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人伦鉴识」与士人「读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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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人伦鉴识」与士人「读书」观

－－《世说新语．赏誉》第三十四则札记

    「人伦鉴识」是东汉末至魏晋士人间的重要文化活动，在《世说新语》各篇之中记载相当多这类活动的记载，诸如〈赏誉〉、〈识鉴〉、〈容止〉、〈品藻〉等篇，更几乎可说是专门为记载「人伦鉴识」活动而立。面对魏晋时期此一重要文化活动，现代学界自然已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他们大多是采取宏观的角度，探讨魏晋「人伦鉴识」活动之形成之原因，从而得出它的形成与东汉以来乡里举察制度有关的论述。这类的研究成果，自然有其值得参考之处，但缺点便在于许多研究者将魏晋「人伦鉴识」的形成原因推溯到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察举制度，却相对忽略了魏晋士人「为什么会承领东汉以来这种风气，并加以发扬光大？」
    个人以为，这个问题更加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因为过往时代的种种活动或制度，只能作为现今活动的参考背景而已，不能仅就过去曾经如何便判定现今应该如何。诚如清代两百余年汉人被迫留辫子，但现代人并不如此，留辫这种过去的文化对现代人有多大的影响，非常值得怀疑。同样地，东汉以来乡里举察制度对魏晋「人伦鉴识」的兴盛，或许真有其影响，但若非魏晋士人心理更加倾向、看重「知人」、「识人」、「品人」的层面，那么东汉的察举制度又怎能在魏晋大放光彩呢？
    因此，本文欲探讨魏晋「人伦鉴识」之原因，将不再赘述许多学者们曾经谈过的许多因素，主要从魏晋士人对「读书」观念的转变上来切入，《世说新语．赏誉》第三十四则恰是一个适合的讨论起点。
    先秦诸家当中，应推儒、法二家最重视国家社会秩序的维持，二者所持之基本观点有异，要言之，儒家崇「礼」，法家重「法」。然而，所谓「礼」、「法」云云，仅是一线之隔，「礼」重内心道德之修养，「法」重外在行为之约束，对于秩序的追求则一也。
    再者，就「行为表现」的观点来看，「礼」虽着重自律，故《论语》云「克己复礼」，但对于内在心性之修养，终须浮现于外在行为之表现，孔子屡倡「仁」、「礼」、「忠」、「恕」之际，也曾多次提到关于「视」、「听」、「言」、「动」诸行为的表现准则。可以说，儒家视「礼」为根本，此根本乃是「一切外在行为」之根本；从这个角度，正可发现「礼」、「法」的绾合处。
    既然「礼」、「法」的目的均是为了维持国家社会秩序，且能由外显行为见出是否合乎「礼」、「法」。那么，片面对外在行为的约束与要求，便有可能产生「千古高情闲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的虚伪情景。最大的关键在于，外在行为能见而易饰，而内心难测。因此，如何「知人」、「识人」便显得重要，这应是东汉乡里察举、魏晋九品中正制度的目的之一。这类「知人」、「识人」的鉴识活动，不止行于选官之时，《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相当多的人伦鉴识活动即是选例。有「评人者」，当然亦有「被评者」，而希望得到好评既然是人之通性，那么如何培养好的条件，便当是魏晋士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这类目标的追求，具体展现在魏晋士人的「读书」观。「读书」是个修身养性好方法之一，尤其是研读儒家经典。一般人可能认为魏晋时期崇尚「三玄」，好尚清谈，兼及佛理，是儒学的衰弱期。其实不尽如此，魏晋士家大族为维持家族的秩序，亦往往重视子弟对儒家经典的研习。然问题在于，既然重视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但魏晋士人却喜谈三玄佛理，甚至通宵达旦，反而不太能够找到他们漏夜论析儒经义理的记载。这便可能牵涉到他们读书观念的转变，试看《世说新语．赏誉》第三十四则云：

太傅东海王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1]

太傅东海王的这番言论，并不是说当时世家大族已不学习儒家礼度，因为当时世家重视儒经是一个历史事实，因此我们宁愿相信，东海王这番话并非不重视礼度，只是它另一方面也透露了这么一个讯息：闲习礼度必须透过书本，而所谓「讽味遗言」，在魏晋士人心中则认为是圣人、六经之稗糠，言无法尽意。现代学者的研究也早已指出，这应当是对两汉繁琐的传注训诂的反动。在这个背景下，东海王才会说「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所学的是什么呢？即是优秀的「人伦」。这种学习态度的根本，就是不拘泥于书本的读书观，抛开书本，直接就实存的楷模来学习。但果真能够「完全」抛开书本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从这个观念却可衍生为一种新的读书态度－－「不求甚解」。《名士传》即称阮咸之子阮瞻：

夷任而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于怀。读书不慎研求，而识其要。[2]


综上观之，可以发现魏晋时期士人的读书观，相较于两汉已有所转变，由繁琐的传注训诂转变为「不求甚解、但识大意」。这种态度似乎与当时「人伦鉴识」的流行有关，因为据上引《世说新语．赏誉》第三十四则的记载可知，「不求甚解」的读书观是和「学习良好的人伦」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透过「不求甚解」的读书态度，可以从「式瞻仪形」、「亲承音旨」两方面学习好的「人伦」。

「人伦鉴识」的功用除了是评骘优劣之外，对被评者来说，获得好评更具有增光益采的效果。东汉察举和魏晋中正制度的鉴识人物，有其在「选官」上的需要，但我们看《世说新语》中所载，其实当时的「人伦鉴识」却未必是基于「选官」的考虑，反而更接近一种士人间的文化风气。[3]此种文化风气兴盛的背后，实牵涉到士人追求好评的人类通性；追求好评的心态，其实也就是「人伦鉴识」流行的原因之一。因此，魏晋「人伦鉴识」的流行，实与「不求甚解」的读书风气同步兴起，并息息相关。简言之，即魏晋「人伦鉴识」的流行，和士人追求好评的风气有关，为了追求好评、学习好的「人伦」，最有效的方法即是摒弃繁琐传注，透过「不求甚解」的读书方式来追求。

[1]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赏誉〉，页439。

[2] 同前注，刘孝标注〈赏誉〉第二十九则引《名士传》，页437。

[3] 虽然如此，但直至晋时，「选官」仍不失为「人伦鉴识」的功能之一，《世说新语．赏誉》第65则刘孝标注引《徐江州本事》曰：「谯国桓彝有人伦鉴识，尝去职无事，至广陵寻亲旧，遇风，停浦中累日，在船忧邑，上岸消摇，见一空宇，有似廨署，彝访之。云：『舆县廨也，令姓徐名宁。』彝既独行，思逢悟赏，聊造之。宁清惠博涉，相遇怡然。因留数夕，与宁结交而别。至都，谓庾亮曰：『吾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问所在，彝即叙之。累迁吏部郎、左将军、江州刺史。」出处同前注，页458-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