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化是怎样开始的

张先清

艰难的第二步
————从“师夷长技”到洋务运动,谈近代化艰难的开始
引子
隆隆的鸦片战争的炮声还没有结束，先进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等人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然而，鸦片战争结束后的20年中，为什么看不到有什么改革的实际措施？中华民族当时自我更新为什么如此迟滞？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①的时代，体验地主阶级改革派在当时所面临的困境，回味民族二十年光阴丧失的原因。
从社会环境说起：
1.鸦片战争时期
鸦片战争前，在销烟期间，林则徐就积极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文书报，供制定对策、办理交涉参考。所译资料如《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澳门新闻纸》等，成为中国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之后，也有一些思想家译著一些著作。然而，中国此时期的西学译著只是官僚士大夫的个人行为，没有发展成有组织、有目的的政府行为。《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西学著述均为魏源、徐继畲等思想家个体“开眼看世界”、奋笔疾书的结晶物，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存在一个有组织地摄取西方文化的群体。
鸦片战争时期最先着手引进、仿制西洋大炮的，应首推林则徐。鸦片战争爆发之初，林则徐初步认识到改进中国水师战船的重要性，他设法购买了两艘西洋兵船，并指挥部下进行仿造工作。道光二十二年九月间，两广总督明确提出：“必须仿照夷船作法，庶堪与该夷对敌”。道光帝立即表示“著照所议办理” ②。应该说，在英国“船坚炮利”的打击下，大清国的皇帝和大臣们已经开始了自觉和不自觉的“师夷长技”。
然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认识西方的最高水平。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是怎么样认识英军的呢？“其（英军）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①“夷兵将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②这显然低估了英军。魏源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者，就攻击英军而言，魏源提出“先备火攻”，“乘风火攻者上策”③。林则徐、魏源的思想应当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然而，很明显他们对西方先进的认识还是很肤浅。当时的社会环境还不足以提供系统的学习西方的条件。
可见，就了解“夷情”来说，当时还一直处于肤浅的状态。研究外国基本上是自发的、零星的，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考虑过要系统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直到道光二十六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怪事：在西藏拘留了两个法国人，在行李中查出“夷字五张，又夷字二十一本，其中是何语言，无人认识”。以后历时半年多辗转送至四川、广东，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难题。最后还是在广州找到美国“夷目”帮忙，才弄清那不过是几封家信和天主教堂常用的福音书！④在这种情况下，想依靠大清国的大臣掀起一场更大规模的“向西方学习”可能吗？
鸦片战争后，处于末世的大清国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历史大变局时代的到来。清政府在《南京条约》签定后，依然妄自尊大，歌舞升平，闭关政策依然。“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⑤蒋廷黻的一番话值得深思。
        2.19世纪60年代
同鸦片战后头20年的状况不同，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更新的环境，大清国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洋务运动展开了，所以李时岳说：“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⑥
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中国，给清朝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这极大的震撼着大清国的朝臣们。特别是，太平军使用购买的洋枪洋炮多次大败大清的军队，李鸿章曾说：“太平军专恃洋枪，每次进攻必有几千杆洋枪冲击，猛不可挡。”⑦大清的朝臣们再次领略了洋枪洋炮的威力这才使他们再次认识到“师夷长技”的重要性。1860年结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被迫签定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宣告结束。大清的朝臣们比鸦片战争时期更深刻的领略了“船坚炮利”，特别羞辱的是英法联军打入北京，火烧皇家园林——圆明园。怎样“制夷”，何以“制夷”再次成为大清朝臣的重大课题。
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大清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是列强侵占和租借的中国土地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窗口，其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清帝国的老态龙钟形成鲜明的反差。二是中外会防与“借师助剿”，使一些封建官僚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物质文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李鸿章“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①，又说：“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②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李鸿章又写到：“鸿章亲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③基于这样的认识，清王朝在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与西方列强结合，开始学习一些先进的技术，以维护自己的腐朽统治,一时间“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④ 就西方列强而言，为实现在华的侵略权益，把中国纳入世界市场，变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也向清政府提出了借法自强的主张。1860年的“辛酉政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列强支持的结果。之后的洋务运动也与此有关。
面对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新时代的朝臣们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开始了更加全面的“向西方学习”，从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再看指导思想：
      1.“师夷长技以制夷”
鸦片战争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是这个时期“向西方学习”的最高成就。从魏源的思想倾向上而言，他反对汉、宋学，依据《春秋》公羊家说，主张变革，这与当时科举考试的主旋律是不吻合的，这也是其思想得不到重用的原因吧。“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经世致用”思想的核心是求实、批判。经世致用派曾痛论八股科举之汩没人才，从而引导人们反对束缚思想、锢蚀人心的“恶制度”。他们反满，从而能促使麻木的民族意识觉醒。他们大胆地批评君主专制，从而促使人们开眼看世界。魏源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这是他走向世界的思想根源。然而，这样对政府的批判能不遭到政府的压制吗？魏源思考政事的角度，是以民为本的，由此而阐发出天子应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把天子从神坛上请下来，还其人性。这样的“天子”观虽说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但在皇权至上的大清朝他对天子神权思想的批判能不遭到压制吗？1840年秋，林则徐被革职部议。魏源得消息后非常气愤，怒作“寰海”诗十一首，指责道光帝战和不定。“不诛夏览惩贪帅，枉罢朱纨谢岛夷。”如此对皇帝的公开指责能不遭到禁用吗？
林则徐对当时的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他不仅公开首度提出了“以夷制夷”的谋略，更重要地，他反对把中国退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其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在禁烟问题上，林则徐把禁烟仅仅当成内政，而不知有外交，以致发生外交纠纷时不知所措。林则徐局限于对鸦片走私问题及国际问题的了解，只想到最多发生“边衅”，没有预料到鸦片走私贸易和巨大的英帝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荣誉有内在的联系，故不可能预料发生后来大规模的英侵华事变（道光帝和林则徐在这个问题上有相同的见解）。鸦片战争前，美国副领事多剌曾以禀贴方式将英国即将出兵的消息告知清政府，遗憾的是林则徐并没有对此引起注意，说：“实属胆大妄言，悖谬已极。”⑤并对美国人说：“若竟不知好歹，转代英夷张大其词，恐亦自贻后悔而已。”①后将禀贴退了回去。林则徐的这次失误表明，直到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夜，清政府官员对剧变的国际形势还是无知无觉，并未作好打大仗的准备，这为战争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对国际关系就是这样的认识，我们又怎么能期望他们的指导思想是实际和可行的呢？在中国，清政府在《南京条约》签定后，非但没有采取积极进取的开放措施，想反却采取或明或暗的方式，掀起了“攘夷”运动。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攘夷运动是建立在华夷思想的基础之上，排斥西方文明的产物，其局限性在于它没有把反抗侵略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结合起来，对中国的开发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
2.“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洋务派深感历史责任的重大。但是，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对“向西方学习”深恶痛绝。顽固派认为，立国的根本是“尚礼仪不尚权谋”，“在人心不在技艺”。②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巧妙的把向西方学习和中国的传统结合起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
1861年，冯桂芬著《校  庐抗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③的论断，首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中体西用”的思想。王韬、郑观应、李鸿章等人也有类似的表述。洋务派之所以这样提出这一思想，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洋务运动兴起之初，顽固派对西学强烈抵抗，把西学视为“奇技淫巧”和洪水猛兽。为减轻来自顽固派方面的压力，洋务派在寻求解决中学和西学的关系时，就竭力设法证明中学和西学可以相互通融、相辅相成，实际上是为合法引进西学和学习西方寻找一条道路。这样洋务派在反驳顽固派的驳难时就显得理直气壮了。
洋务派看到了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然而具体要怎么样进行呢？李鸿章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④的洋务总纲。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强。可见，洋务派比20年前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认识还是很清楚的，对国际关系的判断还是比地主阶级改革派要准确，那么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实行的合理性也就更大了。
从两派出身和地位看实力：
1.势单力薄
鸦片战争时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势单力薄。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并不掌握实权，且大部分官员职位低下，他们的思想在当时不但影响很小，而且没有一点实现的可能。
林则徐曾是钦差大臣，并且做过总督，官位并不低。但是，满清并不唯一依靠他，在军事失败后反而拿他做替罪羊，发配伊犁。林则徐也是典型的忠君者，始终与皇帝保持一致，没有半点的反叛。魏源最高官阶是知州，最后也被贬。徐继畲最高官阶广东按察使，最后也遭人弹劾而被罢官。其他改革者还不如这三个人。他们不但都遭到排挤，而且，就是在其职位上时，也因为都是汉族出身，满族不给他们过多的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实力实在是太有限了，他们的思想遭到的结果可想而知了。
2.人多势众
洋务派比起林则徐他们来说，就大不一样了。洋务运动的参加者可谓是人多势众，主要有以下几部分人组成：（1）清朝中央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一批王公大臣，以奕xin、桂良和文祥为代表。他们主持工作的总理衙门是洋务运动发生和发展的总司令部，它的兴衰规范着洋务运动发展的规模和方向。（2）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汉族地方实力派，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他们是洋务事业的领导者和庇护者。（3）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具有改革倾向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冯桂芬、赵烈文、郭嵩焘、薛福成、王韬、马建忠、容闳等可谓这批人的典型代表。他们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实践家，直接参与了许多洋务事业的筹办和运作。可以说，没有这批人的理论鼓吹、参与筹划和运作，洋务事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4）一批具有发展民族工商业愿望的买办商人和传统商人。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和经元善、叶澄衷等分别是两者的代表。他们有着别人所具备的长期经营近代企业的经验，再加上对外国企业运作比较了解使得他们更具实力。（5）西方在华人士。洋务运动期间，有一批西方人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 他们在传播现代西方文明、 指导中国现代化进行等方面发挥了 重 要作用。①正是上述五个方面人员的思想汇集成了社会的群体意识，才使洋务现代化成为时代的主潮。
从洋务派的组成上看，他们要么拥有很大的权力，要么拥有很多的财富和经验，要么具有先进的文化理论，真可谓人多势众。而且，洋务现代化作为唯一能使大清不亡的事业，清政府对其支持力度总的来说是不断加大的。作为晚清统治政策的最后裁决者，慈禧太后对洋务运动是支持的。李鸿章在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曾说：“太后召见六次，悲伤迫切之中，大有励精图治之意。”又说：“召对五次，慈圣……有意改革。”②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府的支持再加上人多势众，洋务运动因此可以全面开展。
这恰恰是林则徐、魏源等人所不能比的，也是洋务运动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重要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
1.华夷观念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个独立完整的封建国家，中国封建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这造成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时是不容易的。在以科举取士为核心的文化氛围中，中国封建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会自觉的改革吗？另外，中国士大夫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鸦片战争时期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氛围仍然被儒家的保守观念所支配。他们把传诵了几千年的几本儒家经典看作人类思想文化的最高成就，而把知识浅陋，固守莫名其妙的观念看作爱国信念坚贞和道德高尚的标志。当多数社会中坚都处在这种状态之际，与时俱进的杰出的经世之士的言行当然被视作惊世骇俗的怪论，甚至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魏源的遭遇正是这个状况的缩影。
    这一时期称外国人为“夷人”，外事物为“夷务”，向西方学习为“师夷长技”，对外策略为“以夷制夷”等等。华夷观念充斥整个中国。华夷之辩的核心是把华夏民族及其居住地区看成是文化的惟一载体，而其他地区和民族都是未开化的蛮夷。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国人能实事求是吗？能更清楚的认识世界大变局吗？
        2.洋务思潮
19世纪中国救国大业的前进必须伴随着中国文化的新生，而60年代外来文化中优秀成分的滋润，则为洋务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可能。
前面提到洋务运动的参加者中有一部分西方在华人士，他们中有的掌握了税收大权，有的担任军事顾问、教官，有的担任洋务工程的工程技术人员，而更多的人则活跃在文化教育领域。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分别提出《局外旁观论》和《新议论略》，这是在华西人第一次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议，这在当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对两个文件的争论中，他们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这对洋务思潮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活跃在文化教育领域的西人，他们要么担任各类新式学堂的教习，要么长期从事翻译出版活动。这样西方的优秀科学文化和其他信息通过多条涓涓细流持续地注入中国，并在逐渐的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思想。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对西方的认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体现在对西方的认识更加具体了。1862年，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政府创办的翻译机构京师同文馆在北京建立，在翻译西学著作方面迈开了一大步。以1867年王韬历时两年多的欧洲之行为开端，张得彝、志刚、孙家谷等接踵奉命西行。1872年起，一百多官派留学生相继抵达欧美，驻外使节也相继就任。他们中有不少以亲身见闻写成日记、游记等公诸于世，生动具体地介绍了西方的现状。
从林则徐在20年前的“开眼看世界”，到20年后的中国人亲眼看世界，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更加具体了。这也为洋务思潮的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
结束语
从19世纪60年代前后20年的比较，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向西方学习在鸦片战争之后没有展开，这并不是民族二十年光阴的丧失，而是不具备实现的条件。反观20年之后，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洋务派可谓大权在握，更多的洋务官员和洋务人士走出了国门，西方先进文化不断通过各种形式传入中国，就连在华西人也为中国的改革出谋划策。洋务思潮一旦兴起，洋务运动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尽管我们知道以“中体西用”为指导的洋务运动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这是近代化的第一步，我们当然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要求古人在近代化中做到尽善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