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悲剧美和崇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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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悲剧美和崇高美


【关键词】：古代神话  悲剧美  崇高美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相当一部分，而且又往往是那些比较重要和著名的故事，常常是悲剧性的或带有悲剧色彩的。这些故事以其特有的形式和内容反映着原始时代人类面临的主要矛盾——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它一方面写出了自然界的强大和恐怖，写出了人们遭受的苦难和悲惨牺牲的结局，但另一方面又借助于这种悲惨的结局，写出了人们在改造自然中的悲壮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最终会战胜自然、取得胜利的无穷力量和信心，从而显示出人类本身的伟大和崇高。也就是说，在这些故事中体现了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美和崇高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就我国古代神话中表现出来的美学思想的这两个方面，做一些说明与探讨。

一、神话的起源
神话起源与远古人们对自然想象的解释，是产生在原始氏族社会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是原始时代的人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它的产生，是原始人想象的结果。日本学者松村武雄说，童话（神话亦然）“是想象的产物，它所描写的，乃是一种虚构的观念的，想象的世界（自然,那个观念想象，以现实世界的生活、信仰、风俗、习惯等等为根基，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这里，他指出了神话一类幻想性强的作品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以现实生活作为依据的想象的产物。我国神话研究者郑德坤说：“神话是想象的产物，是以神之居住不在人类生活中的平原而高踞于人类罕迹的山岭上。这是神话的特点，也是各民族神话中所有的现象。”谢六逸在他编译的《神话学ABC》中指出：“神话的野蛮素，毕竟是神话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投射，因为要探究投影于神话的实物，遂可视神话为原始社会生活反映于诸神及英雄之物。”民族学者陈志良指出：神话的产生“并非凭空而来的，必有原始之如此之现象，乃有如此之传说。”马克思认为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共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之上，则自造中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曾对神话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原始人以自己的生活为骨架，以丰富的想象为衣，创造出了他们的神话。他根据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对神话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各民族的神话是各民族在上古时期（或原始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产物。神话所述者，是“神们的行事”，但是这些“神们”，不是凭空跳出的，而是原始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之必然产物。
知识未开化的原始人类，不可能解释自然，更遑论控制自然，于是把自然力神话，并借助想象企图说解它、征服它、支配它。林惠祥说：“在蛮人的意识中，天日海风不但是人，而且是野蛮人。他们的行为不象文明人所想象的，而是象野蛮人所拟的和自己相同的样子”。郑德坤说：“他们（原始人所塑造的神）聚族而居，象原人的家族；他们有父母，有婚娶，和原人一样；他们甚至也脱不了死的权势”。
二、我国古代神话概况
    我国历史悠久，古代神话是非常丰富和瑰丽多彩的，可惜不少都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散存于《山海经》、《淮南子》、《楚辞》，以及《庄子》、《列子》、《左传》、《国语》等典籍中的零星片段。在这些典籍中，《山海经》是保存我国神话最多，而且也是更多地保留着我国古代神话原貌的一本书。《山海经》的内容，汉代刘歆概括为：“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之所隐；及四海之内，绝域之国，殊类之人。”至于该书的类别，从刘歆起，历代学者说法各异。刘歆和许多史家视其为地理类书籍；《汉书》和《宋史》看做术数类；明代的胡应麟认为是专讲神怪之书；清代纪昀称其为中国“小说之最古者”；19世纪的张之洞将其看作是历史书；而20世纪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袁珂认为是“神话之渊府”。这种种说法，均有一定道理，《山海经》以“山”和“海”为题，所记述的也主要是各地山川地理、风俗人情，将其看做地理书，自然不无道理，但是书中所记，除地理之外，对各地神怪的描述也占有相当大的篇幅，而且这些记述充满着离奇古怪的神秘色彩，包含着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物产、宗教及神话等多方面的内容，我国许多颇近原始形态的神话，因此而得以流传下来。
我国上古神话的失传与其年代的久远、古文字的繁难和书写工具的不便固然密不可分，但更主要的原因则在思想观念层面。中华民族祖居黄河流域，早熟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周文化注重理性，重视知识与道德的作用，而排斥富于玄想的神话，而且先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大，讳言怪力乱神。再者中国古代历史学家整理古代遗产，往往注重考信于“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对神话或者不讲，或者将它改为实有的人的历史，特别是古代的“五帝”，秦汉以前，本是一个神话传说的中心，而司马迁认为那些百家之说，“其文不雅驯”，删去许多材料，组成《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因而许多神话都被历史化。这样一来，古老的原始神话，一部分被改造为虚拟的古史和上古帝王谱系，其它部分仍然口头流传，最终被零星地载入各种书籍。其中固然呈现了大量的奇彩，也难免有不少歧异、残缺和歪曲。
但如果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神话，就会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而且又往往是那些比较重要和著名的故事，常常是悲剧性的或带有悲剧色彩的。这些故事以其特有的形式和内容反映着原始时代人类面临的主要矛盾——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它一方面写出了自然界的强大和恐怖，写出了人们遭受的苦难和悲惨牺牲的结局，但另一方面又借助于这种悲惨的结局，写出了人们在改造自然中的悲壮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最终会战胜自然、取得胜利的无穷力量和信心，从而显示出人类本身的伟大和崇高。也就是说，在这些故事中体现了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美和崇高美。
悲剧是以具有正面价值的人的不幸、毁灭为特征的审美形态。崇高是侧重于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矛盾对立的审美形态，具有冲突、无限、模糊、神秘、粗粝、动荡等特征。我国古代神话中的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以及刑天等故事，无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悲剧美和崇高美。

三、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悲剧美和崇高美
鲧禹治水的故事，载于《山海经ᆞ海内经》，在我国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它表现了上古人民与洪水的斗争。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充分体现在鲧这一英雄的自我牺牲上。在传说中，这次洪水是由于共工肆虐造成的，当时“洪水滔天”，鲧为了治平洪水，“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但由于他“不待帝命”，所以触犯了天帝，“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的善良和努力没有成功，或者竟在行将成功时失败了，他是为了解救人类的灾难而牺牲的，他的不幸和牺牲令人同情，他的心地、智慧以及胆量令人钦佩。鲧的形象和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具有同样感人的力量和光辉，他们交相辉映，各自成为东西方神话中的耀眼明珠。
“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和伟大人物的灭亡”，“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主人公是在社会恶势力（或强大的自然力）比自己强大的情况下，为维护正义或实现崇高理想而进行斗争的主体，主人公的责任感超过了自卫的本能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公所代表的正义精神便同主人公得不到满足的客观现实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矛盾的结果往往是精神取得了胜利，通过感性的毁灭而成就精神性的自我，充分体现悲壮激越的情调，在精神上具有不朽的意义。这正如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所说：“悲剧有不幸、有死亡，但它更本质的东西却是崇高性、壮丽性、英雄性。”
更有意义的是，这则神话中还写了大禹治水的故事，“鲧复（腹）生禹”，禹继承父志，“亲自操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治水三十年，劈山开地，决通九江三河，疏大川三百小川三千，十年不见妻，三过家门而不入，杀水怪，灭害虫，表现了一种惊心动魄、劲健激越的阳刚之美。禹也因此受到了世人的敬仰，“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商颂ᆞ长发》）在《诗经》里，早已歌颂过大禹的不朽功德。《左传ᆞ昭公元年》、《论语ᆞ泰伯》、《荀子ᆞ成相》都记录了时人歌颂大禹的资料。
精卫填海的故事见于《山海经ᆞ北山经》。写精卫“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本是炎帝的小女儿，因到东海去玩，不幸溺水，但他死不罢休，“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湮于东海”。据《述异记》记载：“昔炎帝女溺死在东海中，化为精卫……一名誓鸟，一名冤禽，又名志鸟。”陶渊明《读山海经》一诗云：“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表现出无限悲壮赞颂之情。
夸父逐日的故事见于《山海经ᆞ海外北经》，写英雄夸父，竟敢与日竞走。对于夸父逐日的原因，学者们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如吕思勉认为夸父代表“水”，太阳代表“火”，夸父逐日反映“水、火二神之争”。（《吕思勉读书札记》上册59页）袁珂认为，这神话“应当看作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光明和真理的寻找，或者说，是与大自然竞争、征服大自然的那种雄心壮志。”（《古神话选释》148页）林惠祥认为夸父象征着白昼，是“昼的拟人化”。（《林惠祥人类学论著ᆞ神话学》）台湾学者王孝廉则说这段神话表现了“太阳与黑夜之争，亦即水火之争。”杨公骥提出这则神话原是寓言。不论是那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我们说，上古神话都是表达实际需要或者某种愿望的，只是由于记载不全，故而不可得知。但这则神话同样表现了人与大自然的冲突和斗争。故事最后写夸父“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这位英雄的死显然是一个悲剧，但他“弃其杖，化为邓林”的举动，又是及其伟大而崇高的。
在《山海经ᆞ海外西经》中，还记叙了“刑天”的故事：“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刑天敢于反抗天帝，虽被斩首，但他没有屈服，丝毫不气馁，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斗争了起来。这正如陶渊明在《读山海经》诗中写的那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从以上的这些中国著名神话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都描写了主人公在于外界作斗争时的悲剧性冲突，而在这些冲突的最后，往往是善良者、英雄人物或代表正义的人物的死亡。因此浓重的悲剧色彩是这些神话的共同特点，但是肉体的毁灭、生命的结束又往往不是斗争的终结。鲧腹生禹、人死化鸟、弃杖为林、断首舞干戚，都表现出至死不屈的精神，从而表现出斗争必然取得胜利的信心，英雄人物的不幸和死亡，构成了这些故事激荡人心的悲剧美，而他们最终不屈的气概，更显示出他们的伟大和崇高。
我们知道，任何悲剧艺术绝不仅仅是展示苦难、恐怖或死亡，而是要通过“悲”来反射出“美”，通过毁灭展示出希望，从而歌颂光明，鞭挞黑暗，扫除污秽，预见未来，这才是悲剧美的灵魂。事实上，文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丰裕往往会造成人性的柔弱和精神的漠然，因此，人的心灵需要用痛苦来刺激，使之在惊讶之中觉醒。而在古代神话中的这种崇高和悲剧中充溢着自觉的生命意识和崇高的超越激情，它通过死亡来思索人生意义，通过痛苦去追求精神自由，使我们体验到了一种激情，把我们推向振奋的高处，可以更新和提升我们的生命力。这正如鲍列夫在其《美学》中所说的那样：“悲剧是哲学性的艺术，它提出和解决生命中最高深的问题，认识存在的意义和分析全局性的问题。”因此，我国古代神话故事，是充分发挥了悲剧和崇高所特有的美学功能的。

四、中国古代神话的崇高美和悲剧美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古代神话的这种崇高风格和悲剧艺术，对后世文学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屈原的《离骚》，洋溢着浓郁的悲剧意味和崇高风格，与古代神话的美学精神是一致的。司马迁的《史记》写人物的有112篇，其中57篇专写悲剧人物，加上附带写出的悲剧人物，《史记》的悲剧人物约有120人之多。这些人讴歌豪迈壮阔的生活，推崇建功立业的生命价值，呈现出激越高亢、慷慨悲壮的悲剧风格。再如《孔雀东南飞》、《窦娥冤》等优秀文学作品，无不是伟大的悲剧艺术，明显深受古代神话之影响，可以说，正是我国古代神话开辟了我国悲剧主义文学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