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社会阶级制度【民国·蒙思明·1938年哈佛燕京学社】

hanyuyinyun

元代社会阶级制度【民国·蒙思明·1938年哈佛燕京学社】
书    名：元代社会阶级制度
作    者：蒙思明
版    本：1938年哈佛燕京学社
格    式：DJVU
清晰度：清晰
书    影：如下


[ 本帖最后由 hanyuyinyun 于 2008-3-24 23:56 编辑 ]

cjc

蒙思明（1908—1974）  中国历史学家，元史和魏晋南北朝史专家。蒙思明原名尔麟，又名弘毅，1908年出生于四川省盐亭县金鼎场。读初中时，曾受共产党人肖楚女等影响，倾向革命。1926年夏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任立达园高中团支部书记。1927年秋考入杭州元江大学社会系，旋被捕。1928年春，经营救出狱，东渡日本留学。为抗议日本侵华暴行，愤然回国，在上海组织“留日学生抗日大同盟”，积极宣传抗日。1929年秋，考入华西大学社会及历史系，专攻中国古代社会史，毕业后留校任教。1935年，因避四川当地反动派迫害，出走北平，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部，以毕业论文《元代社会阶级制度》成名于史学界。1938年北平沦陷，蒙思明重回华西大学，任副教授，主讲西洋近代史、魏晋南北朝史和史学方法。1944年春，为避国民党特务迫害，赴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以毕业论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组织与功能》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仍倾向于进步和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5月毅然偕夫人返国，被任命为成都华西大学教授、哲史系主任。1951年始任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代外文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任四川大学教授、副教务长。1959年7月为教务长。曾历任四川省政协委员、成都市人大代表、市人委委员。1974年2月3日病逝于成都。蒙思明的史学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元史领域。他在1938年4月发表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书，取材丰富，组织完整，立论审慎，力求从中国是“不同文化复合”的社会角度，动态地探究封建主义在元代的继续演变过程，具有很高学术价值，被日本学者推为中国社会机构研究者的“必备必读之书”。第二，魏晋南北朝史领域。他在元魏阶级制度、六朝世族形成过程、北魏均田制研究中，发现了许多长期被淹没的史实，并作出精当分析。蒙思明在1941年即突破对曹操的成见，深入探讨曹操的社会改革事业，指出曹操是辉映汉代历史的杰出人物，他是给曹操历史地位作出公允评断的最早学者之一。他的《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一篇，惜未刊行。第三，注重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与运用。40年代初，针对旧日史坛“史料即史学”之风盛行，蒙思明发表《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历史研究的对象》、《史学方法的任务》、《研究题目的选择》等一系列论文，强调史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主张严格区分历史、史料和史学三个概念，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质。根据历史研究工作程序，他把史学方法分解为三个步骤：一是按照历史遗存与文字记载以重建史实。二是根据已知的真实往事以构成对于历史的理论体系。三是以最优最善的体裁形式写成史著。解放后，蒙思明更一贯强调历史科学研究必须明确方向，“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观点作指导”。另外，在近代中外关系史领域，他以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北京俄罗斯史馆及瑷珲条约签订等项研究，也作出了贡献。蒙思明的主要代表论著有《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燕京大学学报》专号第16期，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组织与功能》（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元魏的阶级制度》（《史学年报》1936年2卷3期）、《曹操的社会改革》（《社会科学季刊》1941年第1期）《朝世族形成的经过》（《文史》1941年1卷9期）及前述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论文。

蒙思明先生简介

陈世松


    先生原名尔麟，又名弘毅，四川盐亭金鼎场人，生于一九零八年。著名史学家蒙文通教授，即先生之长兄。少年时代先生一直在乡下和县城读私塾，一九二二年离开家乡，就读于重庆江北治平中学。适逢共产党员、革命烈士恽代英、肖楚女来川传播革命思想，在革命先烈和进步书刊的影响下，先生逐渐对政治问题发生兴趣，开始走上追求真理和革命的道路。一九二五年初中毕业后，先生到上海，就读于上海立达园高中部。在大革命时代的推动下，先生愤然投身于工农革命潮流。于一九二六年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选任立达园高中部书记。随后参加周总理亲自领导的上海三次工人大暴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四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制造白色恐怖，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先生亦难幸免。在国民党反动派日益残酷的政治迫害下，先生避难于法租界，后更名为弘毅，到杭州，就读于之江大学社会系。一九二七年秋，先生不幸被捕，后由伯父蒙裁臣（公甫）、长兄蒙文通多方营救出狱。一九二八年春，先生亡命国外，就读于日本东京大冈山日语补习学校。不良月，山东济南发生“五•三”惨案，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先生愤然辍学归国，在上海参加“六日学生抗日大同盟“，积极宣传抗日，其爱国热情酌然可见。后因“抗日大同盟”的革命活动不溶于当局，不久便遭取缔解散。先生被迫于一九二八年秋返回故乡盐亭。其时，伯父先逝，家道衰落，学业荒废，先生有感于社会黑暗，时政之腐败，欲名未来之发展，幡然为当时国史界兴起的社会史研究的潮流所吸引，遂改名为思明，开始了他的治史生涯。

    一九二九年秋至三三年，先生就读于华西大学社会及历史系。三三年至三五年，先生在华西大学及华西协和高中任教，在讲授西洋历史和中外地理的同时，间作哈佛研究学社的研究工作。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先生入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部专门进修中国历史。载誉史坛之《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书，即先生之毕业论文。纵观这一时期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其中有可称道的代表作和著名论断如下：

    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四月《燕京大学学报》专号第十六期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书，时先生研治元史的代表作。全文共分五章，附小注一千七百四十八条。在当时史坛把元代称为“征服朝代”，把元代视为民族矛盾居统治地位的社会，把元末革命视成为种族革命的潮流下，先生能力排众议，创建新说，断然认定：（一）蒙古入住中土，并为破坏宋、金以来的以“贫富悬隔”为特征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二）蒙古所创立的种族四等制，其“世纪区分，则仍本之于实力之强弱”；（三）元末革命虽以驱逐蒙人为结果，“而发轫则基于贫民乏食”，“参与革命者界贫苦农民”，“抗拒革命者，一汉人富室”，故“非纯粹汉人反抗蒙人之种族革命如一般之所解释者”。这些论断，与马克思主义在观察民族问题时强调其阶级实质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先生能够在当时成就此说，与他早期所受的马克思主义影响是分不开的。至于该著“取材既较丰富，组织亦极完整，立论尤其审慎”，颇受当时史坛称赞.“尤其对于元代社会能从动的方面去看它的转变的经过，更觉可贵”。（见西门评论，《燕京大学学报》第二十三期，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学者铃木正推荐说，相信该著应该作为中国社会机构研究者的“必备必读之书”。先生成就此书，时年三十，因是书而获燕京大学文硕士学位。魏晋南北朝历史是先生重点研究并有所成就的另一个领域。《元魏的阶级制度》一书，对“有古代社会转向中古社会的一个枢纽”的元魏社会的各阶级的地位和情况，作了详尽的考证和论述；《六朝士族形成的经过》一文，则偏重于从统治集团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两汉以来的地主阶级的发展演变过程和魏晋南北朝的特点，提出“魏晋南北朝应当叫做士族统治时代”。在《曹操的社会改革》一书中，先生针对当时普遍流行的“曹操乃权奸之雄”的成见。通过对东汉末年政治经济衰相及曹操改革的成败剖析，肯定曹操是一个辉映东汉末年的“杰出人物”；在他“被污名千载之后”，“本文没有任何企图，要为曹操个人剖白”。曾经在五十年代末期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的“为曹操翻案”的那些论点，其实早在二十年前先生早已发之，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多所心得，抗战期间积卷成稿，但未付梓；后又曾于解放后与魏晋南北朝史专家缪钺教授合议，共同编写《魏晋南北朝史》，亦未能如愿。至今仍留存当年遗稿一部，名曰《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先生研究这段历史的精辟论述，统统汇聚其中。

    注重史学方法的研究和运用，使先生治学的一个重大特点。在当日史坛考据史料之风兴盛一时，甚至认为“史料即史学”，“无史料斯无历史”的气氛之中，先生立扬史学方法之论，前后著书，凡是论历史研究的对象、史学方法的任务、研究题目的选择、史料的搜集、以及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他系统地指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人类活动”；史料只是了解历史本身的中介之一种；史学则是研究历史所用的方法和理论。史学方法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跻历史研究于科学之林”。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指考订史料，重建史实的方法；根据史实，构建哲学的方法；订立体例，写为史著的方法；这三种方法都必须是科学的。先生尖锐抨击那种“抱残守缺，用陈腐不堪的方法，以臆度、推想、轻信、泥古、妄解、欺枉的方法治史”的人，痛斥他们的怪论“是光天化日下的妖孽，学术进步中的障碍”。他大声疾呼，史学方法的第一任务，就是要“以扫除史学研究中的腐化势力为职责”。这些论是当时无不具有进步的战斗意义。

    一九四四年，先生由华西大学赴美国留学，在哈福大学选习德、法、日等国文字，并继续进修俄国史、美国史、日本史和中国近代史。留美期间，先生研究学问非常认真，在留学诸生中，给人以和蔼、笃实、持重的印象。先生充分利用美国所藏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档案材料，撰写题为《综国各国事务衙门的组织和功能》的学术论文，因此而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外，另有《北金俄罗斯使馆考》和《瑷珲条约的签订》两文交付哈佛大学。一九四九年底，成都宣告解放，先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见诸行动。怀着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激情，先生当即办理归国手续，几经周折，终于和夫人魏志统女士在一九五零年回到成都。

    此后，先生一直在高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先生历任华西大学教授、哲世系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代主任，为开设苏联史、唯物论和联共党史等新课和史学方法课积极工作，备受辛劳。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先生历任四川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和历史系教授，先后在历史系兼任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资料整理和史学方法等课程。先生勤于学习钻研，繁有心得则笔录为文，积高达数册之多，不幸散失于“文革“动乱之中。先生教学认真，经验丰富，颇受学生之爱戴。先生晚年雄心犹存，战斗不已，专门讲授元史，并招收研究生，培养青年教师，认真研究元史中的重大问题，为再版《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书重新搜集史料，撰写前言，真可谓苦心孤诣，鞠躬尽瘁。“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广大知识分子，先生虽然身患重病，仍未能幸免，遭受种种折磨，于一九七四年二月三日含恨去世，终年六十六岁。先生逝世前留下遗愿，仍不忘将其所藏之历史、哲学等外文书籍赠送四川大学，其关怀教育事业之心赤诚可见，足以激励后人。


附：蒙思明重要著作目录

（一）《成都城池严格》（一九三五年），《禹贡》五卷十二期。

（二） 《元魏的阶级制度》（一九三六年），《史学年报》二期三卷。

（三） 《核桃农垦水利开发的沿革》（一九三六年），《禹贡》六卷五期

（四） 《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九三八年），《燕京大学学报》专号第十六期；中华书局一九八零年版

（五）《曹操的社会改革》（一九四一年），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一期。

（六）《六朝士族形成的经过》（一九四一年），《文史》杂志一卷九期

（七）《考据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一九四一年），《则善》半月刊二卷十八期

（八）《北为实施均田制与三长制的年代问题》（一九四二年），《华文》月刊一卷二期

（九）《历史研究的对象》（一九四二年），《华文》月刊一卷六期

（十）《史学方法的任务》（一九四三年），《华文》月刊二卷一期

（十一）《研究题目的选择》（一九四三年），《华文》月刊二卷二、三期

（十二）《史料的搜集》（一九四三年），《华文》月刊二卷四、五期

（十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组织和功能》（一九四九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东亚研究中心一九六二年出版。（十四）《有关元史的三个问题》（一九六二年），四川大学第四次科学讨论会论文（油印稿）

[ 本帖最后由 cjc 于 2008-4-2 08:10 编辑 ]

swg113

正在收罗元史资料。。。。谢谢分享

xinshiye

是非常好的书，应该好好学习。感谢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