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債史

1992214

书名：中国国債史
作者：梁启超
出版者：广智书局
年代：光绪三十年
格式DF
大小：11.8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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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214

中国国债史　　文章专集。晚清梁启超所撰。作于清光绪三十年。

　　梁启超生平、传记见于前文。作为清末改良主义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深为忧虑。他在此书之前的《自叙》，对于自己写作此书的目的作出了明确的阐释。他说：“‘门前债主雁行立，屋里醉人鱼贯眠。’今日之中国当之矣。醉者岂惟政府，抑全国民皆实梦梦焉。情实且不知，而欲其有道，焉以拯救之安可得也。吾故以浅显通俗之言，述近二十余年来国债之历史，使全国民知我辈及我辈子孙负担之重，而推原其所由来。西人恒言曰：‘无无权利之义务。’我国民而据此以读兹编也，其感想当如何。”在这篇《自叙》中，梁启超指出，他之所以写作此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展示中国国债的历史，使国民对于中国当前的状况有所认识，并以此来警示民众。

　　在书中，梁启超指出，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国债。不是不想这么做，而是时势所造成。考察各国公债的历史，都起源于十八世纪以后，因为公债与立宪政体有着密切的关系。越是文明的国度，它所担负的公债越多，由于人民信任他们的政府才会把钱借给国家。然而以中国的政体来看，人民把政府看作仇雠，看作盗贼，政府根本不可能从国内借到公债。而在此前的几十年，中国一直闭关自守，周围相临的也全是一些蛮夷小邦，外债的事，无从说起。近二十年来，中国同外国的交涉日益频繁，于是开了借外债的先例。所以中国的国债史，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借外债的历史。

　　假如没有外债可借，那么十年以前，中国就已经亡国了。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所必需的款项，一方面骤增猛长，一方面又没有取得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加重赋税来增加收入。赋税突然加重，使百姓民心惊扰而有所怨愤，起义造反的情况，到处都是。因此政府没有办法来自救。历朝历代的灭亡，都是这个原因。而有了外债来调节国内的开支，就会使民愤不至于太厉害。从甲午战争以来，当今政府之所以苟延残喘到今天，都是靠了外债的支撑。然而即使如此，养疱之患，甚于溃裂。如果今日仍然不思图变，那么将来灭亡中国的，一定是外债了。

　　梁启超在书中还列表说明了中国二十余年来所借外债的款项和总额。他特别指出了甲午战役军费的借款，总数目为白银三千多万两。值得怀疑的是，甲午之战在军事上的花销果然有那么多吗？政府对此既没有决算，也没有报告，事情非常暧昧，局外人根本不知道内情。另外，甲午之战后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向清政府索赔白银二百兆两，限七年内八次偿还。光绪二十一年九月，正是第一次偿还五十兆两的时期。当时北京政府打算派总税务司赫德专理偿款一事，俄法德害怕英国人独揽此权，于是纷纷给清政府贷款。这年秋冬之后，清政府实借外债共一万万零一千万两。而当时支出的款项有帐可查的，只有日本第一次偿款五十兆两，赎辽费三十兆两。除此之外，应当还余有三千多万两，却不知用于何处了。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日本第二次偿款日期迫近。清政府这时又已无款可偿。于是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向汇丰、德华银行借款，将八兆磅白银偿还给日本，其余八兆磅，即白银五千万两由政府收下。第一次偿款所余三千万，此次又余五千万，总数已达八千万两。然而政府收下这笔巨款，却不知用于何处了。此后，清政府又向外国银行借款，但偿款之后所余款项，就下落不明了。外国列强纷纷争夺债权，用意非常明显，即侵吞中国的利益。而清政府却饮鸩如饴，滥用国民的公产作抵押保证，“慷他人之慨，以快一日之挥霍”，我国国民应该质问他们居心何在！

　　《辛丑条约》签定以后，清政府又借入大量外债。新债旧债都以海关作保。以海关每年所收入的款额计，将其全部用尽也只够偿还二十多兆的旧债，再加上新债，以及政府庞大的开支，怎么能够支付得起呢？

　　财政家列举过国家募集公债的原因如下：一、因战乱骚扰，天灾人祸，国家需要非常之用，每年定量的收入，不能支出的时候。二、因想要改良交通机关，以及扩张其他各方面的事业，要用庞大的费用，每年定量的收入，不能支出的时候。三、因想要整顿政治及财政，所支出的需要很多，每年定量的收入，不能支出的时候。四、国家每年的收入，或者一年缺乏，或年年缺乏，需要补足的时候。五、政府打算奖励人民的储蓄并且要保护储蓄的时候。六因打算奖励，保护某种事业，特别准许私人或会社获得补助金时。七、战争之时。政府现在借入如此巨额的外债，从本质上说，是将我们这一辈人应该负担的义务，遗留了一部分给子孙。

　　中国今日的国债究竟是怎样一番状况呢？甲午一战，尽管丧师失地，可是战争的起因，还是为了捍卫本国的权利和名誉。战而获胜，那么权利、名誉，我辈和我们的子孙都可以享有；战而失败，那么损失由我辈和我们的子孙承担，所以我们能够责备政府的，就是战败的结果，由此而招来现在的负担。如果由于战败而不得已筹募国债，这是我们及子孙应该义不容辞负担的义务。但庚子之役则完全不同，这场战争并不是为保卫国家而发起的，并非逼不得已，而且又绝无战争的实力，绝无战斗的准备，国民全都知道这场战争不必战、不可战、不能战。但政府却因为一二个人的私心而做出此下策，贸然耗用全国的力量孤注一掷，以至于庚子赔款遗害三十九年，负债九百八十二兆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

　　我们生不逢时，遇到如此狠毒腐败的政府。掏空我们所有的财产来填此无底之壑，已经很过分了，为什么还要遗害我们尚在襁褓之中的子孙？试看一部二十四史，前代暴虐的君主所征的赋税无论苛重到何种程度，也不过是让当世的人受苦，等到新政府成立，让人民休养生息，那么子孙就可以忘记前辈所受的惨毒了。而当今新政治成立，尚且无期，即使成立了，我们的子孙仍要含辛茹苦代今人受过，三十多年也完不了。请问当局的罪行，有没有一丝可以为它辩护的地方！

　　政府借下了巨额的外债，其用途却不昭告天下，实际上是刮取民脂民膏供统治者大肆挥霍。从中国现状来看，所借之款用于还债，已经是岌岌可危，况且政府又另作他用：自己未至庚子，颐和园续修工程，每年花费三百多万两白银，皇太后吉地工程，每年花费一百多万两。戊戌秋季，皇太后打算到天津阅操，命令荣禄修建行宫，提取昭信股票款六百多万两。辛丑回銮费，据各报所计，也花费了二千多万两。辛丑后动工兴修佛照楼，花费五百万两。今年皇太后七十大寿庆典，花费一千二百万两，另外各省大员进奉一千三百万两。仅此小小的几件事，专为一个人所用，我们所知道的，就已经有九千多万两。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花销又更有多少！如此下去，就算有几倍于现在的外债，也很快就会用尽。现在国民每年缴纳四千三百多万血汗钱来偿还国债的本息，而所偿还的外债，有四分之一被北京城市一个人专用。人民节衣缩食，抛妻卖子，以此向地方有司献纳，而地方有司则进贡到北京，为慈禧太后一个人用作修花园、庆寿辰、筑坟墓的私款。这难道是应该的吗？

　　外债的弊端大致有三节：其一在财政上，募借外债，其利息常比内债利息低，国家不知不识，于是有不应借而借的情况，这是弊端之一。以用银国向用金国募借，当交还本息时，必然蒙受重大损失。譬如预算一百多万就可以还清的债，届时如果银价下跌，就不能不多费数十万两，是弊端之二。外债非常沉重，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加重赋税，这是弊端之三。其二在经济上。募借外债，则一时的货物必然骤增，货物增多银价就会贬值，物品就会贵。所有货物的生产者、交换者、消费者，必然蒙受极大的损失，这是弊端之一。银价跌落，货物涨价，那么进口货物必然增多，出口货物必然减少，而商业上则常处于负差地位，这是弊端之二。

　　因为进口货物增多，而正货的流出也会增多，所以一时正货增加之后，紧接着就会是正货缺乏之时，这是弊端之三。而且所谓募借外债，未必直接输入正货，不过是以物品交换，这不啻是奖励输入，这是弊端之四。其三在政事上，外债一多，财政就会紊乱，于是债权国的政府和人民，就会有干涉政事的情况，这是弊端之一。纵然未必干涉政事，但财政权不能不为他们所操纵，以此作为抵押，这种作法有损于国家立权的独立，这是弊端之二。人生何事无远算，有不少人见事情有利可图而最终失败，这些都是政事上的弊端。

　　试读我国国债史，没有一例避开这三种弊端的。我们这种贫穷弱小的国家负担上富强国家的外债，更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以上后果。

　　政府借入外债大肆挥霍，我国国民就算家有金穴，也难支付几年的索取。欧洲人有句俗话：“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现在我也有一句话正告国民：“不得财政监督权，不纳公债额派之本息。”

　　书末，梁启超附有小记：“全书既成，得内地最近报纸，则户部因此次补还镑亏，又不得不出于借款。初借一千万两于比利时，既有成议，旋以息重折扣大，卒改于汇丰银行借六百万两，利息五厘，以某处铁路作抵云。又云，鄂督张之洞，向瑞记银行借款二百万，现已定议，闻尚须借二百万。又云，粤督岑春煊与德商满德氏，借四百万，利息八厘，分六十年摊还云。呜呼，若此，我国民又增千二百万之负担矣。呜呼，吾恐今后此种事之扰我笔端者，且日起而未有已也，又可尽记乎？呜呼。”从小记中，亦可见出梁启超担忧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沉感情。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一再下令通缉梁启超，禁毁其所有著作和报章文字。这篇《中国国债史》，虽然心系国家民族，但由于其对清政府的指责和痛斥也当然地遭到了禁毁。

                                                                                                                                          ————引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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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好的书怎么没人顶？？

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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