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登极：公元九年一月十日的盛事

悠然翁

公元九年一月十日，亦即西汉始初元年十一月戊辰，在长安未央宫前殿发生了一件不仅在当时震惊朝野，此后更是长期为历代精英所关注的大事。
　　事发地点未央宫在长安城西南隅，该宫自公元前198年由萧何建成后，一直都是西汉诸帝居住的场所。由于是国家统治核心之所在，因此历朝都非常重视对该宫的营缮。发展到西汉后期，该宫已经成为一个“周回二十八里”， 拥有诸如宣室、麒麟、金华、承明、武台、钩弋、凤凰、玉堂、白虎、前殿等众多华丽殿堂的庞大宫殿群。其中前殿又名路寝，是未央宫的正殿，该殿建在“头入渭水，尾达樊川”的龙首山的龙首上，所谓“疏山为台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 对长安城形成俯瞰之势，在诸殿之中尤其显得雄浑、壮丽。后来至武帝时，又用名贵的木材、黄金、美玉等材饰对其进行大规模地改造装饰，从而使前殿显得更加雍容、华贵与庄严。
　　作为未央宫的正殿，自建成之日起，前殿一直都是西汉诸帝会见诸侯群臣处理军国重事的办公之所。检讨史书可以发现，在西汉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在前殿内曾上演过一幕幕的悲喜剧。
　　皇帝们在这里颁布过普天同庆的诏书。如高后八年（前180）后九月，代王刘恒以宗王身份入未央宫以继大统，是夜即在前殿颁布诏书，大赦天下。賜天下民户中当家的男子爵一级，女子则以百户为单位，赏赐牛、酒若干，允许他们可以会聚在一起饮食五日，也就是狂欢五天的意思。君主的灵柩曾停放过这里。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丁卯，武帝崩于五柞宫，在停柩待葬期间，其遗体即殡于未央宫前殿。更多的是在这里处理军国重事。如成帝建始三年（前30）秋，京师谣传大水将至，把百姓们吓得四处奔走，大呼小叫地，把长安搞得一片大乱，成帝为此在前殿召集公卿商议对策。哀帝建平二年（前5）四月乙亥，哀帝在这里同日提拔御史朱博为丞相，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此外还有大摆宴席，君臣欢会等。汉高祖九年（前198）十月，未央宫建成，刘邦就在前殿大宴群臣。
就汉代君臣在未央宫前殿所举行的所有活动而论，最耐人寻味的当属汉高祖九年（前198）十月那次宴会，这次活动也是前殿历史上所举行的第一场正式活动。在这次宴会上，刘邦曾乘着酒兴，洋洋得意地问其父太公：“以前您常以为我不像我二哥那样能够治办产业，发家致富，现在我所取得的产业与我二哥相比谁的多哪？”殿上群臣听后，无不大呼“万岁”。于此可见当时上自君主刘邦下至诸侯群臣是如何地志得意满。当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二百余年后的某一天，有一个叫王莽的人居然会坐在刘邦曾坐过的位置上，发号施令，改汉为新，兵不血刃便从他的子孙那里卷走了他辛辛苦苦地挣来的全副家当。并且尤其搞笑的是王莽在拿走刘邦的家业时还说是刘邦亲自传话说把国家传给他的。
　　公元九年一月十日，以外戚身份掌握了汉朝大政的王莽头戴王者之冠，高坐于未央宫前殿，以诏书的形式讲了好大一通自己不得不做皇帝的话，其中有一句便是说：“赤帝汉朝高皇帝的神灵，秉承上天之命，传下禅让皇位的金策书，我十分敬畏，敢不恭敬接受！于是选定这样一个吉利的日子，头戴王者之冠，登上了真正的天子之位，定国号为新。”所谓“赤帝”之说，据史书讲刘邦在秦末时，曾在醉酒的情况下，斩大蛇于泽中。后有老妪哭于断蛇旁，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化为蛇，挡在道上，结果为赤帝子所杀。”后人因称刘邦为赤帝。所谓的金策书，是当时蜀地一个叫哀章的人所上。此人见王莽当时已由“摄皇帝”而为“假皇帝”，知道接下来王莽就要行禅代之事了，于是就做了一个铜櫃，写了两道封书题笺，其中一张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一张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所谓“某”，就是汉高祖刘邦的名字。而书中所写的则是王莽当为真正的天子的话。哀章把这些东西做成后，当天黄昏时，身穿黄衣，把铜匮献到供奉刘邦魂灵的高庙。于是就有了王莽那一通说辞。而更滑稽的是，在此之前，王莽还亲至高庙接受了神禅，也就是与汉高祖的神灵一起举行了国家交接的禅让仪式。此后过了没多长时间，也就是始建国元年（9）正月王莽又大会群臣，策命其曾经辅佐的孺子婴为安定公，封万户，地方百里。官员读完策命之后，王莽亲自握着孺子婴的手，哭得鼻涕眼泪哗哗流说：“从前周公代理王位，最终还是得以把权力归还给周成王。如今唯独我受迫于皇天的威严命令，不能够如愿以偿！”说罢又哀叹了很长时间，这才让臣下扶孺子婴下殿，向自己行臣子之礼。据说当时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的官员们，无不深受感动。
　　关于王莽代汉的经过，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有详细的叙述。而通过对《汉书•王莽传》的研读，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观感，即王莽的新朝是王莽通过阴谋手段盗取来的。《汉书》告诉我们，王莽生于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外家王家，该家在元成时期长期居位辅政，总共出过九侯五大司马，极其显赫，因而王氏家族成员的生活非常奢侈。然而王莽为了博取名望声誉，则反其道而行之，屈己下人，努力实践儒家的礼义道德。他以大儒沛郡陈参为师学习《礼经》，敬事母亲及寡嫂，恩养侄子，对他的伯父、叔父们甚有礼貌，还广泛结交当世英俊。从而使家族称赞他有孝悌的品性，老师和朋友推许他有仁厚的品德，于是声誉雀起，仁途也因之通达起来。等到他在成帝、哀帝时身居高位辅佐天子处理国政时，勤劳国事，本着正直的原则处理政务，因此稍有举动便受到人们的称道。然而到了哀帝去世，他再次执政的时候，他的奸邪的本性就暴露了出来，为了维护个人的利益，对于支持自己的人他大加拔擢，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则肆行诛除。通过这种方式，王莽牢牢地掌握住了西汉的政权，然后在其党羽的撺掇下，他由安汉公而摄皇帝而假皇帝，并最终酿成“篡盗之祸”，堂而皇之地取代了汉朝而另建新朝。
　　班固关于王莽的新朝是通过“篡盗”的手段得来的看法，得到了后世皇朝精英人士的一致认可。如东汉王充《论衡》称：“莽盗汉位”， 蔡邕《光武济阳宫碑蔡邕光武济阳宫碑称“奸臣王莽，偷有神器”，北宋人司马光在其《传家集》中称“王莽凭汉累世之恩，因其继嗣衰绝，饰诈伪而盗之”，钱时在其《两汉笔记》一书中称：“王莽汉之贼也。”南宋人张栻在其《论西汉儒者名节何以不竞》一文中称“王莽簒窃”。清人顾炎武《日知录》称“王莽盗位”。
　　事实上，尽管班固在叙述王莽发迹的历史的过程中，贬抑的倾向性相当强。但从汉书中一些片片断断的史事中，仍可以看出相当多的与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不相协调的地方，而把这些材料汇集在一起，可发现尽管后人一提起此事便愤慨不已，但时人并不认为王莽代汉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他们对此大多还是支持的。如自居摄元年（6）起，由于王莽纂汉的趋势已非常明显，因此一些刘姓宗室和名臣之后纷纷图谋反抗，结果都是旋起旋灭，皆不能成事。具体而论，居摄元年（6）四月，安众侯刘崇与其相张绍商议说：“安汉公莽专制朝政，必将危害刘氏。天下有很多人都对此非常反感，然而都不敢率先举事反对，这是汉朝宗室的耻辱。因此如果我率领宗族率先举事，天下的人一定会应和的。”于刘崇与张绍率从者一百多人，进攻宛城，然而却以失败而告终。居摄二年（7）九月，东郡太守翟义，发兵反对王莽，他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又向郡国发布檄文，声称王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打算灭掉汉朝，现在他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来诛杀王莽。当时翟义的势力一度发展到十余万人。而关中槐里男子赵明、霍鸿等也起兵，以应和翟义，其众也曾发展到将近十万人，反对王莽的声势一度甚盛。然而在王莽发兵攻击下，当年十二月，王邑等在圉破灭翟义。王邑等还京师后，又西向破灭赵明、霍鸿之军。居摄三年（8）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合谋欲劫持王莽，立楚王为皇帝，然而却被发觉，预谋者皆被诛杀。始建国元年（9）四月，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于其国，然后攻打其兄刘殷的封地即墨，结果在官民抵抗下，刘快败走，并很快死去。这一年，真定刘都等阴谋举兵，被发觉后都被诛杀。从以上的反叛活动旋起旋灭看，反莽在当时是不得人心的。
　　当时不仅百姓支持王莽代汉，就是那些精英大儒也对王莽的做为或保持缄默或倾力支持。如孔光是孔子的后裔，初以明习经学而为博士，后历任御史大夫、丞相、大司徒、太傅、太师等职，居于公辅之位前后共十七年之久，史书称其“旧相名儒，天下所信”，就是这样一个重臣，元始年间王莽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丝毫不做反抗。而如刘歆、扬雄、桓谭（前23－公元56）等在当时都是当世大儒、在后世也倍受学人称赞的名士则都是王莽的支持者。如对于扬雄（前35－公元18），班固在《汉书》中称其与孟子、荀子、董仲舒、司马迁等一样，都是“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司马光在其《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中认为，战国以后能传承先王之道的只有荀子与扬雄两人，所谓“排攘众流，张大正术，使后世学者坦知去从。”王安石在《答龚深父书》一文中称“扬雄者，自孟轲以来，未有及之者。”而对于刘歆和桓谭，王充《超奇》一文认他们与扬雄以及刘歆的父亲刘向四人，“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其《定贤》一文又称桓谭是“汉之贤人也”。 就是这样一些为当时所重，为后世所尊的大儒，在王莽代汉之际却都是王莽的支持者。如刘歆在哀帝去世王莽重新执政后，被王莽封为红休侯，典掌文化机构，辅佐王莽推行一系列的制度。扬雄在新莽时任中散大夫，其《剧秦美新》一文中称赞王莽“以至圣之徳，龙兴登庸。钦明尚古，作民父母，为天下主。执粹精之道，镜照四海，听聆风俗，博览广包，参天贰地，兼并神明，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也。”桓谭在王莽居摄之时，曾奉命颁行王莽所作《大诰》于天下，任务完成后因功晋封为明告里附城，成为新朝佐命的新贵之一。据其自述，王莽代汉即真之后，又相继任掌乐大夫、讲乐祭酒，位至上卿。
　　对于西汉未年朝野普遍支持王莽代汉的现象，古人也不是没有看到，但他们同时认为这是世风败坏所致，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因此非但不值得肯定而且还应该受到批判。如北宋人钱时的《两汉笔记》就称“新莽用事，上下靡然，虽扬雄、刘歆之徒，皆入叛党，举朝无一人能为社稷吐气。”“延至贼莽，窃国如掇，无一仗节死义之士出而排止其万分，而上书称颂者至四十八万十千余人。张禹、孔光、刘歆、扬雄诸子俱号名儒，夷考其行，曽狗彘之不若，无他，熏煑腐烂，俗坏而不知耻故也。”
　　正是由于对王莽代汉一事非常反感，因此许多学者甚至不肯承认新莽作为一个朝代而存在的事实。如班固认为王莽的新朝与秦朝一样，因为所得因非正王之命，就如非正色的紫色、非正声的蛙声一样，又如同岁月之余分为闰，不过是做为圣王之驱除对象而存在罢了。所谓：“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班固《汉书•王莽传》）班固的主张得到后世的热烈应和。如许多史家在撰写这段历史时，都不把新朝作为一个朝代看待。北宋人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就把新朝列入《汉纪》之中而不是单列《新纪》来叙述新莽一朝历史。钱时的《两汉笔记》，在论及新莽一朝史事时，不仅把新莽历史作为两汉历史的一部分来讲述，而且还把这段历史冠以被废除的孺子安定公的名义，所谓“黜莽伪号，以为贼臣篡逆之戒云”。同时人们在排列历史上的正统王朝或者说合法王朝的谱系时，新朝也往往被排除在外。如宋代的类书《册府元龟》所排出的正统谱系依次为太昊、炎帝、黄帝、帝挚、颛顼、帝喾、尧、舜、夏、商、周、汉、魏、晋、北魏、北周、隋、唐、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人欧阳修所列出的正统谱系为尧、舜、夏、商、周、秦、汉、曹魏、西晋、隋、唐、五代。南宋人朱熹的正统谱系是周、秦、汉、晋、隋、唐等，所有这些序列中都没有王莽的新朝。
　　考古人之所以一直不能冷静地对待王莽代汉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因，乃在于王莽以臣代君的行为，亵渎了皇朝社会一直宗奉的忠君的道德信条，对皇朝的权威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触犯了皇朝之大忌。而今人由于摆脱了皇朝的枷锁，不再受忠君信条所束缚，因此在论及王莽代汉之时，多能得出平情之论。如翦伯赞在其《秦汉史》中称“为了抢救西汉的政权，王莽才挺身出来”，“假若我们离开袒护刘的立场，则王莽仍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一位政治家。”吕思勉也在其《秦汉史》中说：“王莽为有大志之人。欲行其所怀抱，势不能不得政权；欲得政权，势不能无替刘氏；欲替刘氏，则排摈外戚，诛鉏异己，皆势不能免，此不能以小儒君臣之义论也。即以寻常道德绳之，后人之责莽，亦仍有过当者。”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沿袭班固之说者在二十世纪亦大有人在，如文革后期高敏在《论王莽复辟》一文中,认为“西汉末年的王莽，是一个大搞复古、倒退的野心家、阴谋家。”而海外的沈展如则称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撰成的《新莽全史》一书，是为了演绎“莽之政治生命，以骗起亦以骗终，故此书又名为《新莽政治大骗局》，是为中国史上政治骗局之开端。”
　　总之，不管怎么说，王莽代汉这一历史事件确确实实是在汉未社会朝野人士的普遍支持下实现的，而不是如古人以及二十世纪那些影射史学的拥虿者所认为的那样，是通过不道德手段窃取来的。
　　

多闻阙疑

王莽之败亡，是“士”的“禅天下"理想的破灭；是“君权至上”的胜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重大，有重新评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