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元世祖时期的释奠礼

xiaodongwu

略论元世祖时期的释奠礼
   
释奠是祭祀孔子的重要礼仪，《礼记·文王世子》有“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1]之说，从曹魏开始，历代帝王均有释奠太学之事，可谓统治者重礼兴教之重要表征。蒙元王朝因其“征服王朝”的特殊性质，故有元一代的文化史尤其为学者所重，屡有经典之作[2]，但令人稍感美中不足者，研究者的讨论对象大多集中在蒙古人之汉化、三教势力之消涨以及孔子后人之待遇等问题，如郊祀、宗庙等具体礼仪活动则少有人关注。近年来随着礼制史、教育史等相关课题逐渐“升温”，也有学者对这方面的内容开始关注起来，出现了如胡务的《元代庙学》之类的著作，申万里先生的《元代教育制度研究》中也收有其《元代文庙祭祀初探》的专文，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导致这部分专著或论文水平相对有限。台湾学者朱鸿林先生对明代的尊孔现象著有专文[3]，其中“元代的孔子崇拜情况”占有一节，亦有涉及元代释奠之处，虽不乏启人思考之处，但并非文章主要讨论对象，故此着墨不多。笔者在此不揣浅陋，仅就元世祖时期的释奠这一小问题搜集相关史料，作一简单的整理。

一、释奠礼的源流
经书中与释奠有关的记载很多，最主要的出自《礼记·文王世子》，上文已经提到，兹将全文引用如下：

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凡大合乐必遂养老。
郑注：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无迎尸以下之事。[4]
   
郑注对“释奠”一词的解释是“设荐馔酌奠而已”，孔疏解为“以其释奠直奠置于物，无食饮酬酢之事”，并无进一步的规定。经文中直接说明释奠礼是在春、秋、冬三季举行，郑注并未涉及这方面内容，但《礼记正义》却坚持释奠为四时皆有，孔颖达引皇侃《礼记义疏》云“其教虽各有时，其释奠则四时，各有其学，备而行之”，又自为引申“以三时释奠独不言夏故，言夏从春可知也”。不论从经文来看，还是从唐人对经义的阐释发挥来看，释奠之礼似乎并不复杂，无非四时贡物行礼而已，但是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这一礼仪就不像字面上的这样简单了。两汉之中，未见有释奠之文，但不乏以太牢祠孔子的记录，其意义是否与释奠相同，恐怕尚有疑问，汉碑中如《孔庙百石卒史碑》等，全然不见释奠之说，大概是汉代确实不行此礼[5]。最早记有行释奠礼者，为曹魏之齐王曹芳，据《宋书·礼志一》“魏齐王正始中，齐王每讲经，使太常释奠先圣先师于避雍，弗躬亲”[6]，《晋书·礼志上》讲得更加清楚，“礼，始立学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用币。汉世虽立学，斯礼无闻。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7]，自曹芳之后，历代皇帝或太子于太学或辟雍行释奠礼就变成屡见不鲜之事了。
现在已知最早关于释奠礼的讨论，发生在南齐武帝永明三年，是年南齐立国子学，于是针对立学后当如何举行释奠有一番讨论。其全文见载《南齐书·礼志上》，在此兹不赘引，大致内容为有司对释奠与释菜[8]不知所择，晋儒对释奠所用礼乐亦有争论，尚书令王俭以为释菜礼已废除不用，以后太学行祭孔之礼专用释奠，又规定设轩悬（三面悬钟）之乐，六佾之舞，祀祭所用太牢牺牲及其他器用，都按照《周礼·大行人》中的上公之礼而设[9]。但王俭说中并未涉及到举行释奠的时间问题，是否四时致祭，我们不得而知，史料记载中没有明显的规律，王俭本人深于礼学而说不及此，如非默认四时致祭的话，也有可能并无一定之规。此后，南朝陆续还有一些对于释奠程序和服色等方面的讨论，这里也不赘述。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北齐对释奠礼的规定对后代影响颇大，《隋书·礼仪志四》略记云：

后齐将讲于天子……皇帝服通天冠、玄纱袍，乘象辂,至学，坐庙堂上。讲讫，还便殿，改服绛纱袍，乘象辂，还宫。讲毕，以一太牢释奠孔父，配以颜回，列轩悬乐，六佾舞。行三献礼毕，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升阼，即坐。宴毕，还宫。皇太子每通一经，亦释奠，乘石山安车，三师乘车在前，三少从后而至学焉。……后齐制，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每月旦，祭酒领博士已下及国子诸学生已上，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已下、太学诸生阶下，拜孔揖颜。日出行事而不至者，记之为一负。雨沾服则止。

从皇帝所服绛纱袍、释奠配以颜回、轩悬乐、六佾舞等规定来看，北齐释奠礼基本袭自南朝，但其规定“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似乎与南朝有所不同，且与前引皇侃等人经说不符。皇帝在太学讲论经书或皇太子通经之后所行释奠，都是临时性质，而所谓“新立学”的释奠则与经文中的意思一致，只是将皇侃四时致祭之说压缩成了春秋二仲行礼，限于材料，我们无从判断其是否有其经说上的依据，但学校春秋二仲行释奠礼的规定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隋书·礼仪志四》中亦载隋朝释奠的举行时间，“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隋朝的规定较北齐具体，其国子学地处京师，身份特殊，用皇侃四时致祭之说，并兼及仲春上丁释菜的规定，将释菜与释奠合为一体；州郡学参考北齐制度，以春秋二仲上丁日释奠。唐代创立之初，国子学释奠仍同隋制，后屡有增益改动，逐渐由四时致祭向春秋释奠转变，发生这一变化的具体时间现在难以考订。但从史料来看，皇帝或皇太子亲临释奠，多选在春秋两季，至唐玄宗《大唐开元礼》编定后，皇太子释奠与国子学、州郡学释奠仪注皆以仲春仲秋上丁日为准[10]，这一规定沿袭了北齐制度，以后历朝历代相率沿袭不改，而春秋二仲或春秋二丁自此也成为了释奠的代名词。
宋代文治最著，释奠之礼也较唐代更盛。唐代国家祭祀分为三等，释奠属中祀，至宋代升为大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定州县学释奠器用分例，“先圣、先师每坐酒尊一、笾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罍一、洗一、篚一，尊皆加勺、幂，各置于坫，巾共二，烛二，爵共四，坫。有从祀之处，诸坐各笾二、豆二、簋一、簠一、俎一、烛一、爵一”[11]，较之《大唐开元礼》，多出了烛一项，且从祀器物更加明确，数年之后，又将唐代旧礼中的国子祭酒、司业、博士三献提升为太尉、太常、光禄卿三献，可见宋人对文化的重视程度，真宗又降诏崇文馆雕印《释奠先圣庙仪》[12]及《祭器图》行下诸路，《宋史·艺文志三》中共有六部宋人专门关于释奠礼的仪注、图示及考订著作，释奠之礼至此可谓已臻大成。北宋释奠礼中最有趣的一幕是宋徽宗崇宁元年六月诏以王安石配祀孔子，并命国子监画像颁示天下，至《政和新礼》编成，里面竟然堂而皇之的安排王安石在释奠之际，与颜回、孟轲一同配享与殿上，而其子王雱竟同孔门其余弟子与历代经师分列东西两庑[13]，这自然是元祐党禁后蔡京等人演出的闹剧，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释奠礼在宋人心目中地位之高，竟然也成了上演政治权力升降起伏的舞台之一。
南宋释奠礼的演进，限于材料不得而详，地处北方的金朝释奠情况却值得我们注意。根据申万里的研究，金代地方学校荒废严重，释奠仪式也往往因陋就简，他根据石刻材料发现金代山东地区如济阳，春秋释奠时“借屋行礼，或僧房，或驿舍，无有定处”，又如文登，“春秋释奠，荐裸无所，权于县厅事”，残破景象，如在目前。地方如此，中央亦不见佳，《金史·礼志八》载“大定十四年，国子监言：‘岁春秋仲月上丁日，释奠于文宣王，用本监官房钱六十贯，止造茶食等物，以大小楪排设，用留守司乐，以乐工为礼生，率仓场等官陪位，于古礼未合也。’”，如此可见金世宗大定十四年以前的释奠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从大定十四年开始，国子监方斟酌《大唐开元礼》而制定了一套释奠仪注。

[1]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艺文印书馆影印嘉庆二十年阮刻本。

[2] 如姚从吾《金元之际孔元措与〈孔教〉在蒙古新朝的继续》，《姚从吾先生全集》第七册，正中书局；陈高华《金元二代的衍圣公》，《文史》二十七辑，中华书局，后收入其《元史研究丛稿》，中华书局；萧启庆，《大蒙古国时代衍圣公复爵考实》，《大陆杂志》八十五卷第六期，后收入其《蒙元史新研》，允晨文化。

[3] 朱鸿林《明太祖的孔子祭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二分。

[4]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艺文印书馆。

[5] 汉代无释奠之礼，唐代许敬宗已有此说，参见《旧唐书·礼仪志四》。

[6] 《宋书》卷十四《礼志一》。

[7] 《晋书》卷十九《礼志上》。

[8] 释菜礼见《礼记·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一般认为释菜与释奠的区别在于释奠用币告以成，而释菜不用币。

[9] 此议实为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皇太子刘劭释奠故事而发，裴松之首倡此说，因故为行，而王俭袭用裴松之成说也。

[10] 参见《大唐开元礼·吉礼》卷五三、五四、六九。

[11] 《宋史》卷一〇五《礼志八》

[12] 《宋史·礼志八》本作“《释奠仪注》”，从《真宗本纪》改。

[13] 《宋史》卷一〇五《礼志八》。

xiaodongwu

一、元代的春秋释奠
自成吉思汗统一诸部，建立蒙古国之后，蒙金战事不断，无人留意庠序之事，北方庙学破坏较为严重。蒙古人并无尊孔观念，所以各地方兴学行礼之事，主要依靠乡党中贤士大夫的个人号召和努力，比较早的一例如耶律楚材在其《释奠诗序》中所记：
   


王巨川能于灰烬之余草创宣圣庙，以己丑二月八日丁酉率诸士大夫释而奠之礼也。诸儒相贺曰：“可谓吾道有光矣！”是日，四众奉迎释迦遗像行城，欢声沸沸，仆皆预其礼，作是诗以见意云。[1]
   
按“己丑二月八日丁酉”，应在公元1229年窝阔台登上汗位之前数月，此时耶律楚材奉拖雷之名，正在燕京绥抚捕盗[2]，序中既然提到他亲与观礼，大致可以推断王巨川草创孔庙并行释奠的盛举就在燕京。序中王巨川即当时的宣抚使王楫，据《元史·选举志》[3]及《王楫传》[4]记载，所谓“草创”，只不过是利用故金枢密院旧址为宣圣庙而已。此时燕京入于蒙古国之手已有十四年，相隔如此之久，儒生方能见到孔庙重建，释奠复行，故此仪式甚为隆重盛大，其中“奉迎释迦遗像行城”不免有些奇怪，这一行为显然与金元之际北方盛行三教合一的学说有关，耶律楚材在其诗中有“多士云奔奠上下，释迦遗像亦行城，儒流释子无相讽，礼乐因缘是假名”句，大概也是这种观念的反映，祭祀孔子的同时杂有佛事，可能正是在金元之际的北方地区的特有现象。
随着蒙古灭金，战线进一步南移，北方已经不是战乱的中心，文化事业得以恢复。申万里先生已经在文章中指出，河北山东地区的汉人世侯最先开始兴建庙学，如东平严氏，保定张氏等声势尤大。忽必烈在潜邸之中，延请贤士，使得一批北方的汉人学者如王鹗、许衡等进入其幕下，忽必烈对这批儒生信任有加，所以当1245年王鹗奏行释奠礼时，也得到了忽必烈的大力支持，事见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内翰王文康公》引李恺《言行录》：
   
        公北行时，故人马云汉以宣圣画像为赠。即达北庭，适值秋丁，公奏行释奠礼，上悦，即命办其事。公为祝文，行三献礼，礼毕，进胙于上。上既饮福，熟其胙，上下均之，其崇敬如此，自是春秋二丁以为常。主上所以尊师重道者，由公启之也。[5]
   
文中“北庭”指忽必烈的漠北牙帐，据马祖常《光州孔子新庙碑》记载，此次释奠就在忽必烈帐中举行[6]。王鹗本为亡金之状元，史称忽必烈对其甚是宠信，常呼其“状元”而不名[7]，对王鹗的建议多有采纳，并说“我今虽未能即行，安知它日不能行之耶”[8]。本次释奠虽处漠北，祭祀器物稍显简单，因有忽必烈的亲身莅临，意义非比寻常，“自是春秋二丁以为常”，说明春秋释奠行礼得到了忽必烈的正式认可。在忽必烈取得政权建立元朝之后，中统二年六月，也就是漠北释奠后的第十六年，忽必烈发布了第一条禁止骚扰书院文庙的诏书，释奠礼也因此获得了法律上的保障，诏书全文见于《元典章·礼部·儒学》“禁治骚扰文庙”条：
   
        中统二年六月，钦奉圣旨：“道与大名等路宣抚司并达魯花赤、管民官、人匠打捕诸头目，及军马、使臣等。‘宣圣庙，国家岁事致祭，诸儒月朔释奠，宜常令洒掃就修洁。今后禁约诸官员、使臣、军马，无得庙宇内安下，或聚集理问词讼，及亵渎饮宴。管工匠不得于其中营造，违者严行治罪。管内凡有书院，亦不得令诸人骚扰，使臣安下’。”钦此。[9]
   
“月朔释奠”之说，仅见于此诏书，大概是把告朔与释奠混为一谈。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存在严重的文化隔阂，由于蒙古人入主中原后的统治地位，使得庙学往往被征作他用，虽然只靠忽必烈的一纸诏书不可能消弭双方的文化差异，但起码可以在最低限度上保障庙学中重要活动的正常秩序。在此之后，中统二年八月丁酉日，忽必烈又命开平守臣释奠于孔庙[10]，表现了忽必烈较为开明的文化态度，试图参照汉法来治理汉地，此后，北方释奠礼愈发普及，这方面申万里先生论之已详，这里也就不再赘述。
至元十年二月二十九日，中书省降下符文规定释奠服色，全文载于《庙学典礼》，具引如下：
   
中书吏礼部至元十年二月二十九日符文
承奉中书省判送大司农、御史[中](依《元典章》补)丞兼領侍（议）[仪]司（依《元典章》改）呈：至圣文宣王用王者礼乐，御王者衣冠，南面当坐，天子供祠。其于万世之绝尊，千载之通祀，宜莫如吾夫子也。切见外路官员、提学、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变常服以供执事，于礼未宜。及照得：“汉唐以來，祭文庙飨社稷，无非具公服、执手板，行诸祭享之礼。且乡人傩孔子，犹朝服而立于阼阶，先圣先师安得不备礼仪者乎？释老二家与儒一体，彼皆黄冠缁衣以别其徒，独彼孔门，衣服混然无以异于常人者。自此以往，拟合令执事官员各依品序，穿着公服。外据陪位诸儒，亦合衣襴带唐巾，行释菜之礼，似为相应”。批奉都堂钧旨，送吏礼部拟定连呈。
省部议得：“衣冠所以彰贵贱、表诚敬，况国家大礼！先圣先师不必援释老二家之例。凡预执事官员，及陪位诸儒自当谨严仪礼，以行其事。”参详：“如准侍仪司所呈，以为相应。乞赐遍行合属，春秋二丁，除执事官已有各依品序制造公服，外据陪位诸儒自备唐巾，以行释菜之礼。”呈奉都堂钧旨，送本部牒翰林院议定连呈。
奉此，移牒翰林院议拟去来，回准牒该：“照得贵部议拟，是为相应。”准此。呈奉都堂钧旨，送本部准呈施行。[11]
   
这条材料非常有趣。首先，提出统一释奠服色的大司农、御史中丞兼领侍仪司，应当就是在元初非常有名的孛罗[12]，他的汉化程度大概相当高，由《元史·世祖纪四》可知，孛罗曾与刘秉忠、许衡及太常卿徐世隆创作朝仪，侍仪司专掌礼仪祭祀的执行工作，由孛罗来负责可谓官得其人。此文书由侍仪司发出，强调官员释奠依品级着公服，儒生穿襴带唐巾，经中书吏礼部、翰林院讨论，中书省批准后行下施行，从中可以窥视元代官僚对于礼仪制度的讨论和实施程序。所谓“襴带唐巾”，就是《元史·舆服志一》中的“执事儒服，软角唐巾，白襴插领，黄鞓角带，皁靴”[13]，应是元人自己的发明，与南宋释奠服色不同。《元典章·礼部三》“南北士服各从其便”条载有中书省咨文，要求“今见建康路学祭祀陪位诸儒，未尝置备襴带唐巾，乞赐遍行各道一体施行”，行御史台的讨论结果为“自平一江南以来，凡遇春秋朔望拜奠，诸儒各衣深衣，执事陪位，行之已久。考之于古，允协礼文，南北士服，宜从其便”，可见江南地区儒生普遍衣深衣释奠，这是魏晋唐宋一脉相承的旧礼，所以元朝政府对此也无心多做干预，礼部会议的结果是“江南路分，合令献官、与祭官员依品序各具公服，执事、斋郎人员衣襴带、冠唐巾行礼，陪位诸儒，如准行台所拟，南北士服，各从其便”。
虽然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期对汉文化表现出了开明和包容的一面，但其对儒学的兴趣不大，对儒士未能完全信任，释奠礼始终未得到重视，所以终世祖之世，儒生与僧、道二家的待遇相差不啻天壤。至元十三年，元灭南宋后，天下一统。南方庙学中的释奠活动虽未中辍，但因战火波及，所以学院废弛，礼乐残缺，器物破坏的现象屡见不鲜，却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如浙东处州路缙云县美化乡之美化书院，南宋末年号称“名闻于天下，脍炙于缙绅韦布之口”，在战后则“悉化为蒿梁烬砾”，仅剩“礼殿六楹孤立风雨中，肖象弗建，奠谒靡寄”，直至成宗元贞二年九月方始重建[14]。同在处州的松阳县县学年旧失修，亦迟至元贞二年冬天方开始修缮工作[15]，春秋释奠才得以正常进行。很多地方学堂更是受到蒙古官吏军卒的欺压，见《庙学典礼》卷二“文庙禁约骚扰”，兹不详述。朝廷划归学校的学田又数次被政府强制侵夺，成为一些权臣聚敛的重要对象之一[16]，导致经费开支无处可寻，在这种外部环境下，释奠自然不能正常进行。地方学校如此，中央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情况更加糟糕。
[1]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三《释奠》。

[2] 参见《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及《元文类》卷五七，宋子贞撰《元故领中书省耶律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影元刊本。

[3] 《元史》卷八一《选举志》

[4] 《元史》卷一五三《王楫传》

[5]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康公》，中华书局。按申万里先生在其《元朝文庙祭祀初探》中在这条材料处理上错误较多，将王鹗误为王磐，并将此事系于甲辰1244年，地点放在开平，并称“苏天爵记述了这次释奠的情况”。据王鹗本传及《元朝名臣事略》，王鹗觐见忽必烈是在甲辰年冬天，奏行释奠礼当在次年即乙巳年（1245年）秋天，地点在忽必烈所在的漠北藩邸，开平1255年刘秉忠兴建于故金桓州之东，此时尚未有开平之名，这段文字原出李恺《言行录》，苏天爵不过是文献的编纂者，而非记述者。

[6] 马祖常《石田文集》卷十《光州孔子新庙碑》，“世祖皇帝潜王邸召学士王鹗，因幄中设主，陈俎豆，观祭孔子仪式”，北图古籍珍本丛刊影明刊本。

[7] 《元朝名臣事略》记载如此，私意以为忽必烈不通汉语，直以“状元”称之更为简便。

[8]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康公》，并见《元史》卷一六〇《王鹗传》。

[9] 参见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中堂事记下》、《庙学典礼》卷一“先圣庙岁时祭祀禁约骚扰安下”、《元史·世祖纪一》。

[10]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11] 《庙学典礼》卷一“释奠服色”，浙江古籍出版社。按此文亦见于《元典章·礼部四》，文字与《庙学典礼》所载稍有出入，不及《庙学典礼》收录完整。

[12] 按《元史·世祖纪四》至元七年十二月“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世祖纪五》至元十二年四月“丁卯，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

[13] 《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14] 戴表元《剡源集》卷一《美化书院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 《养蒙集》卷三《处州路松阳县重修儒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参见陈高华《元代的地方官学》，《元史论丛》第五辑。

[ 本帖最后由 xiaodongwu 于 2008-1-28 16:32 编辑 ]

xiaodongwu

一、余论
释奠礼经过唐宋两代儒生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不断充实之下，在制度层面上已经基本固定下来，我们如果对比《大唐开元礼》、《元史·祭祀志》以及至元二十九年绍兴路颁布《至元壬辰重定学式》[1]中对释奠仪式的规定，除了对一些枝节步骤上的增减以外，基本上没有非常大的变化，但在其具体实行过程中却有相当大的不同。欧阳修在宋代己感慨三代而下，礼乐为虚名[2]，设其生于世祖之世，恐怕更要叹息斯文之不在。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对汉地礼制并无深入的了解，观《元史·祭祀志·国俗旧礼》可知，虽然元朝皇帝建立有太庙等汉地传统祭祀，但仍坚持举行蒙族传统的各种宗教仪式。这种汉法与蒙古旧俗并行的现象极为多见，譬如皇帝死后，通常会使用汉地某祖某宗的庙号，同时还会拥有一个蒙古语称号，黄时鉴先生就曾对这种双重庙号做过研究[3]。忽必烈所谓吸收汉法，一则为拉拢汉族士人，二则便于对汉地的控制，但其本人仍是一个带有鲜明蒙古文化背景的统治者，所以自然会出现这些蒙汉杂糅的礼法形态，这是元朝“征服王朝”的文化特点决定的。
与此类似的是，《元典章·礼部四·宣圣庙告朔礼》中有规定将圣寿辇至于孔子像右侧，在曾子、孟子位上，对孔子等像行三献礼之后，献官亦须对圣寿位再行三献礼，这在此前历代祭孔仪式中都未出现过。这一规定的具体时间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必是世祖在位时期所制。《庙学典礼》卷四《还复濂溪书院神像》中说到“其濂溪书院既是学舍，又有万寿牌，合塑宣圣神像，诸儒朔望谒奠，于礼为当”，万寿牌与圣寿辇性质相当，都有代表皇帝本人的作用[4]，说明元代行告朔礼时，皇帝是与孔子一同受礼的。释奠礼想必也存在类似的规定，只是有待于发现新的材料进一步证明。在祭孔礼中加入了祭君的成分，究竟是元代儒生为了迎合忽必烈而进行的主动改造，还是面对忽必烈政治权力高压下的被动妥协，已经是我们不得而知的事情了，但毫无疑问，忽必烈之所以对儒生的祭祀活动不作干预，或许也与他希望借此为己祈福的心理紧密相关。这一现象到元成宗即位之后日渐改变，随着武宗带有汉化倾向的改革，仁宗、英宗两朝汉化的不断深入，各地庙学的春秋释奠也开始慢慢恢复，但试图转变蒙古统治者的文化特性谈何容易？终元之世，春秋释奠都远不及此前诸朝，以至于明太祖代元之后，大力发展尊孔兴学，释奠礼仪之盛犹逾唐宋，以表现其革去前朝弊政的决心，经历了近九十年的惨淡经营，这一祭孔大礼终于在明初重新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1] 《越中金石记》卷七《至元壬辰重定学式》，《石刻石料新编》。

[2] 《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序》。

[3] 黄时鉴《元代庙制的二元性特征》，《元史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元典章·礼部三·礼仪社直》中有至元十八年八月十三日文书“准太原路牒呈，备奉河东宣慰司箚付
钦奉聖旨：“道与西京、太原、平阳等路宣慰使铎剌沙，我以前毎年圣节教罢了休做。如今你毎奏说，随路分州城里官人毎，毎年做圣节多费钱物，百姓生受，更兼本命日，又科敛钱物，百姓生受有。如你奏说是实呵，滋今以后，圣节本命日都住罢了，休做者。”钦此。切见外路府州司县遇圣节、正旦，拜贺行礼，毎毎不同，大概勾集诸色社直行戸装扮，预先月余整点，逮及拜贺行礼，必就寺观中，将僧道祝万寿岁牌迎引至于公厅置位，或将万寿牌出其坊郭郊野之际以就迎接。”万寿牌之作用于兹可见。

草原之梦

这篇文章怎么没有作者姓名呢？是一篇学生习作吗？建议还是不要发这样的文章，不仅很幼稚（如“南宋释奠礼的演进，限于材料不得而详”，没读书就不要瞎说），而且容易误导一般的读者。关于这个问题前人已经做的很多了，这种文章没意思，希望不要再制造学术垃圾。

继续革命

兄台可以跟帖批评。本版块就是让大家互相交流的，但必须有理有节！！

sophia

期待进一步讨论

[ 本帖最后由 sophia 于 2008-2-7 20:07 编辑 ]