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中国——“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之失

一岭雪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是民族主义理论界的一部横空出世之作，其在理论上的创见是无人能比的，安德森在深入分析了东南亚、欧洲、美洲的民族主义之后，所构建的理论框架是十分独特的。然而，安德森的理论体系的不足也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安德森力图避免西方中心的观点，但他却在选择案例的时候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掉了中国以及广大的阿拉伯世界。法蒂亚•拉菲狄在一篇书评中认为：首先，阿拉伯语是现在世界上进村的一种经过历史变迁仍保留其古典形式的语言（完全不同于其他源于拉丁文的国家的语言）。阿拉伯语的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前伊斯兰时代，并且一直保持着它的古典形态，从而加强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精神和文化联系；其次，安德森认为，宗教共同体的衰退是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然而，在阿拉伯世界中，宗教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不存在安德森所说的衰退；再次，大多数国家的民族性主要形成在近代，而阿拉伯人历史上却长期享有具备成熟形态的语言、族裔和地理等方面的一体感。 　　
不仅仅是阿拉伯地区，当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体系用来解释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时候，也无法完全接榫。 　
首先，安德森认为民族意识的起源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宗教共同体的存在以及衰退，然而在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宗教共同体呢？安德森在本书中似乎将儒学作为一种宗教，这样似乎就能解释的通。但是，儒学是否能作为宗教来处理本身就是存在争议的。这样看来，安德森的论证基础就发生了动摇。 　　
其次，安德森将方言上升为新的权力语言也作为民族意识起源的一个重要基础。这在欧洲世界当然是具有解释力的，但是在中国，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一种方言。即使把白话文作为一种方言来理解，这个时期已经是清王朝解体之后，也不符合安德森对于民族主义发展的划分。更何况，白话文也不是安德森所说的方言。文言文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行政语言，自始至终仅仅是一种书面语言。安德森之所以将方言地位的上升作为民族意识起源的基础，是因为在欧洲各国是统一在一个宗教共同体之下，而以拉丁文作为统一的语言，当方言地位上升时，这就意味着宗教统一体的衰退和解体，从而使得安德森的理论得以自圆其说。但是，这样的理论体系在中国却并不适用。归根结底，是由于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一种全民共同宗教信仰出现，而且“虽然有望超更迭，但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追求和维持统一局面，这主要是中华文明的强大辐射力使其从中心到边缘都处于经济、文化水乳交融的局面，与安德森所依据的评判标准大相径庭”。 　　
再次，安德森在解释殖民地民族主义时认为，“民族主义并非起源于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恰恰相反，民族主义滋生于当地殖民政府的行政规划以及文化教育”。 然而，在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统治整个中国的唯一的殖民地政府，在整个近代社会，中国并没有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此，安德森的理论在这里再次遇到了困境。如果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中，民族主义不是产生于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之中，而仅仅是如安德森所说，是殖民地文化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一批“异乡人”的萃取物，那么民族主义在被压迫民族中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吸引力，它的凝聚力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总而言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的引进可以说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促使许多学者开始进一步思考自己对各种材料和复杂社会现象的解读模式，反省原有的研究模式，这种趋势还在不断扩展和深入。” 虽然，安德森的理论框架存在着某些的不足和缺失，然而理论本身就不可能是无懈可击的，长久以来我们的思维总是要求理论的绝对正确，人文学科本身就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存在着某些定量的标准，希望理论是一劳永逸的公理这本身就是机会主义的看问题。虽然本书的中译本存在一些不足，这就是本书原本的第九章《历史的天使（The Angel of History）》被删掉了，不能不说是全面理解本书的一大缺憾，然而这并不会让本书失色，正像吴叡人所说：“安德森的这本《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体现了汉娜•阿伦特所谓海德格尔式的‘热情的思考’（passionate thinking）的著作，就是试图在犬儒与狂热之外寻找认同之路的辛勤劳作。”

[ 本帖最后由 一岭雪 于 2010-4-8 10:1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