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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月刊（民国期刊 ，1940-1945），djvu，pdf
按：此帖第3卷第8期实为第1卷第8期，第3卷第8期在9楼，下载时注意。
【作 者】龙沐勋 编
【书 名】同声月刊
【出版项】 同声月刊社 ，1940-1945，南京第3卷第8期实为
【文件格式】djvu，pdf
【清晰度】清晰
【完整性】完整
【便利度】部分卷号有书签
【说明】本套书得之数典，下面是心魔在数典的介绍。（第4卷第1号已补足pdf版本）
《同声月刊》为上世纪40年代出版于南京的一份文学研究刊物，主要由词学大家龙榆生先生编辑，与其事者亦多学术名家，然而由于是所谓“问题”刊物，故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鄙人因为研究民国文学的需要而发帖求书，得到白草折和幻云飘香二位大力应助，感佩无任！今不敢自秘，特此贴出，与书友共享（自第3卷4号起由liuhaha兄继续求得，本帖亦将由liuhaha兄补足）。《同声月刊》计4卷39号，其中第4卷第1号暂缺。
周作人与《同声月刊》
孙玉蓉 《大公报》
一九四○年十二月，同声社在南京创办了侧重於旧体诗词创作和古典诗词曲研究的同人刊物《同声月刊》，由该社龙沐勋任同声月刊社社长，独立编校。龙沐勋（一九○二—一九六六•十一•十八），字榆生，号忍寒居士，笔名箨公。江西万载人。著名诗词曲家，时任伪中央大学教授。因为他对诗词曲的创作和研究无所不精，无所不好，所以，他对编辑《同声月刊》也十分投入，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刊物办得也有声有色。但是，这种学问性极强的诗词专刊毕竟离大众太远了，读者不多是必然的。在《同声月刊》出刊两年多以后，编者龙沐勋感到本其初衷已十分艰难。他要「扩大范围，兼载有关文史艺术之论著」，并开始向周作人、沈启无等约稿，并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同声月刊》第三卷第二号上，向读者发表了《预告》。
周作人对朋友的约稿一般是来者不拒的。就在龙沐勋发表《预告》的《同声月刊》第三卷第二号上，便发表了周作人的诗五首，署名知堂。其中有咏七夕民俗的《七夕》诗三首，诗曰：
乌鹊呼号绕树飞。天河暗淡小星稀。不须更读枝巢记。如此秋光已可悲。
一水盈盈不得渡。耕牛立瘦布机停。剧怜下界痴儿女。笃笃香华拜二星。
年年乞巧都成拙。乌鹊填桥事大难。犹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市井闹盂兰。
前两首诗作於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农历七月初七；后一首诗作於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八日，农历六月初六。由此可知，前者为七夕之日所作而且是咏七夕的诗，后者为非七夕之日所作的咏七夕的诗，而且均为旧作。这三首诗已被收入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一月出版的《知堂杂诗抄•苦茶庵打油诗》中，被排在第十一、十二和第十四首，诗题已被删去，文字也略有改动。
另外，与《七夕》诗三首同时发表的，还有周作人一九四三年的近作诗两首，即分别作於三月十六日和四月十一日的《春日偶咏》、《吴门席上闻吴歌作》，现依次录下：
春日偶咏
当日披裘理钓丝。浮名赢得市人知。忽然悟彻无生忍。垂老街头作饼师。
吴门席上闻吴歌作
我是山中老比丘。偶来城市作勾留。忽闻一声擘破玉。漫对明灯搔白头。
此二诗同样已被收入《知堂杂诗抄》，只是将诗题改成了诗跋。其中作於北平的《春日偶咏》被编排在《苦茶庵打油诗补遗》第十三首，诗跋曰：「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晨作偶咏二首。此不称偶成者，以偶作多说自己事，此则非是，在佛法正是口孽，即吾家武王作铭，亦以为戒者也。」诗跋中所说的「偶咏二首」，在《同声月刊》上仅发表了其中的一首。此外，作於苏州的《吴门席上闻吴歌作》被编排在《苦茶庵打油诗》第十九首，诗末有：「十一日晚在苏州听歌作。」实际听的是苏州弹词。此短跋似无原诗题《吴门席上闻吴歌作》明确醒目。
在周作人发表的五首诗中，只有最末一首是名副其实的新作。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至十七日，周作人曾应汪精卫邀请，从北平赴南京接受伪国府委员的任职并讲学。在此期间，他曾由《同声月刊》主编龙沐勋等人陪同，於四月十日至十一日赴苏州游览。四月十一日晚，在伪中日文化协会苏州分会的招待晚宴上，周作人听到了女弹词家范雪君演唱的弹词。久不闻南方小调，偶一听之，心中顿生感慨，於是，他写下了《吴门席上闻吴歌作》诗一首，记当时的心情。据分析，周作人在《同声月刊》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的这五首诗，就是他在南京、苏州期间，应嘱书录并交与龙沐勋刊出的。
从《同声月刊》「扩大范围」的角度看，周作人为悼念母亲鲁瑞所作的《先母事略》便成了改刊后的第一篇应约作品。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母亲鲁瑞以八十七岁高龄辞世后，周作人写了《先母事略》，并寄给南京的《同声月刊》，发表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第三卷第三号上，署名周作人。此文未收入周作人自编文集。一九九五年九月，此文被收入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周作人集外文》时，题目已被改为《先母行述》，文字也做了较大改动。如记述母亲病逝前状况的一段，曰：「近年目力稍减，不便读报纸细字，乃辍读，改而编织。尝卧疾而两病，今年二月因肺炎转而为心脏衰弱，势甚危殆。」而初发表时为：「近年目力稍减。不便读报纸细字。始辍读。改而编织。尝卧疾而两手编物如故。劝止之。则曰。我以此消遣。不为疲也。先母气体素强。未尝患重病。今年二月，因肺炎转而为心脏衰弱。势甚危殆。」一看便知，对母亲的描写原稿比改稿更具体更形象。又如，书中有：「作人当赴首都见先母饭食如常，乃禀命出发。」而初发表时为：「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主席。见先母饮食如常。乃禀命出发。」从原稿和修改稿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当时对汪精卫的邀请，赴南京接受伪国府委员任职是何等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再如，记述母亲病重和病逝的时间，书中曰：「先母见作人归，即曰：『这回与汝永别了。』……而不图其竟实现於五日之内也。时为四月十八日酉时，乃遂长逝，享寿八十七岁。」而初发表时则为：「先母见作人归，即曰：『这回与汝永别了。』……而不图其竟实现於五日之内也。时为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酉时。乃遂长逝。享寿八十七岁。」后者所说的母亲从病重到病逝，正好在「五日之内」，合情合理，可知原稿是正确的。《先母行述》中的删改没有道理，反而铸错，或许是出书时排版校对之误，也未可知。另外，文章中也有只做一字改动的地方，如：「及先君殁，家计益穷」，」初发表时为「益窘」。又如：「先母性弘毅……以是为戚邻所称」，初发表时为「戚」，「」同於「党」。
继《先母事略》之后，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和八月十五日《同声月刊》第三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又连续发表了周作人的笔记小品《桑下丛谈》。其中在第五号上发表了《桑下丛谈》的第一至第十七篇，署名知堂；在第六号上发表了第十八至第四十篇，署名药堂。同一篇作品在同一个杂志连载，前后却用了两个不同的笔名，这是很有趣的，也是不多见的。估计是作者分两次寄稿所致。后将《桑下丛谈》短文四十篇收入文集《书房一角》时，周作人又补入了未曾发表过的四篇，文字也略有改动。
周作人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作的开篇《小引》中，说：「平时胡乱写文章，有关於故乡人物者，数年前选得三十篇，编为《桑下谈》，交上海书店出版，适逢战祸，未知其究竟，今又抄录短文为《桑下丛谈》一卷，只是百十字的笔记小品，但供杂志补白之用耳。」《小引》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周作人抄录短文，编为《桑下丛谈》一卷，就是拟为杂志刊用的。这四十篇短文是在当年的端午节，即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抄录完成的。因龙沐勋有约在先，遂寄给了他，於次月即被刊出。刊发之前，龙沐勋还曾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的《同声月刊》第三卷第四号上，专门为《桑下丛谈》做了预告。
周作人等人的加盟，虽然扩大了刊物的发稿范围，但是，并未能使《同声月刊》走出低谷，改变勉强维持的局面。况且，龙沐勋改变刊物的初衷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所以，《桑下丛谈》发表之后，周作人就不再向《同声月刊》投稿了，而是改在同声月刊社新办的另一综合性刊物——《求是月刊》发表作品了。
同声月刊 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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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9 09:47:23
发表于 2008-3-29 11:48:46
楼主
发表于 2010-3-5 14:1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