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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的"保姆"--刘伯明
今天人们谈论《学衡》，往往只说到吴宓、梅光迪，而不知刘伯明。其实说刘伯明扮演了《学衡》之保姆的角色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因为《学衡》的创办者大都为南京东南大学的教授，也大都为留美学生，他们能够聚集在东南大学并且创办《学衡》，与刘伯明有直接关系。
刘伯明（1887-1923），名经庶，字伯明，江苏南京人。早年曾赴日本留学，后去美国，在西北大学攻读哲学，因研究老子哲学思想受到美国学术界重视并因此获博士学位，29岁时回国，先是任金陵大学国文部主任，1919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训育主任和文史地部主任。1921年该校改名为东南大学，刘伯明即担任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哲学教授，在东南大学威望很高。也就是在这期间，他邀请当年的留美同学梅光迪来东南大学任教，梅光迪又介绍了吴宓来，而吴宓又先后介绍了汤用彤、黄华、朱君毅等，遂在东南大学形成了一个以留美学生为主的文人圈子，再加上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和景昌极、缪凤林等东大的优秀毕业生，一时人才济济。他们的思想主张大体一致，也基本上都为《学衡》社的成员，学术界后来即称他们为东南学派。
作为副校长，刘伯明曾以自己的行政地位和学术影响给《学衡》以很大的支持，使《学衡》得以顺利问世。《学衡》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学者之精神》，就是刘伯明所写，实际上此文的作用即相当于发刊词。然而，大概应了其字"伯明"即"薄命"的预言，他不幸于1923年11月24日患脑膜炎去世，时仅37岁。当天夜里，东南大学一座名为"口字房"的教学楼突然起火，因无救火设备，全楼焚烧一空，致使学校多日不能上课。而起火原因不明，吴宓以为是继刘伯明死后的又一不祥之兆，预示东南大学的开始衰落。因东南大学中有已部分人早就对刘伯明重用梅光迪、吴宓等不满，欲对其发难，认为应将英语系和西洋文学系合并，并且不准梅光迪任合并后的系主任，实际上是要以此赶走梅光迪、吴宓等人，因当初吴宓来东南大学为的就是该校设立西洋文学系。因此刘伯明去世，正是他们夺权的好时机。于是梅光迪、吴宓等纷纷另谋生路，梅光迪再次去哈佛教书，而吴宓则去东北大学任教，只有柳诒徵暂时留下，1925年也辞职离开东大。《学衡》的中坚力量在短期内即因刘伯明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又怎能不让吴宓等伤心呢？为了表示对刘伯明的哀悼和纪念，吴宓在《学衡》第二十六期，特意将刘伯明的画像置于卷首，并请郭秉文撰写了《刘伯明先生事略》附录于后。在参加其追悼会时吴宓又特意撰写了长达224字的挽联，亲自书于白布之上，张贴于追悼会会场，在东南大学一时引起轰动：
以道德入政治，先目的后定方法，不违吾素，允称端人。几载绾学校中枢，苦矣当遗大投艰之任。开诚心、布公道、纳忠谏、务远图，处内外怨毒谤毁所积聚，致抱郁沉沉入骨之疾。世路多崎岖，何至厄才若是。固知成仁者必无憾，君获安乐，搔首叩天道茫茫，痛当前，只留得老母孤孀凄凉对泣。
合学问与事功，有理想并期实行，强为所难，斯真若志。平居念天下安危，毅然慕东林复社之规。辟瞽说，放淫辞、正民彝、固邦本，撷中西礼教学术之精华，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大业初发轫，遽尔撒手西归。虽云后死者皆有责，我愧疏庸，忍泪对钟山兀兀，问今后，更何人高标硕望领袖群贤。
上联回忆了刘伯明献身教育事业、一生任劳任怨以至积劳成疾，终于以身殉职的精神，下联指出了刘伯明在《学衡》派中的领袖作用，表露出深深的失落感和对《学衡》以后命运的担忧心情。此联情文并茂，意味深长，的确是一副妙联。当刘伯明追悼会召开时胡适正好路过南京，遂也送挽联一副，措辞就差得多了，吴宓讥为"语意皆平常"，此处就不必再引。大致与死者关系不同、心情不同，其表达自然也就不同了。
至于梅光迪，对于刘伯明之死，也是极为悲哀的。他曾专门写了记述当年与刘伯明在美国留学时交往的长篇回忆，这对于一向不愿多写文章的梅光迪来说，真正是难能可贵了。说到他们二人的交往，则要从当年在美国留学时谈起。1913年夏天，梅光迪从威斯康新大学转入西北大学，因他人介绍，得以认识刘伯明。当时刘伯明正在撰写博士论文，故即使是在暑假也在刻苦学习。当时在西北大学文理学院的中国学生仅他们四人，该校距其他学院较远，他们也不愿多与外界交往，因此四人很快成为好友。因此，梅光迪很快即了解到刘伯明的许多情况。例如刘伯明因成绩优异，连年获得奖学金，但日常生活中，除了维持基本的生活外，倘若仍有余钱，则全部用来买书。又如西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劳维尔，对刘伯明极为赏识，刘伯明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在其指导下完成的。二人交往密切，犹如家人父子，这在中国留学生与美国教师之间极为罕见。据说因为刘伯明在校方及教师眼中印象极佳，某次一中国留学生毕业答辩，本应使用英语。但该生英语很差，遂不得不用汉语，再请刘伯明为之翻译，而校方竟然破例同意，就是基于对刘伯明的良好评价。后来刘伯明有意去哈佛学习，终因经济原因未能如愿，最后只有回国。
刘伯明到南京东南大学后，一方面从事教学工作，一方面担任行政事务，虽任劳任怨，却因书生气十足，不善对付内部纠纷。又因支持梅光迪、吴宓等办《学衡》，遂渐渐招致他人不满，但其高尚的人格也使反对派不敢公开发难。当时东南大学内部为教学指导思想和具体办事方法开始争论，刘伯明主张加强人文学科的教学，即使学习理工者也应开设有关这方面之课程，认为既为大学，应不同于专门的理工学院，应为培养全面发展之人才服务。但其主张却为一些有个人私心者反对，例如该校的西洋文学系，是从原英语系分出，目的即为培养全面了解西方文化的高级人才，吴宓等也正是为此才来东大的。但一部分人对梅光迪等不满，对其办《学衡》事更是腹诽不断，而刘伯明身为《学衡》的创办者和支持者，则必然受到他人非议。因此他尚未去世，即有人提出要将西洋文学系再次撤消，并入英语系，明为合并，实际为拆刘伯明的台。后来刘伯明突然患病去世，梅光迪、吴宓自然不可能再在东大呆下去了。则刘伯明对于《学衡》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刘伯明的人格力量，梅光迪最为佩服，他曾经有这样的评价："夫享年三十有七，不可为寿，供职教育界，仅及八年，不可为久。又无伟大著述，以留贻后人，而吾人脑海中，于其学术人格，终觉有一深刻之印象者，此何故欤？吾再三寻绎之，盖得两大解释焉：一曰，以其学术与事功合一也。……二曰，以其实行人格化教育也。伯明之于学生，亦无若何特殊之德育训练，而其静穆和易之貌，真挚悱恻之言，自使人潜移于无形之中。当时东大，俨然自成风气。为社会所公许，由今思之，真黄金时代矣。凡此皆伯明之伟大成功，而使吾人追怀不忘欲从末由者也。"的确，也许刘伯明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也不是杰出的学者，但他所倡导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思想，强调加强对学生的人文主义理想教育，这一点在今天依然有着现实意义。
[ 本帖最后由 杨柳依依 于 2008-5-25 14:59 编辑 ] | 
发表于 2008-5-25 00:5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