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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与郭店楚墓竹书
作者：高正 2005-10-19 14:03:46 来源：作者投稿 访问次数:6288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二重证据”方法，论证屈原是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文中考察了屈原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考证了屈原的生卒时间、生平事迹以及归葬情况；认为郭店竹书是稷下思孟学派教材，除《老子》以外，乃是子思后学和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很可能是屈原出使齐国时从稷下带回楚国的。文中探讨了这些出土文献的思想来源和特点，以及对于屈原思想和作品的影响。
关键词：郭店竹书 屈原 稷下思孟学派教材
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的竹书，是什么时代、什么学派的文献？怎么会埋到楚贵族墓地里的？墓主人是谁？首先必须搞清这些问题，才能准确把握郭店竹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定位。依据《荆门郭店一号楚墓》[1> 这篇挖掘报告中的有关材料和《郭店楚墓竹简》[2>书中的有关内容，印证传世文献中被认为是屈原作品的篇章，和史籍中关于屈原生平事迹的记载，似可提出这样一个推论：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是屈原！
一、推测屈原是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的主要依据
依据墓葬的地点、形制和器物特征，以及遗体骨骼的姿势等，印证传世文献，至少有七个方面，与墓主是屈原的推论完全相合：
1、墓葬形制的时代特征
此墓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挖掘报告估计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其下限在前3世纪初，这正符合屈原生活的时代和去世的时间。
2、墓主人的身分
此墓南距楚故都郢（纪南城）约9公里，位于楚贵族墓地。墓主人的身分，按《周礼》当属“士”一级，所用葬具亦与先秦典籍相合，挖掘报告推断墓主人当属有田禄之士，亦即上士；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这不仅与墓主人生前的职业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死者的特殊地位。这正符合屈原的身分和地位。
3、遗体骨骼的特殊姿势
据挖掘报告，墓主仰身直肢，两手交置于腹部，双腿分开。这很像是抱石投江而淹死后，被打捞上来，因尸体僵硬未能复原的姿势。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正是怀抱石头，投汨罗江自沉而死。
4、龙首玉带钩
墓中出土的陪葬品“龙首玉带钩”，本是国君的用物，屈原与楚怀王关系密切，此物可能是他早年任左徒、三闾大夫时，怀王所赐。
5、“东宫之杯”
陪葬的漆耳杯，底部刻有铭文“东宫之杯”，应是东宫太子的用物。有学者认为铭文应释为“东宫之师”。战国文字中“杯”、“丕”通用，“师”、“帀”通用；而“丕”和“帀”，均可写作“ ”。倘释为“师”，若指老师，便是太子老师所用的杯子；若指工师，便是东宫主管造器的工师所造的杯子。总之，这漆耳杯或为太子老师所用，或为太子所赐，均显示墓主人与东宫太子有不寻常的关系。屈原与楚怀王太子正有这样的关系，其身分很可能就是太子老师，这在屈原作品和史籍记载中，均有所反映。
6．鸠杖
墓中的鸠杖，显示墓主去世时已有七十岁以上的年龄。屈原死时，应正是七十出头。
7．竹书
墓中陪葬竹书，其内容对于屈原思想和作品有重要影响。这批竹书似来自齐国稷下，除《老子》外，乃子思后学与稷下思孟学派所作。据史籍记载，屈原前311年出使齐国，很可能这批竹书正是由他从齐国稷下带回楚国的。
对于以上这些方面，下文将详作考证说明。
二、屈原的生平事迹和归葬情况
将郭店一号楚墓及出土陪葬品与屈原作品、史籍记载相互印证，对屈原生平事迹的了解，可以更加清楚。而要了解屈原的生平事迹，首先必须考察一下屈原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
1、屈原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
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二十年，屈原出生前30年。吴起在楚国变法，次年被害。
前353年，楚宣王十七年，屈原出生前1年。楚以昭奚恤为相。齐孙膑“围魏救赵”。
前352年，屈原出生。秦升卫鞅为大良造（相国兼将军）。
前351年，屈原1岁。韩以申不害为相，推行变法改革。
前346年，屈原6岁。秦商鞅刑太子傅公子虔、黥太子师公孙贾。
前338年，楚威王二年，屈原14岁。商鞅被害。
前328年，楚怀王元年，屈原24岁。张仪相秦。
前319年，屈原33岁。孟轲见魏惠王，说齐宣王行仁政。
前318年，屈原34岁。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五国共伐秦，推楚怀王为纵约长。屈原任左徒、太子师、三闾大夫，作《橘颂》。
前314年，屈原38岁。燕王哙让国于子之，国内大乱。屈原因上官大夫进谗言见疏，不复在位。
前313年，屈原39岁。张仪诳楚。
前311年，屈原41岁。秦攻楚。张仪使楚。屈原使齐，返楚后建议杀张仪，未成。作《天问》、《惜诵》。
前305年，屈原47岁。秦昭王新立，秦、楚亲善，秦迎妇于楚。
前303年，屈原49岁。韩、齐、魏三国因楚背纵约而亲秦，合兵伐楚。楚使太子横入质于秦以求救。祭神作《九歌》。
前302年，屈原50岁。楚太子横自秦逃回本国。
前300年，屈原52岁。秦攻楚，楚王使太子为质于齐以请和。
前299年，屈原53岁。劝楚怀王勿赴秦，怀王不听，秦诱执楚怀王。昭雎“诈讣”于齐，反对立庶子。楚立顷襄王横。
前296年，楚顷襄王三年，屈原56岁。楚怀王卒于秦，作《招魂》。次年春归葬，作《大招》。
前292年，屈原60岁。楚迎妇于秦，秦、楚复和。
前290年，屈原62岁。秋天被放逐到汉北。作《离骚》。次年孟夏四月，作《抽思》。
前288年，屈原 64岁。秦、齐称帝，十二月复称王。
前287年，屈原 65岁。作《卜居》、《渔父》。
前284年，屈原68岁。五国谋攻齐，乐毅破齐。楚淖齿杀齐湣王。
前283年，屈原69岁。齐人杀淖齿，立齐襄王。秦王会楚王于鄢，又会于穰。
前282年，屈原70岁。九月末、十月初秋冬之交作《涉江》、《远游》。岁末十二月作《悲回风》。
前281年，屈原71岁。秦发兵伐楚。正月开春，作《思美人》。仲春二月，楚都由郢东迁至陈，作《哀郢》。孟夏四月，作《怀沙》。五月初，作绝笔诗《惜往日》。五月初五日，屈原怀抱石头投汨罗江[3>。随后归葬郢都附近楚贵族墓地。
前280年，屈原死后1年。楚割上庸、汉北地予秦。
前278年，屈原死后3年。秦取楚郢。
2．屈原的生卒时间
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中推算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4>，此说虽为一些工具书所采用，但并非定论。其他推算屈原生年的学术观点还很多，比如前353年[5> 、前343年[6> 等等。
屈原在《离骚》中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据王逸注，“摄提”即“摄提格”，指太岁在寅之年；“孟陬”指正月始春。故屈原降生的日子是太岁在寅之年的正月庚寅日。正月又称“寅月”，为建寅之月。屈原是寅年、寅月、寅日出生的。
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中推算屈原生于前340年（辛巳，太岁在寅）正月初七日（庚寅）。其实，前352年（己巳）正月二十七日（庚寅），和前328年（癸巳）正月十七日（庚寅），也都能满足“太岁在寅之年的正月庚寅日”这一条件[7> ，只是前者早了12年一个周期，后者晚了12年一个周期。这相隔12年的连续3个寅年寅月寅日，到底哪一个更合理一些呢？如果先考察一下屈原究竟活了多大年纪，以及他可能是在哪一年去世的，那么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前人推算屈原生年，往往局限于《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一句所指的“寅年、寅月、寅日”，而忽略了同篇的“老冉冉其将至兮”，和屈原在投水前半年左右所写的《涉江》中的“年既[8> 老而不衰”。说“老”将至，说年已“老”，那么，“老”在当时一般指多大年纪呢？
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普遍称“七十”曰“老”。许慎《说文解字》：“七十曰老。”王逸《楚辞注》亦同。《礼记•曲礼（上）》注、《国语•吴语》“有父母耆老”注并同。《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二年传文“使帅一二耋老而绥焉”，注：“七十称老。” 可见，当时“老”是指七十岁[9> 。
显然，《离骚》中云“老冉冉其将至兮”，那时其年纪应未到七十；而《涉江》中云“年既老而不衰”，当时则应已年过七十。《涉江》是屈原在投水前半年左右所写，故其投水时已七十出头，应是很清楚的。
依据文献材料推算，屈原活到了七十出头的年纪。那么，屈原是哪一年投水自尽的呢？他最后的作品是《哀郢》、《怀沙》、《惜往日》。在其作品中，只有郢都迁陈，而没有割地和陷郢。从屈原作品来看，前280年楚割地予秦，屈原没有见到；而前278年秦兵陷郢，屈原更不可能见到。他在开始迁都不久就投汩罗江自尽了。
据《史记•六国年表》，楚顷襄王横即位后，秦攻楚，取十六城。《史记•楚世家》记载：“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楚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当时，楚国已成惊弓之鸟。顷襄王在忍受屈辱、接受与秦和亲之后，无奈又被逼反秦。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顷襄王十八年（前281年），“ 顷襄王遣使于诸侯，复为纵，欲以伐秦；秦闻之，发兵来伐楚”。当时，秦兵伐楚，进逼郢都，楚迁都已势在必然。而且，秦兵进逼正是导致楚迁都的直接原因。至于后一年楚答应割地给秦，那当然就更须迁都，因为割了上庸、汉北给秦之后，郢便完全失去了屏障，直接暴露在秦兵面前了。
前人把迁都定在郢都陷落以后，显然是不合理的。迁都只会在割地（前280年）之前，而不会在陷郢（前278年）之后。秦兵攻陷郢都之后，还能让楚迁都吗？所以，事实上应是前281年仲春二月，因秦兵进逼，楚开始迁都；当年农历五月初五日屈原投江；到前280年，楚割上庸、汉北与秦；再到前278年，秦兵继续进攻，郢都陷落。
屈原活到七十岁出头，于前281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投汩罗江自尽。那么，他出生的那个“寅年、寅月、寅日”，便只能是前352年（己巳，太岁在寅）农历正月二十七日（庚寅）。
为什么前352年（己巳）是摄提格、太岁在寅之年呢？这是由于所谓的“超辰”现象所致。岁星（木星）实际约11.86年（而不是整整12年）绕天运行一周，过约86年，岁星的实际位置将超过理想计算位置一次，此即所谓“岁星超宫”或“太岁超辰”。这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上运用干支纪年和太岁纪年相对照时存在的一种误差现象。如：汉王刘邦元年（前206年，乙未），《汉书•律历志》云：“岁在大棣（鹑首），名曰敦牂，太岁在午。”太岁纪年比干支纪年落后1年。又如：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壬戌），《吕氏春秋•序意》云：“维秦八年，岁在涒滩。”涒滩，太岁在申。太岁纪年比干支纪年落后2年 。而上推到前352年 ，已该超辰3次了[10> ， 因此“己巳”年成了“太岁在寅”之年。这一点郭沫若先生是明白的，虽然他定的屈原出生时间为前340年，比前352年晚了12年的一个周期；而朱熹和冯友兰先生，看来都未明白这个道理。朱熹之说见《楚辞集注》，认为“摄提”是星名；若依此说，屈原的出生时间只有月、日，而无确定的年份，则未允当。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11> 中，将屈原定为前343年出生，前299年去世。前343年虽是“戊寅”年，却并不是“太岁在寅”之年；而前 299年，离郢都迁陈则早了约十八年。屈原去世得这么早，那就不该有《哀郢》诗了，甚至连《离骚》都不会有。
所以，前352年（己巳）是太岁在寅之年，而前353年（戊辰）则不是太岁在寅之年，这是很清楚的。胡念贻推算前353年是太岁在寅之年[12> ，方法并不算错，但由于计算过程中近似值误差的积累，导致了结论的失误。如果改用前206年（乙未，太岁在午）作为推算的基点，那么，前210年（辛卯）便是太岁在寅之年。再试进行计算：
－210－11.8622×12＝－352.3464
正确的结论——前352年是太岁在寅之年——便可得出来了。
所以，屈原出生的那个“寅年、寅月、寅日”，应是前352年（己巳，太岁在寅）农历正月二十七日（庚寅），而投水的时间则是前281年农历五月初五日。仔细推算一下，屈原享年71周岁零3个月又7天。
《周礼•夏官•罗氏》有“献鸠以养国老”的话[13> ，《礼记•月令》、《吕氏春秋•仲秋纪》有“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的话。据出土墓葬文物可以看出，“鸠”和“杖”在战国中后期已经合而为一，演变为以“鸠”为首的“鸠杖”了 。《 后汉书•礼仪志 》曰：“ 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14> ，餔之糜粥。……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 。”据《吕氏春秋•仲秋纪》高诱注所言，确实直到东汉时，依然如此。战国楚墓出土鸠杖，打破了东汉应劭《风俗通义》[15> 中关于汉高祖刘邦打败仗逃跑，见鸠鸟后脱险，便以鸠首为杖的传说。
屈原享年71周岁零3个月又7天，在屈原的墓中，有鸠杖陪葬，当然是合乎礼仪规定的。至于为什么有两根鸠杖陪葬，那或许是优礼有加的意思，或许是因为屈原乃楚怀王、顷襄王两朝老臣的原因。
3、屈原是低级贵族身分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名平，是楚王族的同姓。张守节“正义”云：“屈、景、昭皆楚之族。”屈原是楚贵族，但又自称“贱贫”。《惜诵》：“忽忘身之贱贫。”《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他早年是贱贫、清廉的低级贵族，这与郭店一号墓墓主的“上士”身分一致。正因为他具有低级贵族的身分，故最终归葬于楚贵族墓地；而《孟子》中所提及的陈良，虽然是“楚产也”，却不具备楚贵族身分，是不大可能下葬于楚贵族墓地的[16> 。
屈原以“上士”的身分出任“三闾大夫”。“三闾大夫”并非世袭官职，否则屈原被放逐后应由其子袭官，就像其他废父立子的情况。“左徒”、“太子师”也都不是世袭官职。楚国经过吴起变法以后，世卿世禄制已被打破。吴起“废公族疏远者”，屈原恐怕也是要间接地受到影响的。
4、屈原的出仕和见疏
屈原在34岁左右出任楚怀王左徒、太子师、三闾大夫，39岁左右遭谗言，不复在位。
前318年，屈原34岁，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五国共伐秦，推楚怀王为纵约长。楚怀王任用屈原，当在此时前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任三闾大夫之职，见于《渔父》。王逸《离骚》序曰：“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左徒职位相当后世的左右拾遗之类的官[17> ，三闾大夫是掌管楚王族三姓的官[18> 。郭店一号墓中的龙首玉带钩，很像是楚怀王为了提高这位年轻的三闾大夫的威信，以便于行使职权，所赐予的类似后世尚方宝剑之类的信物。屈原任左徒、三闾大夫而兼任太子师[19> ，这是很正常的，虽然史籍中没有关于他任太子师的明确记载。在屈原的作品中，透露出了他任太子师的信息。在春风得意时所作的《橘颂》中，他自豪地说：“年岁虽少，可师长兮。”屈原以橘树为典范，又以橘树自比，是很明显的。他30多岁，年岁虽少，却可当太子的老师。排行最大曰“长”，太子是楚怀王的“长子”[20> 。他为太子师，故曰“师长”，即当国王长子（太子横）的老师。这是比担任其他官职更令屈原自豪的。墓中陪葬的漆耳杯，杯底刻有“东宫之杯”，这四个字不排除有是屈原手书的可能。这四个字字体并不规范，布局也不匀称，很像是用手随意刻上的，工师造器时所作的铭文似不应当这么随便 [21>。屈原作的《九歌》，其中“大司命”很像是暗指楚怀王，“少司命”则像是暗指太子横。在《少司命》中，屈原以香草“荪”自比，曰：“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那人自有美好的孩子，荪为何愁苦呢！
这是自我宽慰的话，看来他在太子身上寄托着很大的希望。屈原自以为获得了太子这个“新相知”，而太子又要到外国去作人质，所以，他说：“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他把未来寄托在太子身上。“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竦长剑”，高举长剑，指制定法令等；“拥幼艾”，即指辅佐太子；“幼艾”同“少艾”，本指年轻貌美之人，这里当指太子。“正”，官长也；“民正”，万民之长，当指令尹（国相）。看来屈原自认为只有他独自最适合当令尹。而后来经屈原等努力，太子横得以即位，却任用弟弟子兰作令尹，而放逐了屈原，这已是后话了。
前314年，燕国因燕王哙让位给国相子之而国内大乱。屈原遭到上官大夫进谗言而被楚怀王疏远，不复在位，应就在此前后。楚怀王周围会有人以防止重蹈燕王哙覆辙为借口，而打击排挤屈原，这种可能当然不能排除。据《史记》，“屈平既绌”，其后张仪诳楚，设计离间齐、楚之间的关系 [22>。张仪诳楚在前313年，屈原39岁时。他被疏远而不复在位，应在此之前，是毫无疑义的。屈原不复在位，左徒和三闾大夫的官职不当了；而作为太子师，他与太子之间的师生关系，却是无法割断的，仍然保持着。
5、屈原、昭雎出使齐国
前311年（楚怀王十八年、齐宣王九年），秦攻楚，张仪使楚。当时已被疏远而不在位的屈原，出使齐国，试图联齐抗秦。返楚后建议杀张仪，未成。这在《史记》的《楚世家》、《屈原贾生列传》中均有记载。郭店一号墓的陪葬竹书中多有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很可能就是屈原出使齐国时从稷下带回楚国的。屈原使齐之后约 35年，荀况游学稷下；其后 50多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由稷下黄老学派的学者们撰成[23> 。屈原使齐时，稷下思孟学派盛行，黄老之学尚未占主导地位。后来对思孟学派持批判态度的荀况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对于以后稷下学风向黄老之学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而在荀况早年的著作《劝学》、《修身》等篇中，已可看出郭店竹书中稷下思孟学派作品的影响。郭店竹书中稷下思孟学派著作的撰成时间，要比《孟子》的成书早一些，因为孟轲晚年才与弟子一道撰成了《孟子》[24> ，而竹书中的这些著作，在前311年屈原使齐之前，便已转抄流传了。
前299年，秦诱执楚怀王。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事前屈原曾向楚怀王进谏日：“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而《史记•楚世家》则载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屈原和昭雎就同一事对楚怀王讲了内容大致相同的话。刘师培曰：“恐怕昭雎就是屈原，古音本通。”郭沫若不同意，曰：“昭雎不能说就是屈原。他与屈原同时而且大约是同志，所以他们说话相同。使齐时他是做了屈原的副使或随员，也是说得过去的[25> 。”这两种观点，郭说似较为合理。若果真如此，则屈原和昭雎便是政治观点一致的同志了。《史记•楚世家》中，记有昭雎“诈赴（通‘讣’）于齐”之事。楚怀王被秦扣留，昭雎到齐国，向在那里作人质的太子谎称怀王已死，前去报丧，要求接太子回国继位，反对楚国的大臣们立庶子为王。昭雎敢于诈讣于齐，反对立庶子为王，这样做应是得到屈原这位前三闾大夫兼太子师支持的，也许就是屈原派他去的。在张习孔、田珏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26> 中，大概是采用了刘师培之说，在前299年“楚立顷襄王横”的条目中，将诈讣于齐的“昭雎”径改为“屈原”。从尊重历史事实来看，这样改似无必要。当然，屈原在楚国立太子横为王的事件中，看来仍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与昭雎共同策划了诈讣于齐，反对立庶子为王；虽打着维护宗法正统的旗号，而实际上则反映了他们与太子横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6、屈原被放逐和投江
顷襄王横即位后，秦攻楚，取十六城。后楚王谋与秦和，并于前292年（楚顷襄王七年）迎妇于秦。主张亲秦国的子兰当了令尹，而力主联齐抗秦的屈原，约在前290年被放逐。屈原在前281年仲春郢都迁陈时所作的《哀郢》中曰：“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郭沫若疑“九”为虚数，古视为极数。此处未必是，很可能真的已流放了九年。从前290年（顷襄王九年）到前281年（顷襄王十八年），正好是九年。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说：“在怀王死后三年之间秦楚是断绝了关系的。屈原是主张绝秦的人，秦楚的断绝关系，便是屈原的主张得到胜利，屈原在这期间没有被放逐的理由。在顷襄王六年议与秦恢复旧好，到七年公然又腆颜事仇的时候，屈原一定力争过，但他终竟遭了失败，故他的被逐当在这一二年间或稍后。《离骚》上所说的‘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抽思》上所说的‘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都应该是指斥的顷襄王初绝秦而又改变的这段事实。”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屈原先被放逐到汉北，后又流放到沅湘一带。但屈原的死，不可能迟至前278年郢都陷落以后。郢都迁陈当年的五月初五屈原自沉汨罗江，而郢都迁陈是不可能等到郢都陷落以后才开始迁的，迁都理应在前280年楚割上庸和汉北地予秦之前。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在屈原投水之前留下的作品中，所反映的最迟的历史事件是郢都迁陈。《哀郢》曰：“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郢都迁陈，始于仲春二月。在哪一年，却没有说。屈原作品中没有发生在前280年的楚割地与秦之事，也没有发生在前278年的秦军陷郢之事。郢都迁陈、楚割上庸和汉北地予秦、秦军陷郢，这三件事，在屈原作品中只有发生得最早的郢都迁陈。割地和陷郢，屈原没有见到，大概他不愿活着见到这两件事的发生，所以抱石头投江了。
《史记•楚世家》记载，顷襄王十八年（前281年），“顷襄王遣使于诸侯，复为纵，欲以伐秦。秦闻之，发兵来伐楚。”这是导致郢都迁陈的直接原因。三年前乐毅破齐，齐国败亡；接着楚淖齿杀齐湣王，齐人杀淖齿。郢都迁陈，也利于楚国向齐鲁扩张。
屈原遭子兰、上官大夫等小人谗害，被昏君放逐，政治主张不得实施；齐国败亡，齐楚绝交，淖齿杀齐湣王、齐人杀淖齿，屈原联齐抗秦的理想彻底破灭；秦兵进逼，郢都难保，国土沦丧。这是导致屈原投江自沉的三大原因。从屈原作品中多次提到“从彭咸之所居”，以投水而死的古贤人彭咸为榜样，可知他打算投水而终的想法从被放逐以后就一直存在。在绝命诗《惜往日》中，屈原还提到：“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屈原看见郢都迁徙时的凄惨景象，预感到楚国还会有灾祸降临，这当然就是将接踵而至的割地、陷郢之事。在《惜往日》末尾，他写道：“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他已不堪忍受，决定投江自沉，以死报国。
7、屈原归葬情况推测
屈原打算死后归葬于楚故都郢附近那埋着先人的贵族墓地的想法，在其作品中也透露出一些信息。《哀郢》曰：“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的投江自尽，也许还有想赶在秦兵陷郢之前归葬于祖宗墓地的可能。《礼记•檀弓（上）》曰：“狐死必首丘，仁也。”屈原是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楚与秦谋和无用，国难临头，国人复思屈原，故礼遇而厚葬之。郭店一号楚墓墓主人的遗骨，至今保留着两臂弯曲交置于腹部、双腿分开的抱石投江姿势，此非屈原又是谁呢？
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说：“本来屈原和现在已经相隔了二千多年，所有实质上的物证都是消灭了的，假定他的尸首被捞出而埋葬，将来有那样的幸运把他的坟墓发掘了，——传说秭归县（今湖北省秭归县）的屈沱有屈原的衣冠冢，但这是不可信的，只是后代的人所假托的东西。——能够得到多数地底的证据，那是再好也没有的。”根据出土墓葬，看来可以推测，屈原抱石投汨罗江自尽后，尸体被家人和弟子们打捞上来，按其遗愿运回旧都郢郊贵族墓地安葬[27> 。当时虽然秦兵进逼，形势危急，但家人和弟子为其料理后事，仍一切按礼行事，有条不紊；楚顷襄王也按礼赐了两根陪葬的鸠杖。这反映了国人们对屈原的崇敬之情。但由于郢郊的楚国贵族墓地很快将被秦兵占领，人们为了避免屈原墓葬遭到秦兵破坏，而有意不在墓中留下任何表明屈原身分的标志，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郭店一号楚墓中的陪葬竹书，只有像屈原这种身分地位的人才会有。屈原的思想和作品深受这些书籍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屈原墓中为何只有他从稷下带回的竹书，而无他自己的作品呢？除了可能墓中竹书有遗失之外，亦可能下葬时屈原身旁的人只收存了其作品的手稿孤本，而没来得及重抄一份作为陪葬。当然，更可能由于屈原作品多为发牢骚的讽喻文学创作，多有指责君王、“称其君之恶”的内容，写成以后便在民间流传，而不适宜葬入贵族墓地。
三、郭店竹书是稷下思孟学派教材
郭店一号楚墓的陪葬竹书中，除了多有通假字之外，简笔字和因形近而误的字也不少；而书写的笔法却显得非常熟练，且非出自一人之手，应是由不太理解书籍内容的数位专业抄手所抄写。战国时齐国的稷下学宫聚集了来自各国的学者，那里的专业抄手中也可能有一些楚国人。《郭店楚墓竹简•前言》中认为，竹书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很可能就是稷下的楚国抄手所抄写。至于竹简形制的长短，似亦有不同的抄手采用了不同长度竹简的可能，而并不一定都具有分类的含义。至于抄写的时间，则应与孟子同时，具体地说，可能在孟子于齐威王、齐宣王时游齐之后，当然亦在前311年屈原使齐之前，故应早于《孟子》的成书时间。竹书中有些异体字，似可看出孟子学说的影响。如将“过”写作“化”下加“心”，好象是据“所过者化”的意思造的异体字；而将“仁”写作“人”下加“心”、“千”下加“心”、“身”下加“心”，则像是据“仁义礼智根于心”、“仁”由“心”中的善端发展而来的说法造的异体字。此盖当时孟子学说的流行在文字方面留下的痕迹。前311年屈原使齐时，正是齐宣王当政，在孟子说齐宣王行“仁政”后八年。当时楚国学者环渊正在稷下，齐赐列第为上大夫。屈原是否与环渊有过接触，尚不得而知。郭店竹书中的《老子》和其他各篇,均与稷下思孟学派的思想有密切联系，最大的可能是被用作教材，可总称为“稷下思孟学派文献”。
郭店竹书中除《老子》以外的各篇，乃是子思后学与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其写作的时间，当在体现儒道互补思想的子思学派代表作《孝经》、《中庸》、《大学》、《礼运》、《易传》之后[28> ，与孟子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当，而要早于《孟子》的成书。这些作品，多数是久已亡佚了的在中国思想史上曾经风靡一时的稷下思孟学派的遗说。战国中期的齐稷下思孟学派，是对战国早期鲁国子思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子思后学到齐国稷下，与孟子及其后学会合，发展成为稷下思孟学派。这些竹书资料的发现，可以基本修复稷下思孟学派这个在中国思想史上久已残缺破损了的环节。下面将对各篇竹书文字分别作一些考察。
1．《老子》甲、乙、丙盖三个不同选本
《老子》甲、乙、丙本其竹简形制的长短各异，甲、丙本内容有重复，似乃不同抄手抄写的三个不同的选本。甲本和乙本可能抄写时间早一些。甲本的“过”作“化”下加“止”，未作“化”下加“心”。丙本有“过”作“化”下加“心”，“仁”作“身”下加“心”。丙本与《大一生水》形制相同，笔法一致，可能为一人所抄写；其抄写时间看来和下面各篇接近，抄于孟子学说在稷下流行之后。丙本的“过”，第四简作“化”下加“心”；而第十三简作“彳”旁，右边上“化”下“止”，应是保留了较早的写法。《语丛（二）》第四十简的“过”亦如此，这与西周中期《过伯簋》、《过伯爵》以及战国初《侯马盟书》中的“过”字，均属使用声音相近之声符的同字异构。
《老子》甲、乙、丙三个选本，可能供不同学习者选用。《老子》是稷下的教材之一，思孟后学可以各根据教学需要，对《老子》加以改编，并增删改动内容，对前后次序加以调整。荀况在稷下曾“三为祭酒”，思孟学派流行于荀况到稷下之前，而黄老之学则流行于荀况离稷下之后[29> 。无论是思孟学派还是黄老学派，都非常重视《老子》，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既有甲、乙两种帛书《老子》，又有思孟学派的《五行篇》，和黄老学派的《黄帝四经》。稷下思孟学派的《老子》选本中，没有反对儒家的言论，看来是用作教材时删去了；而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则未删。田齐统治者认黄帝为始祖，又推崇老子这个同乡[30> ，其尊崇黄老，本出于标榜抬高自己的政治目的。
是否郭店竹书中的《老子》是原本，而马王堆帛书《老子》和传世各本是经过太史儋增改的呢？据《史记•周本纪》，周太史儋见秦献侯在周烈王二年，即前374年，在此前后，如果真的太史儋增改了《老子》，至六十多年以后，前311年屈原使齐时流行的版本，恐早该是太史儋的版本了。而此后即使有人增改了《老子》，那也极可能是稷下学者，而不大可能是生活在六十多年以前的太史儋。春秋末的老聃著了《老子》，经战国时的稷下学者增改传世，也许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
2．《大一生水》[31> 是稷下思孟学派作品
《大一生水》在子思学派《礼运》、《易传》等著作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吸收了《老子》、《曾子天圆》、《管子•水地》等著作中的思想材料，发展出了稷下思孟学派自己的宇宙生成理论。
《礼运》曰：“夫礼，始于大一。”又曰：“夫礼，必本于大一。”最先将《老子》中称呼本体的“大”、“一”之名合为“大一”。稷下思孟学派又将《老子》、《曾子天圆》、《易传》中关于“阴阳”、“气”、“神明”等材料熔为一炉，并吸收了稷下学者在《管子•水地》中提出的“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的观点[32> ，改造发展成了这篇在中国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以“水”为“本原”的宇宙生成论杰作。《大一生水》的写作时间当比《管子》中的《水地》、《心术》、《白心》、《内业》稍后。此篇对屈原的《天问》、《远游》有很大影响，而《九歌》中第一篇即题为《东皇太一》。
《大一生水》是具有稷下思孟学派思想特征的作品，既继承了曾参、子思吸收道家老子形上学的传统，又吸收了稷下学者“水”为“万物之本原”的观点，堪称为是古代中国的泰勒斯学说[33> 。
3．《缁衣》盖子思后学的作品
子思学派的代表作《孝经》、《中庸》、《大学》、《礼运》、《易传》构成了一个具有儒道互补特色的完整的天道、人道思想体系。子思学派主张，始于“孝”，立于“诚”，行于“治国平天下”，合于“礼”，而最终通于“变”。并且具有“忠”、“孝”合一，“义”、“利”合一的观点，强调“诚”，讲“阴阳”、“三才”、“大一”、“太极”，有“尊贤”、“选贤”、“尚贤”思想。
南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据《隋书•音乐志》，谓南朝梁沉约云《礼记》之“《中庸》、《表记》、《防（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礼记》中的《缁衣》，与竹简本大体相合；但《缁衣》、《坊记》、《表记》三篇，虽亦出于《子思子》，却与以《中庸》为核心的子思学派思想体系明显不类。若云三篇乃子思早年所作，则《坊记》中引有《论语》，明显作于《论语》编成以后；一般认为，《论语》编成于曾参（前505年～前436年）去世以后，其时子思年已五十左右，早该有弟子了。此三篇全文主题不一，虽多有征引，却基本没有论述发挥。当时这种简单的语录体已经过时，抄录孔子语与《诗》、《书》相印证，颇像是学生的习作，而难说与《中庸》等篇出自一人之手。看来这三篇盖是子思后学的作品。
4．《鲁穆公问子思》是子思后学所作
在《鲁穆公问子思》中，子思[34> 主张“恒爯（称）其君之亚（恶）者，可胃（谓）忠臣矣”，这与《孝经》中主张谏诤的思想相一致。
此篇虽然与子思的思想一致，但却不可能是子思所作。“鲁穆公”乃是死后所加的谥号，据《史记•六国年表》，鲁穆公前407年～前377年在位[35> 。此《鲁穆公问子思》当作于鲁穆公死后，即前377年以后。而子思大约生活在前483年～前402年，他在鲁穆公死前约25年就去世了。子思生于孔子去世[36> 前数年，卒于鲁穆公即位[37> 后数年。《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年六十二”，“六”当为“八”之误。至于伪书《孔丛子•抗志》云“子思居卫，鲁穆公卒”，则纯属无稽之谈。既然子思在鲁穆公死前25年就去世了，那么很明显，子思根本不可能知道“鲁穆公”这一称呼，因此就完全排除了此篇为子思所作的可能。所以，此篇虽然与孔子之孙子思的思想一致，但其作者决非子思本人，应为子思后学。屈原的思想和作品，明显受此篇影响。
5．《穷达以时》与《孟子》、《荀子》
此篇应是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与《孟子》思想一致，对《荀子》有很大影响。文中“穷达以时”的思想，与《孟子•公孙丑(上)》所引的一段话一致：“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荀子•宥坐》中曰：“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明显受到“穷达以时”思想的影响。此篇竹书所言百里奚、孙叔敖之事，则亦见于《孟子》。
此篇中曰：“又（有）天又（有）人，天人又（有）分。察天人之分，而智（知）所行矣。”这上承《易传》，下启《荀子•天论》。荀况正是受到稷下思想的熏陶，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不与天争职”的思想；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6．《五行》是思孟后学对《礼运》“五行”说、孟子学说和“六德”之说的发展
此篇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篇》之经部大体相同，似应早于帛书本；其有“经”无“说”，很可能“说”是后人所增，当然也可能是选作教材时删去了。
竹书中当早于此篇的《六德》中，已将“圣智”、“仁义”、“忠信”并列[38> 。此篇中的“仁义礼智圣”五行，乃是思孟后学对于子思学派《礼运》中的“五行”之说，孟子“仁义礼智”之说，以及“六德”之说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发挥。
此篇中的“五行”，首先是从《礼运》中的“五行”引申发展出来的。《礼运》曰：“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孔颖达疏：“五行之秀气也者，秀谓秀异，言人感五行秀异之气，故有仁义礼知信，是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是其气也；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是其性也[39> 。”孔疏无意之中道出了新旧“五行”之间的“天”、“人”关系，尽管他并不知道地下埋着的《五行》，而将“仁义礼智圣”说成“仁义礼知信”。自然律派生出道德律，自然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产生出作为人的准则的“五行”（仁义礼智圣），思孟后学将子思的“五行”和孟子的“仁义礼智”糅合到一起，又加上《六德》篇中的“圣”，牵强附会地创立了自己新的作为人的准则的“五行”学说。这也算是一个效法自然、发扬光大思孟学说的思想成果。《孟子》中并没有这种新“五行”说，而其产生又恰恰与孟轲同时，这发明权就只能归于稷下的思孟后学了。
《荀子•非十二子》中曰：“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这极像是针对思孟学派改造“五行”的这篇有“经”而无“说”的简约文字而言的。将旧的“五行”说改造为新的“五行”说，也正是“案往旧造说”。所以，荀子这段话批评的对象，应既包括子思学派《礼运》中的“五行”，亦包括思孟后学新造的“五行”。寻得了新旧“五行”之间的联系和发展线索，荀子的批评也就容易理解了。但荀子看来并不承认新旧“五行”之间有“天”、“人”联系，故称其“僻违而无类”。似乎后来的稷下思孟后学部分地接受了荀卿祭酒批评其“闭约而无解”的意见，而为此篇《五行》增加了有助于理解的“说”。
《五行》除改造发展了《礼运》中的“五行”以外，还将《易传》中的“形而上”、“形而下”改造为“形于内”、“不形于内”，并吸收了《中庸》、《大学》的“慎独”。《礼运》、《易传》、《中庸》、《大学》以及《六德》篇和孟子学说，是其主要思想来源。
7．《唐虞之道》是田齐取代姜齐的政治理论依据，是稷下思孟后学的作品
前379年，齐康公卒，姜齐亡，田氏卒有齐国。前374年，齐田午杀齐君田剡及孺子喜而自立，是为齐桓公[40> 。稷下学宫作为最早的学术活动和政治咨询中心，有人认为它创建于齐桓公（前374年～前357年在位）时，也有人认为它创建于齐威王（前356年～前320年在位）时，复盛于齐宣王（前319年～前301年在位）时。稷下学宫是田齐统治者设立的，通过吸引天下贤士，以“不治而议论”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其重要使命之一，便是为田齐统治者提供政治理论依据。前284年，五国攻齐，乐毅破齐；前279年，田单复国。以此为界，稷下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郭店竹书中除去《老子》，便是子思后学与稷下前期思孟学派的部分学术成果。而帛书《黄帝四经》，则是稷下后期黄老学派的最后成果。
田齐取代姜齐之后，亟需寻求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于是，便借助于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孟子•万章》中，也有托孔子之言的“唐虞禅”。这篇《唐虞之道》，认为“汤（唐）吴（虞）之道”，禅而不传，乃是“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仁之至也”。子思学派在《礼运》中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與（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思孟后学进一步发展出这套完整的“禅而不传”理论，正迎合了田齐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此篇中的“忠”、“孝”合一观点，亦与子思学派一致。
8．《忠信之道》上承曾参而下启荀况
“仁”是孔子“一以贯之”的“道”。《论语•里仁》载曾参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的“仁”，指按宗法等级差别去“爱人”。故尽心竭力事上（爱上）曰“忠”，推己及人待下（爱下）曰“恕”。此篇竹书曰：“忠，仁之实也。”既反映了曾参的观点，并且就“忠信”即“仁义”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和发挥。
稷下思孟学派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此篇中首次强调了“积”。“忠积则可亲也，信积则可信也。忠信积而民弗亲信者，未之有也。”“积”后来被荀况发展为关于方法论的重要概念。《荀子•性恶》曰：“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稷下学者（包括思孟学派）的著作对荀况思想体系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尽管荀况早期在《非十二子》中对稷下各派尤其对子思、孟轲批判得很尖锐。此篇竹书显示了稷下思孟学派与荀况之间存在的思想渊源关系。
9．《君子之于教》为子思后学所作
此篇《郭店楚墓竹简》整理者所拟的题目为《成之闻之》，共分为十段。其中颇有错简，但末段结尾处有表示篇章终结的符号，可知末段位置不误。对各段试作合并调整，似可分为三章：
第一章：第四简至第二十简，第三十四简至第三十六简，第二十一简至第二十三简；
第二章：第二十九简至第三十简，第一简至第三简，第二十四简至第二十八简；
第三章：第三十一简至第三十三简，第三十七简至第四十简。
第一章大意是：君子教民应以身作则；第二章大意是：君子用民要自己先有恒心、讲信用，民才从命；第三章大意是：人伦之义合于天常，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今据第一章首简“君子之于教也”句，重拟篇题为《君子之于教》。原“成之闻之”一段，当归入第二章，故不作篇题；第三十一简至第三十三简一段，当置于末段之前，这两段共言同一主题，似不应割裂开来。
子思学派《中庸》、《大学》的“天命”、“诚之”、“修身”，《礼运》的“夫礼，必本于天”，《易传》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在此篇竹书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而此篇中的“圣人之性”、“中人之性”，一直影响到西汉的董仲舒。此篇第三十四简，内容与《坊记》“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朝廷之位，让而就贱”字面相似，可能写作时间亦相近，均为子思后学的作品。
10．《尊德义》上承孔子而下启《孟子》
此篇曰：“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这明显是对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1> ”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此篇又曰：“凡动民，必训（顺）民心。”这乃是《孟子•离娄（上）》“得其心斯得民矣”的先声。《孟子》中进一步发展为“保民而王[42>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3> ”的民本思想。
此篇竹书上承孔子，下启《孟子》，既言“知己”、“知人”、“知命”、“知道”、“知行”，又言“仁义”、“忠信”。从提法上“仁义”与“忠信”并列来看，似应早于认为“忠信”即“仁义”的《忠信之道》，盖亦子思后学所作。
11．《性自命出》与《中庸》、《孟子》、《荀子》
此篇曰：“眚（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司（始）于青（情），青（情）生于眚（性）。”这是对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发挥。此篇又曰：“未教而民恒，性善也。”这在《孟子》中发展为“人性本善”的性善论，后荀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
此篇中“青（情）生于眚（性）”的观点，被荀况作了充分发展。《荀子•正名》曰：“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又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此篇竹书云：“不以其青（情），唯（虽）难不贵。”在《荀子•不苟》中得到充分发挥，形成了“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的观点。稷下思孟学派的这篇作品，在“性情说”方面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12．《六德》与几篇竹书的关系
此篇以“圣智”、“仁义”、“忠信”为“六德”，又对“六位”、“六职”作了解说。“六位”又见于《君子之于教》篇，似乃引用此篇中的现成名词。此篇以“仁义”与“忠信”并列，亦当早于认为“忠信”即“仁义”的《忠信之道》篇。此篇的“六德”和“六位”，《孟子》概括为“仁义礼智”，而《五行》中则概括为“仁义礼智圣”；用“仁义”代替“忠信”，以“礼”代替“六位”。此篇有“圣智”，《尊德义》可能更早一些，其中只有“仁”、“义”、“忠”、“信”，而无“圣智”。
从以上几篇的概念发展情况来看，其写作顺序似当作如下排列：《尊德义》、《六德》、《君子之于教》、《忠信之道》、《五行》。而《大一生水》、《性自命出》、《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四篇可能又迟一些，更明显地带有齐国稷下的思想烙印。
13.《语丛》四篇似乃子思后学与稷下思孟学派的语录体学习心得笔记
此四篇语录体心得笔记中，多处因为由不理解内容的抄手传抄而导致严重错乱，亟待作进一步整理。不过，仍可清楚地看出其内容主要是对思孟学派基本常识、思想观点的记述和概括。如《语丛（一）》曰：“《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这便是对《周易》和《易传》的概括。又曰：“《诗》，所以会古含（今）[44> 之恃（志）[45> 也者。《春秋》，所以会古含（今）之事也。”亦是对儒家经典基本常识的介绍。《语丛（二）》云“情生于性，礼生于情”，《语丛（三）》云“义，膳（善）之方也”，则是对思孟学派基本观点的阐释。
子思与墨翟同学于鲁，子思学派与墨家思想亦多有相通之处。《语丛（四）》曰：“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者（诸）侯；者（诸）侯之门，义士所存。” 而《墨子•鲁问》曰：“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二者思想观点很相近。这种思想产生于战国早期，乃在田齐取代姜齐之前。其流行客观上对田齐政权不利，这也许是致使《语丛》简册内容如此混乱的一个政治原因。而《庄子•胠箧》的作者，很可能就学过《语丛》这类教材，所云“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明显受其影响。
荀况看来也学过这类教材，并且深受其影响。《语丛（四）》曰：“口不誓（慎）而[46> 户之闭，亚（恶）言复（覆）己而死无日。”意思是说，不谨慎地把好你的嘴巴这扇门，恶言将使你自己倾覆，你的死期就为时不远了。《荀子•劝学》曰：“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在《语丛》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发展。
《语丛》这种语录笔记可以用来作启蒙教材。由于竹书各篇大多数（亦可能全部）是用作教材的节选本，故均无标题。不难看出，从《语丛》开始，到《老子》为止，乃一套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教材。其中大致包括：儒家经典基本知识，子思学派和稷下思孟学派基本观点，性情论，社会伦理道德，政治哲学和形上学宇宙论等。
屈原从齐国稷下引进这套教材，实际上是试图引进稷下思孟学派的一套思想理论，并在楚国加以运用。当然，亦可能打算用来作为教太子的教材。结果屈原没有成功，于是这套教材便成了他的陪葬品。
14．郭店竹书与《子思子》关系的推测
《汉书•艺文志》“儒家”着录“《子思》二十三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子思子》七卷”，《旧唐书•经籍志》作“八卷”。此书亡于南宋，其时已有辑本。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子思子》七卷，鲁孔伋子思撰。载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轲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温公采之，著于《通鉴》。”
“义”、“利”合一的观点，虽符合子思学派思想特点，但子思与孟轲时代不相接，故此纯属寓言。竹书中没有这段内容。《艺文类聚》卷六十九引《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纣不降席而天下乱也。”竹书中亦未见此语。当然，也可能是竹简遗失或教材中本来就没有选入。但据《郡斋读书志》所引子思、孟轲对话的寓言，显然《子思子》应在孟轲以后编撰成书。
先秦典籍中未见提到《子思子》，《史记•孔子世家》亦只云“子思作《中庸》”，故《子思子》由稷下思孟学派编定的可能性不大。齐湣王时乐毅破齐，稷下学者离散；齐襄王恢复稷下学宫，荀况三为祭酒，思孟学派业已消沉[47> ，故思孟学派文献多亡佚散失。屈原使齐，从稷下得到竹书的前311年，《子思子》是否已经成书，确实还大有疑问，看来当时还没有后来为《汉书•艺文志》所着录的“《子思》二十三篇”这部书。《子思》这部书很可能像《孙卿书》[48> 那样，经过长时间单篇流传，至西汉刘向才编定成书；但由于缺乏有关材料，尚无法定论。
四、郭店竹书对屈原作品思想的影响
研究屈原及其作品，可靠的原始资料主要就是《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楚世家》和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中的屈原作品。《楚辞》中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为屈原所作，学术界意见已基本一致；《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是否为屈原所作，则尚存在意见分歧。虽然众家各抒己见，但似未见有确证表明后五篇绝非屈原所作。从语言风格和思想特点来看，这些篇章都是屈原作品的可能性确实很大。所以，在未发现新的可靠辨伪证据的情况下，本文采用陈子展先生《楚辞直解》[49> 中的观点，不妨将这些篇章全部视为屈原的作品；至于各篇的写作时间，则另有推断，已于上文“屈原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段言之。
屈原继承了《诗经》“风、雅、颂”那种“兴、观、群、怨”的传统，采用“赋、比、兴”的手法，而其中则包含着“微言大义”，可算是当时楚国独一无二的一种“讽喻文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王逸曰：“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认为“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的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50> 。
侯外庐先生在《论屈原思想》[51> 中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屈原”，“作为儒家明治乱举议国事的屈原”；据黄宣民先生回忆，侯外老曾试图寻找屈原儒家思想的来源。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中，则推测“屈原或许是儒家陈良的弟子”。郭店竹书的出土，终于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了转机。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继吴起之后，在楚国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52> 。”屈原生活在纵横家非常活跃的时代，当时黄老之学尚未盛行，正处于孕育阶段。屈原早年是制法令、主张法治的法家，应受到吴起的影响[53> ；而接触到稷下思孟学派文献以后，进一步吸收了儒家、道家思想，实际上已成为楚国黄老之学的先驱了。屈原死后约二十年，齐国稷下才盛行黄老之学。下面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郭店竹书对于屈原作品思想的影响。
1、竹书《老子》对屈原《天问》、《远游》的影响
《天问》一开篇，屈原就针对《老子》的学说而提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这一问非同小可，一下子就把哲学的假说性和形上学的不可验证性给问出来了！《远游》中，屈原将《老子》的“道”、“自然”、“无为”、“虚”、“静”等概念有机地糅合进了自己的作品：“道可受兮，不可传。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无滑而魂兮，彼将自然。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屈原与庄周同时而生卒年稍后，其作品中亦受到庄子学派思想和当时流行的战国神仙家学说的影响。
2．《大一生水》对屈原《天问》、《九歌》、《远游》的影响
《大一生水》中的“大一”、“天地”、“神明”、“阴阳”、“气”，以及“地不足于东南”之说，均见于屈原作品之中。《九歌》的第一篇即题为《东皇太一》。《远游》中有“天地之无穷兮”之语，又有“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之语[54> 。《九歌•大司命》云“乘清气兮御阴阳”，《天问》云“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又云“西北辟启，何气通焉”，《远游》则有“因气变而遂曾举兮”之语。《大一生水》第一三简有“地不足于东南”之语，《天问》则云：“八柱何当？东南何亏？”又云：“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这些大概未必均出于偶然的巧合。
3．《鲁穆公问子思》对屈原《离骚》的影响
此篇中子思曰：“恒爯（称）其君之亚（恶）者，可胃（谓）忠臣矣。”屈原在作品中，便常“称其君之恶”，认为这样做才是“忠”。他要引导国君弃绝污秽政治，改变法度。《离骚》曰：“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在诗中屈原以“灵修”代指国君（顷襄王），指责他反悔变化，不守信用。屈原说：“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离骚”应是屈原被放逐离开国君而发的感慨忧愁。《国语•楚语（上）》：“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韦昭注：“骚，愁也。”诗题用此典故，含有指责国君“德义不行”之意。“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屈原常直言不讳地指责国君的过错，这明显是受到竹书《鲁穆公问子思》的影响。
4、《穷达以时》对屈原《九歌》、《离骚》、《九章》的影响
《穷达以时》中的“时”，指“时机”，是一种自然（天）的机遇。屈原《九歌》中的《湘君》云“峕（时）不可兮再得”，《湘夫人》云“时不可兮骤得”，其中的“时”，均应指“时机”。《离骚》曰：“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这就与“穷达以时”的思想非常吻合了。《九章》中的《思美人》云“迁逡次而勿驱兮，聊假日以须峕（时）”，“须时”即等待时机。《涉江》云“阴阳易位，时不当兮”，则言时机不适当，阴阳错了位。这些都与《穷达以时》中的观点有关。
5、《唐虞之道》与屈原《大招》、《离骚》中的贤人政治思想
《唐虞之道》提出“爱亲尊贤”，“禅天下而受（授）贤”。这对诸侯国君的宗法世袭制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屈原被楚怀王疏远去职，被顷襄王放逐到汉北、沅湘，乃是因为上官大夫、子兰等人进谗言。谗言的内容，也许就包括担心屈原会像田齐取代姜齐、燕王哙让国于子之那样，篡夺了楚国的王位。所以，虽然屈原在《天问》中亦提到尧、舜、禹，却对于“禅让”之事只字未提，而按理来说，此事也是应该“问”一下的。屈原因此而遭祸被谗，不便提到“禅让”之事，故其作品中只言“尚贤”、“举贤而授能”。《大招》中疾呼：“魂乎归来，尚贤士只！”“发政献行，禁苛暴只！举杰压陛，诛讥罢（疲）只！直赢在位，近禹麾只！豪杰执政，流泽施只！魂乎徕归，国家为只！”这种对于贤人政治和“豪杰执政”的大声疾呼，可能正是促使屈原被放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被放逐以后而作的《离骚》中，屈原并未改变自己的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措）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屈原非常执着于自己的政治主张：“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6．《忠信之道》中的“忠”、“信”对屈原《九歌》、《九章》的影响
《忠信之道》曰：“大忠不兑（夺），大信不期。”《九歌•湘君》曰：“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九章•惜往日》曰：“或忠信而死节兮，或訑谩而不疑。”除了“忠”、“信”连用的，还有不少单用“忠”的。《九章》中的《惜诵》曰：“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竭忠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忠何罪以遇罚兮，亦非余心之所志！”“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涉江》曰：“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惜往日》曰：“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悟）而追求。”也有单用“信”的，如《抽思》：“与余言而不信兮，盖为余而造怒。”
7．《君子之于教》的“天德”，《性自命出》的“天命”对屈原《天问》、《九歌》、《大招》、《九章》的影响
《君子之于教》（原拟标题为《成之闻之》）云“君子治人仑（伦）以川（顺）天惪（德）”，又云“圣人天惪（德）”。《大招》曰：“雄雄赫赫，天德明只！”又曰：“德誉配天，万民理只！”《九章•橘颂》亦曰：“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既吸收了“天德”，又发展了“以德配天”之说。
《性自命出》云“眚（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天问》曰：“天命反侧，何罚何佑？”不仅云“殷之命”、“周之命”，还问：“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何亲拨发，足周之命以咨嗟？”《九歌•大司命》亦云：“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九章》中的《橘颂》曰：“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哀郢》曰：“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屈原作品似受天命论的影响很深。在“信巫鬼，重**祀[55> ”的楚国，“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56> ”。屈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完全不受影响则是不可能的。他写了祭神的《九歌》，在《国殇》中云“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确实为鬼神保留了一定的位置；这恰好与子思学派对待鬼神的态度不谋而合。但屈原对天命、鬼神似并不笃信，《卜居》中的一段话可以为证：“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事！”这是太卜郑詹尹的话，大概也与屈原的观点相符。《离骚》中亦有“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之语，既“欲从”又“狐疑”，这便是屈原的态度。
8、竹书中的“仁”、“义”、“礼”、“让”、“善”对屈原《大招》、《离骚》、《九章》的影响
竹书中好些篇都涉及的“仁”、“义”、“礼”、“让”等概念，亦在屈原作品中有所反映。《九章•怀沙》曰：“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豊（礼）。”《离骚》曰：“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又曰：“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大招》曰：“执弓挟矢，揖辞让只。”
《性自命出》曰：“未教而民恒，眚（性）善者也。”《语丛（一）》曰：“人之道也，或邎（由）中出，或邎（由）外内（入）。”屈原将这两句话的意思糅合到一起，在《九章•抽思》中曰：“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言“善不由外来”，与孟子的“性善”之说不谋而合。
五、结 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屈原完全符合郭店一号楚墓墓主的低级贵族身分及有关特征。墓中陪葬的竹书，据文字特征推断，当抄写于孟子学说在稷下流行之后，可能是公元前311年屈原出使齐国时从稷下带回楚国的。
从《语丛》到《老子》，盖稷下学宫一套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材，其中作品多为节选本。其内容包括：儒家经典基本知识，子思学派和稷下思孟学派基本观点，性情论，社会伦理道德，政治哲学和形上学宇宙论等。
《老子》甲、乙、丙三本乃经稷下思孟学派删节后的教材，以适合不同程度的学习者，其中不利于儒家的内容和不适合作教材的内容已被删去。
《缁衣》、《尊德义》、《六德》、《君子之于教》（原拟标题为《成之闻之》）、《鲁穆公问子思》五篇可能是战国中前期鲁国子思后学的作品。《忠信之道》、《五行》、《大一生水》、《性自命出》、《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六篇，可能是战国中期齐国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语丛》四篇则是子思后学与稷下思孟学派长期积累的语录体学习心得笔记的选编。
子思后学作品与传世的《礼记》中的《表记》、《坊记》等篇的写作时间大致相同，早于孟子生活的时代。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比传世的《管子》中的《水地》、《心术》、《白心》、《内业》等篇的写作时间略迟一些，虽早于《孟子》的成书时间，但与孟轲从事学术活动的时间相当；所以，这些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既受到孟子思想的影响，又影响到《孟子》一书。
子思后学从鲁国来到齐国稷下后，与孟子及其后学融合，发展成为稷下思孟学派，盛行一时，直至齐湣王末年乐毅破齐，稷下学者离散。齐国的战乱导致稷下思孟学派文献多有散失。
竹书中的这些子思后学和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虽然谈不上“填补了孔子以后孟子以前的空白”（因为这一段并非空白，许多文献保存在大小戴《礼记》之中），却完全可以说是进一步补充了可供研究子思后学和稷下思孟学派的宝贵资料，使中国思想史上这段久已残缺破损了的环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复。
屈原试图把稷下思孟学派的政治理论引入楚国，变法图强；虽未能成功，却失败得很悲壮。在屈原的思想和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其受到郭店竹书——稷下思孟学派文献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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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见《文物》1997年第7期。
[2>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
[3>《荆楚岁时记》曰：“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汩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
[4>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册，《屈原研究》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5>胡念贻《屈原生年新考》，见《文史》第5辑；金开诚先生《屈原辞研究》（第4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亦主此说。
[6>见《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第45页，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7>见方诗铭、方小芬编着：《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其他工具书推算的干支历日，可能与此略有出入。
[8>既：已经。
[9>《论语》邢昺疏：“老，谓五十以上。”《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过五十六为老。”这乃是后世学者的解释，并不合先秦的习惯。而倘若“老”是“泛指”的话，那便没有一个具体的年龄界限，所说的将“老”、已“老”，又以什么为标准呢？
[10>由超辰1次的前206年，上推两个86年，至前378年，便应是超辰3次；而由超辰2次的前239年，上推一个86年，至前325年，亦应是超辰3次；所以，处于前378年与前325年之间的前352年，应超辰3次，是确定无疑的。
[11>第2册，第235页。
[12>见《屈原生年新考》，《文史》第5辑。
[13>高诱《吕氏春秋•仲秋纪》“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注文曰：“《周礼》：‘大罗氏掌献鸠杖以养老’，又‘伊耆氏掌供老人之杖’。”所引文字与今本《周礼》有异。
[14>王杖，国王所赐之杖；王，或本误作“玉”。
[15>见《太平御览》卷九二一引。
[16>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推测“屈原或许是陈良的弟子”。 另据《战国策•楚策（二）》所载，“慎子”在楚太子横为质于齐时担任“太子傅”。此“慎子”乃是与孟子同时的鲁国人慎滑厘。曾有人撰文认为“慎子”即慎到，这是不正确的。而慎到相传为赵国人，亦非楚国贵族。陈良、慎到、慎滑厘，均无资格在死后葬入楚国贵族墓地。
[17>左徒是楚国地位在令尹之下的重要官职，春申君黄歇在顷襄王时任左徒，考烈王时升任令尹。
[18>有人认为，“三闾大夫”的职掌是楚国王室屈、景、昭三姓贵族子弟的教育，同于中原国家的“公族大夫”。
[19>屈原的太子师身分应不成问题。有人认为，楚国只称“太子傅”而不称“太子师”，这是缺乏根据的。《左传》昭公十九年传文曰：“楚子之在蔡也，郹阳封人之子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为之师。”此处所说的“大子”即“太子”。这里的意思是说，让伍奢做太子师。
[20>《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橘颂》“与长友兮”，亦应释为“与太子为友”。
[21>这漆耳杯似为早年太子横的赐物，但并不能据此确定墓主死于顷襄王即位（前299年）以前。
[22>据郭沫若推断，秦《诅楚文》即作于此时稍后。见《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23>参见习作《诸子百家研究》，第1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24>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晚年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书立说，作《孟子》七篇。
[25>见《屈原研究》，第12、13页。
[26>北京出版社，1986年出版。
[27>《湘阴县图志》云其地汨罗山，一名烈女岭，上有屈原墓，相传屈原姊女媭葬屈原于此，因而得名；又传说所葬的是《招魂》，见唐朝蒋防的《汨罗庙记》。那应是据《楚辞》而建的纪念墓。
[28>儒道互补的思想，始于曾参，而为子思学派所发扬光大。参见习作《诸子百家研究》，第38—49页。
[29>参见习作《诸子百家研究》，第106—110页。
[30>《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老子是“楚国苦县”人，其实“苦”在春秋时本属陈国地域，后来楚灭陈，故“苦”又属楚。
[31>古书中“大”、“太”通用，不必改“大”为“太”。
[32>《管子•水地》认为“水”、“地”为“万物之本原”。既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又云“地者，万物之本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显然，以“水”为“本原”的理论尚未成熟。
[33>“泰勒斯学说”是古希腊泰勒斯提出的以“水”为“万物之本原”的哲学学说。泰勒斯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史上的开山者。
[34>有人认为，《鲁穆公问子思》中的“子思”是孔子的弟子原宪（字子思）。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和《孔子家语》等古书中的有关材料，原宪生于前515年。鲁穆公在前407年左右即位，其时，原宪已该一百岁出头了。据说原宪以安贫乐道著称，孔子死后，他不求仕禄，隐居于卫国草泽之中。因此，原宪当与此无涉。
[35>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鲁缪公元乃周威列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一条中认为，鲁穆公执政的时间应为周威烈王十一年（前415年）。若将鲁穆公即位的时间提前八年，鲁穆公以前的各位鲁国国君的即位时间均要上推八年，这显然与证据确凿而早有定论的史实及年代如《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的鲁悼公“十三年（前453年），三晋灭智伯，分其地有之”、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等对不上号。这里，“穆”、“缪”二字通用，一般认为“穆”是正字、“缪”是通假字。
[36>前479年。
[37>前407年。
[38>参见下文的“12．《六德》与几篇竹书的关系”一节。
[39>对《中庸》“天命之谓性”，郑玄注道：“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这可能是孔颖达疏之所本。
[40>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齐桓公：一个是春秋五霸之一，另一个是战国田齐之国君。这里指后者。
[41>见《论语•泰伯》。
[42>见《梁惠王（上）》。
[43>见《尽心（下）》。
[44>今，见母，侵部；含，匣母，侵部。二字古音，韵部相同，声纽相近。
[45>今文《尚书•尧典》云“诗言志”。
[46>当释为“你的”。
[47>后为黄老学派所取代。
[48>即《荀子》。
[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50>见《楚辞章句•离骚》后叙。
[51>见《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52>第2册，第 235页。
[53>《九章•惜往日》：“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儒家文献《尚书•盘庚》亦有“正法度”之语，《礼记•曲礼》有“畏法令”、“所以使民决嫌疑”。吴起早年是儒家曾参的学生，与子思同学；后来成为法家，在楚国变法被害。
[54>屈原似亦受到《管子》中的《水地》、《心术》、《白心》、《内业》等四篇以及其他稷下学者著作的影响。
[55>见《汉书•地理志（下）》。
[56>见《汉书•郊祀志（下）》。
（原载“孔子2000”网站）
[ 本帖最后由 c_mang 于 2009-6-7 16:28 编辑 ] | 
发表于 2009-6-7 14:3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