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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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核心思想乃是对普遍人性和自由的追求。中国“现代性”不完全同于西方“现代性”，有着本土化特色，作为中国“现代性”表意形式的文学也有着自己的独立品格。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意义，本质上是人的文学对传统文学的解构，是现代社会人自身发生的精神困惑。我们不能忽视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的现代性之间的距离，但是当人们越来越多地将目光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时，文学史的意识必然有了改变。当代文学史的重构，现代性的涵义只能是史家回归文学本体，寻求人性和自由的最大体现，这就必然要求文学史家坚持人文主义立场。洪子诚对史料的忠实、不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真实地反映历史情境，体现了史家的人文精神。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中为民间文化形态下了定义，强调了民间文化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突出了自由自在是民间文化最基本的审美风格；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对民间自由精神的极度宣扬，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深度挖掘，显示了史家的人性光芒和对自由的向往。孟繁华和程光炜也标举着“现代性”的核心思想。例如作者对路翎和郭小川的分析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作者认为路翎在5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中具有“异类”性质，“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路翎仍然试图关注人物的心理现实，关注人物的精神和情感领域，并以悲剧的形式作了处理，显示了路翎寻找新的艺术出路的努力，以及对新的文学范式和文学功能观的偏离和质疑”②；对于郭小川，作者也分析了诗人的内心痛苦和试图偏离中心、实现“突围”的欲望和努力。史家善于挖掘追求“现代性”思想的作家的文学史价值，有力的说明了史家对现代性思想的维护，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史家独到地把“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关于“文学是人学”的讨论和1978年以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写入文学史并作详细分析，更加突出地体现了作者对“人性”问题的重视。最后，我们反观90年代以前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不难发现著作中浓厚的政治气味，“人性”的确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