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下》篇札记

笑风

《庄子·天下》是全书的收尾，也是对道家和先秦各家思想的一个比较批评，历来人们对这一篇文章都比较重视，有很多问题讨论。但首先肯定的是，不读这一篇，就无从正确了解庄子及道家学派的真正思想。别的问题，如作者的学术倾向，作品的创作年代等，都有分歧性的意见。就我个人看来，这一篇应该是一个基本基于道家思想的后学所作，当然他必定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至于创作年代，看本篇的语气应该不会在秦汉统一之时，尤其是他在文中深情的说：“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明显不是一个身处意识形态统一的时代的人所说的话，而且这种话明显有一种先秦末世的思想总结的语气，这种简练精要的陈述必定也发生在被称为政治谋划思想统一的《吕氏春秋》之前。　　正如余秋雨所说，先秦的诸子之学都可以看作是社会管理学。庄子也不是完全的非儒非墨的本体论哲学。所谓“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它最基本的学术旨趣，可以从其批评宋钘尹文的“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中看出。依然是在讲“自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但依然也在讲“为人”，讲“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既讲“自为”，也讲“为人”，但都要是有用之学，合道之言，而刑名之道则过于逐物，“弱于德，强于无，其途隩矣”、“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天下》篇里对法家没有什么论述，对惠施公孙龙等名家的评价是“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尚可，曰愈贵道，几矣！”这些都是真正以天下道任的思想家所共持的观点，虽然在他们那里，道术分裂，但道都各有所称。《吕氏春秋》的四库提要也有说：“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论音，则引《乐记》；论铸剑，则引《考工记》。虽不着篇名，而其文可按。所引庄、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诞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纵横之术、刑名之说，一无及焉。其持论颇为不茍，论者鄙其为人，因不慎重其书，非公论也。”另外郭象的《庄子注》里有说：“昔吾未览《庄子》，尝闻论者争夫尺棰、连环之意，而皆云庄生之言，遂以庄生为辩者之流。案此篇较评诸子，至于此章则曰其道舛驳，其言不中。乃知道听涂说之伤实也。吾意亦谓，无经国体致真所谓无用之谈也。”就鲜明的指证了庄子思想的经世致用的方面，尤其于《天下》篇可见。这种传统在中国文化中得到绵延的传承，钱钟书在他的《谈艺录·序》中仍情感鲜明地说：“时日曷丧，清河可俟。古人固传心不死，老我而扪舌犹存”、“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郭象注《天下》篇还有一个特意发而明之的地方。《天下》篇各章形式比较整饬，每章开头都大略讲一下此章所论的诸子家数所包含的“有在于是”的“古之道”，而结尾必是“闻其风而悦之”，连及它对墨家及宋钘尹文的“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诸如此类的批评，都显示了一种乐感文化的意识，而郭象《庄子注》对这点发明颇显，当然这也可以说是郭象由其独化说而作的阐释，却不能否定它作为中国文化所最初形成和后世继承的基本特征。举例郭象几句注如下：　　他注“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时说：“各信其偏见而不能都举也。夫圣人，统百姓之大情而因为之制。故百姓寄情于所统，而自忘其好恶。故与一世而得澹漠焉。” 　　他注“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时说：“虽独成墨而不类万物之情。” 　　他注“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时说：“夫圣人之道，悦以使民，民得性之所乐则悦，悦则天下无难矣。” 　　他注“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时说：“王者，必合天下之欢心，而与物俱往也。” 　　圣人既要统情，也要类情，这就体现了乐感文化不同于罪感文化非压制性的本质，为儒道互补及后世的人性解放都种下了文化的前因。　　

microtom

读了，未出苑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