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一点感想
问题与主义之争在教科书中向来被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一场论战，胡适被作为反动典型加以批判，甚至有论者说这场争论是胡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从而把这一正常的学术论争上升到了政治论战的高度。
当然，今年来对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研究已经比之之前大为进步，在对于这一问题的评价也已经更为接近于历史事实，问题与主义之争也被还原到了学术论争的本来面目。问题与主义之争只是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未来中国走向的一场学术争论，争论双方都温和的表达了各自的观点。
回头看历史，我自己的一点感觉就是，是否可以说胡适的看法是错误的，后来的历史其实也证明了胡适某些看法的正确性，即认为孤立的认为主义可以包治百病这一看法是不可取，对于社会的改革是要一步一步的进行改良才是可行的，而李大钊所提倡的根本解决是不是可行的，是我很有疑问的一点，另一方面就是新中国的建立是不是可以认为是达到了李大钊的根本解决，如果是的话，那么之后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的波折又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过于相信根本解决，而忽视了对于中国社会发展逐步改良的那一面？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对于胡适的批判好像就是没有立足点的。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曾认为经济问题的解决就是一种最终根本的解决，这一点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时至今天，我们对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通过逐步改良来实现的，而不存在一蹴而就的彻底解决。从这一点来看，好像胡适更有先见之明一些，而李大钊则是对于新鲜的马克思主义充满了热情而忽视了胡适常常说的，小心求证的哪一步，对于主义的力量过于相信。
胡适强调了“主义”的“工具”作用,认为“主义决不可不含具体的主张,没有具体主张的‘主义’,必致闹到扰乱失败的地位”。他认为“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上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用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症须知’;开药方的时候,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否则“主义”就只会成为“汤头歌诀”,要犯一种“庸医杀人”的大罪了。于是胡适又重提了“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的主张,他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就此而论,胡适的观点也不失为比较清醒的认识,一种保持学术自由、平等的态度。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
在这场讨论中，对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当时中国国情，双方各自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李达一方认为在当时中国社会来说，已经是社会主义可以实施的成熟环境，或者说是适合的环境，而梁启超一方则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可以实施的环境，而主张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前应该有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然而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理论水平的有限，虽然李达表述将来社会发展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然而是否可以由此就得出在现在阶段（也就是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是更适合实行社会主义的这一结论，还是很有疑问的，而在现今教科书中对于这一问题好像还是认为这场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结论更贴近中国社会的现实，也就是胜利的一方，虽然也有部分教科书含蓄的表示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修养还有待提高，但是对于这一场论战的结果还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一方战胜了梁启超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一方，而忽视梁启超一方理论的合理性，至少是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来说，而建国后的历史，说明了梁启超一方还是有其理论的合理性的。 |
发表于 2009-10-9 15:1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