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非首发：见《宁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论《非烟传》在“才子佳人”题材演变中的地位
——兼论“才子佳人”题材的诗歌媒介功能在唐五代的确立
［摘 要］本文以“才子佳人题材的叙事文学”研究新视角，致力疏理该题材发展前期的诗歌媒介功能情况。溯源先唐，考察《非烟传》入诗状况、诗传情定情作用在唐五代婚恋小说中的发展阶段、诗在唐五代婚恋小说中的分布概况、诗在唐五代婚恋小说中的主要场景四方面，得出：自汉代始，诗融入婚恋小说是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到唐代始蔚为大观，根本宗旨在于传情定情，到晚唐迎来了诗入婚恋的高潮期；《游仙窟》在小说史上的开拓意义应予重视，而最早到唐传奇《非烟传》，就已确立了“才子佳人”题材诗歌媒介功能的范型等观点。
［关键词］“才子佳人”题材；诗歌媒介功能；《非烟传》意义；唐五代确立
“才子佳人”小说常指称明末清初以描写青年读书人和官宦小姐恋爱婚嫁故事的小说流派和白话章回体小说。从情节结构来说，它们尽管千差万别，翻新求奇，叙事模式不外乎是男女双方惊羡对方才貌，各生情意，多以诗词为媒介，表达爱慕之情，以致私订终身，诗词是彼此文才的重要体现与爱恋媒介。《红楼梦》中的诗词有大量研究文章，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诗词因成就不高却被忽视。作为一个庞大甚至泛滥的存在群体，才子佳人小说戏曲中的诗词是怎样发展而来的？有何功用？我们拟作一定的溯源研究。
诗入小说，宋话本中就大量涌现，如《碾玉观音》中一开头就引前人11首咏春诗（小说中共有23首诗词）；《娇红记》全篇共用诗词达60首之多，以其题材内容、形式技巧、诗词运用等方面的特征，成为元代文言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之中大量掺入诗词，是明代初、中期文言小说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剪灯新话》已肇其端，《剪灯余话》更对滥用诗歌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到了“三言二拍”里更是不胜枚举了。有没有更早的源流？
我们发现中国小说史发展到唐传奇《非烟传》就已确立了以诗传情定情的范型。
一、《非烟传》以诗传情定情状况分析
《非烟传》对后世“才子佳人”题材影响甚大的典范意义在于（所引皆出原文[1] P4033-4036）：
（一）、开篇就清楚地叙述存在以诗传情的基础：
非烟“容止纤丽，若不胜绮罗，善秦声，好文笔，尤工击瓯，其韵与丝竹合”，却嫁与一忿悍武夫，非良配耳；象“秀端有文，才弱冠矣。”当赵象窥见非烟，是“神气俱丧，废食忘寐”，非烟见赵郎，亦认为是“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当之。”这实际上也是才子佳人小说或戏曲发端的男女主人公雏形。两人俱有美貌，兼有文才，当两情相契后，“或景物寓目，歌咏寄情”，共同的志趣心性必使两人的爱情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与甜蜜。
（二）、诗是最高的言情载体，男女主人公恋情发展的全过程和种种细腻婉曲的心理活动最后都是以诗为媒：
象见非烟“神气俱丧，废食忘寐”，乃厚公业之阍，以情告之，非烟闻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门媪尽以语象，象“发狂心荡，不知所持，乃取薛涛笺，题绝句曰……”。烟读毕，“吁嗟良久，乃复酧篇，写于金凤笺曰……”。象启缄，吟讽数四，拊掌喜曰：“吾事谐矣。”又以剡溪玉叶纸，赋诗以谢曰……。诗去旬日，门媪不复来，象忧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于前庭独坐，赋诗曰……，明日，晨起吟际，门媪来传非烟语：“勿讶旬日无信，盖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连蝉锦香囊，并碧苔笺诗曰……，象结锦囊于怀，细读小简，又恐渐幽思增疾，乃剪乌丝阑为回简曰……，烟拆书，得以款曲寻绎，既而长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视远如近也。”于是阖户垂幌为书，兼题短什，象览书及诗，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静室焚香，虔祷以俟息。……既下，见烟靓妆盛服，立于花下，拜讫，俱以喜极不能言，乃相携自后门入堂中，遂背釭解幌，尽缱绻之意焉。及晓钟初动，复送象于垣下，烟执象泣曰……，象盟誓，明日复托门媪赠烟诗曰……，烟览诗微笑，因复赠象诗曰……。兹不盈旬，常得一期于后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为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歌咏寄情，来往频繁，不能悉载。可见，诗是他们直接言情达意的载体，随着他们恋情发展和心理活动的变化，歌诗内容也显著不同，直接促成了他们的心曲互动与成功。当象初见烟，所题之诗是：“一睹倾城貌，尘心只自猜。不随萧史去，拟学阿兰来。”烟答诗：“绿惨双蛾不自持，只缘幽恨在新诗。郎心应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拟谁？”定情书简所题篇咏，象是：“见说伤情为见春，想封蝉锦绿蛾颦。叩头为报烟卿道，第一风流最损人。”烟酬：“画檐春燕须同宿，洛浦双鸳肯独飞。长恨桃源诸女伴，等闲花里送郎归。”中间的思念、波折、幽会等，都有题赠篇咏，此处不一一列举。诗在全篇中是超过信物、书信的最高言情载体，烟在象幽会后的盟誓感激之诗酬答后，封付门媪，令语象曰：“赖妾有小小篇什，不然，君作几许大才面目”的自豪与默契，既为才子和佳人，琴棋书画等高雅文化都是展现他们才华与价值的途径，而诗也就理所当然地更是冲锋在前了。
（三）、对题诗纸张的高度重视：
从上文已可见出，赵象和非烟对承载自己诗歌的纸张极其重视，有薛涛笺、金凤笺、剡溪玉叶纸、碧苔笺、乌丝阑等，而这实质正是才子佳人们在传情中的深化与细化，种种细腻处都成了他们彼此能心领神会的传达诗情画意的载体，张张美丽精致的诗笺，任何小小的变化，都在无言无声地宣示着对恋人的深情密意。自中唐后，婚恋小说中便有许多篇什记载，男女主人公都非常注意题咏诗篇的载体，如《谢翱》“翱喜而请（诗），美人求绛笺，翱视笥中，唯碧笺一幅，因与之。”[2] (P2893)薛涛笺的发明与流行，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到《非烟传》里对题诗载体的有意识追求便也达到了一种极致，成为以后青年男女爱恋中的一种共识，尽现于晚唐五代的有诗婚恋小说中。
（四）、以诗评判：
当非烟被丈夫打死后，当时的才士是持两种评判意见的：“恰似传花人饮散，空床抛下最繁枝”，慨叹非烟的惨死，其夕梦烟来谢。而另一士子题“艳魄香魂如有在，还应羞见坠楼人”，以讽非烟对丈夫的不忠，亦梦烟诘责。以诗来评判男女恋情，对晚唐五代的有诗婚恋小说影响也较大，不仅寄寓了唐人对爱情婚恋的评判标准，后来亦发展为一种舆论导向和决定男女婚嫁的力量，加强了诗在男女婚恋中的地位和作用。《云溪友议•朱泽》就记录了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王轩因诗艳遇西施，郭凝素闻王轩之遇，每过浣沙溪，日夕长吟，屡题歌诗于石，寂尔无人，乃郁怏而返。进士朱泽用诗嘲讽“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被残阳鸟雀喧。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拟王轩”[3] (P2002)，闻者莫不嗤笑，凝素内耻，无复斯游。《金华子•李郢》述：李郢闻邻氏女有容德，求娶之，遇同人争娶之，女家无以为辞，乃曰：“备一千缗，先到即许之。”两家具钱同日皆往。复曰：“请各赋一篇，以定胜负，负者乃甘退。”女竟适郢。[4] (P14)正因诗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它在晚唐五代婚恋小说中蔚为大观就不奇怪了。
二、诗传情定情作用在唐五代婚恋小说中的发展阶段
诗，尤其是爱情诗，传情和定情又是怎么发展变化的？在《非烟传》之前有没有一定典型意义的阶段性作品？我们又发现了《游仙窟》和《李章武传》。
（一）、《游仙窟》在以诗传情定情上的大力开拓：
《游仙窟》之前，唐前婚恋小说初步统计有103篇，有诗小说12篇（共18首），另提及诗，文中没引录诗的有《八朝穷怪录》的《赵文昭》、《刘子卿》2篇， 另89篇婚恋小说无诗。我国现有记载最早婚恋小说，是西汉刘向《列仙传•江妃》：①它写出了婚恋过程的几个基本要件，模式框架为：游→见（有）→悦→以诗请佩、以诗解佩→授、怀→不见，“游”是故事开端，“见”、“悦”是发展，“请佩”、“解佩”和“授”、“怀”是高潮，“不见”是结局；②它道出了婚恋的基础和媒介，爱恋基础是“悦”（交甫对二女“物色”的仰慕），媒介：一是“诗”，一是“佩”（信物），通过诗来请佩（信物），以达爱慕之情；③婚恋中的悲剧基调。《江妃》后的婚恋小说，作为传情、定情媒介的“诗”和“信物”基本是分离发展的。有诗的婚恋小说，多也具有“见”→“悦”→接宿→分离的程式，诗歌多在相见后的“悦”与“接宿”（定情）之间，从《江妃》以《诗经》代言变为男女主人公的直抒胸臆，表达“托荫遇良主，不觉宽中怀”[5] (P3861)、“缱绻觏良宵，千载结同契”[6] (P2855)等情怀，此时诗歌还起不到“色”的决定作用。直到隋《八朝穷怪录》，情况才发生了变化，“赵文昭唱乌棲之词，音旨闲怨”，使得“小娘子闻君歌咏，有怨旷之心，著清凉之恨，故来愿荐枕席。”[7] (P2350)诗歌的怨旷之旨和文士的才貌成为吸引神女来会的重要条件。但总的说来，有诗婚恋小说普遍还停留在较简单的故事梗概层面，诗的传情定情作用并不如女主人公的美丽容貌的决定作用大，作诗也多集中在相见和思念两个场合，而且到《八朝穷怪录》才有《萧总》一篇临别神女赠玉指环与萧总。总之，有诗婚恋小说在隋朝以前，还远远及不上唐前无诗婚恋小说其传情定情的丰富性和细腻生动感。
而《游仙窟》在诗传情定情上所作的开拓贡献有二（所引皆出原文[8] (P20-32)）：
1、诗歌场合的大大增加，导致诗作数量和形式都大量丰富，且大旨关情，诗在男女交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游仙窟》里共计94首诗，从闻见内里调筝之声即咏诗起（2首），睹十娘半面（2首）、正式相见（1首），梦后思念（2首），睹十娘梳妆（1首），饮宴欢乐场景（51首），两人成礼场景（13首），离别场景（17首）。诗在其间明显起到传情定情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张文成睹见十娘半面后，“于时夜久更深，沉吟不睡，彷徨徙倚，无便披陈。彼诚既有来意，此间何能不答！遂申怀抱，因以赠书曰……更又赠诗一首……”宴饮场景中，十娘以诗“怜肠忽欲断，忆眼已先开；渠未相撩拨，娇从何处来？”酬答，“下官当见此诗，心胆俱碎。下床起谢曰：‘向来唯睹十娘面，如今始见十娘心’，请索笔砚，抄写置于怀袖。”[31]其间大量的借咏物以双关，大旨谈情，咏筝、尺八、棋、水果、刀、鞘、熨斗、笔砚、鸭头铛、燕、酒杓、盏、花、李、蜂、弓箭等，几乎无不可入诗，无不可传暧昧轻薄之情，达到令人生厌的地步。成礼时，还是诗起了起死回生的效果，“于时两人对坐，未敢相触，夜深情急，透死忘生。仆乃咏曰：‘千看千意密，一见一怜深。但当把手子，寸斩亦甘心。’……余时把着手子，忍心不得。又咏曰：‘千思千肠热，一念一心焦；若为求守得，暂借可怜腰。’……十娘失笑成声，婉转入怀中。当时腹里颠狂，心中沸乱。又咏曰：‘腰支一遇勒，心中百处伤。但若得口子，余事不承望。’”先不论《游仙窟》中诗的成就，它比唐前每篇有诗小说1到2首诗歌多出几十倍，也不再局限于相见和思念场景，基本上涵括了男女从相识、相恋、婚配、分别的全过程，诗作多种多样，有咏《诗经》、咏物、直接抒情等多种形式，而且诗歌在传情定情中明显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2、“诗”和信物的重新合流：
《游仙窟》离别场景（17首诗）直承《江妃》，“取‘相思枕’留与十娘，以为记念。因咏曰：‘南国传椰子，东家赋石榴；聊将代左腕，长夜枕渠头。’十娘报以双履，报诗曰：‘双凫乍失伴，两燕还相属。聊以当儿心，竟日承君足’”，赠扬州青镜、扇、益州新样锦、金钗等，文中每互赠一件物品，即赠诗一首，从《游仙窟》始，“诗”与信物牢固的结合在一起，都成为唐五代婚恋小说中以诗传情定情不可缺少的部分。
《游仙窟》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篇大量以诗入小说的长篇文言小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它有着正反两面的影响。它虽已开拓出了唐五代婚恋小说在以诗传情定情的多种基本要素，负面影响却也不可忽视。它的游妓狭狎主题不仅使人感觉不到男女真挚的恋情，读到的反而是诗描写的猥亵淫靡，诗风格调的卑下，其大量的咏物诗更是轻浮暧昧，远远抛弃了爱情诗作的美丽动人。正缘于此，唐人多不取法于它，在唐五代小说的初兴期，只有另1篇婚恋小说有诗（《武承嗣》，1首），《游仙窟》积极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还待于下一阶段以诗入事的发展。
（二）、《李章武》在以诗传情定情上的良好转向：
《李章武》[9] (P2699-2701)是唐传奇的佳制，但笔者认为：它特出于贞元年间其它传奇名篇不在于文，而在于诗。
王氏妇与章武初别，章武留交颈鸳鸯绮一端，仍赠诗曰：“鸳鸯绮，知结几千丝。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又赠诗曰：“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当鬼魂的王氏妇又须与章武再别时，文中述到王氏赠“靺鞨宝”，赠诗曰：“河汉已倾斜，神魂欲超越。愿郎更回抱，终天从此决。”章武取白玉宝簪一以酬之，并答诗曰：“分别幽显隔，岂谓有佳期。宁辞重重别，所叹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妇又赠诗：“昔辞怀后会，今别便终天。新悲与旧恨，千古闭穷泉。”章武答曰：“后期杳无约，前恨已相寻。别路无行信，何因得寄心。”后章武怀念，因即事赋诗曰：“水不西归月暂圆，令人惆怅古城边。萧条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岁年。”吟毕，与郡官别，独行数里，又自讽诵，忽闻空中有叹赏，音调悽恻，更审听之，乃王氏子妇也。
我们可从与《游仙窟》的比较中得出：虽然它以诗传情在形式和数量上远没《游仙窟》来得完备，但它诗的份量却远远超过前者，根本原因在于它抒写的是男女真挚的恋情，把《游仙窟》诗的猥亵淫靡、卑下暧昧导向了严肃高尚，指出了以诗入婚恋小说的根本发展道路——抒写性灵、抒写真情，且文中八首诗歌极缠绵之韵，皆清婉可讽，给浓浓的悲欢离合倍添缠绵悱恻的男女之思。《李章武》以诗抒写性灵和真情、以优美诗笔渲染浓郁抒情氛围，它的成就真正打开了以诗入婚恋小说的大门，从此唐人找到了把自己的诗歌强势融入广阔小说创作的准确定位，于是“小小情事，凄婉欲绝”的佳作更是绵延不断了。
《李章武》并不是贞元年唯一以真诗真情抒写爱情的名篇，它是同时期里较早以诗入事且成就最为突出的小说之一，与《柳氏传》、《莺莺传》等共同代表了中唐后婚恋小说以诗入事的一种风尚及方向，其后便不断出现象《沈亚之》、《长恨传》、《传奇》等大量有诗有文的名篇，也终于出现了像《非烟传》这样以诗入事发展的巅峰之作。
三、诗在唐五代婚恋小说中的分布概况
其实，唐五代婚恋小说中有大量诗存在，它们是否就是才子佳人小说戏曲中诗词的发展源头？诗与婚恋小说到底有何关系？
据笔者初步统计，唐五代婚恋小说①有300篇，有诗的小说96篇，约占婚恋小说总数的32%，诗总数共计361首，平均每一篇婚恋小说就有1首；关涉婚恋的小说有79篇，有诗的有16篇，诗总数为41首，有诗的小说篇目占20%，平均每两篇就有诗一首。
①在唐小说的初兴期，有诗小说只有2篇，即《游仙窟》和《朝野佥载•武承嗣》，诗歌总量却达97首，这缘于张文成逞才，诗有94首，被文中十娘笑曰“此是文章窟也”。
②兴盛前期，有诗小说增多至11篇，诗总量也达37首，小说集里仅《灵怪集》（1篇）、《通幽记》（3篇）里有诗，其余7篇皆是单篇传奇，都为唐传奇的代表之作，如《柳毅传》、《柳氏传》、《莺莺传》、《长恨传》等，《李章武》里诗达8首，皆清婉可讽，颇有民歌风味。
③兴盛后期，有诗小说有27篇，诗88首，此阶段均以一到两、三篇散见于10部小说集，占兴盛后期24部小说集的40%，而到《传奇》和《异闻集》（僖宗时）时，婚恋小说中含有诗篇目激增，几乎篇篇都有，且诗数量很多，如《沈警》就有10首之多。
④低落期：此时一个突出特征是婚恋小说中含有诗的显著增加，43篇小说有109首诗，无诗婚恋小说仅为16篇，除《三水小牍》，其余笔记小说集里婚恋小说都有诗，《云溪友议》、《本事诗》、《抒情诗》更是篇篇有诗。
⑤继续低落期，有13篇32首诗作，《灯下闲谈》沿袭前期篇篇有诗，且数量较多，8部笔记小说集里有诗，7部没有，相对前一阶段，此时有所回落。
前已提到，有诗婚恋小说并不只是唐朝才有，最早的当属西汉刘向《列仙传•江妃》，唐前婚恋小说我们初步统计有103篇，其中有诗12篇小说（另有《赵文昭》、《刘子卿》2篇小说仅提及有诗，没录），约占唐前婚恋小说的12%，诗歌数为18首，平均有诗小说每篇1.5首，而到唐代就有32%的婚恋小说里有诗，96篇小说里有361首，平均有诗小说每篇约3.8首。这说明诗融入婚恋小说是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到唐代始蔚为大观。
因此，我们可初步总结出诗入婚恋小说的发展规律：与唐小说的发展脉络有同有异，唐小说初兴期同样是诗入小说的起始阶段；当唐小说全面兴盛时，前期诗主要融入传奇文，后期主要融入传奇集，此同样为诗入婚恋小说的蓬勃发展期；不同的是，当唐小说开始步入低落期时，诗却大规模地融入小说中，从《传奇》始，以《异闻集》、《非烟传》、《云溪友议》、《本事诗》、《抒情诗》等为代表，迎来诗歌入婚恋小说的高潮期——僖宗、昭宗朝；唐小说的继续低落期，当唐小说终于失掉情思，只剩简古的“史才”和空泛的“议论”时，诗歌却还部分地沿袭着前一阶段以诗入事的高潮，但也已呈现回落之势。但“红叶题诗”作为“才子佳人”内核的一个著名婚恋佳话，前5篇小说正好出现于僖宗朝前后，恰是融诗入婚恋小说的高潮期，《玉溪编事•侯继图》和《北梦琐言•李茵》撰于它的开始回落期，这正好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诗与唐五代婚恋小说发展的内在关系，也反映出“红叶题诗”的题材意义与发展导向。但仅着眼于外部的研究是肤浅的，揭示出诗与唐五代婚恋小说的内在关系，探究出诗在唐五代婚恋小说中具有怎样的功用与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四、诗在唐五代婚恋小说中的主要场景与作用
唐人在婚恋小说中用诗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绚丽的多彩世界，且多情韵兼美的唐诗，绝不止于歌咏爱情。有咏史诗，如《独孤穆》县主和独孤穆之诗。咏时事诗，如《国史补•李锜婢》里杜牧咏杜秋诗。咏怀古迹诗，士子在名胜古迹处题咏诗歌，缅怀古人古事，意外地吸引了古迹的女神或女鬼现身，她们或爱慕士子们的文才品貌，或酬答知已之情，多以身相许，从而构成了文士艳遇（人鬼、人神、人仙）的一个重要类型。有述志言怀诗，人与异类婚，如《孙恪》，诗多清丽脱俗，充满缈缈幽婉的怅恨之思；人鬼婚恋，如《本事诗•幽州衙将》，其鬼诗情景融一，真挚感人；人人婚恋，《玉溪编事》中黄崇暇的言志之诗，巾帼不让须眉。还有风光诗：“涧水溅溅流不绝，芳草绵绵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知，黄昏惟有青山月”[10] (P2761)；咏物诗和催妆诗。自然，吟咏爱情才是本色之作，成就最高，如《柳氏传》二诗，笔者将以此为切入点，论述诗出现在唐五代婚恋小说中的主要场景及其作用：
（一）、男女主人公初识时：
《河东记•申屠澄》写的是虎女与士子的婚恋故事，非常优美。初相见时，虎女“雪肤花脸，举止妍媚”，更修容靓饰后，“闲丽之态，尤倍昔时”，“澄始欲探所其能，乃举令以观其意。澄曰：‘厌厌夜饮，不醉无归。’”（《诗经•小雅•白华之什》）虎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归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女复令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11] (P3487)（暗示的是《诗经•郑风•风雨》后面的两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12] (P54) “澄愕然叹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昏，敢请自媒如何？’”[13] (P3487)。《传奇•郑德璘》也是以诗传情定婚的名篇。在封建时代，即使是在社会风气相对开放自由的唐朝，封建礼教仍是社会提倡和遵守的规范，所以在“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下，诗成了青年男女们“发乎情，止于礼”，暗通心曲，互表爱慕的第一步，也是高雅含蓄的追求行为。
（二）、相恋中：
《昆仑奴》里当崔生一睹丽绝的红绡妓后，“神迷意夺，语减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诗曰：‘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璚芝雪艳愁。’”］［14］(P1452)而红绡妓在房间亦“长叹而坐，……但吟诗曰：‘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珰。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15] (P1453)这种不得与心上人相会又难以向别人言说的心事，唯有寄托诗情之中。
（三）、婚嫁或幽会中：
当青年男女们的爱恋得到了好的发展或结果，接下来顺理成章就是婚嫁或幽会了。首先是婚嫁或幽会前，如《莺莺传》莺莺所题《明月三五夜》暗示张生夜半西厢幽会之诗，但此种题诗在唐小说中多表现为合卺之时，可能与男女主人公婚前并不相识，夫妻喝合卺酒之时才是首次见面，即使有自由恋爱的情况，又多是一见钟情、相见亦即尽申夫妻之礼有关。《通幽记•赵旭》中天上青童下凡婚恋赵旭，合卺前用诗来表示良好的祝愿，此类还有《张云容》、《沈警》、《韩重》、《榕树精灵》、《桃花障子》等多篇小说。而在婚姻生活中，便有了赠内诗，如《申屠澄》、《抒情诗•李翱女》、《云溪友议•艳阳词》都抒发了对妻子的深情厚爱和感激之情。另外，笔者还发现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尽夫妻之礼后，这本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但我们遍检有诗的唐五代婚恋或关涉婚恋小说，却发现112篇小说402首诗歌里，仅有《非烟传》“十洞三清虽路阻”、“相思只怕不相识”两首。
（四）、别离之时：
这里又可细分为两种形态，一是求爱不成的黯然离去，一是欢会或定情后因种种原因遭致的怅恨分离。前者多如《杨真伯》、《封陟》、《鲤鱼变女》等人与异类不匹遭致的失败，后者如《李章武》、《谢翱》、《欧阳詹》、《曾季衡》、《萧旷》、《沈警》、《郑罗琼》、《焦封》、《辞雍氏》、《韦皋》、《敬相》、《薛宜僚》、《行者雪怨》等多种类型，人鬼、人神、人人的婚恋故事都有，细味前后两种的诗，感情色彩有很大不同。《段河》：“如是说谕再三，何终不应。食顷，媒者复引出门，舆中者乃以红笺题诗一篇，置何案上而去。其诗云：‘乐广清羸经几年，姹娘相托不论钱。轻盈妙质归何处，惆怅碧楼红玉田。’”[16] (P2763)虽有惆怅，但还疏朗淡泊。而后者的离别诗，就要深挚缠绵得多。《谢翱》中谢翱“因步月长望，感前事，又为诗曰：‘一纸华笺丽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空添满目凄凉事，不见三山缥缈人。斜月照衣今夜梦，落花啼雨去年春。红闺更有堪愁处，窗上虫丝镜上尘。’……（双鬟）褰车帘谓翱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呜咽不自胜。翱亦为之悲泣，因诵以所制之诗，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愿更酬此一篇。’翱即以纸笔与之，俄顷而成曰：‘惆怅佳期一梦中，五陵春色尽成空。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轻红。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西驰又向东。’翱虽知为怪，眷然不能忘。不数月，以怨结遂卒。”[17] (P2893)
（五）分别之后：
此也是唐五代婚恋小说中诗的大宗，数量很多，成就很高。有分别后的刻骨相思，如《武承嗣》、《郭翰》、《太学郑生》、《南海非》、《杨素》、《欧阳詹》、《李延璧妻》、《传燕书》、《李郢》等；也有爱人伤逝后的悼亡与想念，如《沈亚之》、《郑德璘》、《韦氏子》、《韦检》等；还有断绝关系的诗篇，仅见《莺莺传》“自从消瘦减容光”、“弃置终何道”[18] (P4017)两首。《沈亚之》述亚之昼梦入秦，尚弄玉公主，一年后公主忽无疾而终，亚之悼怅而病，月余病已，穆公令归的悲剧。小说萦绕在一片烟雨濛濛的凄艳迷丽诗境中，是唐小说诗化的代表之作，其间四首伤悼公主的诗词更是工为情语，能创窈窕之思，抒情意旨深沉强烈。
在所有唐五代婚恋小说的爱情诗中，以别离之时和分别之后这两个场景，最为唐人喜爱吟咏题诗，因而使得爱情故事也最缠绵动人。笔者还发现，所有唐五代婚恋小说中，终没有一首别后复合的诗歌，这与尽夫妻之礼后，亦没有多少诗作一样，都是非常独特的现象。笔者推敲，可能与中国贵含蓄的传统文化、唐代婚律和仕婚矛盾造成大量“婚”与“恋”的脱离现象、唐小说是贵族文学而崇尚悲剧美感等因素有关，显然，这与明清才子佳人题材作品中诗词多为爱慕定情、“奉旨成婚大团圆”的喜剧旨趣大异。
总之，唐五代婚恋小说中的爱情诗，不论它们在小说中构筑情节等多种的文体功能，而仅从诗歌内容、成就、作诗原因、方式和效果来看，它们的作用——就是男女主人公在爱恋婚配中种种情感表征的对外渲泄，是一种不能遏抑的自然行为，表达多种真诚的情感，具有强烈的抒情效果。它们有如彩虹般的绚丽多姿，明珠般的晶莹圆润，有缠绵悱恻的思恋，有近于绝望的怨恨，更多的是浓得化不开的醇酒，又像快要燎原的野火，远不是刚被吹皱的春池。旨归一句，它们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婚恋中的传情定情作用。并且，诗融入婚恋小说是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到唐代始蔚为大观。经过漫长时间的积累，从汉《列仙传•江妃》发展到《游仙窟》、《李章武传》，到晚唐特别是僖宗、昭宗朝时，从《传奇》始，以《异闻集》、《非烟传》、《云溪友议》、《本事诗》、《抒情诗》等为代表，几乎篇篇婚恋小说有诗，迎来诗入婚恋小说的高潮期，而《非烟传》又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确立了后世“才子佳人”题材以诗传情定情的范型。
针对20世纪“才子佳人”小说研究存在的系列问题②，王颖、李新灿、苏建新、王冉冉等学人提出应予“才子佳人”小说“历时”、“多文体”新界定，李剑国、程毅中、陈大康诸先生提出其它时段文体予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笔者认为不妨进行“才子佳人题材的叙事文学”研究，疏理中国源远流长的才子佳人叙事文学发展过程，特别是用力于才子佳人叙事文学发展前期这一研究薄弱环节，此项工作将对“才子佳人” 题材品类概念、特征、篇目审定都将起到积极的廓清作用。本文便是重在疏理该题材前期诗歌媒介功能的专文，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以启于来者。
注释：
①本文婚恋小说定义：明确以男女两性婚姻、恋爱（尤其情爱）故事为主题的小说，其它小说不列入此范畴。涉及婚恋重要情节、婚恋观的一些小说，追加关涉婚恋附表，作为唐五代婚恋小说研究补充资料。
②可参见《试论才子佳人小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重评才子佳人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研究综述》、《才子佳人小说新界说》、《关于才子佳人小说概念及研究范围的重新思考》、《20世纪才子佳人小说研究史回顾》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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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韦齐休.薛渔思.河东记.太平广记[M].卷348.北京:中华书局,1961.
[11][13]申屠澄.薛渔思.河东记.太平广记[M].卷429.北京:中华书局,1961.
[12]诗集传.朱熹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14] [15]昆仑奴.裴铏.传奇.太平广记[M].卷194.北京:中华书局,1961.
[16]段何.薛渔思.河东记.太平广记[M].卷349.北京:中华书局,1961.
[18]元稹.莺莺传.太平广记[M].卷488.北京:中华书局,1961. |
发表于 2008-6-12 22: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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