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叔祖遗文九十年祭

张宇翔

曾叔祖遗文九十年祭

孩提时祖父祖母经常提起关于曾叔祖张玉汝（字梦周）的事，当时我只知道曾叔祖是位清末民初医术较高的民间医生．那时家境不错，他经常拿自制的良药救济本村或邻村贫寒的病人，至于其他我一概不知。随着我年轮的增大，记得在我刚读高中时，在整理家族史料中竟发现除曾叔祖的几件药方外，还有一篇他写于公元1919年的白话“四字体”的无题遗文手迹（2300字），此时的我并不懂遗文的真正含义，但一向珍惜家史资料的我觉得它对研究张玉汝很有价值。从此我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一有时间就边读边学，后来越读越懂得它的意义，愈学愈觉得它的珍贵，以至伴随我求学和工作，与我寒窗共寝，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成为我生命和理想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部遗文并不是一件一般的文稿，它不仅代表我们家族的精神风范和崇高美德，而且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员忧国忧民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
曾叔祖所写的年代，正值“五四”时期，代表新时代的思想和观念汹涌澎湃，落后愚昧的旧思想和腐朽的丑恶现象暴露无遗，封建社会的基体分崩离析。在新旧思想的交融和转折中，发生了历史的交锋，折射出了不同的人生价值和道德。曾叔祖以代表新文化的白话“四字体”，表达了他的爱和憎，倾注了他的满腔热血和他的全部思想情操。如果说曾叔祖一开始与同时代的鲁迅一样选择了医学救国的话，那么“五四”前的曾叔祖与鲁迅一道已经认识到医学救不了中国，中国封建社会已经不可救药，是无法避免它的最后崩溃的命运了。他与鲁迅的思想转变几乎是同步的，已经从医学转向文学或思想。他的这篇遗文虽写于公于1919年，比鲁迅公元1918年5月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晚了一年，但从遗文的较成熟的思想性上看，他的思想某些方面比鲁迅还要激进，还要彻底。尽管他的思想和认识仍有缺陷。
曾叔祖思想的形成源于它的客观社会背景和家族环境。当时的家族环境为他的思想转变创造了适宜的土壤。高祖父张作梁，光绪年间在吉林创办“盛京庆诚信记”票号，光绪12年（公元1886)曾兴盛一时。曾祖辈只有曾祖父在村里任村长，并开办“夭义粮店”，其余均在外谋生意。大祖父张宪衡，在吉林兴办“大兴涌”字号，二祖父和祖父也在吉林，堂祖父张宪武，投身辛亥革命，同族祖父张宪亮参加国民革命军等等。整个家族虽早出过秀才、进士，任过训导、知府、登仁郎、巡政厅等职，但“学而优则仕”求取功名的思想早已淡漠，几代人堂而皇之地走上了褒商扬贾的道路，并成为开明的儒商。虽家族最终难逃商业的败落，但“学以为长”的儒学文化底蕴和商业救国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为曾叔祖的思想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曾叔祖遗文的思想和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他作为一名普通国民，而以匹夫的责任出发，面对社会，面对现实。他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对当时的腐朽社会带来的生灵涂炭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摹：“赌博一事，盗贼之风，布告严禁，而后自行。好赌匪类，更觉纵容，抽得局利，上下分用。官设柳巷，娟妓大兴。缥赌两途，其害非轻，破家荡产，身入贼丛。禁烟之法，尤为稀松，民间禁止，官所开灯。洋烟未绝，吗啡又兴。此物害人，比烟甚重，无知世人，专受愚弄”。他作为一名医生，行医也是他的谋生之道，但他对腐朽社会现象，并不是无动于衷而置之度外，而是设身处地地关切着民间的疾苦。面对洋人商业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他大胆地深刻揭露了洋人商业侵略的罪恶行径，并一针见血地提出了洋人侵略中国的野心和本质。他说：“洋人工商，真正算能，中国应用，无一不通，利权专治，吾国日空，此等商战，胜似用兵。反客为主，何等伤情”；“是凡洋货，无不畅行，中国出产，一概不中。中国粮食，火车运空，再食贱粮，从此不能”。由此，他对黑吉两省的店道
稠零，关东银行暴涨，百货价增，民间受损，万民被倾的悲惨情景，对洋债高筑，洋人指地为质，族人无安宁之日的境地，表现了他极度的同情和怜悯，表达了他内心的苦楚和无比的愤慨。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不含关心中国的命运，而且关注着中国邻邦的安危。他这样写道：“试断越南、朝鲜国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慨叹世人，如睡梦胧，列洋一举，鱼在釜中，再不警醒，何以保生”。这是他压仰、痛苦内心的浩叹，是他对民族觉醒的呼唤和对大同世界的向往．
曾叔祖对政治的腐败更是深恶痛绝，并且他认为，“堂堂中国，何不振兴，彻究其故，自作自行”，他把中国的危难与正在灭亡的封建王朝归咎于政治腐败。他这样写道：“一切巨款，就地筹征，民膏民脂，任其纵横”；“名曰行政，济私假公”；“各界官吏……不顾大局，先私后公”，“身受显爵，位居尊荣，不思报效，有负任用，广作威福，不晓办公·…三节两寿，烈烈轰轰，一班从者，极力奉承，自为得志，行之侥幸。国际如何，不挂心中，优国优民，全然为省，此等这辈，甚误于公，丧却根本”；“中外交涉，一言难罄，惟有日本，行事太凶，欺压中国，兴从不同，如此国耻，何日得平”；“我逢今世，寸步难行”；“一切国政，纸上谈兵，说者有法，行者不能，见利忘害，上下交征，情弊贿赂，比先还盛，贪官皆富，国空民穷”。这是对当时政治腐败的无情揭露和鞭挞，他作为一个勇敢的反封建主义者，向“专制无益”的腐朽的封建统治敲响了丧钟，表现了他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激进思想。
他在痛击封建统治及袁世凯等的同时，以高昂的激情赞扬“孙文黄兴，当世英雄，革命首领”，赞扬诸葛亮、张之洞、左宗棠等历代良将忠臣。但可以看出他对辛亥革命表现出了由衷的疑虑、失望和惋惜，他一面赞扬“共和民国，贵一平等”，另一方面揭露“共和团体，竟是虚名．空有其说，并无其行”，“大事创成，渔人得利”，“共和无功”。当然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政治远见，能直言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曾叔祖并没有沉沦于这个腐朽的封建社会中，空泄志气，在极度的悲痛之中而自暴自弃，而是勇敢地毫不掩饰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解决中国命运的办法．他说：“一要计决，二要气盛，趁此一举，后患扫平，如此大计，国家未从，果按此策，天下大幸，乌有今日，这等苦情”．当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是无法找到解救中华民族的良药的，他的政治主张更是无法实现的。但他无疑已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了。
曾叔祖的政治抱负，造就了他痛苦而悲
壮的人生，遗文在最后道出了他灵魂深处的痛和苦，实现了他“小我”与“大我”的统一，也最终体现了他完美的人格魅力和崇高思想：“中国之风，睡生梦生，其口非轻，自不知觉，外国看清，按病下药，一下一中，明为良济，内隐歹情，配就慢毒，日久倾生，言及至此，五脏皆崩，优哉痛哉，天地神灵！”这不是他灵魂的吟呻，而是他为拯救中华民族发出的呐喊，对新的革命到来的渴望和呼唤。曾叔祖的遗文虽已迄今8。年了，但他的思想和精神仍不失其光辉。并将是永不磨灭的。他的扶众、济贫、救民、爱国的思想，将是我奋斗求索的动力所在。我将义无反顾地奉行我的事业，去奋力实现曾叔祖未尽的理想．谨以此作为我最好的纪念。（原创）
                                                                                                                                    二00九年五月撰于宇翔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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