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選本中的辛棄疾詞

冰晶圭圭

本人翻译的日本学者村上哲见词学论文

歷代選本中的辛棄疾詞

在四部分類的集部總集類裏，包含了性質很不一樣的兩類，這是不言而喻的。一類指的是全集，也就是把範圍內的作品全部網羅收錄進來；還有一類是選本，即把重點放在作者作品的挑選上。關於後者，往往也產生了作品因此得以傳播後世的意義。而從文學史的觀點來看的話，挑選什麼樣的作者、作品就成了首要的問題。因為這裏能昭示編者的見識和文學觀，所以比起闡述理論和批評的文章來，選本往往成為更重要的資料。特別是在中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這樣傳統的觀念根深蒂固。因此，文學應該表現什麼，比起抽象的議論（空言），實際的作品（行事）是更為有力的方法，故選本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對於宋詞來說的話，作為全集，如果想把現存宋詞全部收錄就要編纂《全宋詞》[㈠]。作為先行者的是康熙禦定《歷代詩餘》、朱彝尊和汪森編的《詞綜》等，儘管說是選集，但能強烈感覺到想把元明間散佚的宋詞收集起來的意圖，旨趣上與全集相近。與此相對，把重點放在挑選上的選本的編定，在宋代就已經開始了，曾慥的《樂府雅詞》、黃昇的《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同《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趙聞禮的《陽春白雪》、周密《絕妙好詞》等選本，從書名可知，其意圖是要挑選優秀的作品。到了清朝，出現了揭示特定詞學思想的詞派。因此，作為詞論的具體表現，開始自覺地編輯選本。周濟的《宋四家詞選》等是其中的代表性選本，正如後面所述，具有非常個性化的內容。
另外，選本一方面能昭示編者的文學觀，同時也成為瞭解作者、作品被如何評價和如何接受的線索。當然，通過特定的編者的眼光而留傳到後世的選本，擁有各自廣泛的讀者，並肯定給予了一定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代表了社會上的評論吧。至少也肯定能據此考察各種各樣的評價和接受的情況。
本文即以此為前提，選取辛棄疾的詞，另外，作為比較的對象選擇了吳文英。在眾多的宋代詞人中之所以要特別選擇這兩家，是因為筆者目前關注的是南宋詞，而且這兩位在南宋詞的發展中佔據著特別的地位。首先想證實一下這一點。
筆者最近發表了《南宋詞綜論》（《風絮》創刊號，二〇〇五年三月。以下簡稱《綜論》。譯者按：此文已經譯者翻譯，刊登在《詞學》第十七輯，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在文中提出，南宋詞的作者有兩個不同的系列，一個是現實派，即士大夫的詞；一個是典雅派，即文人的詞。下不贅述，只想闡述一下其理由。吳世昌教授曾經在《有關蘇詞的若干問題》[㈡]一文裏提出這樣的觀點：蘇詞不是豪放詞，北宋沒有豪放派。我想這個觀點大致上是那麼回事。因而，我想蘇辛豪放派的說法已經不能成立，但是也不要拘泥於此，蘇軾和辛棄疾的詞有一脈相通之處是不能否定的。其共同性並不是“豪放”這樣簡單的形容詞所能概括的，應該從根本的創作態度上去考察。從歷史的角度來回顧的話，以筵席上的歌辭這種特殊性質的文藝為中心的詞，從北宋中葉的張先和蘇軾們開始就歌詠以官僚文人們（即觀念上來說的士大夫）的日常生活為基礎的、現實的各種體驗以及其中的心情，可以說詞成為了日常文學活動的一部分。從此以後，官僚文人們之間的贈答頻頻進行，和韻的唱酬也不再是珍稀的事情了。因為這裏所歌詠的是官僚文人們日常的現實生活，以及其中的感懷，因此，自然而然地作為士大夫文學的風格就具備了，詞這種樣式的整體產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這樣的風潮全部原封不動地在南宋被繼承、發展了。在這股潮流中，兩宋各自最突出的存在是蘇軾和辛棄疾。到了南宋，官僚文人的詞裏屢屢歌詠憂國的慷慨悲憤之情，成為這個時期詞的一個特色。那是因為既然“治國平天下”是士大夫的責任和義務，就要以現實生活作為基礎，並歌詠其中的感懷，從這樣一種基本的態度來說是必然的現象，在這一點上，辛棄疾也是代表性的詞人。這方面有超過蘇軾之處，但那主要是各自的處境不同，就是說南宋和北宋的情況差異之處很大，我認為不是他們主體的創作態度有那樣的差異。
其次，到了宋代，詞成為士大夫日常性文學活動的一部分，這是詞從唐五代到宋代發展的重要一面。但是，這當中，詞的發展裏也存在與此有著本質差異的另一面。前者不擔心誤解、用一句話來說的話，我想可以叫作詞的日常化；另一面，可以叫作與此相反的專業化，朝著詞的歌詞特性向更加洗練的方向發展。生卒年不能確定，但一般認為與張先大致上同時代的柳永，頻繁地使用慢詞這樣的長篇形式，由於採用了與此相應的獨特句法和表現手法，開拓了新的詞境。接著，周邦彥一邊繼承了這些，一邊在音樂性和文學性兩方面一個勁兒地追求更加洗練，達到了獨特的典雅深奧的境地。也有不少作品以被後之論者評為“渾”或“渾厚”這樣的境地達到了詞這種樣式的極致[㈢]。到了南宋，有一個群體的活躍引人注目，形成了一個新的階層，他們與以前的官僚文人不同，一方面同官位無緣，同時不但精通所有的文學，而且也通曉書畫音樂等各種藝術，可以說是純粹型的文人，周邦彥開拓的詞風被這些人繼承和發展。這些純粹型文人，比如姜夔、史達祖、吳文英等，都精通音樂，多數也會自己作曲。即使在這點上，與辛棄疾們這樣的官僚文人有著相當鮮明的區別。他們在詞的音樂性和文學性兩方面都一個勁兒地追求洗練，以超越現實生活的典雅深奧的境界作為目標。尤其是吳文英，可以說從周邦彥的“渾”更進了一步，到了被評為的“凝澀晦昧”[㈣]。這些純粹型文人的詞共同之處大致上可以說是完全缺失官僚文人們詞裏屢屢歌詠的憂國之情，由這一點來看，也可以說是藝術至上主義、唯美主義吧。
辛棄疾等官僚文人們的詞以現實的日常生活為基礎，以士大夫的氣概作為一個支柱，因此，以前寫的《綜論》裏把它稱作“現實派、士大夫的詞”，而把吳文英等非官僚、純粹型文人的詞稱作“典雅派、文人的詞”。當然，這裏所謂的“派”，沒有像後世的詞派、詞社這樣以一定的主義、主張聚集起來的“流派”的意味，只是為了方便概括那些具有共同或類似性質的詞人們。
如上所述，如果南宋詞有兩個系列的話，舉辛棄疾作為前者“現實派，士大夫的詞”的代表，大概誰也沒有異議吧？而且從剛才所述選本的意義考慮的話，在歷代的選本中，辛棄疾受到什麼樣的待遇，我認為比其他任何詞人顯得更加意味深長。再進一步，可以說與辛棄疾處在對立位置上的、作為“典雅派、文人的詞”代表的吳文英比較一下的話，能發現各種各樣的情況吧。筆者曾經指出，在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和周密《絕妙好詞》這樣兩本時代隔得並不太遠的詞選裏，他們兩人的位置有著極端的差異（見《姜白石詞序說》，《日本中國學會報》四三集，一九九一年。譯者按：此文已經譯者翻譯，見《詞學》第十三輯，二〇〇一年十一月）。為了弄清楚包含這兩種、到近現代各選本的實際情況，下面詳加考察。本文採用了以下七種選本：

Ⅰ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花庵詞選）十卷，宋，黃昇編，淳祐九年（一二四九）自序。
Ⅱ陽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宋，趙聞禮編，成書於淳祐十年（一二五〇）到景定二年（一二六一）間[㈤]。
Ⅲ絕妙好詞七卷，宋·周密編，成書於元朝的元貞元年（一二九五）到大德二年（一二九八）間[㈥]。
Ⅳ詞選（茗柯詞選）二卷，清·張惠言編，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刊。
Ⅴ宋四家詞選四卷，清·周濟編，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自序。
Ⅵ宋詞三百首，朱孝臧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序，通行本為唐圭璋箋注本（一九三一年初刊、一九五七年修訂）
Ⅶ唐宋名家詞選，龍沐勳編，民國三十三年（一九三四）初刊，一九五七年修訂本為通行本，初刊本與修訂本對於詞的選擇有相當的差異。
如果要考察某個詞人在選本中受到何種待遇，我想收錄的作品數成為重要的指標了吧。重視的作者多選作品，不重視的則少選，完全輕視的則一點都不選，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舉一個唐詩的例子，杜牧在《唐詩選》裏完全忽視而一首都不選，在《三體詩》裏卻是採錄最多的，兩書的差異鮮明地顯示出來了。
因此，首先想看一下辛棄疾和吳文英的詞在上舉的七種選本裏各自被採錄了幾首。但是因為也存在選本規模的大小呀，如下所述編輯方針的差異等，因此，不僅作品數，也想顯示一下其排位，另外記錄各選本所收的作者和作品數。由此，在各個選本裏相對的位置就變得清晰起來了。

	收錄總數	辛棄疾	吳文英
	首 家	首 位	首 位
Ⅰ.花庵詞選	770 （89）	42 （1）	9 （29）
Ⅱ.陽春白雪	671 （231）	13 （3）	13 （3）
Ⅲ.絕妙好詞	390[㈦] （133）	3 （29）	16 （1）
Ⅳ.（茗柯）詞選	70 （33）	6 （2）	0 （一）
Ⅴ.宋四家詞選	239 （50）	24 （2）	22 （3）
Ⅵ.宋詞三百首	284 （81）	12 （6）	25 （1）
Ⅶ.唐宋名家詞選	555 （69）	44 （1）	10 （18）
同上初版本	380 （26）	30 （2）	38 （1）

從上表來看，在各個選本裏，辛棄疾的地位有很大的差異，而且可以明白往往與吳文英成反比例有關。第一、二、三種是由與辛吳活動時期沒有多少時間間隔的宋人編纂的，但是在那裏可以說已經有三種三樣的差異了。第一、三种存在宛如陰陽反轉般的關係，這點曾經指出過了（見前）。也就是說，在第一種裏辛詞收錄最多，在第三種裏吳詞收錄最多。與此相應，在第一種裏的吳詞和第三種裏的辛詞奇妙地都處於二十九位，在第一種裏辛詞選了四十二首，與在第三種裏的吳詞選十六首有差異，但如同只要看各自收錄的總數就能明白的那樣，第三種和第一種比較，被認為是減少一個人的作品數，要盡可能多地收錄作者，因此應該看作是一樣重視，同等重要。這兩種選本裏，對於辛吳詞顯示了可以說是極端相反的輕重區別。與此不同，在第二個選本裏，收錄的辛吳詞數量完全相同。與第一、第三種僅限於南宋詞不同，這個選本南北宋兼收，共收二百三十一家六百七十一首詞，從中可以看出與第三種一樣具有想盡可能多地收錄作者的傾向。辛吳選十三首，同樣居第三位，儘管不是居於首席，但可以說給予兩者相當的重視。位居第一的是周邦彥，選二十首；第二位的史達祖選十七首，被認為有重視前述南宋詞兩個系列中的“典雅派”詞的傾向，但是也可以說給予了辛棄疾這樣士大夫的現實派詞相應的尊重吧。但是，這個選本作者、作品的排列雜然，作者名字的介紹方法不統一等，可以說像未定稿一樣，也許只適合用作參考吧[㈧]。
以下第四、五種是在清朝極具個性的、然而影響很大的詞選。在張惠言的《詞選》，即《茗柯詞選》裏辛詞選六首，看起來似乎非常少。但是這個選本本來就是一個唐宋詞合在一起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宋詞只有三十三家七十首的小冊子，大多數詞人只收錄一、二首，六首已經是非常重視了，僅次於秦觀的十首居第二位。另一方面，完全無視吳文英，是歷代各選本中極其特殊的例子。張惠言原來是經學家，作為散文家而著名。其詞論在此書卷首的《詞選目錄敘》中顯示出來，像經學家那樣，以“意內而言外謂之詞”這樣的定義為基礎。見於《說文解字》的這個定義，原來說的應該是作為語言基本單位的“詞”吧，張氏這裏的“意”給予了與“志”一樣的重視，並作為文學樣式的“詞”的定義。因此，對於像吳文英那樣一個勁兒地追求音樂性、文辭的洗練這樣藝術至上主義的詞，可以說是完全不理睬的。但是，對於這種偏狹的觀點產生批評是當然的，張惠言的外孫董毅編纂了《續詞選》，補了二首吳詞。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更有如下的論述：
張氏（惠言）詞選，可稱精當，識見之超，有過於竹垞（朱彝尊）十倍者，古今選本，以此為最。但唐五代兩宋詞，僅取百十六首，未免太隘。……至以吳夢窗（吳文英）為變調，擯之不取，所見亦左。
接著舉的周濟，作為常州詞派的領袖，也有被看作是張惠言後繼者的，但是那主要是從人脈來說的，在詞論方面與張惠言有相當的差異。收集關於詞的發言有《介存齋論詞雜著》，但是，我認為其詞論莫如那個《宋四家詞選》和冠於卷首的《目錄敘論》更能充分展示出來。這個選本中選擇了兩宋五十人並分成四個系列，以周邦彥、辛棄疾、王沂孫、吳文英四人為各系列的領袖，其他作為附庸分屬各系列之下。被張惠言完全忽視的吳文英作為領袖之一，這一點上其差異是很大的。作為領袖列了周、王、吳，可見把“典雅派”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但是把辛棄疾和他們並列，顯示了沒有忽視“現實派”的寬廣視野。然而在《序論》裏說：
問途碧山（王沂孫）、歴夢窗（吳文英）稼軒（辛棄疾）、以還清真（周邦彥）之渾化，余所望於世之為詞人者蓋如此。
可見其終極目標是周邦彥。另外，被朱彝尊評為至高存在的姜夔僅僅給予附庸的地位，而且置於辛棄疾之下，這成為本書很大的特色。對此，筆者曾在《姜白石詞序說》（前出）有所闡述，故不再贅述。
接著是應該稱為近代詞學開山之祖的朱孝臧的《宋詞三百首》，三百首只是概數，實際是二百八十四首，吳文英收了二十五首，是其中最多的。朱孝臧編輯了《彊村叢書》，在詞學方面畱下了很大的業績，其詞籍校勘的事業是在清末與王鵬運（四印齋）共同校訂吳文英的詞集《夢窗甲乙丙丁稿》開始的。此書由王鵬運在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刊行，但是，朱孝臧在此後的生涯中繼續校訂吳詞，在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刊行再刊本，接著校訂別系統的《夢窗詞集》，並收入《彊村叢書》（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此後更進一步重新校訂，死後作為《彊村四校定本》收入《彊村遺書》（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如此多年校訂吳詞的經歴，表明朱氏對於吳詞特別眷戀，當其編纂詞選時吳詞成為最重視可以說也是理所當然的了。與此相對，辛詞收錄十二首，排位是第六位，決不是輕視但也不是放在特別重要的地位。
《唐宋名家詞選》的編者龍沐勛（龍榆生）是朱孝臧的門人，上面提到的《彊村遺書》是接受朱氏的遺囑，由龍氏編訂刊行的。順便提一下，朱氏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死於上海，兩個月之後，一·二八事變即“上海事變”爆發。侍奉在臨終病榻傍的龍氏保護遺稿到法租界避戰火，不久，刊行經過在該書的卷首詳細地記載下來，令讀者感動。但是，在龍氏的詞選裏，辛吳的所遇同《宋詞三百首》有相當的差別。也就是說辛詞收錄最多，達四十四首，相反，吳詞只有十首，排位是第十八位，與把吳詞列於首位的《宋詞三百首》的差距，即使沒有像《花庵詞選》與《絕妙好詞》那樣大，也是相當大了。只是《唐宋名家詞選》並非從一開始就是這樣的，在今天被遺忘的、仍然流傳下來的初刊本裏，吳詞仍是居首位。如果考察一下朱氏和龍氏的交往的話，倒不如說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給予辛詞以次於吳詞的位置，這一點與《三百首》已經不同了，或者說好像是處於《三百首》和《名家詞選》修訂本的中間位置。這中間的變化不得不認為是激蕩的中國近代史的時代特徵的反映。
《宋詞三百首》在唐圭璋箋注本一九五七年版以後廣泛流傳起來，但是朱氏原編的刊行是在一九二四年（筆者未見，據況周頤序）。《唐宋名家詞選》的初刊是一九三四年，而且在一九五六年刊行了添加“不少增刪”的修訂本，可以說作為定本多次重版，一直到現在。這期間，也就是從一九二四年到五六年間，有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所謂的“滿洲事變”）、翌年是剛才提到的“上海事變”、一九三七年是七·七事變（日中戰爭）、再經過所謂的國共內戰到人民共和國成立等巨大的變動。隨著以這種情況為背景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高揚，曾經在宋金對峙時代一度活躍在戰場上、此後終生一直主張對金“強硬論”的辛棄疾，作為民族英雄和愛國詞人而受人尊敬，對其詞的評價高起來是理所當然的了吧。再說，在一九四二年發表了標榜“政治標準第一位、藝術標準第二位”的毛澤東《文藝講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那雖然被認為是直接針對當時的創作活動的，但對古典文學界也給予了很大的影響。對辛詞評價高漲的同時吳詞受到輕視也是理所當然的趨勢。從《宋詞三百首》到《名家詞選》初刊本再到修訂本的變化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潮流，從以廣泛的一般讀者為對象的詞選這類書籍的性質來看那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黃昇《花庵詞選》和龍沐勛《唐宋名家詞選》辛詞的收錄數是四十二首和四十四首，與其他詞選相比特別多，但是，其內容，即收錄什麼樣的辛詞這一點上有相當的差別。兩書裏重複的辛詞有二十首，所以有半數以上各自選入了別的詞。兩書裏收錄的辛詞不僅數量多，而且有不少是其他書裏看不到的獨特選擇。特別是在《花庵詞選》裏，四十二首辛詞中的二十首是別的任何選本中看不到的，因此，此書的選擇特色非常鮮明地顯露出來了。在此書的辛詞中，壽詞，也就是在生日之際頌壽的賀詞，有八首。儘管其中一首在《唐宋名家詞選》中也能看到，七首則是本書的獨特選擇，因為其他五種選本裏其他被目為壽詞的作品完全不選，因而成為本書的一大特色。關於壽詞流行的情況和它的意義，因為在筆者以前寫的《綜論》中已經詳細闡述了，故此不贅述。辛棄疾贈送給各種人頌壽的賀詞達到了四十首。《花庵詞選》選擇了其中八首，可以說是給予了相當的重視了。意味深長的是，周密和黃昇各自有關於壽詞的言論，對於當時流行的壽詞，二人想法的差異鮮明地顯示出來了。在賈似道還在當權的時候，當他生日時人們紛紛獻上壽詞，周密的《齊東野語十二》裏有如下的記錄：
賈師憲當國日，……每歲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謄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為之紙貴。然皆調詞囈語耳，偶得首選者數闋，戲書於此（下略）。
上面這條記錄清清楚楚地傳達了當時壽詞盛行的情況，意味深長。但是，周密評為“皆調詞囈語耳”，並且即使是選錄“首選者”，也就是優秀之作，也是“戲書於此”，並不想認真收錄。雖然並沒有嚴密地翻檢，但是在周密的《絕妙好詞》裏，被目為壽詞的作品好像完全看不到，如果從剛才所說的周密對壽詞的看法來看的話，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了吧。這樣的想法也波及到了後世的文人，朱彝尊的《詞綜》在清朝是對於詞學復興影響很大的詞集，此書編纂的時候，朱彝尊以為壽詞“殊無意味”，幾乎沒有收錄（參照《詞綜發凡》和筆者以前寫的《綜論》）。另一方面，黃昇對於壽詞有以下這樣的論述：
壽詞最難得佳者，太泛則疏，太著則拘，惟稼軒（辛棄疾）慶洪內翰（洪邁）七十云：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歲武公方入相，（中略）自然中的，事意俱佳，未易及也。（《中興詞話》）
也就是說壽詞儘管一般無佳作，可是著眼點在也有優秀之作上，而且舉了辛詞作為例子。當然，是上舉《花庵詞選》採錄的八首中的一首（即最高樓，慶洪景盧內翰七十）。
詞成為官僚文人們日常性文學活動的一部分，唱酬贈答頻繁舉行，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的話，意味著成為社交的一種手段了。壽詞的流行可以說充分顯示了詞這方面的特點。在詞被用來演唱的當時，在賀宴等場合，呈獻詞比詩文更受歡迎，這一點是很容易能推測的。剛才提到的《齊東野語》的一條記錄充分顯示了這一點。剛才所述，辛棄疾的壽詞上昇到四十首，在辛詞裏本來唱酬贈答之作很多，成為其特色之一。如果把詞的小序中出現的人名拿出來整理一下，據此能考證出有交遊的人超過了一百二十人，另外和韻之作大約一百九十首，接近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這些事實表明，就像流傳的“揮毫未竟而客爭藏去”（範開《稼軒詞序》）那樣，在當時的官僚文人社會中，作為詞人參加盛大的活動，受到高度評價，壽詞之多也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辛棄疾儘管沒有擔任中央的顯貴職務，即所謂的宰執地位，但是以館職屢屢就任安撫使等職，是和科舉及第的精英們並肩的高級官僚。而且作為詞人，名聲很高。例如，數一下使用的詞牌，很輕鬆地就超過了一百，可以說因為不是業餘愛好者而達到了一定的水準，在官僚社會裏一定有特別的人緣。黃昇的《花庵詞選》收辛棄疾的詞最多，而且包含和韻之作，尤其是採錄了八首壽詞，完全反映了當時詞流行的情況和當時對辛棄疾的評價。黃昇自身與仕途無緣，可以說是專業的文人，但是當他選詞時並不受此拘束，可以說具有根據當時社會裏詞應有的樣子，即根據其實際情況，來挑選的機動靈活的視角。與此相反，周密始終堅持一味追求高度的音樂性、文藝性的純粹型文人的態度，因此，與官僚文人們的現實生活關系密切的作品，即使如何傑出，最終就會作為業餘作品而輕視它、評價不高。於是，在其《絕妙好詞》裏辛詞就僅僅只收了三首。
《唐宋名家詞選》在這次列舉的選本中所收辛詞最多，但是獨自選的詞比《花庵詞選》少，只有十二首。《宋詞三百首》中的辛詞十二首全部選入，可以看出充分尊重了朱孝臧的選擇。周密選的三首、張惠言選的六首，數量可以說很少，也全部收入。周濟選的二十四首除去三首收入二十一首，總之，給人的感覺是以這些先行的選本為基礎再加擴充而成。只是獨自選的十二首中有一首追念“少年時的事情”的《鷓鴣天》詞[㈨]，有些事情値得注意。比如，從一九六三年初版以來多次重版的中國科學院（以後的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中國文學史》引用開始，多種文學史、詞史、宋詞概說之類，還有多種辛棄疾的傳記和詞選注等，可以說沒有不舉這首詞的，好像成為了辛詞的代表作。但是在上述七種選本中，因為最後的《名家詞選》裏才開始被收錄，到《宋詞三百首》為止的六種選本裏誰都沒有選錄此詞。不僅是辛詞，翻閱某個詞人全集的讀者在任何時代都是有限的，多數人應該是根據選本來接觸詞的，這裏提到的六種著名的選本裏全部沒有看到這首詞，這首詞一定是到某個時期為止還不太廣泛為人知吧。什麼樣的詞惹人喜愛，被人閱讀，是隨時代而變化的，我想此詞可以說是其中一個例子吧。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指出，這裏提到的七種選本裏全部收錄的辛詞只有一篇。那就是以“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開頭的《摸魚兒》詞[㈩]，可以說是從宋代一直到現代一貫被傳誦的名篇吧。筆者以前寫的《綜論》裏介紹了持辛棄疾詞決不是“豪放”一語能掩蓋之說的程千帆教授的一篇文章，不僅是辛棄疾詞也把其詩文傳記合併在一起、長期持續進行研究並留下很大業績[11]的鄧廣銘教授也敍述了大致相同旨趣的話：
其題材之廣闊、體裁的多種多樣，用以抒情，用以詠物，用以鋪陳事實，或講說道理，有的“委婉清麗”，有的“穠纖綿密”，有的“奮發激越”，有的“悲歌慷慨”，其豐富多彩也是兩宋其他詞人的作品所不能比擬的。（《略論辛稼軒及其詞》，《辛稼軒編年箋注》卷首）
這首《摸魚兒》因為一邊歌詠惜春之情，一邊悄悄地寄託郁屈不遇之思，故此詞充分表明辛棄疾詞並不是能用“豪放”一詞概括的。


[㈠]唐圭璋編《全宋詞》一九三二年初刊，一九六五年修訂本。朱德才主編《增訂注釋全宋詞》，一九九七年。


[㈡]原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之後收入《羅音室學術論著》二，一九九一年。又參照《宋詞中的〈豪放派〉與〈婉約派〉》，也收入《羅音室學術論著》二。

[㈢]參照拙著《周美成詞論》，見《宋詞研究，唐五代北宋篇》，一九七六年，創文社。


[㈣]張炎《詞源》評。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詞家有吳文英，如詩家有李商隱。”

[㈤]詞集裏有標有“淳祐十年”的詞。又卒於景定二年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裏有著錄。

[㈥]詞集裏有標有“元貞元年”的詞。又周密被認為卒於大德二年（見夏承濤《周草窗年譜》）。

[㈦]卷四施嶽的《清平樂》只存前闋，因為注云：“原本云，以下缺六首。”故本來好像是三九六首（《四部叢刊三編》影印雍正項絪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道光本《絕妙好詞》同。）

[㈧]在《陽春白雪》校點本（一九九三）的前言裏葛渭先生有以下論述：“縱觀全書，似乎是趙氏隨得隨編，隨讀隨選的，還未作最後的統一。

[㈨]全詞如下：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簶，漢箭朝飛金僕姑。
追往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追念少年時事，戲作》）

[㈩]全詞如下：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花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　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摸魚兒·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為賦》）。

[11] 《稼軒詞編年箋注》一九五七年，一九九三年增訂本。《辛稼軒年譜》一九四七年，一九九七年增訂本。《辛稼軒詩文抄存》一九五七年，《辛稼軒詩文箋注》一九九五年。都是研究辛棄疾必備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