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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献与章学诚
今天，当我们提到章学诚研究的先驱者时，相信大家都会首先想到日本的内藤湖南。因为是内藤湖南第一个以近代学术的眼光发现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此后的章学诚研究，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定位在对其“六经皆史”说的研究上，内藤湖南的影响可谓巨大。
近年来，有些学者致力于“六经皆史”说后史的研究，在晚清和清末民初之间发掘章学诚学术的后继者，试图推翻内藤湖南首先发现章学诚的定论，在章学诚、龚自珍、蒋湘南、章太炎至民初学者之间建构起一条“六经皆史”说的传承系谱。[①]例如，井上进先生的论文《六经皆史说的系谱》，该论文主要结合章学诚之后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朝有名无名学者的发言，细致地记述了《文史通义》的评价和受容的痕迹。然而，诚如井上进先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这些学者所接受的“六经皆史”说和“官师合一”说未必来自章学诚。也就是说，论文中精心建构起来的“系谱”，未必就是章学诚学说的系谱。因为且不说龚自珍和蒋湘南的“六经皆史”论虽然和章学诚有许多相像之处，但在文集中只字未提自己的理论出处（恐怕不能简单地断言为掠美），就算是咸同之间对彰显章学诚思想起了极为重要作用的谭献，在他的文集和《日记》中尽管多处论及章学诚，但自始至终未曾提到“六经皆史”四字。晚清学者在章学诚那里究竟获得了怎样的共感呢？他们所理解的章学诚思想的核心是什么？作为晚清传播章学诚思想的重要人物，我想着重以谭献为中心来重新探讨一下章学诚在晚清思想史中的影响。
一
谭献（1832～1901），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座主为张之洞），屡赴会试不第。曾受聘杭州诂经精舍监院、浙江书局总校。后纳赀为县令，历任安徽歙县、全椒、合肥、宿松等县知县。晚年受张之洞的邀请，主讲武昌经心书院。早年以文名，二十六岁以后，潜研经史诸子之学，学术上既宗仰常州庄氏的今文经学，而又拳拳尊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将庄存与、汪中、章学诚、龚自珍并推为当代绝学。[1](P28)著有《复堂类集》、《复堂日记》、《箧中词》等。
谭献大约于咸丰七年（1857，25岁）游学北京期间，在叶名沣（润臣）家第一次看到《文史通义》，随即为之倾倒，自谓“洞然于著作之故、文章之流别，实自此书。”[1](P207)第二次是同治元年（1862，30岁）九月在厦门，“偕子高访孙梦九司马，阅其藏书目。予携《文史通义》归，阅之。前在京师，借读叶润臣丈藏本。”[1](P207)其后，又于同治三年（1864）意外购得《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残本，欣喜若狂，并回忆起前两次借阅《文史通义》的感受时说：
于书客故纸中搜得章实斋先生《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残本，狂喜，与得《晋略》同。章氏之识冠绝古今，予服膺最深。往在 京师，借叶润臣丈藏本，在厦门借孙梦九家抄本，读之不啻口沫手胝矣。不意中得之，良足快也。[1](P17)
作于同年的《师儒表》，首列“绝学”一项，条举庄存与、汪中、章学诚和龚自珍四人，以示平生服膺之深。在晚清时期，对章学诚的崇仰之深和评价之高，恐怕只有谭献一人而已。据说，谭献将《文史通义》置于案头，朝夕相对，时时探研。从俞樾向他商借《文史通义》的通信中可以领略其拳拳奉之为鸿宝之情：
子高回浙，属其转借章氏《文史通义》。子高极称足下此书时置案头，晨夕相对，车裘可共，而此或难。不揣冒昧，窃有所请，倘 集钞胥写本见赐，百朋之锡，殆未足喻。[4]
同治四年（1865），谭献从福州返回阔别七年的杭州，此后便四处留心搜寻章氏遗书。同治十年（1871）上京参加会试期间，“借朱子清《文史通义》写本阅之。仅刻本十之四五，有《杂说》二篇为刻本所未有。”又从时任户部候补郎中的李慈铭处获知“章氏遗稿十余册在越中”的消息，决定“南归当渡江访之”。 [1](P49)于是，于同治十二年（1873）春正下旬赴绍兴访求章氏遗稿[1](P56)，“书肆访书，章、邵书未有踪”，正当惆怅之际，收到友人陶子珍的信，获知“《章氏遗书》、《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版刻在周氏，同年介孚名福清之族人也”，欣慰地称“不虚吾渡江一行”。[1](P57)周福清（介孚）就是鲁迅的祖父，是谭献的乡试同年，《章氏遗书》的大梁本版刻就收藏于周福清的族叔周以均处。[5](P6124)
谭献收购到的《章氏遗书》版刻，缺了五十四页，于是，他根据多年以来搜集到的各种藏本进行了补刻，“《章氏遗书》板至，残佚五十四叶。取予藏本，上木翻刻补完。此书终以予故，得再行于世矣。”[1](P58)沾沾自喜之情，溢于言表。浙江书局的这个补刻本，对《文史通义》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据出版史专家井上进先生的考察，在《文史通义》的传本中，多是这个浙局补刻本。[9](P552)
二
谭献早年以文名，自咸丰七年游学京师之后，学术自此一变，转而潜研经史之学。[8] (P26a)三十岁之后，“差有窥于微言大义，遂弃前日记诵之所得”[2]，学术又为之一变，“予治史，初欲随笔条记阙失误字、疑义驳文，然《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既有成编，百一之补苴亦非所急，异日当专为表微之学耳。”[1](P159)由许郑之学转向西京今文之学，由埋首考据博搜转向探求微言大义。钱基博在《复堂日记序》中曾将谭献的学术概述如下：
以吾观于复堂，就学术论，经义治事，蕲向在西京，扬常州庄氏（庄存与、述祖、绶甲祖孙父子）之学；类族辨物，究心于流别，承 会稽章氏（学诚）之绪。惟《通义》徵信，多取《周官》古文，而谭氏宗尚，独在《公羊》今学；蹊术攸同，意趣各异。近人钱唐张尔 田孟蘧著为《史微》一书，以《公羊》家言而宏宣章义，实与谭氏气脉相通。谭氏论文章以有用为体、有余为诣、有我为归，不尚桐城 方、姚之论，而主张胡承诺、章学诚之书，辅以容甫（汪中）、定厂（龚自珍），于绮丽丰缛之中，存简质清刚之制，取华落实，弗落 唐以后窠臼，而先以不分骈散为粗迹、为回澜。五十年来遂成风气，而余杭章炳麟太炎应运起以有大名。故其论文以淡雅为宗，皈依晋 宋，章炳麟文之所自出也。论诗以比兴为体，不喜黄（山谷）、陈（后山），王闿运论之所略同也。至于诵说《公羊》，大言经世，则 同闿运而不同炳麟。惟闿运以《公羊》言礼制，近接凌晓楼（曙）之波，而谭氏以《春秋》衍阴阳，远承董仲舒之学。
钱基博此序是应亡友徐彦宽之请而写的，徐氏是谭献次子的妻舅，所以，钱基博对谭献的评价未必允当，而且其中有关谭献和章炳麟因缘关系的系谱式勾勒，则章炳麟必不肯受。谭章的这段龃龉，因为牵涉到对章学诚思想的不同理解和评价，后文将另作详述。
钱基博序提到的谭献论文主张，出自同治十二年的日记：“明以来，文学士心光埋没于场屋殆尽，苟无摧廓之日，则江河日下，天可倚杵。予自知薄植，窃欲主张胡石庄、章实斋之书，辅以容甫、定庵，略用挽救，而先以不分骈散为粗迹、为回澜。”[1](P58-59)谭献虽然没有把胡承诺（石庄）列在“绝学”之中，但平生极为推崇胡承诺之学，谈到为学目标时至称“期以十年，治经史未竟之业，得一卷书，附庸于胡石庄、章实斋两先生，于愿足矣。”[1](P38)在《师儒表》的“通儒”中将胡承诺列于黄宗羲和顾炎武之上，认为胡承诺的经世主张“非经生故纸堆中眼界也。梨洲老人洞见古初，或胜之；确凿可见施行，无少窒碍，则不及，无论亭林之囿于汉唐者矣。”[1](P227)前文提到用“胡石庄、章实斋之书”来挽救士人为文惟知八股制艺的弊病，主张胡石庄之书，估计就在于他的“非经生故纸堆中眼界”，亦即钱基博所概括的“以有用为体”。然而，主张章实斋之书的命意何在呢？
笼统地说，应该就是章学诚一贯主张的以恢复三代理想知识形态为目标、综合经史子集的“文史之学”，就是通过研习传记史学来学习以史学为基础的古文辞（非艺术性的美文[②]）。章学诚的论文主张，集中在《文德》、《文理》、《质性》、《黠陋》、《俗嫌》、《古文十弊》诸篇。我们知道，强调学习传记史学和古文的关系，主要是来自清代桐城派的主张，他们继承明代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提出“义法”主张，所谓的“法”，就是形式技巧。但是，章学诚对这种机械的定法表示了不满，而且认为在传授上存在着漏洞，“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对明代归有光圈点《史记》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今归、唐之所谓疏宕顿挫，其中无物，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摹浅陋之习。故疑归、唐诸子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见也。”[11](P17)章学诚的主张获得了谭献的共鸣，在光绪七年（1881）的日记中，谈到自己和章学诚对归评《史记》的一致看法：
阅《史记》，知后世之节字省句以为古者皆可笑也。归评《史记》，桐城一派古文家主张之。少游京师，孙琴西、王少鹤二公方从 事铅丹，以为枕秘。予过读不甚喜之。已而得见章先生《遗书》，披写摧陷，益轻之。三十年来，粗明群籍，折衷大谊，乃知震川得史 公之肤末，而不可谓无所见。第占毕点识，何足以教后人？推崇之者，传写遗笔，自为师法，不可谓非幸也。……予读《史记》，旧识 语数十则，在别记。大约欲为司马辨者，“发愤著书”及“是非谬于圣人”二语也。[1](P113)
他根据《文史通义》里辩《史记》非私作、非谤书的见解，批评归有光（震川）、孙衣言（琴西）、王锡振（少鹤）等各家对《史记》的评价仅“得史公之肤末”。既然归有光、唐顺之诸家以义法范式《史记》是皮毛，是肤末，那么，章学诚所说的得“古人深际”又是什么呢？章学诚曾经把《史记》和《汉书》进行了对比，认为司马迁的《史记》“近于圆而神”，而班固的《汉书》则“近于方以智”。[12](P4)按照山口久和先生的解释，“圆神”相当于《尚书》的“因事命篇”。[10](P227)也就是说，章学诚所说的“古人深际”，就是《尚书》“因事命篇”而无定法的史书理想，而归有光等人的“义法”恰恰是其反面的依傍固定格式的“有成例”。在章学诚的这种议论背后，是以他的“六经皆史”说和“官师合一”说为理论支撑的。这也是本文准备讨论的问题核心所在。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首篇《易教上》开宗明义地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而六经之所以是“先王之政典”，其实有着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制度基础。《原道下》篇中说：“古者道寓于器，官师合一，学者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认为一切知识作为各自的官司职掌而得到严密的守护和维持，不存在处士横议的私家之言。这种情况被章学诚称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13](P11)章学诚始终把知识活动的理想状态放在三代以上“官师治教合一”所体现出的知识统一和统制之中进行探求。但是，正如山口久和先生所说的那样，“把官师合一视为知识理想的实斋，他的主要着眼点并不是在于对三代之知的复古，而是倾向于在知识变质这一严峻的历史必然性之中追求更好的知识存在状态”，“把知的理想状态设定在三代，同时又在作为堕落形态的现实知识中追求知识活动的次善状态”。[10](P184,260)这是正确理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和“官师合一”说的关键。
接下来，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谭献是怎样理解章学诚的这两个重要学说的吧。前面说过，在谭献的文集和日记中，找不到“六经皆史”一词，倒是有着与“官师合一”极为相像的学说。在同治三年（1864）的日记中，谭献表彰了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
阅《文史通义·外篇》。表方志为国史，深追《官》、《礼》遗意。此实斋先生所独得 者。与《内篇》重规叠矩，读者鲜不河 汉其言，或浮慕焉，以为一家之学亦未尽耳。悬之国门，羽翼六艺，吾师乎！吾师乎！吾欲造《学论》曰：“天下无私书，天下无私 师。”正以推阐绪言，敢云创获哉！[1](P20)
方志之名，原出《周礼》“外史掌四方之志”，是春官外史的职掌。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外篇《方志立三书议》中说：“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梼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认为方志的任务是为将来朝廷修纂国史和正史提供资料，虽然可以称为“史”的著述很多，有天下之史（国史）、一国之史（部府县志）、一家之史（家乘谱牒）和一人之史（传状志述），然而“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谀，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正因为方志和国家的历史制作有关，所以从一开始它就带有“公”的性质，而不是像当时对方志的一般看法那样，认为方志不过是地方的历史、地理、文化的汇总，是新任地方官获得当地简要知识的实用性便览，或者是地方官为自己在任期间的业绩歌功颂德的“私”的工具。总的说来，章学诚的“官师合一”和“六经皆史”说是从修志而系统发展出来的。[③]所以，谭献说自己“天下无私书，天下无私师”的观点，其实是在推阐章学诚的绪论，并非自己的独创。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谭献的“天下无私书，天下无私师”是来自章学诚的“官师合一”说。然而，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同治元年（1862）九月的日记中，谭献在第一次[④]读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后，就已经提到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献束发以来，亦欲寻求治乱之本，约之六经，徵之万物，纵横之三古之陈迹、万里之风会，出其所测识者，拟撰《学论》。大要四 言，曰：天下无私师，天下无私书；人材毕出于学，国政皆闻于学。而梨洲黄子二百年已著此议。[1](P154-155)
黄宗羲的《学校》、《取士上》、《取士下》三篇，是《明夷待访录》中讨论文化教育与选官制度问题的一组文章。黄宗羲认为养士是学校的一个功能，而更重要的功能在于批评和监督朝廷和地方政府，认为治理天下的法都是从学校出来的，即使是天子治世的是非，学校也能予以判断。这是历来论述黄宗羲民主思想的重要佐证。但是，相反的一面，黄宗羲又认为应该严格管理书籍的刊刻流布，书籍的刊刻和收藏全部由政府官学来执行，提出了严厉的文化统治政策。黄宗羲这些政治改革的主张是在总结反省东林党和复社运动以及明亡原因的基础上构想出来的，一方面继承东林党主张将言论自由开放于皇权之外的政治思想，一方面可能把明亡的原因归结于士人的弃经不学，希望通过整肃文化环境来挽救颓丧堕落的世风。时至晚清，满清政权经过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统治基础已经发生动摇，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末世王朝都更加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对于像谭献这样既希望通过讲求济世实学以克服儒学“无用”的弊端，使之适应变动了的近代社会，又不希望采取激进主义方式进行变革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对黄宗羲的文化思想产生共鸣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谭献在同治三年五月初六日的日记中，表示倘若自己的《学论》不能写成，应当改为《明夷待访录》作注。“又读《明夷待访录》。十年所学，遂能仰企先儒，与之暗合，此予所最愉快者。予《学论》不成，当为是《录》作注。”[1](P222)而在《上座主湖北督学张先生书》中又再次提到“天下无私书，天下无私师”观点和黄宗羲思想的暗合：
欲著一文，名曰《学论》，未属草也。其大要四言耳，曰：天下无私书，天下无私师；人材皆出于学，国政皆闻于学。继而读《明夷 待访录》，则黄先生已先发其凡焉。[3]
在谭献现存的文集中，没有发现《学论》一文。单从四句概要来看，与其说受了章学诚“官师合一”说的影响，不如说更接近黄宗羲的思想。在章学诚所描绘的“官师合一”时代，官守身兼学和治、政和教两种职能。但是，章学诚的“官师合一”说里面完全没有复古的主张，他始终没有把议政的职能分派给教师，顶多把保存各种地方文献的职能分派给了州县各级学校的教师：
若纪载传闻，诗书杂志，真讹纠错，疑似两淆。又书肄说铃，识大识小，歌谣风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专门名家；薄技 偏长，稗官脞说，其隐显出没，大抵非一时徵求所能汇集，亦非一时讨论所能精详。凡若此者，并当于平日责成州县学校，师儒讲习， 考求是正，著为录籍，略如人户之有版图，载笔之士，果能发明道要，自致不朽，愿托于官者听之。[15](P98)
章学诚认为由于各种地方文献内容庞杂散乱，搜集和甄别工作不是一时所能够办得到的，所以，应当像经常性地统计地方版图（户籍和土地）资料一样，责成地方教职人员对地方文献进行日常性的保存、考订和统计。惟独在此段自注中，稍微表现出一点权威主义的倾向：“书掌于官，私门无许自匿著述，最为合古。”和谭献的“天下无私书”的主张有些相像。也许是出于上述原因，所以谭献在更多的时候，向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寻求契合点。
三
章学诚是不是权威主义者？对这种看法，学界素有争议，而且由来已久。据我管见，最早提出批评的是章炳麟，而且批评到了曾经称为“吾师”的谭献，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谭章龃龉。
清末中国的社会现状是，清政府在戊戌政变（1898年）之后越发明显地表现出用官师治教合一之策巩固统治基础的姿态。作为清政府主要文化教育设计师的张之洞在戊戌政变前夕撰写了《劝学篇》，主张“政教相维”。虽然张之洞的《劝学篇》没有出现“官师合一”，但是，在他的学生陈庆年的一封信中则点明了张之洞的主导思想：“近日南皮师思得一官师合一之法，委正途候补人员充中学教习，日与讨论，又稽察拊循，与管堂通为一事，期以师法而兼官法。”[17](P962)
章炳麟则主张“政学分途”，他所关注的是中国学术如何摆脱官方体制的问题。当然，倡言反满革命的章炳麟，也许很敏锐地感觉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中礼赞时王、赞美当代政治的气息，所以，他在1907年底至1908年，先后撰写了《与人论国学书》和《原经》[⑤]，对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各章条分缕析，逐一驳斥。
《原经》开头即指出：“輓世有章学诚，以经皆官书，不宜以庶士僭拟，故深非扬雄、王通。”他以《易》为例，驳斥章学诚必以官私相格的荒谬性。“盖《易》者，务以占事知来，惟变所适，不为典要。故周世既有二家驳文，韩宣子‘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尚考九流之学，其根极悉在有司，而《易》亦掌之太卜。同为周礼，然非礼器制度符节玺印幡信之属不可刊者。故周时《易》有二种，与《连山》、《归藏》而四，及汉扬雄犹得摹略为之。是亦依则古初，不愆于素。学诚必以公私相格，是九流悉当燔烧，何独《太玄》也！”[6]
其实，章学诚在关于诸子源流的问题上，和章炳麟所持“诸子出于王官”论是一致的，因为刘歆《诸子略》把九流十家之学视为由来于周代官制的观点，本来就是章学诚“官师合一”说的原点，章学诚在《易教下》中明确地说诸子百家虽然“不衷大道”，但是“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14](P2)只不过不赞成后人妄拟六经罢了，因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后人既然没有天子之位，当然就没有模仿先圣制作典章制度的资格，包括孔子在内。这是很明显的国权论腔调，可以说，章炳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由此也可以看出，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的“史”，显然不是后来胡适等人所理解的“史料”。
然而，正如山口久和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章学诚算是不讲政治的人，他并没有想要对可以成为批判当代政治和相反的礼赞当代政治的双刃剑－－‘六经皆史’－－在政治思想层面上进行充分的锤炼、让它变得锐利起来的想法”。[10](P90)所以，章炳麟在1907年之后转变态度，批评章学诚的做法，主要意在将中国学术挽救于官学的牢笼之下,是一种“有为言之”。同样，他在《非黄》中对黄宗羲设想的学校议政职能也予以了批评。[7]
同样，尽管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中具有儒教批判和权威主义的双重要素，但是这些要素在章学诚思想中并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所以，当谭献在前贤思想中谋求国权论的契合时，将目光投向的是黄宗羲，而不是章学诚。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张荣华所谓“他（章学诚）是在与政治紧密联系的前提下赋予史学显要的地位，而未受官学控制的私作之史，则有可能对统治的合法性提出证伪，必然会受其谴责和否定，以达到谭献后来渲染的那种‘天下无私书’之境。”[16]过分强调章学诚和谭献在国权论上的传承系谱，是对章学诚和谭献二人思想的误读。
四
对于“六经皆史”说和龚自珍、谭献等人信奉的今文经学这两种学说，尽管井上进先生从“冲动和心情”的角度，认为“两者都是试图超越旧有汉学和东汉之学的学问”[9]，但是，毕竟今文派和“六经皆史”说终究是互不相容的。
首先，作为章学诚官师合一理论根据的《周官》，在今文派那里，遭到了彻底否定。在光绪十五年的日记中，谭献有一则读书笔记：“阅《定庵文补编》。论六艺部居，破九经十三经之类目，甚确。不欲以《周官》为经，亦卓尔。”[1](P335)指的应该是龚自珍《六经正名》以及《六经正名答问》的系列文章。龚自珍在《六经正名》中说：
然则《礼》之有《周官》、《司马法》，群书之颇关《礼》经者也。……或以群书为经。《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 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之于《明堂》、《阴阳》而已。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述孔氏。
龚自珍认为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时“序六艺为九种，有经、有传、有记、有群书”，以致后世混淆经和传、记、群书的关系，把本应该是六经附庸的传、记、群书升格为经。所以，他现在的“正名”工作就是要“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以子还子”。而《周官》因为只是晚周先秦时一班读书人七拼八凑出来的书，是献媚新莽的刘歆把它立于学官的，奉它为经，实际上等于奉刘歆为至圣先师，而非孔子。所以，他在《六经正名答问五》中甚至不让《周官》来羽翼（配）《礼》，认为“《周官》五篇，既不行于周，又未尝以行于秦、汉，文章虽闳侈，志士之空言也，故不以配《礼》”。同样是今文家的皮锡瑞就曾经很不客气地批评章学诚“不解《春秋》，专信《官礼》”。[18]也就是说，尽管这些今文派的学者赞赏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但是，在理论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对章学诚思想的接受和发展。
作为经师和文士双重身份的谭献，他在经史之学方面的成就实际上罕为人称道，善于骂人的同乡李慈铭说他“质敏好学,近人中极难得,而心粗气浮,不能研讨,自剽袭阳湖庄氏、武进刘氏、邵阳魏氏一二之书，及其乡邵位西绪论,遂以大言自欺欺人”[5](P5749)。作为晚清传播章学诚思想的重要人物，与其出版《文史通义》的功绩相比，谭献对章学诚思想的发挥实在太逊色了，这也许是受制于资料的瓶颈，毕竟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谭献文集还不到遗稿的十分之一。[8](P30a)本文只是试图考察章学诚对晚清思想史之影响的一个尝试，要想真正弄清楚晚清学者对章学诚思想的认识，仅仅一个谭献是不够的。
参考文献：
[1]谭献.复堂日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谭献.答林实君书[A].复堂类集:文二[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刻本,1977.
[3]谭献.上座主湖北督学张先生书[A].复堂类集:文二[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刻本,1977.
[4]俞樾.与谭仲修[A].俞曲园书札[Z].大东书局,民国二十年再版.张荣华.章太炎与章学诚[J].复旦学报,2005, (3): 30.
[5]李慈铭.越缦堂日记[M].扬州:广陵书社,2004.
[6]章炳麟.原经[A].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章炳麟.非黄[A].章太炎全集（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8]夏寅官.谭献传[A].闵尔昌录.碑传集补编:卷五十一[Z].京都:中文出版社,1985.
[9]井上进.六经皆史说的系谱[A].小野和子编.明末清初的社会与文化[Z].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
[10]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1]章学诚.文理[A].章学诚遗书:文史通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2]章学诚.书教下[A].章学诚遗书:文史通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3]章学诚.原道中[A].章学诚遗书:文史通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4]章学诚.易教下[A].章学诚遗书:文史通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5]章学诚.校雠条理第七[A].章学诚遗书:校雠通义:卷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6]张荣华.章太炎与章学诚[J].复旦学报,2005,(3).
[17]陈庆年.戊戌十月二十八日致缪荃孙函[A].艺风堂友朋书札:下册[Z].张荣华.章太炎与章学诚[J].复旦学报,2005,(3).
[18]皮锡瑞.章实斋文史通义书后[A].师伏堂骈文:四[M].光绪二十三年长沙恩贤书局刊本.
[①] 如［日］井上进：《六经皆史说的系谱》，［日］小野和子编：《明末清初的社会与文化》，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年。陈鹏鸣：《试论章学诚对于近代学者的影响》，《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②] ［日］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第167页。倪德卫也敏感地捕捉到章学诚关于“文”的多义性。“这一字汇兼具二义的特点：通常意义的‘文章’，和作为‘道’之有形表现的神秘意义的‘文章’。‘文’就是文化本身。（‘周衰文弊’）。它是与实质（质）相对的艺术（文）。它是宇宙中（或一时代的历史中）的装饰或高雅的形上学原理，与质朴（又是‘质’）的原理相对。”［美］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杨立华译，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年，第158-159页。
[③] 章学诚的“官师合一”说最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36岁）编纂的地方志《和州志》中体现出来。
[④] 根据徐彦宽整理的《复堂日记》补录卷一“同治元年九月初六日”条，“读《明夷待访录》，摘其至大者要删入《日记》中。阳明之学末流曼衍，至蕺山而正、梨洲而大，王佐之才。读其遗书，使天下后世不敢复以王学为诟病矣。所见朴实平正，潜庵先生尚当逊之，亭林亦不及其振纲挈领也。得见此《录》，承学之涂益有标准，幸甚幸甚！”（谭献：《复堂日记》，第206页）可见，卷七的日记内容是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所谓“得见此《录》，承学之涂益有标准，幸甚幸甚”云云，推断谭献此时第一次看到该书。
[⑤] 《与人论国学书》，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载《章太炎全集》（四）；《原经》，收入《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原作首发于《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 本帖最后由 wangbiao 于 2009-5-26 16:02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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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6 15:5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