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读书札记2

一岭雪

关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一点想法
说到“攘外必先安内”，教科书中一般的说法大多是对之大加批判，我们现在受到的历史教育大概还是这个样子。然而，教科书中的说法是不是合乎历史事实呢？我抱有疑问。这里不是为了追求兰科所谓的纯客观史学，史学的客观性当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但是史学家还是希望能得到一个基本接近事实的“中庸的事实”，这里的疑问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而产生的。
在《中国通史》中，作者对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定性是：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是把少数统治者的利益看的高于一切，把地主买办官僚军阀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独裁的地位看得高于一切。他对外妥协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内的统治。（中国通史 卷21  第215页）
然而，这一论断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
首先，我们来确定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形成的时间段，根据《通史》中所说，大约是在1931年至1937年间，最后是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使得蒋介石的政策发生重要的变化——开始积极抗日。而《中国通史》的作者之所以得出上面的结论，就是仅仅依据国民党一方的资料，孤立的看这一问题，所以得出了偏颇的结论。
对比之下，共产党方面这一时期正在经历左倾错误的困扰。其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便将斗争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以及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并且认为这一时期的党的任务就是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合二为一的进行，这一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这也是《中国通史》作者所承认的，是错误的。然而，《通史》作者却在篇章布局上有意回避了这样的问题，并未提及共产党这样的左倾政策对于国民党方面的影响。且与本书其他章节的布局不同，本章首先论及的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后论及的是共产党的左倾错误。这样的谋篇布局，以及作者本身的论述，会让人有一种错觉，就是双方的政策是互相孤立的存在，甚至有这是在论述两个历史时期的错觉。
在论及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之时，作者似乎又有了历史感，认为是共产党首先调整了政策，从而对蒋介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西安事变更是完成了蒋介石最终得了政策转变。这也是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首先，共产党的政策转变是在1936年的5月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等一直通电，表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并表示愿与一切进攻红军的武装停战议和，一致抗日。1936年9月，又表示政策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但是，这一时期正是两广事变爆发的时候，正是蒋介石焦头烂额之时，所以让蒋介石对于共产党方面产生信心，并正是考虑和回应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至于，将西安事变作为蒋介石政策转变的催化剂也是不妥当的。熟读各种蒋介石传记的话，就会知道蒋介石的性格是两面三刀、善于权术的，看杨虎城和张学良二人最后的下场也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对于蒋介石来说带来的是仇恨和羞辱而不是反思，从其37年的日记来看，其对日政策与先前的并无任何突变，还是按照其本身的思路在合理范围变化。
对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研究存在一种取向，就是凡是他们的相关言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在解读，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想法的揣测他们的想法，然而对于共产党的政策就照单全收，这不是历史学家所应保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