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作者
孔飞力(Philip AldenKuhn)，1933年9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Woodraw Wilson)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大学期间，孔飞力被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教授（Clyde Kluchholn)讲授的心理人类学深深吸引，曾经想投奔克拉克洪教授门下学习人类学。克拉克洪教授告诉他，要想学习研究人类学，最好先学习一些具体的学科，比如历史学或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这一引导下，孔飞力选择了欧洲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对孔飞力影响较大的还有社会学家诺曼包拔(Norman Birbaums)、政治学家塞缪尔·比尔(Samuel Beer)。受他们影响，孔飞力开始研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并对怎样应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理解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
孔飞力精于概念分析、重视运用中国原始档案，具有良好的中国语言基本功。孔飞力等第二代中国学家注意从新的理论视角解释过去被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冲击”下 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8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学术交流的正常化，使美国学者获得直接接触清宫档案的机会。这些都为孔飞力的中国学研究 提供了历史机遇。孔飞力用了近四十年的时间，他的视野纵横晚清、民国、共和国初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孔飞力在写《叫魂》这本书之时，本来想借助清代的“叫魂”案件解释清政府内部的通信体系，但是随着对这个案件的深入解析，他从中透视出清代官僚体制中的一些有趣的现象。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作者以小说的笔触，精细一点来说是武侠小说家的笔触拉开了近代前夜的悲剧一幕。一个“叫魂”的幽灵震颤了乾隆时代的盛世。德清县的石匠案子，萧山事件，以及苏州的乞丐和胥口镇的事件及那时那刻的地方官员的处理。 第二部分：从第二章到第五章，这一部分应该来说是从“盛世叫魂”事件的历史背景、社会现状、政治忧虑和社会心理层面分析了“叫魂”事件的诞生条件。这是一个盛世，弘历和史家眼中的镀金时代，经济发展，商业繁荣，劳动力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当时伴随而来的是下层民众的生存压力，与其说是“受困扰的社会”不如说是“盛世下的困扰”。 “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2]总之呢，在这个看似盛世的社会却处处透露着威胁，而君王眼里的威胁就是谋反和汉化。在这一点上，上层和下层拥有了共识：那就是感受到了威胁，并且将焦点集中到了僧道和乞丐，或者统称之为“乞丐”。
第三部分：即第六章到第八章。从各省的清剿到追寻妖党的踪迹到终结。这个部分就是纵向和横切的分析了君主的专制和官僚制的博弈。弘历通过自己的信息渠道获悉着“割发”事件的发展，那么官僚系统则被迫对此展开行动，使得这个现象升级为全国的恐慌事件，案件升级，全国撒网，最终发现这个事件从头到位都是君主的猜测和掌控，以及官僚系统的谨慎和应付造成了事件的失控。
第四部分：即第九章和第十章，是作者全书的精华所在，是对“叫魂”全书的精辟分析和观点阐述。君主眼里的真实和幻影在大众的恐慌之下如何被用作棋子来检验和纠正官僚制度，而官僚体系又如何以其谨慎的机制来抑制了这种躁动和造成了这种躁动。
应该来说，孔飞力的《叫魂》这本书通体的谋篇布局的文学手法比较浓。开笔的有点武侠小说的味道，而后整体上又有逻辑推理的构造。 第一部分，是气氛的烘托。在盛世的镀金外表下，描述了一个黑夜的幽灵，两相对比，无论是色调感、还是文字，都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强烈的视觉和思想冲突。而第二部分，是大背景的文字阐述，从民间的信仰和习俗已经上层的礼制规定而透露出时代的隐忧，第三部分也是重头描述的部分，就像镜头切换一样，君主、官僚、百姓，反复的切换，展示出了一种社会恐慌、忙乱、无序、失控的状态，而且如同潮水一样，在所有的氛围达到了高峰的时刻，顿然一笔，就平静如同秋水一样了。在皇帝的一纸诏令下，叫魂案就这样草草的收场了。 而最后一部分则是全书的点睛之处，作者的观点、看法全部表达出来了。
叫魂危机发生的时代正是一个我们称之为盛世的时代，这也是作者在开篇提到的“黑色妖术的掩饰下发出了非如此便不能为人感知的关于未来的警告？”[3] 所以，我们该如何理解盛世呢，盛世是史家笔下的盛世，是君王眼里的盛世。史家揆度历史纵向，审视一个王朝的兴起和兴盛，君王揆度先王和眼下，也看到了盛世。所以盛世是一个相对，相对王朝建立和衰亡而言，叫做巅峰。所以在孔飞力的笔下，标题定为“镀金时代”，那是一个美丽的外表而已。 那么下层民众呢，这是作者更为关注的地方，也是我们探讨“叫魂”发生的社会背景。对于下层民众而言，他们永远活在当代，他们眼里一般是不存在过去和未来的，而当代对于他们而言，有的只是个人的感受和记忆，市场物价和柴米油盐，也就无所谓盛世。
扩展到了所有的商品上，“如果情况正是这样的话，叫魂危机恰恰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货币供应的增长已开始缓解人口压力的前夕。”[4]其实这个点还是蛮特别的，因为叫魂危机发生的不是货币供应量最少的时候，而是已经在缓解的时候，即不是在下层民众心理对于生活最艰辛的记忆时刻，而是在缓解的阶段，这一点就比较有意思了，还需要相关的经济学著作和社会学理论来加以理解。但是至少，危机是存在的，盛世的危机，至于“叫魂”案件发生的时刻呢，因素很多，下面还将论述到。
但是，无论是商业的扩展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5]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贫富差距。但是在这里孔飞力并不是要表明由于对于经济生活的焦虑而产生了对于妖术的恐惧。
但是，盛世下经济发展产生的是这样的情况：
一、
流动人口的增加和密集的商业网络。这些流动人口都是社会的边缘人，他们是妖术流言传播的媒介和途径；
二、
经济发展不平衡下的安全需求和陌生威胁，就清代全国而言，经济发展自然是不平衡的，而叫魂发生的地点，德清，也告诉我们，在偏远的边疆地区，自然经济下似乎是没有这种现象的温床。就是在经济繁荣的江南，经济也是发展十分得不平衡，每一个所谓的盛世，总是以一部分人的财富和另一大部分的贫困来表现的，就是在今天，但我们的经济以飞快的速度发展，但是在吉登斯的笔下，和一些以无比的哲人的眼光看待我们今天的社会，依然是一个失控的社会。我们的世界正在匆匆的奔向他的尽头。从盛衰论而言，盛世既是一个巅峰，同时也必然开始展现一些未来社会的因子。从这一点看，那些生活稳定的人在寻求安全秩序，而那些流动人口则成为陌生的威胁，形成妖术发生的冲突的社会主体。
五、
叫魂的恐慌程度
关于盛世妖术，一个盛世，一个妖术，又似乎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这个时代确实存在了很多的令人困惑的问题，那似乎也将不是个盛世，关于叫魂的恐慌笼罩大清朝。这些都是从弘历的暴怒、官员的疲于奔命的漫天撒网式的搜铺、人们对于叫魂恐惧和预防方法、以及不断发生的剪发事件透露的。但是当时，叫魂带来的恐慌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随着弘历的终止案件的谕令的下发，关于叫魂的恐慌似乎也消失不见了，“从总体上来看，它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又远不及十六、十七世纪席卷欧洲的巫术大恐慌。为什么妖术恐慌在中国带来的危害如此有限？”[6]
在讲述妖术大恐慌由来的时候，有这样两个需要关注的点。
第一、
躯体和灵魂。这是民间，或者说是传统文化里的宗教信仰，精神寄托。“正式的上天崇拜为帝王所垄断，但上天在人间的力量却为普通百姓所信仰。”[7]这些力量里，民众相信灵魂和躯体可以分离，而头发通过一些法术的力量可以夺人魂魄，灵魂、头发、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系，使得割发和叫魂连接，当时这种恐慌是一直深深地存在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的，也一直深深的存在与民众的信仰里，而非在这个受困扰社会才出现的问题。
第二、
对于僧道和乞丐的怀疑。僧道和乞丐在当时生活方式的共同点在于使得对象施与财物或食物，尽管因由不同，却均归之于乞。同时，僧道容易跟法术连接在一起，他们是具有连接神秘力量的一种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容易得到普通百姓的尊重，当僧道的度牒制度失效后，任何人都可以皈依僧道之时，那么僧道的纯洁性降低，作为流浪的僧道就必然划归为乞丐一类，且妖术流言产生后，僧道也必然容易跟法术连接在一起，成为被怀疑的对象。
当时，这里我主要想讨论的是，是叫魂恐慌催生了叫魂案事件，还是叫魂案事件激发了对于叫魂妖术的恐慌。
关于头发和叫魂之间的关系的恐惧是一直存在的，那么这个信息是一直存在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叫魂案的起源地，是真正存在因割发叫魂恐惧而产生了案情的地方，官员是当做地方的民事案件处理了，人们尽管群情激奋，但是并没有巨大的骚动，虽然这个消息随着流动人口而传播出去。但是在弘历知道了关于江南发生了几起关于叫魂案件的消息之后，下令各省清剿之后，无疑，恐慌升级了。
通过对山东、河南等地的案子的了解，我们会发现这些案子已经不存在叫魂的成分了，而是人性的道德报复。并且，诺大的河南省在全力缉捕之后发现的案子也寥寥可数。
因此，民众对于叫魂恐慌心理一直存在的，但他们依然不是生活的主题，不触不发，即使触发了，在没有重大后果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容易平复的，因为毕竟不是在社会崩溃的边缘。但是民众的心理是盲从的、亦受暗示的，各地的清剿，无疑加大了恐慌的蔓延，各地的民众的确知道了关于江南发生的叫魂事情，因此心怀恐惧，但是根据山东、河南各地的案例的结论分析，这些案例背后不再是像江南一样，因盲从而发生误解，而是基于个人私利的报复心理。那么就是说民众，恐慌只是出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因此所谓的全国的恐慌，更多的是这些奏折的往来，和弘历督促下的形成的一种幻影。
六、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利的和平之道
“
在全国范围内对妖术的清剿触发了弘历与各省督抚之间的较量。这场暗斗悄然隐蔽，但激烈的程度并不亚于清剿本身。它的燃料则来自于官僚的责任制度。”[8]因此，这次叫魂事件，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案件的作用，反而凸显出了专制权力如何介入官僚系统，以此取得君主的权威，并且打破官僚系统的常规化。这也是孔飞力最为关心的地方。
首先，在常规化的官僚系统里事实上就存在着专制权力的介入点，“职位越高，其任命程序受常规掣肘也就越少，这是所有官僚体系的一个共通原则。众所周知，“政治任命”为最高长官提供了让自己的朋友或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同者出掌权要的机会。君主对“政治任命官员”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与他们的个人关系。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它由君主所规定，而为官僚们所认可。[9]”“政治任命”，陛见制度。但是在一般的行政过程中，这种制度最终也不免沦为常规化，这是弘历十分恼火的。
其次，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君权神授，政教合一的一元主义的内涵为专制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足够的依据。而中国的法律即礼的体现，而君主和官僚之间的关系除了礼仪上的尊卑等级外，那些来往奏折的规范则更加体现了彼此之间的个人关系。即效忠与相信。那么这些也是专制权力得以介入的依据，或者说这就是政治罪的本质，即对于君主合法性的侵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主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而民众则是上天和实际政治间的缓冲，如果说妖术流行，那么民间的动乱也将预示着对于弘历的政治合法性的威胁。
那么沦为常规化的官僚系统呢，即使现在的所谓的理性官僚系统，是一个法律规范等等十分严密的系统，但是常规化也会使得它自我满足，裹足不前，但是监察机构的存在，强大的舆论的力量等等，这些非常规的力量使得它也必须不断的兢兢业业，而在当时，各个地方官员是检查法官警察一体的情况下，想打破这种局面也必须让君主的个人权威的介入，这也是对君主个人权威的一个要求，所以这本书的阐述就倾向于君主个人的品性，他依赖于这样的手段达到对于官僚的支配。
在康熙和胤禛一个仁慈一个严厉的差别下，在建国之初，各种制度也是亟待完善的情况下，毋庸置疑他们也是以强大的专制力的介入来使得官僚系统的常规化的，那么弘历时代，在一切制度已经步入正轨的规则化的时候，要打破这些自我满足的官僚，诉诸政治罪就成为不可避免的方式，但这也恰恰是君主权威依然存在的时刻，到后来的嘉庆和光绪时代的叫魂事件时，君主因为各种理由已经不能使得自己的权威十分方便的介入了，其实也在证明着王朝的衰败。
花是花，还是花非花，这是中国人看中国和外国人看中国的区别，所谓的政治罪，非常规介入正是中国礼乐天下的通便之处，若非得寻找一个专有名词，也是可以的。孔飞力的《叫魂》像漫天撒了一个精致的网，只是开头太多神秘的暗示，后面无法一一承诺而已。
[1]
孔飞力的代表作有：《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现代中国的起源》，《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他还参加过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若干章节的编撰。
[2]
《叫魂》，第43页。
[3]
《叫魂》，第3页。
[4]
《叫魂》，第47页。
[5]
《叫魂》，第51页。
[6]
《叫魂》，第32页。
[7]
《叫魂》，第148页。
[8]
《叫魂》，第164页。
[9]
《叫魂》，第273页。 | 
发表于 2010-3-12 21:5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