：
　　《谏书稀庵笔记·查三》谓：“查三，山西人。携巨金至京，人呼为三□子（京师挥金如土者为□）。……时有优旦曰彩珠，美秀无匹。前数年，纨裤争风，几成大狱。三爷爱之。一日昵语曰：‘三爷青花大骡，为京中第一，可□也。’乃并车赠之，无吝色。于是□子之名大振，都中王公子弟，皆退让弗敢抗。”
　　“三□子”不管是写成“三膘子”、“三标子”之外的什么写法，那读音是决不会变的，“标子”一语又见于《品花宝鉴》第三卷；晚清的《负曝闲谈》亦有“春大少爷本是个糊涂虫，只晓得闹标闹阔，于银钱上看得稀松”。《谏书稀庵笔记》把查三当成山西人当然不对，但可贵之处是文中提供了一个查三喜爱的优伶的名字──“彩珠”，照“前数年，纨裤争风，几成大狱”的说法，彩珠只怕就是传说中花杰与人所争的那位风云人物。从《啸亭续录》的文字看，是花杰跟查有圻争优伶而牵连到查有圻的亲家戴衢亨，但据说戴衢亨为人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那么他可能跟争优之事无关，否则，他也是状元，我们又得多考察一位状元夫人了。不过花杰并非状元，所以他也不是跟查有圻争何郎的那位“□□殿撰”（“□□殿撰”也不是戴衢亨，一来戴衢亨中状元时代不对，是在乾隆而不在“嘉庆初”，二来争风吃醋的情敌也不可能对亲家）。说花杰公报私仇弹劾查有圻显然是一种诛心之论，并不很可信。但这种谣传会产生，总归是因为这位花御史可能真的有点“花”，再加上查有圻狎优名声在外吧。
　　查有圻好男色有家族的遗传基因，他的嗣父（即他的叔父）广西学政查莹即有此好：“海宁查映山先生莹以吏科给事中督贵州学政，科试苗疆，取一土司之子入泮。撤棘后，土司率其子来谒谢，美如冠玉。公有一侍者，貌亦娟好，土司子归后，此人遽辞公去，疑而访之，则两美必合也。公一笑置之。”爱人同志跟别人跑了，能够一笑了之，学政大人的胸襟确实宽阔。后来这位苗族帅阿哥乡试时舞弊，请一位湖州举人当枪手，事发后“两人遂骈首死”。尔后的经过就很有神话或迷信色彩了：陈其元的父亲曾与一位好友──“年二十余，文名甚籍”的湖州姚孝廉同寓查有圻宅中，有一天孝廉求他为自己料理后事，告诉他，自己就是那湖州举人的后身，现在阎罗王要查明苗哥之死是否系查莹公报私仇而叫他去对质，第二天姚孝廉果然就死了。“此事比部（按即查有圻）本不知之，既询公随往贵州之老仆，则信有此事”（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二《前世事》，某白话文版本的《庸闲斋笔记》把学政大人的“侍者”翻译成“侍女”，显然不妥，因为在清朝，“侍女”，无论是妾还是通房丫鬟，都是没有权利“遽辞公去”的）。这件事情是作者陈其元的父亲告诉他的，所以孝廉姓甚名谁，“家大人曾举之，则予忘之矣”，查莹明明是乾隆四十五年出任广西学政却误为贵州学政，《清秘述闻》说他的籍贯是山东海丰（与广东海丰县同名），但既然他的曾祖父是查升，而查升是查慎行的族弟，祖籍还该是浙江海宁，著名的金大侠查良镛先生是海宁查氏后裔，他曾特地提到过其先祖查升的书法作品。
　　由于资料缺乏，我们仍然不清楚《金台残泪记》所述查有圻跟“□□殿撰”争何郎、《啸亭续录》所述花杰跟查有圻争优伶与《谏书稀庵笔记》所述查有圻喜爱的彩珠“前数年，纨裤争风，几成大狱”这三件事究竟是什么关系？最可气的是连这位状元姓什么我都不知道。
　　《品花宝鉴》中的田春航（湘帆）是指毕秋帆，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么状元夫人苏蕙芳当然就是指李桂官了。话虽如此，但其实苏蕙芳的模特儿不止李桂官这一位状元夫人。譬如追求苏蕙芳的那个反面人物潘其观，据说是“内城内兴隆靴肆主人，姓苏也”（《清代野记》），但他身上实在也有查有圻的影子！此语向未经人道，今请言之。“潘”即影射“查”，“查”“潘”二字本不相干，但《查潘斗富》则使之相提并论，故可由此及彼。而查有圻行三，潘其观也行三，更可见作者用心。潘三是山西人，与查三真正的籍贯本不合，然而《谏书稀庵笔记·查三》正称“查三，山西人”，故又能相合。所以苏蕙芳周旋在状元与富豪之间的情节，是来自于生活中的何郎，至于刻意雕琢潘三的酸啬，从文学角度看，其生动反而不如生活中查三的挥霍。不投靠粗俗可厌的潘三而追求清贫的田春航，苏蕙芳之所为，他人或亦可为之，纵然可贵，决不罕见。而查三既是阀阅人家子弟，又是书香门第出身，论财产富可敌国，论品格豪爽洒脱，论年龄风华正茂，时下超级女星竞相婚嫁的富豪也不过如此，而何郎居然弃之不顾，独加青眼于一个没有“阿通铜山”的“京朝士大夫子弟”，请问历史上还有第二例否？
　　至于苏蕙芳的经历，“父亲也曾做过官”，“小时随宦云南”，这又是另外一位状元夫人檀兰卿的事迹了。

余少平

　　此外，“春□部有花旦檀栾卿（之馨）者，姿容艳丽，性格柔婉，所演剧甚多，俱能体贴入妙，时有‘花王’之称。”“与龙殿撰汝言最善，殿撰非栾卿不能安寝。”（《啸亭杂录》（清）昭连（木连））这里的“春□部”当为“春台部”：“先年春台部有天喜、天禄、天寿齐名”（《帝城花样·秋芙传》），“檀兰卿，名天禄……旧与天禄齐名者曰天寿”（《帝城花样·檀兰卿传》）。
　　这位龙汝言（字子嘉）是嘉庆十九年甲戌科的状元。他是安徽桐城人。桐城这地方人杰地灵，出了不知多少学者文人，偏偏一直出不了状元和探花郎。当时就有个谚语：“沙塞三江口，桐城状元有”，长江上有好几处三江口，这里说的是桐城附近的枞阳的那一处。后来三江口真的淤出来一片沙洲，龙汝言居然也就真中了状元（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六）。至于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桐城一带的江面上出现了一只巨鼋，主出贵人，所以他会当状元，这些奇谈怪论我就不罗嗦了。
　　但另外有个奇特的传闻却非说不可，说是他那个状元其实是拍马屁的大臣为了迎合皇帝老爷而故意给他的：“初，龙未第时，馆某都统家，适逢仁宗万寿，都统倩龙作祝词备小贡。龙乃集康熙、乾隆两朝御制诗百韵以进。上大喜，召见某都统奖之。都统不敢隐，以龙名对。仁宗曰：‘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读先皇诗，今此人熟读如此，具见其爱君之诚。’立赏举人，一体会试。次年春闱下第。总裁覆命，召见时，大受申斥，谓今科闱墨不佳。及出，密询近侍太监曰：‘今科闱墨甚佳，何以不惬上意？’近侍曰：‘因龙汝言落第，不便明言耳。’于是朝臣咸识之。次科，即嘉庆十九年甲戌，主司入场，即将龙取中。上见题名录大喜。及殿试，即以一甲一名拟进，上私拆弥封视之，乃无言，仍封之。胪唱日，上喜曰：‘朕所赏果不谬也。’甫释褐，即派南书房行走、实录馆纂修等差，赏赉稠叠，举朝羡之。龙妻素悍，龙幼孤而贫，赖妻父卵翼之，故惧内。一日与妻反目，避居友家，数日不归。适馆吏送《高宗实录》请校，龙妻受而置之。越日吏来取，妻与之，龙始终不知也。忽一日革职之旨下，大骇，始知‘高宗纯皇帝’‘纯’字，馆吏误书作绝，龙虽未寓目，而恭校黄签则龙名也。仁宗见之大惊，惋惜良久，乃下旨曰：‘龙汝言精神不周，办事疏忽，著革职永不叙用。’犹不忍宣其罪状，亦不交部议，虽甚爱之，无如书生命薄而已。”（《清代野记·不利状元》（清）梁溪坐观老人著）。
　　这里把龙汝言外宿“数日不归”的原因说成是因为“龙妻素悍”而“与妻反目”。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也没有什么证据来说梁溪坐观老人张老先生的这个说法不能成立。但是我们既然知道“殿撰非栾卿不能安寝”，那么龙汝言“数日不归”跟“与妻反目”究竟孰因孰果，也值得推敲。热爱昆曲艺术家朱莲芬男士的大学者潘文勤公就推说自己先天性阳痿（“天阉”）而从来不跟老婆睡觉，潘文勤公是否跟老婆吵架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潘家的姑奶奶潘金莲女士得知丈夫西门庆跟他的俊仆书童作爱之后，大骂了两次：“恁贼没廉耻的昏君强盗！卖了儿子招女婿，彼此腾倒著做！你便贪操他那屎屁股门子！”（《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贼没廉耻的货！你想有个廉耻，大白日和那奴才两个关著门，在屋里做什么来？左右是奴才臭屁股门子钻了……”（《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五回）。长期生活在这种畸形的夫妻关系中，“忍耐是有限度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龙状元这番吃了老婆的大亏，恐怕是咎由自取，状元夫人或许因报复得逞而拍手称快哩！
　　《儒林外史》里爱男风的杜慎卿这样阐述他纳妾的心理：“先生，这也为嗣续大计，无可奈何……我太祖高皇帝云：‘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都杀尽。’妇人那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著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朋友之情更胜于男女。你不看别的，只说鄂君绣披的故事。据小弟看来，千古只有一个汉哀帝要禅天下与董贤，这个独得情之正，便尧舜揖让也不过如此──可惜无人能解……使天下有这样一个人，又与我同生同死，小弟也不得这样多愁善病。只为缘悭分浅，遇不着一个知己”。
　　杜慎卿是杜少卿的兄长，而经胡适考证，这杜少卿就是作者吴敬梓本人。弟弟对哥哥的描写自然不会离事实相差太远，用杜慎卿的这番言论来反映同性恋者龙汝言对男女二种性对象的心理，大约不算太离谱吧。
　　“殿撰非栾卿不能安寝”，状元是脑力劳动者，龙汝言多半也神经衰弱，患有失眠症，檀兰卿就是他的安眠药。既然龙状元每晚都离不开他的安眠药，显然檀兰卿也有当状元夫人的资格。但是不知何故，他也是有其实而无其名──至少我到现在为止确实还没有见到这样的记载。
　　除了“殿撰非栾卿不能安寝”这一句性意味浓厚的话，我们看不出龙汝言檀兰卿他们两人之间的其他交往情况。据礼亲王昭连（木连）的描述，檀兰卿是一个很有文学修养的人：“尝与予谈史事，娓娓不倦，亦若辈中翘楚也”，“又善楷书，所临《黄庭》、《洛神》，殊多丰韵”。所以他相与过从的也都不是俗夫之流：“烹茶挥麈，谈锋敏捷，人皆为之倾倒”，“四壁纷披，皆词林投赠之作”。他的涵养不是凭空来的，乃是家学渊源：《啸亭杂录》和《帝城花样》的作者都听说他是檀默斋的后裔。不过前者说他是因为“少时被人诱出，遂落风尘”，后者则说是因为“明德之后，门户零替”。
　　檀默斋即檀萃（公元1725─1806年），字岂田，默斋是他的号，晚年他又号白石、废翁，安徽省望江县新坝乡人。他所著的《滇海虞衡志》（书名由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而来），是现在进行云南地区的民族学研究时不可缺少的珍贵史料。檀萃于乾隆二十六年中进士，乾隆四十三年任禄劝知县，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因派运滇铜往京途中翻船，遂至罢官。
　　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一《滇省运铜差之苦累》：“乾末嘉初，滇省运铜为最苦之差。一经派出，即身家不保。推其原故，凡全滇属员中，有亏短者，有才具短绌者，有年迈者，本管道府即具报，委令运铜。于承领运脚时，即秉明藩司，将所短各数扣留藩库，以至委员赤手动身，止有卖铜一法。所短过多，或报沈失，或交不足数，至参革而止。此数十年弊政也。”可见檀萃当时只要被上司派运滇铜往京，无论后来是确实翻船还是虚“报沈失”，结果就一定是“身家不保”。《古文观止续编》中有管同所作《祭檀默斋明府文》，其中说：“始绾印绶，滇南瘴窟，得罪长官，终填牢狱。痛甚遗黎，悲来旧仆。遇赦而归，齿危发秃。”更是明言他是被上级领导陷害了。可能《啸亭杂录》和《帝城花样》的作者说得都对：因为“明德之后，门户零替”，所以檀兰卿“少时被人诱出，遂落风尘”。那么龙汝言檀兰卿他们两人交好的原因之一，可能因为他们都是安徽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无论如何，锦衣绣食的仕宦子弟沦落为社会最底层出卖肉体的“兔儿爷”，总是人生的悲剧（据潘光旦先生说，他们的地位比妓女还低）。不料檀兰卿自己无意中也做了一件同样的事情：“天禄蓄一弟子，学武小生，颇秀慧。一日，歌楼演剧，座中有入觐刺史，怪其神情不似优儿，有所怅触，亟还寓，召之来。细诰姓氏里居及堕落之由，则其从子；八九岁时迷失道，为人掠卖者也。刺史恚恨，鸣之官。天禄多方夤缘，乃得薄遣。”（《帝城花样·檀兰卿传》）
　　同治十三年甲戌科有位檀玑得中进士，至少直到光绪二十四年还在做翰林，他也是安徽望江人，极可能是檀萃的族人。假如这样，那么檀氏家族一定是当地望族，时代并不久远，推想家谱资料依然保存完好，或许可以提供资料说明檀兰卿究竟是不是檀萃的后代。

[ 本帖最后由 余少平 于 2010-11-12 11:53 编辑 ]

余少平

　　最后还有一个状元夫人，陈长春。
　　“春福堂陈幼香，名长春，为朱殿撰所眷，亦有状元夫人之称”（《怀芳记》）。另一则资料较为详细：“长春，字纫芗，春福堂主者。道光间所称状元夫人是也。……北人呼长春花为‘土抹丽’，其花见日则敛，向夜复开，四时不断。而托根流蔓，生不择地，既少芬芳，又复旦暮易变。……若长春者，其品格在万花中，乃适如其名耳。海盐朱九朵山以癸酉（按即嘉庆十八年）拔萃，为户部郎；见长春而爱之，甚几无一日不浃洽。无何，朵山以乙酉（按即道光五年乡试）丙戌（按即道光六年会试）连捷，廷对魁天下。世遂以‘状元夫人’目长春。而要其识见，则逊桂官远甚矣”（《帝城花样》）。这“土抹丽”就是汪曾琪先生写过的野茉莉、晚饭花，汪先生只不过说它“怯”，说它“无足珍贵”而已，杨懋建迳斥之“见日则敛，向夜复开，四时不断”，“生不择地，既少芬芳，又复旦暮易变”，且明言陈长春“其品格在万花中，乃适如其名耳”，这话真够难听的，更何况又直截了当称其为人“逊桂官远甚矣”。可见这位状元夫人的人品实在不能与方俊官、李桂官相提并论，我也没有看到什么人夸奖过他。陈长春的特点是黑。黑在现代是一种健康美，可惜当时审美观落后，以黑为丑，武汉至今还有句老话：“一白压三丑”。于是他荣获一个外号：“煤黑子”，另外一个外号稍微好听一点，是“黑牡丹”。但清朝曾有一位离休高干指著一群水牛对客人说：“此吾家黑牡丹也！”（袁枚《续子不语》）若是出自此典故，那也就不太好听了。当时有一个对子，下联是说另一人，上联专说他陈长春：“司狱情人，太仆仇人，朱状元夫人，煤炭捏成庄子妇”，“庄子妇”指他的保留节目《大劈棺》，）“煤炭捏成”还是说他黑。至于“情人”“仇人”，在当时就已经不甚了然了，现在更无从考证。
　　《大劈棺》又名《蝴蝶梦》，也叫《田氏劈棺》、《庄周戏妻》，1951年6月7日被文化部通令停演，后1979年9月、1980年6月又屡遭禁演。该剧讲述庄周得道后，见一新孀碍于丈夫坟土不干决不改嫁的誓言，力扇坟土使干以便从速改嫁，深受触动，欲试探妻子田氏是否忠贞，便回家装死，成殓后幻化为楚王孙，携书童来家。田氏对其顿生爱慕，竟立嫁之。花烛夜，王孙忽呼头痛，求初死者脑髓愈疾。田氏遂劈棺欲取庄周脑髓，庄周忽跃起责骂田氏。田氏羞愧自杀，庄周弃家出走。
　　《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二回《邓九公关心身后名　褚大娘得意离筵酒》里有一段演出《大劈棺》的描写，读者一般都没有在意，以为那只是文学虚构，因为背景借自《品花宝鉴》中虚构的徐度香、袁宝珠一事，其实那是极其写实的：
　　“这个当儿，那占第二间楼的听戏的可就来了。……又一个近视眼，拱著肩儿，是个瘦子。……那位近视眼的可呆呆的只望着台上。台上唱的正是《蝴蝶梦》里的《说亲回话》。一个浓眉大眼黑不溜秋的小旦唧溜了半天，下去了。不大的工夫卸了妆，也上了那间楼。那胖子先就嚷道：‘状元夫人来矣！’那近视眼脸上那番得意，立刻就像真是他夫人儿来了。……我问不空：‘那状元夫人又是怎么件事呢？’他说：‘拱肩缩背的那个姓史，叫作史莲峰，是位状元公，是史虾米的亲侄儿。’我也不知这史虾米是谁。又说：‘那个黑小旦是这位状元公最赏鉴的，所以称作状元夫人。’”文康在这里玩了个文字游戏：“史”者，“豕”也，也就是猪；“猪”者，“朱”也。莲就是朵，峰就是山。史莲峰便是朱朵山。“史虾米”这名字有什么来由我不清楚。朱昌颐的叔父是侍郎朱方增，字虹舫。嘉庆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清史稿》有传，且评曰：“朱方增侃侃献纳，言有体要，皆风采著于朝列矣”。除在朝廷的工作业绩外，他还积极推动科学种痘（牛痘）以取代旧式种痘：“又如海盐朱方增官京师二十余年，）‘每于通衢见驴车累累日载数十婴孩之尸）询之皆伤于痘者，）为惨戚久之。既而思种痘之法或可善全）而痘之因种而伤者亦复不少……余不幸两子皆亡于痘）一女复以种痘而之。’见邱熹《引痘略》之后，方知其法良）‘乃复付梓以广其传。’”他长得很瘦，《楹联三话》卷下《朱侍郎挽联》：“朱虹舫侍郎方增平生体气清羸，而好服大黄。后染寒疾，亦日日服之，以至不起。”《楹联三话》说朱虹舫瘦，《儿女英雄传》也说朱昌颐是个瘦子，看来他们家族遗传就不会长肥肉，照作者的影射手法，当年朱方增或许因为身材瘦弱而有过一个跟“虾米”可以发生联系的外号。（【2010年11月18日补充】《徐州方言词典》第92页“【大鰢虾】喻指高瘦而微微驼背的人。”）
　　台湾学者、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胡晓真在其论文《苹蘩日用与道统伦理──论〈儿女英雄传〉》中虽然很欣赏前人称赞该书写实的一些评价，而且也分明注意到了上述这一段描写，可惜只以为“整段描写明显指涉陈森的《品花宝鉴》”，未能指出这其实是证实该书对道光初社会生活有写实描写的具体例证。《儿女英雄传》成书在“在咸丰三年（1853）至同治四年（1865）间”，朱昌颐道光五年（1825）中状元不过在那之前三十来年，文康对朱昌颐的刻画岂不就是根据自己耳闻目睹得来的素材？《儿女英雄传》既然谎称是雍正间的作品，本不该引用道光间成书的《品花宝鉴》的，之所以勉强把《品花宝鉴》里的徐度香袁宝珠扯进来，目的只是为了虚幌一枪，避免朱昌颐的家属打名誉权官司。（朱昌颐有一个后裔，是章太炎的弟子，周树人、钱玄同的师兄；而他的儿子朱契（人字旁加契），是五十年代的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他为保护南京古城墙而徒劳地奋斗过，可惜被迫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正如他的遗嘱所预言，历史已经证明他是正确的。而且我要说：历史还证明了他的伟大和光荣。）
　　此外，《品花宝鉴》之所以在道光六年开始创作，一定是因为道光五年朱昌颐这位状元也有一位状元夫人，而这位状元夫人的人品又远远不及毕秋帆的李桂官，所以陈森的创作动机是想“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创造一个理想的友优模式，结果创造出了一对不食人间烟火的田春航与苏蕙芳，我觉得还不如生活中的朱昌颐和陈长春，即使漫画化了的史莲峰和他那“浓眉大眼黑不溜秋的小旦”也有血有肉，可信得多。

[ 本帖最后由 余少平 于 2010-11-18 07:5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