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记》中对司马迁本人的“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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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自己的著作《史记》曾说，“藏之名山，以待后人”，其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价值前人论述很多了。我从刘心武评《红楼梦》的手法中借鉴一点，也来妄评一下《史记》。《史记》中作者发表评论的较多的伯夷列传和屈原列传，鄙以为可以作为司马迁自己的“立传”。
    一是影射李陵事件。伯夷列传中有：“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屈原列传中有：“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乌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鄙以为这两条评论可以视为针对李陵事件而发。伯夷、叔齐饿死，司马迁受腐刑，所以伯夷、叔齐、司马迁本人均为善人。而司马迁借贾谊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也有李陵的影子，因为直至清末，中国并无国家概念，观念一直停留在《春秋》之中，如满清入关时，明臣也视清兵如春秋时秦师之救楚，所以司马迁一定程度上可视李陵投匈奴为去楚就齐或他国。
    二是“发牢骚”。当然，这也可以视为李陵事件的延续。伯夷列传有：“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屈原列传中有：“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史记》为正史之首，但作者在这两篇中发如此多的议论或者牢骚，其为自己“立传”的意图可见一斑。
    三是明义。虽然两篇列传都可以视为司马迁自己的传记，但屈原列传发的牢骚多些，而伯夷列传阐述自己的理想多些，“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况且把伯夷列传作为列传第一，其意图也已很明显了。
    或许司马迁的“藏之名山，以待后人”，是希望后人从中看到汉武帝的残暴和自己的苦闷。

纪委

说法似乎牵强。《史记》中这类题材甚多，这也是司马迁遭后世诸儒诟病的主要原因。司马迁敢于讲真话，所以，他的《史记》成就也比其他史籍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