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丛书【民国．张伯箴等．世界书局1928--1930】

轩辕槐裔

【书名】ABC丛书

【作者】[民国]张伯箴等
【版本】世界书局1928
【格式】DJVU及PDF
【清晰度】清晰
【大小】642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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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槐裔

该套丛书世界书局ABC丛书社自家出的提要书籍里标明了114种，单行本所附的广告中有少量几本在提要书籍标明的书目之外。而实际出版的书目又多出数十种。从百万共检得153种，但并不齐全。
http://bbs.gxsd.com.cn/viewthrea ... 26amp%3Btypeid%3D52

椰子椰子

楼主只传了150个文件，637M，没有153种 . 遗漏了？

xuzhushen524

希望楼主补上遗漏啊！好书我们一起分享！

湖洋

民国时期出版了大量的ABC通识丛书，令人赞叹，出版机构热心、撰著者认真——有些甚至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而今国内出版社或偶尔有所谓通识系列读本，然不成气候不说，在现今的学术水准的衡量下，又多是急就之作甚至滥竽充数的篇什。看法国出版社持续推出128小丛书，恍惚让人想起80、90年前的中国出版社之伟绩，伤感也。

zykxq

世界书局  

民国时期民营出版发行企业。1917年由沈知方在上海创办。1921年改为股份公司，设编辑所、发行所和印刷厂，在各大城市设分局30余处。沈知方任总经理。初期，以出版小说为主。从1924年起，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三足鼎立。1934年，因经济周转不灵，沈知方被迫退职，由陆高谊任总经理。抗日战争期间，林汉达主编的英文文学读本颇负盛名。1946年，李石曾出任总经理。1950年宣告结束。共出书5000余种。
　　
1912年成立的世界书局，一开始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书局，是以出版通俗图书，供小市民阶层阅读而发展起来的。1924年才开始出版教科书，被同业和社会认可。在当时，似乎只有出版“正宗”的教科书，才够得上是“正宗”的书局，就像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否则在同业中是排不上号的。从那时起，世界书局才跻身于书业的第三位，仅次于“商务”和“中华”。
　　　　
世界书局的开创与发展，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绍兴人沈知方。沈除了精明，还有着大气魄。17岁时，他就在余姚一家旧书店当学徒，1900年被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看中，职务被聘为“干事”，实际上只不过是个“跑街”角色。沈知方就是从最底层的“跑街”做起，在积累经验之后，自己曾创办了几家小型的书局。但是，他仍不满足，一直在寻找机会，想大显身手。在辛亥革命前夕，善于洞察时势的沈知方早就预感到辛亥革命会成功，便暗地与陆费逵等人，秘密编辑为即将建立的中华民国准备新教科书。革命一成功，就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沈知方也便创办了中华书局，并陆续推出了适应形势的新教科书，结果畅销一时，声名大振。沈知方十分敏感地意识到，“世界”这一名称有着全球的意思，比起“中华”乃一国的范围要大得多，更具有包容性。于是，他便放弃其他名称，从此只用世界书局的名义出版书籍，世界书局的出版标记也便应运而生。其出版标记是一只非常直观的圆形地球，喻示“世界”，地球四周环绕云彩，正中竖写着“世界”两字。出版标记设计得很简洁，却有着一种飘浮于天际的豪迈感，这大概也是沈知方所向往并追求的一种境界。
　　
世界书局出版标记的诞生，是与沈知方理想的实现紧紧相连的，一开始从底层于微弱之中起步，经过曲折坎坷，居然在出版投机类书籍的过程中，得到了“歪打正着”的结果，这也是沈知方始料未及的。“世界”之名，似乎成了沈知方的“护身符”。再加上他的经营头脑、懂行、技巧以及人缘，更主要的是他了解当时读者的阅读需求，能在读者还未感悟时，新的出版物已经摆在了读者的面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迎合小市民的5种鸳鸯蝴蝶派的消闲性刊物，如李涵秋、张云石主编的旬刊《快游》，严独鹤、施济群主编的周刊《红杂志》，严独鹤、赵苕狂主编的周刊《红玫瑰》，江红蕉主编的月刊《家庭杂志》，施济群、程小青主编的半月刊《侦探世界》，这些杂志很受小市民的欢迎。
　　　　
沈知方虽然有着多方面的才能，但毕竟也有“失足”之时……最后，只好被民国四元老之一的李石曾所代表的官僚资本侵入世界书局，从而控制了书局。此时，沈知方也知“命数”将尽，只好辞去经理一职，改任监事，而让位于陆高谊。之后，沈知方再也无处可施展才华了。只好自己开了家启明书店，由其次子任经理。另外还自辟“粹芬阁”藏书室，聊以自慰。
　　
从成长到衰落
世界书局自1921年成立股份公司起，到1950年被政府接管止，在近30年的经营岁月里，走过了一段自初创幼稚，到发展兴盛，到保守艰难，最终混乱衰落的历程。它的消长成败，反映了近现代中国民营企业在竞争中锐意求生，又在纷扰时局中归于黯淡的命运。纵观世界书局的历程，按其主持人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下文将略述之。
自由竞争、成长兴盛阶段(1921～1933年)
世界书局的创始人沈知方(1882～1939)，原名芝芳，浙江绍兴人，1897年16岁时在绍兴奎照楼书坊当学徒，1898年在余姚玉海楼书坊，1899年到上海进广益书局，1900年由夏粹芳招入商务印书馆，1901年改入乐群书局，因出教科书侵害商务版权，乐群被诉失败，1902年复入商务，担任营业职务。十几年学徒生涯的经验积累，使年轻的沈知方具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当时正值晚清大厦将倾、革命风雨呼之欲来之际，沈知方和陆费逵等人审时度势，与戴克敦、陈协恭等人私下组织编写新教材，并着手筹备中华书局。1912年元旦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华书局应运而生，发行新编的《中华教科书》，成为一时之盛。沈氏在中华出任副经理，主管营业和进货，后因用公款大量购纸投机失败，使中华书局陷入困境，加之当时建设厂房、添置设备耗资过大，以致资金周转不灵，至1917年濒于倒闭。沈知方因债务纠葛不得不离开中华，另谋生路。1917年，沈氏在上海重操旧业，以3000元资本在上海闸北义品里及福州路青莲阁茶馆对面弄内其昌旅馆租一房间，作为营业基地。所出版的图书，比较正规的，用广文书局名称；属于投机的，用世界书局或中国第一书局名称，因自己无门面，委托大东书局代为发行。后因用“世界”名称的书销路最好，故只用“世界”一名，不用另两个名称了。沈知方个人办的世界书局(包括用广文书局、中国第一书局之名出的书)在1917至1920年之间，营业逐年增加，资金不够运用，沈氏乃于1921年夏季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在福州路山东路西首怀远里内，并在怀远里口租得店面，漆成红色，号称红屋，颇受世人注目。其时该书局已出版书籍二百数十种(包括用广文书局、中国第一书局名称的)，并经售其他书籍，用廉价赠品方法，大事宣传，一时营业鼎盛。1921年至1923年间，全局共有职工一百余人，并设编辑所、印刷厂于闸北香山路及虬江路，又设分局于广州、北京、汉口、奉天等处。改组公司时资本为银币25000元，选出董事沈知方等五人，监察两人，其中一人是广益书局老板，其他均为纸号老板，可见沈氏在聚资方面是有其手腕的。业务负责人为总经理沈知方，下设营业部、信托部、会计部、分局事务部、门市部、批发部、函购部及编辑所、印刷厂，各部门有专人负责，可谓规模初具。
　　　　
世界书局创业之初，势单力薄，赚钱立足是其第一要旨，故最早一二年的出版物，多是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社会新闻报道、礼拜六派的哀情小说、武侠黑幕小说和迷信命运等书。随后又出版了一批文白对照的《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学生作文、尺牍范本、社会人士所用的公文程式等书，以适应五四运动后提倡白话文的需要，极为学生界所欢迎。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当时名人的传记，如《孙中山全传》、《模范军人冯玉祥》、《当代名人轶事》等，销路均佳，因借此起家。当时世界书局设的编辑所，从1921年开始到1937年结束，以编辑教科书和工具书为主，并辑注一些古书，而其他书都在局外组稿，其中以通俗小说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些通俗小说主要指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及武侠、侦探小说，其中一部分是将旧说部加以整理，用新式标点排印，硬面洋装，廉价发售；另一部分是特约撰写章回体的作家，如严独鹤、不肖生、施济群、江红蕉、王西神、程小青、李涵秋等，出版长篇小说，这其中如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落霞孤鹜》、《满江红》、《美人恩》)、不肖生的武侠小说(如《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程小青的侦探小说(如《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霍桑探案》)等，经竭力宣传，风行国内外，畅销多年。在出书的同时，世界书局也出版了大批定期刊物，以配合宣传，扩大影响。早期发行的，分别有严独鹤、张济群主编的《红杂志》(周刊)，李涵秋主编的《快活》(旬刊)，严独鹤、赵苕狂主编的《红玫瑰》(周刊)，江红蕉主编的《家庭杂志》(月刊)，张济群、程小青主编的《侦探世界》(半月刊)等五种。这五种刊物，都是深受小市民阶层喜爱的鸳鸯蝴蝶派刊物，除刊登短篇小说外，必有长篇小说二三种，每期连载，犹如连台本戏。长篇小说先在刊物上分期发表，刊完后又出单行本，这样互促互销，影响较远。就拿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来说吧，不仅为当年城镇青年男女所爱读，即如鲁迅先生，也每种购来寄给其母亲阅读[1]。
　　　　
民国初年，教科书市场几为中华、商务所独占。沈知方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1924年，世界书局开始出版小学教科书。其时除广东已有孙中山的革命政权外，其他省区尚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出版教科书须送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审定，这在发行推销上才有号召力和合法性。世界书局为了易达审定的目的起见，请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仁源为教科书审订人，在教科书上刊用他的姓名，并获得当时北京教育界知名人士如马邻翼、黎锦熙等的赞助，所以向北洋政府教育部送审时，得到了许多方便。这是最早出版新学制教科书的事。由于世界书局出版教科书，改变了商务、中华两家垄断局面，成为三家竞争之势，从而使教科书内容不断有所革新，售价也比较低廉，这是当时教育界和社会公认的。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广东领导革命军酝酿发动北伐战争，世界书局鉴于大革命形势为全国人心所向，由广州分局搜集宣传性小册子，分批寄到上海编辑加工后，用广州世界书局名义大量出版，如《全民政治问答》、《农民协会问答》、《不平等条约问答》、《三民主义浅说》等书，随着北伐军的进展，首先发行于南方各省。世界书局之所以在北伐军尚未到达长江流域和上海之前，即胆敢出版配合大革命的宣传书籍，一是沈知方的商人本性，觉得出这类书可名利双收；二是总机构在租界，可依赖租界作护符。北伐胜利后，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世界书局除改编小学教科书、增出初高中教科书外，并注重一般新书的出版。其中由徐蔚南主编的《ABC丛书》一百余种，有沈雁冰、杨贤江、陈望道、夏丏尊、洪深等进步作家撰稿，曾风行一时。其时沈雁冰、杨贤江因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而流亡日本，生活不能自持，世界书局由徐蔚南经手接受了两人书稿14种，解除了进步文化界人士一时之忧，被传为书坛佳话。这正是世界书局成长兴盛、蒸蒸日上的时期。

共赴国难、勉力维持阶段(1934～1945年)
1931年东北沦陷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世界书局的虹口大连湾路总厂因在日军控制区域内，总管理处、编辑所暂迁福州路发行所内办公，印刷厂停工。国难当头，进步文化界人士为抗日御侮奋力疾呼，世界书局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31年，世界书局出版的《世界杂志》第2卷第5期上，登出马伯相所写《为日祸敬告国人》一文，号召共赴国难，抵抗暴日，并刊印了日寇侵略的照片，随后又出版了《日军侵略满蒙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等书，吹响了抗日御侮的号角。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8月上海地区抗战开始，世界书局总厂被日军占领作为军营，厂内财物损失巨大。大批教科书被没收，送回造纸厂回炉作原料；经史子集国学名著、小说名著等被劫往日本；书籍的金属品底版被熔作军火，其中如影印的《十三经注疏》、《铜版康熙字典》、《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等锌铜版被毁。沦陷期内，日伪找到已退居幕后的沈知方，要求沈知方合作，遭其断然拒绝，致为日伪所恨，1938年11月日军把定时炸弹携入当时公共租界福州路世界书局发行所内，炸弹爆炸，职员一死一伤。当时沈知方还在病中，遂预立遗嘱，有“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等句，体现了其民族气节，次年9月沈氏病逝。
　　　　
这一时期世界书局的主持人是陆高谊。陆高谊生于1898年，浙江绍兴人，1924年毕业于之江大学中文系，曾任河南第一女子师范校长、之江大学附中校长。1933年入世界书局，先任总管理处秘书，后任经理，迨1934年沈知方辞去总经理职务后，陆高谊乃总揽全局。陆氏与沈知方原无渊源，之所以能进世界书局，是得了林汉达的介绍。林汉达与陆高谊是杭州之江大学同学，抗日战争前，林汉达任世界书局英文编辑部主任和出版部主任等职。1933年间，沈知方原有秘书病故，要林汉达担任秘书职务。林汉达乃一介书生，长于编辑写稿和教书，不愿搞行政工作，便将同学陆高谊推荐给沈。陆进世界书局后，先任总管理处秘书，很快体现了其行政管理和交际应酬之才，不久升任经理。
　　　　
世界书局中期所出之书，以林汉达主编的英文文学读本最多，影响也最大。如《华文详注英文文学读本》、《世界近代英文名著集》两套，其中有金仲华注释的《安徒生童话选》、《漫琅兰斯科》等。另有林汉达等主编的《英汉汉英两用辞典》、《世界标准英汉辞典》等工具书较为畅销，这些都为西方文学的传入起了中介作用。抗战以前，世界书局出版了大量经史子集古书，影印的《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说文解字段注》、《资治通鉴》、《诸子集成》等，选用善本加圈点，或加校勘记，或加评述，变线装为平装普及本，大受欢迎。陆高谊还积极靠近一些进步文化人及民主人士，出版了《中学活用课本》一套、《新五四运动丛刊》数册，以及胡山源撰《明季忠义丛刊》五册，裴小楚主编《青年自学丛书》一套，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一套，孔另境主编《剧本丛刊》五集、苏信译《俄国名剧丛刊》一套、贺之才译《罗曼罗兰戏剧丛书》一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等。这些图书，或趋向进步，或灌输民族抗战意识，或虽是古典文艺而质量较好，这在抗战期间孤岛时期的上海，是有一定积极性的。在抗战期间，还有陈鹤琴主编的《拉丁化新文字图画课本》二十余册，林迭肯(林汉达的笔名)主编的《拉丁化新文字丛书》十余种，如《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国语拼音课本》及《连写字型注调分部国语拼音词汇》等，这些书是进步的，为中国文字改革提供了研究资料。
　　　　
然而，世界书局毕竟是个民营企业，不论由谁主持，趋时附势、出书赚钱是其主旨，因而在其中期也出了一些不好的书，如墨索里尼、希特勒的传记等。当时国民党的一些政客为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对其所崇拜的清代曾国藩的著作汇编成《曾文正公全集》，几乎人手一编，世界书局印行此书，销路颇佳。此外，还出版过所谓《青年成功丛书》，灌输个人主义的人生哲学。又接受三青团所编的《蒋主席青年问题言论集》，为蒋介石反动思想张目，影响极坏。
　　
官僚资本入侵、日趋衰落阶段(1946～1949年)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正式投降，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历经战争磨难的中国人民希望争取和平、休养生息，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与中国共产党的合同，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从1946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以此为转折，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开始有了根本变化。
　　　
1945年7月，世界书局总经理陆高谊辞职离沪，由陆仲良代理。不久抗战期间退入内地形同虚设的旧董事会复员回沪，抗战期间在上海选出的董事会取消。旧董事会复选名单为董事张静江、杜月笙、钱新之、陆高谊、崔竹溪、李书华、陆仲良、陈和铣、胡天石、魏炳荣，监察人吴稚晖、李麟玉、齐云青。1946年1月起，李石曾为总经理，李鸿球为经理，几乎都是李石曾集团的人。李氏集团带来大量资本，股份约占全部股份的一半。李石曾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之职，抗战期间从事外事活动，1948年被聘为总统府资政。官僚资本的入侵，使世界书局最终走进一条死胡同，最后被人民接管。
　　　　
世界书局后期共出书计292种，其中1946年72种，1947年57种，1948年109种，1949年54种，另外还有大量再版重印书。其中较为畅销的，有《英汉四用辞典》。该书在香港印刷，运到内地装订销售。之所以在香港印制，是因当时海关税则规定，进口纸张须征税，进口书籍和印刷图文而尚未订成书籍的书页则可免税。世界书局为减轻印制成本，于1947年冬，派员前往香港委托嘉华印刷公司印制《英汉四用辞典》一书，在1948年内印成数万部书页，运沪装订成书。此书当时极为畅销，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一些同行则储存此书作为避免伪币贬值损失的手段，世界书局赖此获利不少。1947年杨家骆主编的《四库全书学典》出版，该书乃《四库大辞典》的改编本，书前有李石曾所作英文序。该书第一次从整个世界整个知识体系来观察《四库全书》，将《四库全书》与18世纪法国狄德罗编撰的《百科全书》相提并论，在世界文化的宽宏背景上，对《四库全书》及其《总目》进行整理爬梳，为传播中华学术、加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该书在外国各大图书馆都有赠品收藏。1947年世界书局还出版了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3辑共27种，这是中国第一次较全面地译介莎翁的作品，在全世界引起轰动，而朱生豪本人就是世界书局的职员，由于抗战，回老家从事翻译工作，靠世界书局按时支付的稿酬维持生活。当时敌伪统治区物价暴涨，区区稿酬难以维持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朱生豪不顾贫病的煎熬，直到病逝之前，始终专心一志，坚持译作，为世人留下莎剧译本31种，仅余历史剧6种未译。朱译莎剧，到1950年收集在《莎士比亚全集》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们今天依然可以从那明白晓畅的文字中领略到翻译家朱生豪的风采。
　　　　
世界书局后期还出版了一些质量较好的书，如毕修勺译的《左拉小说选集》，中华儿童教育社马客谈、李清悚主编的《少年科学文库》，李熙谋主编的《少年应用科学丛书》等。当时由世界出版协社[2]编辑的《世界月刊》、《世界农村月刊》、《世界交通月刊》等，也交世界书局印刷发行，其中为《世界月刊》写稿的，有巴金、曹未风、沈尹默、赵景深、朱洗、傅抱石、谢冰心等在当时文化界有一定影响的人。
　
由于官僚资本的入侵，世界书局后期所出各书，不少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张目的。
　　　　
三足鼎立
世界书局先由沈知方个人经营，到1921年才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初期为赚钱计，以出版一些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社会新闻报道、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为主，在世人心目中没有什么地位。1924年出版教科书以后，社会影响和经济实力急剧增长，逐渐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之后第三大中国民营出版业。这里不妨从人力、财力、组织机构、生产设备、出版品种等方面略加比较。
　　　
以人力财力言 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原是商务印书馆早期高级职员，辛亥革命时又与陆费逵合作创办中华书局，直到1917年脱离中华另立世界书局。沈知方由晚清旧式书店学徒的出身，转入新式书业，成为资本主义的出版家，离不开商务、中华对他的栽培和锻炼。就在1921年世界书局改组时，沈氏还先后挖用了不少商务、中华的职员以壮大自己的实力。这些人员大都在业务上有些长处，为草创伊始的世界书局立下了汗马之功。可以说，世界书局创立之初，上到总经理，下到各部门职员，都与商务、中华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世界书局的经营管理自然脱不了商务、中华两模式的影子。商务编译所职工工作时间为六小时，夏季高温时只工作上午四小时，中华、世界亦然；商务曾办补习班数期，造就书业人员不少，世界书局早期也曾招考练习生数次，约七八十人，亦大都成为书业骨干人员；世界书局上海一处三所(总务处、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内部编制所分部、科、股，大致与商务、中华相同。世界书局上海职工最多时有一千数百人，故被认为次于商务、中华两家居第三位。而以财力言，世界书局成立时，资本仅银币25万元，后来陆续增资，到抗战前为银币73万元，到抗战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畸形发展，游资充斥，世界书局乘机吸收社会游资，所发股票，可在交易所证券市场买卖，成为当时证券交易所文化业的热门股票，至1948年增资至伪币60亿元(有李石曾官僚资本加入)。这账面资本因股票价格下跌而不值钱，实际财产不如商务、中华两家之殷实雄厚。商务、中华亦曾增资数次，股票亦可买卖，但不如世界书局股票因有投机商操纵而容易买进卖出。
　　　　
以组织机构言 商务、中华、世界这三家都是股份有限公司，由股东会选举董事、监察人，再由董事会互选常务董事推定董事长，派定总经理，领导公司业务。设总管理处(前期称总务处)及编辑所、印刷厂、上海发行所，下设各部科并附设其他机构，如函授学社等。世界书局有两个部门为同业所无，即读书储蓄部(后称同人存款部)和房地产部。在各省市设分支机构，世界书局先后开设分局有三十余处，苏州、杭州设过编辑分所，但其分支机构不及商务、中华之多。
　　　　
以生产设备言 三家均自办印刷厂，商务、中华两厂，铅印、胶印凹凸版等设备齐全，中华厂经常承印国民党政府的钞票、债券等。世界书局的印刷厂则仅铅印部分比较齐全，抗日战争时期又损失严重，故生产实力不如前两家。
　　　　
以出版品种言 这三家是综合性书局，凡中小学教科书、专科、大学教本、参考书、工具书、课外读物、儿童读物、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外古今文艺名著、应用科学学术名著等，均有出版，并都出版若干种定期出版物。
　　　　
世界书局早期多出版低级通俗图书，不为世人所重。后来力争上游，以商务、中华为竞争对象，如商务出版《四部丛刊》、中华出版《四部备要》、世界书局则出版《国学名著丛刊》，其中如影印《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说文解字段注》、《说文通训定声》、《四史》、《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以及《诸子集成》、《元曲选》，历代古人诗词专集等，精选善本，加上圈句，或加校勘记，或加评述，使卷帙浩繁的线装书，变成洋装普及本，便于翻检阅读和携带，并廉价发售，故颇受读者欢迎。该书局中期总经理陆高谊曾好有一比，商务、中华好比“全桌筵席”，世界书局好比是“点吃名菜”。郑振铎称赞世界书局这些中国古典图书，“价廉方便有用处”。
　　　　
又如商务出版“万有文库”，世界则出“ABC丛书”，亦能风行一时。商务的《辞源》、中华的《辞海》，为读书界所必备，世界书局在苏州设立编辑分所，聘请编辑多人，编《辞林》一书，因抗战爆发致编辑所分散而未编成。英文工具书，商务的《英汉模范辞典》为大中学生必备，世界书局出版《英汉四用辞典》亦受大中学生欢迎，并被贩卖同行作为保存币值而囤积。
　　　　
以经营副业言 早期的商务、中华，除售书外，凡学校用的东西，都有发售，例如笔墨簿册、体育用品、音乐用品、美术用品，以至生物标本、化学物理器皿等，设立专柜发售。世界书局上海发行所1932年也设有世界教育用品商店，曾独家经销德国雅士牌金笔、国产光华牌口琴等文具，并曾独家经销新加坡陈嘉庚公司橡胶制品的球类跑鞋等。
　　　　
以利用副牌言 民国时期各民营书业，除自己正式店名外，还用各种副牌出书，以适应潮流，应付环境。如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上海尚处在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世界书局出版反对帝国主义，宣传国民革命的小册子，虽在上海印刷，而用广州共和书局、广州世界书局等名义出版，以防出事被查究时有所推托。当时商务曾用“新时代教育社”名义，中华曾用“新国民图书社”名义。世界书局前期还用广文书局、普益书局等名称印制通俗书籍，而用世界书局名义居于经销地位，以示自己是出版教科书的正派书商。
　　　　
以利用外商印刷技术及对付日伪言 商务印书馆早年受盘日商修文印刷局，并雇佣日、美、德籍技师，世界书局早年受盘俄商西伯利亚印书馆的印刷设备，并留用俄人技师。在积极利用外商印刷技术、提高自身生产能力这一点上，中华书局比之商务印书馆，是相同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世界书局印刷厂地处东区大连湾路，厂房被日本海军占用。不久日方又威胁已退居幕后的沈知方，要沈与日方合作，沈氏坚决拒绝之。抗战期间世界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一样，都损失惨重，亦都不向日伪屈服，虽挫犹存，体现了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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