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中国内地定居问题考查（1868-1869）

一岭雪

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中国内地定居问题考查（1868-1869）
近代中国大门因为鸦片战争而被洞开，老大帝国被强迫的推进了世界，正视自己的落后和西方社会的先进。而作为上帝的仆人的传教士开始慢慢的渗透入这个古老的国度。人们开始见到这些黄发碧眼的异族在中国大地上行走，宣传着上帝的福音。众所周知，作为基督教分为两大主要教派这就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信教（以下简称基督教）。而天主教利用条约的便利获得了内地定居、传教等权利。对于此，基督教传教士也积极的希望获得政府的支持以获得这一权力。
通常的教科书中我们读到的内容只是很简单的提到这一部分的内容，并且一直以来的的我们都有一种思维定势，那就是这种想法不仅仅是传教士的一厢情愿，而是与政府之间的一种共识和默契。然而翻开厚厚的史料，我们会惊奇的发现，在政府与传教士之间也有一番争论。本文就英国传教士主要是基督教传教士在1868-1869年间的往来信件来分析英国政府及传教士对于在中国内地定居问题上的博弈。
关于这一问题的开始是始于克拉伦登伯爵致阿礼国爵士的一封信而引起的，在信中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英国人民按照条约规定是否有权租赁、购买，或接受赠予等情况”，并在附件中加入了一名传教士的来信，其中叙述了栖霞的一个案例，认为这是在传教过程中遇到的关系极为重大的问题。而对于这一问题，阿礼国爵士的回信是明确的，那就是“按条约规定，对于英国人民是不允许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租赁、购买或以赠送的形式接受土地或房产，以教会或其他的目的之用，但对法国是例外。”，并认为在当时来说只是法国获得了这一权利，也就是说至少在当时来说，英国政府方面并没有沿用最惠国待遇。而且英国方面显然也是清楚的认识到“法文本上未经规定者，订约双方均不受约束。”
对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行为，向来是有争议的一部分内容，在之前的主流看法是传教士在中国的一切传教行为都是侵略，而近年来对于传教士的传教行为的评价渐渐提升，并且有盲目肯定之势，当然可能有很多的传教士是怀揣着崇高的宗教理想来到中国实现他们的宗教理想，然而是不是因为他们的高尚的目的，从而就能百般的肯定他们的一切的行为？一切传教士的行为都是现代化的开端，是促使中国走向世界的动力？这一问题我们先去存疑。
通观这些信件，其中大部分的信件是在讨论在中国内地传教、定居受到阻力的原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在京传教士在致阿礼国爵士的一封信中对于他们的看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他们认为“在中国，人所皆知，而且都非常理解，中国人之对传教士怀有仇恨，只是因为传教士是外国人，否则，就不至把仇恨引向整个传教士这一阶层去。仇恨的起因是嫌恶外国民族，这在中国由来已久，英国政府两次三番打败了清廷政府，再加以与鸦片贸易有关的种种丑恶行径，这都是促成嫌恶的原因。”应该说传教士对于他们为什么在中国内地传教受阻或者说是在中国传教事业不顺利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然而他们却没有看到他们所宣扬的异质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而将孤立的认为是由于中国人民故有的仇外心理，这显然是过于单纯和片面的。对于此，阿礼国爵士的回答是：“现在实际存在仇恨是因为他们是传教士，是传布新教旨和传布旨在推翻既成社会秩序和制度的学说的导师。”并且认为“教条不能脱离宗教制度。信条必然有武断的和排外的特性；……‘实际经验和正确的推理已说明任何一种宗教，真实影响人类心灵的都必然是武断的。这就是说，它必定形成了一个由几种相互支持的主张所组成的绝对的制度，并被提出这些主张的人共同地或分别地信以为真。同时它又必然是排外性的；也就是说，它不仅教诲自己的信条的真实之处，并且还要就所有其他信条与它不同的地方指出它们虚假之处。’”因此，对于在信中传教士积极的希望通过政府的的压力来获得在内地定居的权利，在英国政府来说是不支持的，而且对于所谓的在宗教上的意义，也是不以为然的。在信中，传教士们认为英国政府只要“坚定不移地认真努力，采用这种方法亦能获得成功”，并且“相信传教士们一般都会宁愿退避到别的地方去，也决不愿使这一城镇招来战争的恐怖。”然而对于这一虚伪的说法，阿礼国爵士显然是毫不客气的给与了回击，“传教士既然嫌恶这种手段，难道他们不应该承担尽力避免引起必须采用这种手段，难道他们不应该承担尽力避免引起必须采用这种手段的责任吗？”这是在定居问题上，政府与传教士之间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锋。
在之后双方的信件并没有什么新的说法提出，只是在这一封信的意见的基础之上的老调重弹。可以说到1869年底的时候英国政府对于传教士在内地定居问题的英国政府的意见是明确的那就是希望传教士遵守以签订的中英条约的规定，对于法国所获得的在内地传教的权利是不认可的，认为是非法获得的权利。并且克拉伦登伯爵致香港维多利亚郊区主教的信中做出了明确的答复：“关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范围问题，女王陛下政府很抱歉不能像我从你的信中了解到的某些关心的人士所寻求的那种程度的支持。……英国政府方面惟有采取克制和和解的政策始能获得这种利益。”
综上所述，关于内地定居的问题，英国政府跟传教士之间并不是一致的，而是对立的，并不是我们之前理解的双方是一丘之貉，因此在解决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就要求我们从事实出发而不能想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