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论语》读书心得

chunhong98011

   《论语》一书在古代经学史上始终处于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它是记录孔子言行思想最为可靠又很重要的历史文献，而孔子对古代经学史乃至整个古代思想史的重要作用就决定了论语一书无可替代的地位。由于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倡导，孔子的地位在汉代初次被提起，论语在汉代被确立为官学，虽然主要是被当作传而非当作经的，但与经书一样受到重视。汉唐学术倾向于对古书的文献梳理，注释古书时一般也不会任意发挥，但对文献成书等问题的不同意见也影响到了他们对孔子的接受。汉代今文经学认为五经是孔子所作，一切以孔子为出发点，表现出尊孔思潮，古文经学则认为五经是孔子所编，因而表现出尊周公的思想倾向，无论如何，汉代对经典的解释都带上了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的最终目的在于为当时的礼乐文化制度寻找历史依据，只要自己的言论合理并受到官方采纳，那么就有利于个人的前途，学术与政治是密切统一的。论语的成书以及流传与其他经书一样，存在许多争议，汉唐学者对此多有研究，但对论语文本的解释则比较统一，因为论语一书本身就通俗易懂，他们主要做的是字面意思的疏解，自然是从日常伦理道德来理解论语中的言论。这其实也符合论语本身的思想特征。所谓经典，它的独特不在于它的思想有多么高深，而在于这些经典言论被充分意识形态化，成为政治统治的理论工具，这才造就了对经典的接受的独特意义。论语所说仁义道德，在今人看来，好像只是对理想的一种描述，但古人却必须完全按照经典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可以说，整个上古与中古就是政治与学术对道德礼乐文化的规定与形成过程，其中孔子的形象也被高度神圣化，人们对经典的毕恭毕敬心态也导致他们不会将孔子当作一个平常人来看待。因此，从表象上看，汉唐人解论语采取的是客观态度，但实质上却是陷于集体无意识的政治文化约束中。孔子本人的理想当中，可能就是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力量对群体人类的这种秩序安顿。但他可能没料到思想一旦成为强制性的外在规定，使人性无法得到有效发泄时，人类群体依然会走向混乱，思想本身反而成了祸害之源。
    宋明理学正是在人心唯危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论语的格外受重视得益于北宋学子对论语的自我感悟以及后来朱熹对四书的发现与发明。一方面，他们把经典放置于现实体验中来理解，对论语所描述的人物性情产生了兴趣。程颐以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引发了一代人对颜回之乐乃至曾点之乐的热烈讨论。他们的讨论也许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但却显示了一个信息，就是那时候的人渴望对个体人生价值的重新探索，即经典已经无法无条件地制约人们的思想行为了，他们的兴趣在于对自我人生之乐的思考。另一方面，朱熹从哲学高度对文本概念范畴作了提升，一些普通的名词如“性情”、仁义、好学、求知、善恶等都抽象为哲理进行探讨。这样，论语等经书都获得了新的阐释点，这并不是说论语有了新意，而是说它可能隐含的意义现在被发现了。
    现代学者受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对论语的解释更加呈现出多向性，一部论语可以从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等来阐发。这是论语是一个语录体编著而不是论文专著的特点决定的，论语的重要意义其实就在于这种不断被阐释的历史过程。每个时代都会有大量默默无闻的学者以一种纯客观立场和无功利心态研究历史文献，但他们所处年代的不同特征依然会隐约反映在他们的研究中。近年来之所以重新引发儒学热潮，而且将重心放在了孔子及论语上，就是因为论语的内容讲述的是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人生问题，它隐藏着传统文化的大量信息，重视它是顺应了这个时代的传统失落与信仰危机的现实。所以当代学者更多地从哲学意义来研究论语，称中国哲学为人生哲学，李泽厚进一步归纳出它的实践理性特征，也有的从生命哲学的角度阐发。论语所表现的文化心理是否一定表现了对生命的自觉追问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论者可以借之发挥对生命的理解。那么，这样的发挥是怎样实现的呢？学者很自然地都从文本的基本范畴来阐发，论语所被提炼出来的是孝悌、仁义、礼乐等等类似的命题。这类基本范畴的伦理道德意味必然影响到学者对论语思想的定位，那就是儒家思想的社会伦理论，它与道家思想的自然人性论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对比也具有价值认定的抉择旨意，但并不强烈地具有好坏评判倾向，而是处在对传统文化的客观了解状态中，至于将如何接受还需要时代的检验过程。当代研究的这种理性态度在古代是难以接受的，古代人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体现出了或者捍卫或者叛逆的鲜明态度。
   

[ 本帖最后由 chunhong98011 于 2008-3-15 02:0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