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结束。长征期间关于红军的新闻报道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党和红军在长征期间办的报纸，二是国统区国民党系统报纸、大城市商业化私营报纸、地下党办的秘密报纸和租界及国外一些报纸关于长征的报道。
（一）红军长征期间办的报纸：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原有中央级报刊如《红色中华》、《斗争》、《苏区工人》、《青年实话》等相继停办（《红色中华》报长征开始时由中央办事处续出了数期，中央红军到陕北后才恢复出版）。但是，为了适应行军打仗政治宣传工作的需要，原由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机关报《红星》和《前进》报等其它红军创办的报刊仍然继续出版，成为宣传报道红军长征的主要宣传媒介。
1、《红星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932年1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办，铅印4开报纸。它是为了提高红军的政治文化素质，为实现“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而创办的。创刊两年后，每期发行数达1.7万份。初为5日刊，实为不定期刊。前期主编不详，1933年8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邓小平主编70多期，后由陆定一继任主编10多期。长征途中《红星报》以手刻腊纸印刷，每期印七八百份，发到连队。从中央根据地带出的毛边纸用完后，在进入藏族地区时，曾经用印过佛经的纸张的背面印报。长征期间刊发的社论有《在新的环境下的政治工作》、《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的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和《遵义新闻》、《红军占领桐梓城》、《王家烈叫救命》、《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和去！》等，共出刊28期，1935年8月3日停刊。[1]
1935年6月15日,《红星报》第21期就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发表社论《伟大的会合》,还发表了《向全野战军介绍一下红四方面军》的文章,刊登了总政宣传部门谱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红星报》第22期专门开辟了“学习红四方面军以少胜多的顽强战斗精神!”和“发扬红一方面军机动灵活猛打猛追的特长!”的专栏,号召两个方面军的官兵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红一、红四方面军全部会合后,部队开展了广泛的联欢活动。《红星》报在《接二连三的晚会》一文中报道了懋功干部同乐会的情景。在“一片阶级友爱的热忱”的专题下,《红星》报宣传报道了红一方面军的“坦克”部队、“太阳”纵队官兵捐款慰劳红四方面军的动人景象。同样,红四方面军对红一方面军也进行了“热烈的慰劳”。[2]
更让人称奇的是，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出版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张“号外”。这张号外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于它不是报道重大新闻和消息, 而是刊登了宣传加强组织纪律的内容。标题为:
“本报号召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全文如下:“为着保持红军的阶级纪律和与群众密切关系,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拥护, 实现赤化白区的任务, 本报提出下列号召: (1)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2)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3)损坏了群众的东西得赔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4)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5)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 (6)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7)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屙屎,宿营时掘厕所。我们要求各连队用革命竞赛的方式来完成上列各项工作,创造争取群众工作和红军纪律的模范连队；大家起来向破坏红军纪律的坏蛋作斗争。这是在保持红军纪律上争取群众工作上最低限度的要求,各级政治机关负责组织和领导这一竞赛,并向本报经常通信”。[3]
2、《前进》报：1935年6月10日创刊于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总政治部出版，第三期起改由陕甘支队政治部前敌委员会主办。不定期出版，油印，32开本，每期约5000余字。现仅发现第一至四期，1935年6月10日至10月7日出版。这几期刊物纸质粗糙，第三期就用了灰色、粉红色、深黄色不同的纸张，有的甚至是利用旧废纸的反面拼凑刻印而成的，但字体工整、刚劲，字迹至今仍然很清晰。《前进》报创刊于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之后，是一份理论性、思想性、战斗性、指导性极强的刊物。它的主要撰稿人是洛甫、博古、陈云、罗迈、凯丰、李富春等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主要读者对象是红军中、上层干部。该刊第一期刊登了博古写的《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一文，阐述了红军胜利抢渡大渡河的重大意义，强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重要性，论述了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35年6月16日，中央红军在川西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前进》报刊登了张闻天写的《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从正面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队伍中的“左”倾空谈主义，文章透彻地分析了红军会合地点松潘等县的地形，指出这种地形虽然有利于钳制追击的敌人，但同时也便于敌人封锁我们，部队给养困难不易解决，提出摆脱这一局面的出路是：“必须继续前进，实现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第三期刊登了罗迈写的《甘肃农村的状况与我们的策略》一文，详尽地剖析了甘肃农村特殊的阶级关系，指出只有贯彻执行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才能彻底解放甘肃农民。第三期还刊登了从敌人新十四师文件中弄到的“蒋介石的删电”，用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的阴谋。第四期刊登了洛甫的《察哈尔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并吞华北》一文，尖锐揭露了“察哈尔事件”是日本吞并华北与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阴谋。[4]
3、《斗争》报：1933年1月创刊，1937年3月停刊，总共出版了181期，约700万字。长征期间停刊了一年零一个月。1935年11月21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在瓦窑堡出版了《斗争》报第74期，1936年6月出版了第102期，共出版28期。这是《斗争》报自离开中央苏区前夕出版第73期后恢复出版的第一期，也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恢复出版的第一份中央苏区报刊，此时的《斗争》报成为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从1936年6月第103期到1937年3月127期停刊，为中共中央刊物，在延安共出版25期，合计出版54期，均为刻印本。1936年10月15日，《斗争》出版了第108期，发表了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的文章《全国主力红军大会合》，指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本年六月在西康地区会合之后，便决定共同北上抗日……。三个方面军的会合，已经快实现了，任何敌人的力量是不能阻止我们这种会合的！”这一时期的《斗争》为周刊，32开草纸油印，每期刊登2—6篇文章，54期共刊出文章119篇。其中中央关于时局的宣言、通电、决定等17篇，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文章32篇，红军工作文章13篇，党群地方工作文章32篇，统一战线文章22篇，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文章8篇，此外还有介绍苏联情况及共产国际的文章多篇。[5]
4、《党的工作》： 1936年6月10 日创刊，1937年12月10日停刊。出版了48期，中间还出版了一期副刊，批判张国焘路线专号。第1—2期由中共西北中央局出版，第3—33期由中共中央出版，第34—35期由中共特区党委会出版，第36—46期由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会出版，第47—48期由中共陕甘宁区党委会出版。发型的范围和办法是：中央及省级机关由中央发行部直接寄送；地方组织发到区为止，由中央发行部交各省委、特委转发；红军前后方部队（包含独立团）及机关，由总政治部分发；地方部队只发独立营及基干游击队，由各省军事部分发。其宣传内容主要有党中央和边（特）区党委的决议、指示以及文章、通讯，宣传扩大红军和党的抗日民族政策等。其1--41期为32开蜡纸刻写油印本，字迹不甚清晰。从42期起改为32开铅印本，字迹较清晰。[6]
5、《战士报》：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出版，八开油印小报，共出版二百多期。现仅发现三期，第194期、195期、206期，分别为1935年9月27日、9月30日和12月30日出版。每期单面两版或三版，每版分三栏，约1300多字。字体工整，印刷清晰，文字通俗，版面活跃，品种多样。有评论、指示、训令、消息、通讯、统计表、小插图等等。每期都配合当前中心任务，结合报纸内容，提出一些行动口号。标题用美术字书写，主题副题都很清楚醒目，富有鼓动性。这几期报纸的纸张都不一样，红、绿、白的，各色都有，由此可以想象，当时是克服了很大困难才出版了这份报纸。第194期刊登的内容有“紧张起来，动员起来，为扩大一倍红军而斗争”、“要猛烈的扩大，还要努力的巩固”等鼓动口号，发表了两篇评论《扩红运动没有开展起来》、《用最大努力来巩固新战士》，同时刊登了三则消息和各部队扩红数字的一张统计表。第195期，配合北上，响亮地提出了“迅速北进，会合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为全部赤化川陕甘而战！”载文介绍了陕甘红区的发展，并附有陕甘形势图。第206期是在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出版的，在一、二版“新年献词”一栏里，刊登了政治部主任朱瑞写的政论《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以亲身经历忠实地写道：“这一年，我们经历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十一省，三百六十余天，两万五千里……。”[7]
6、《战士》报：报头署有“坚政治部出版”，[8]目前，仅仅发现两期，分别为1935年5月26日出版的184期和同月出版的186期，8开手刻横排单面油印小报，分三栏，可容纳约1300多字。字体工整，印刷清晰。第184期《战士》报集中报道了红军抢渡大渡河的英勇事迹。[9]第186期《战士》报的出版时间原件标明为1935年5月3日（可能当时刻写有误，应为6月3日）。这期的主要内容是有关抢夺泸定桥战役的行军和战斗实况，同时还刊登了在安顺场强渡的17勇士名单，总结了红军在整个大渡河沿岸的战果。[10]
7、《不胜不休》报：红四方面军九军政治部出版。仅发现一期，为1935年7月20日出版的第10期，报头下署有“红九军全体红色战士小报”，这期报纸反映了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拥护北上抗日，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消息。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制定红四方面军军训“智勇鉴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这张《不胜不休》的报名即由此而来。[11]
8、《战士》副刊：红一军团出版。这是一种政治性副刊。发现两期，第9、10期，分别为1935年6月20日和12月17日出版。第9期《战士》副刊是红军支部工作专号，有三篇文章，分别为《学习二团模范二连的支部工作》、《看！这才真是模范的青年小组》和《六团的支部工作赶上去》，总共约10000多字，文章中心突出，表扬与批评对比鲜明。[12]
9、《战士》快报：红一军团出版。1935年9月19日腊子口战斗胜利结束，二十日出刊的《战士》快报就刊登了舒同写的通讯《英勇顽强的‘勇部’》，[13]及时报道了红军攻多腊子口的出色战斗。[14]
此外，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在长征途中还出有《红炉》、《红炉副刊》（1935年4月30日创刊）。红二方面军出版有《前进》（期刊）、《战斗报》等。
（二）国统区关于红军长征的新闻报道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国统区虽然存在大量的报刊，但有关红军长征的报道却极少，即使有一些报道红军长征消息的文章，但其主要刊登在国民党系统主办报纸、大城市商业化私营报纸、地下党组织办的秘密报纸、租界及国外一些外文报纸上，但其报道的观点和态度及所起的作用截然不同。
1、国民党的党报、党刊、通讯社和大城市的大型商业私营报刊对红军长征的报道。如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的纯粹是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消息，报道内容不外乎“朱毛匪部西窜”、红军已被“击溃”、国军乘胜追击之类。而民办的商业性全国性大报，如在上海《申报》上根本看不到有关红军长征的新闻，当时主要报道的是国民党军队在绥远剿灭王英等土匪的消息；天津《大公报》虽然于1935年11月7日通过何应钦之口报道：“毛彭与徐刘合股。”这等于宣布，中央红军已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5]并且该报还刊登了大量范长江有关红军长征的西北通讯，但范长江于1936年6月到达包头后就结束了采访，不可能采访到参加长征的三大主力胜利实现会师的新闻。
2、中共地下组织在国统区对红军长征的报道。1937年7月5日，上海一份文史类刊物《逸经》半月刊第33—34期发表了《红军二万五千里西行记》（署名幽谷作），全文1.5万字，从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写起，叙述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过程，最后以吴起镇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告结束，准确记录了长征的全过程。作者在序言中说：“余既非参与其役，又未列于追剿，何能言之凿凿，一若亲历其境者？善于双方对峙之营垒中均有余之好友，各以其所知者尽述于余。余乃考其异同，辨其虚实，然后以其可言者言之，以其可记者记之，而成此篇。”本文作者“幽谷”是中共地下党员董键吾，1936年曾化名“王牧师”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去陕北采访。[16]1937年3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了秘密印行的《外国记者西北见闻录》，全文收入《随军西行见闻录》。8月5日《救国时报》刊载作者廉臣的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的版权启事。11月和12月，国内相继由民生出版社和陕甘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39年1月，大文出版社将斯诺采访毛泽东关于红军长征的一段记述和这篇报告结集出版，题名《长征两面写》。[17]
3、中共在国外创办的报刊对红军长征的报道，主要有巴黎的《全民月刊》、《救国报》、《救国时报》和在美国出版的《先锋报》。
⑴《全民月刊》：1936年3月15日，中共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创刊号上[18]刊发了反映红军长征的长篇通讯报告《随军西行见闻录》，这是我国报刊上首次报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消息。全文约4.5万字，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领导人之一的陈云根据亲身经历于1935年秋写成，发表时假托为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军医廉臣。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
⑵《救国报》：1935年5月15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创办，初为半月刊，旋改为周刊，编辑部设在苏联莫斯科红场附近的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内，印刷和发行所设在法国巴黎。同年10月1日，《救国报》第10期首次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同年12 月9 日，《救国报》出版到第16期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向法国当局施压，被迫改名《救国时报》在巴黎继续出版。
⑶《救国时报》1935年12月9日由《救国报》改名而成，刚印行时为周刊，很快改成五日刊、三日刊，对开大报。辟有时评、社论、文件转载、国内要闻、国际要闻、文艺阵地、华侨生活、读者来信等栏目,内容丰富生动，报道及时迅速。创刊时仅销售5000 份，未满一年就猛增至20000 份，其中国内约10000 份，不仅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就是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干小县城内也读者众多，而且几乎是每份报纸都几经传阅；在国外的发行范围遍及各大洲43个国家和地区。从1936 年3 月开始，《救国时报》等刊物相继连载《随军西行见闻录》,署名“廉臣”,注明“廿四年(按即1935年)八月于沪滨”。不久，《救国时报》编辑部又决定将此“见闻录”和同在该报连载的杨定华撰写的关于长征的文章合集为《长征记》一书。[20] 1936年6月8日《救国时报》第34期第一版刊出的题为“晋陕红军势力扩大朱德贺龙西康会师”的新闻,报道了关于贺龙、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西康会师的重要信息。二、四两个方面军全部在甘孜会师的实际时间是1936 年7 月，《救国时报》在二、四方面军一开始会师时就发消息了。同年10 月25 日《救国时报》第63 期第一版刊出的“红军主力全部会合北上抗日”这条消息,传播了主力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的重要信息。1937 年3 月10 日第87期的《救国时报》也发表了寄自陕北的来稿《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21]
⑷《先锋报》：1927年底在美国三藩市油印出版了不定期出版的《先锋》，为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的机关刊物。1930于年4月初由油印改为铅字排版，在美国工人日报社印刷。1930年4月10日星期四《先锋周报》于纽约出版第二期，每期八开八页，但其创刊日期已无从查访，据推算该报的创刊日期应为4月3日。1934年上半年该报因经费困难，由周刊改为半月刊，改名《先锋》，之后又改名为《先锋报》。其经常刊载中国工农红军和国内革命斗争的消息，仅第二期第二、三页上就载有7条之多，向华侨读者报道了毛泽东、朱德人赣东后，江西内地工农到处暴动，声势浩大，国民党驻防部队穷于应付，终日东奔西突，疲于奔命的情况。1934年5月1日出版的118期头版头条，转载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报道红军占据归华及永安二城，缴获步枪8千枝，大炮10尊的消息。1935年11月2日出版的第183期第5页上，以整版篇幅，阐述组织联合抗日救国的国防政府，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步骤，也是海内外民众一致的呼声，而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国防政府纲领，则是最完备而且具体者，实现这个纲领是完全有可能的，号召爱国侨胞尽心研究和促进实行这一政纲。[22]
⑸《共产国际》（中文版）：1935年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了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情况。此后这个报告被整理成文，题为《英勇的西征》，署名施平（即陈云），于1936 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第二期合刊上。它是在世界革命阵营内，最早宣传红军长征和中共与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文献。陈云向共产国际的准确的客观的汇报，无疑给共产国际留下深刻的印象，为后来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奠定了基础。[23]在发现报告之前，《陈云文选》编辑组从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1936 年第1期上看到一篇署名“施平”的文章，专门讲述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过程，题为《英勇的西征》。由于陈云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用“史平”之名，在我党创办的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过许多文章，而“施平”与“史平”同音，编辑组因此判断这篇文章也是陈云写的。但陈云同志看后说，他没有用过“施平”这个名字，也不记得在莫斯科写过这样的文章。另外，这篇文章写到了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的会合，而他在此之前已经离开了长征队伍。因此，可以肯定文章不是他写的。至于是谁写的，陈云同志说，邓发到莫斯科后，曾接着他假托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之口写的那篇《随军西行见闻录》，也写过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登在巴黎《救国时报》上。但署名“施平”的这篇文章，写了许多红军政治工作方面的内容，这是他和邓发都不熟悉而王稼祥比较熟悉的。因此，可以查查是否是王稼祥所写。后来，人们发现了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的记录，这才弄清楚，原来属名“施平”的这篇《英勇的西征》，就是根据陈云的报告改写而成的。但改写的作者是谁，至今还是弄不清楚。因为，文章发表于1936 年春，而王稼祥是1937 年夏才到苏联的。[24]
第四，外国人主办的报刊和通讯社对红军长征的报道。正面报道红军长征新闻的外国媒体主要有《密勒氏评论报》、《每日先驱报》、《星期六晚邮报》、《大美晚报》、《每日先驱报》和美联社、路透社等西方媒体。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是美国新闻记者斯诺。1936年6月，斯诺进入陕北红军区域采访，受到毛、周、彭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并广泛采访了红军指挥员、战士和工农群众。1936年11月起，《密勒氏评论报》、《每日先驱报》、《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相继发表了斯诺在陕北采写的30多篇报道，美国《生活画报》集中刊发他拍摄的陕北红区照片70多幅，一举轰动中外新闻界。[25]1936年10 月25 日《救国时报》第63 期第一版刊出的“红军主力全部会合北上抗日”报道，这条关于参加长征的红军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的重要信息，就来源于《密勒氏评论报》。[26]
[1]
黄河 张之华 《中国人民军队报刊史》 解放军出版社 1986年1月第一版 59—60页
[2]
江小惠 《红军报刊：新闻史光辉的一页》 《新闻与写作》 2006年10期
[3]
杨志云 《‘红星报’在长征中出‘号外’》，《中国档案报》2004年6月18日
[4]
黄河 张之华 《中国人民军队报刊史》 解放军出版社 1986年1月第一版60—64页
[5]
方克主编 《中共中央党刊史稿》 红旗出版社 1999年11月第1版 第1册345页
[6]
方克主编 《中共中央党刊史稿》 红旗出版社 1999年11月第1版 第1册353-355页
[7]
同上 第64—66页
[8]
“坚”政治部是红一军团的代号。
[9]
同17，第66页
[10]
严帆 《万里播火者----红军长征岁月的新闻宣传》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5年10月第一版 第222页
[11]
同17，第69—70页
[12]
同17，第69页
[13] “勇部”，是红一军团二师第四团的代号
[14]
同17，第68页
[15]
尹韵公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02期 《为什么不是范长江》
[16]
方汉奇 李矗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 新华出版社 2005年1月第1版 第34页
[17]
同29
[18]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983页称《全民月刊》发刊于1936年1月，由一些“俱属寒素的学生”创办，出版8个月就宣布辍版。
[19]
同29
[20]
朱少伟 《抗战初期的〈救国时报〉》 《新闻记者》2007年11期
[21]
蓝鸿文 《巴黎〈救国时报〉与红军长征》 《国际新闻界》2004年5期 71-75页
[22]
王美芝 《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两份报纸：〈先锋报〉和〈救国时报〉》 《新闻与传播研究》1989年4期 129-131页
[23]
杨丽坤 《陈云与长征》 《档案时空》2006年3期6页
[24]
朱佳木 《同陈云同志谈党史》 《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4期 5页
[25]
同29
[26]
同33 |
发表于 2009-9-30 13:57: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